僅次於癌症，年輕人第二怕的疾病，有治了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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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吐槽大會 第五季》頻上熱搜，在節目中，一位當紅演員的表現也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

　　她就是出演過《七月與安生》、獲得過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的馬思純。

　　在節目裏，她看上去是一個特別愛笑、開朗陽光的姑娘。

　　但很少有人知道，她過去長期以來都是一個抑鬱症患者。

　　不只是馬思純，很多名人都曾經患有抑鬱症。

　　18年前的今天，也正是張國榮因抑鬱症離我們而去的日子。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估計，全世界有3.5億抑鬱症患者，相當於每20個人裏就有一個。

　　而中國抑鬱症患者超過9500萬，接近1個億。

　　抑鬱症已成為僅次於癌症的的第二大殺手，每年輕生自殺死亡人數估計高達100萬人。

　　而全世界每4個因為抑鬱症自殺的人裏，就有一個是中國人。

　　在中國，100個得了這種病的人，只有30個被正確“識別”了出來——剩下的70個，就像馬思純説的：“我後來才知道我已經病很久了。”

　　這100個人中真正去就醫、得到治療的只有10個人。

　　為什麼今天我們要談一談抑鬱症呢？是因為現在很多疾病，比如癌症，大家都有一定的認識，但是對抑鬱症，人們存在着太多的誤解。

　　有些人覺得這壓根不是病，就是心理包袱重，沒事兒想太多了；

　　有些人不願意承認自己得了病，怕被人當做“異類”，被人歧視；

　　有些人覺得看了醫生，堅持吃藥就行了，不然還能怎樣？

　　事實上，連國家和地方的醫保部門都開始照顧到抑鬱症患者，把抑鬱症列入了醫保門診特殊病的保障範圍裏。

　　可以説整個社會正慢慢朝着正確認識抑鬱症的方向在邁進。

　　但是到這一步，很多人對抑鬱症還是有誤解的，或者説不夠了解。

　　一些抑鬱症患者長期吃藥、吃好幾種藥都不管用，因此判定自己得了“絕症”，甚至自暴自棄。

　　事實上，2019 年全國流行病學調查顯示，約有30%的抑鬱症患者經過多種抗抑鬱治療後，仍然不能獲得滿意的臨牀療效。

　　他們的面前還有一座更難翻越的“大山”：難治性抑鬱症。

　　這名字起得，一方面令人心疼，另一方面也確實——太好懂了。

　　比起一般的抑鬱症患者，這些患者的生活質量更差，工作能力受損更明顯，疾病負擔也更重。

　　但是現在，關於這種病的治療，出現了一絲微光。

　　你肯定想不到，未來有辦法治療“難治性抑鬱症”的好方法，竟然是這兩年科學界在探索腦認知障礙閉環調控的研究，民間有俗稱的説法，就是“腦機接口”。

　　關心科技的小夥伴知道，腦機接口就是把人的腦子和計算機“連”起來，嚴謹點説，是在人（或動物）腦與外部設備之間建立起一條直接通路，通過腦電波的反饋，讓計算機獲得信息，採集大腦中的一些數據信息，然後把信息翻譯成機器語言，再反饋到肌體，完成腦和外部設備之間的信息交換。

　　在科幻作品裏，腦機接口往往會讓人類變成“超人”，獲得快速學習或是控制機器的能力。

　　但在現實中，科學家們的首要目標並不是給普通人“錦上添花”，而是給各種腦損傷、腦疾病患者“雪中送炭”，讓他們擁有更多像正常人一樣的“行動”能力。

　　比方説已經去世的大科學家霍金，生前得的是“漸凍症”。他那個輪椅看起來很先進，其實是通過他的臉部肌肉活動來控制機器打字，每分鐘只有幾個單詞，速度很慢，也大大影響了他的科學研究進程。

　　而澳大利亞的科學家，就通過在“漸凍人”的靜脈裏植入腦機接口（不用開顱做手術），把漸凍人的大腦和電腦進行連接，患者可以直接用大腦控制電腦，不用動嘴、動臉、動手，操作Windows 10系統，跟人網絡聊天、購物都沒問題，一分鐘能打20個單詞，準確率超過93%。

　　漸凍症患者在用頭戴設備打字

　　而在這方面，咱們中國的相關研究完全不輸給國外。

　　比如由繁星科學基金資助的“腦認知障礙的閉環調控”項目中，國內著名的腦科學家、浙江大學王躍明教授團隊就成功讓一個72歲的四肢癱瘓患者張爺爺用意念控制機械臂喝水、喝可樂，甚至能控制鼠標，在電腦上打麻將。

　　從最初實現電極植入大鼠腦部的“動物導航系統”，到應用在人的大腦上，王躍明團隊花了十餘年的時間。

　　而這項研究也意味着浙江大學的腦認知研究技術已經可以躋身世界最先進水平。

　　可是説得這麼熱鬧，這跟抑鬱症有啥關係呢？

　　有很大關係。

　　2017年，患有抑鬱症多年的潘先生“每天很自卑很失望，什麼都不想幹”，他吃過很多藥都不管用，於是來到瑞金醫院嘗試電極植入治療。

　　通過微創手術，他的腦內被植入了電極芯片，同時胸口上方部位也植入了一台腦機接口神經起搏器，可以實現充放電。

　　植入腦部的微小電極芯片以及與之連接的腦起搏器

　　微創埋入患者胸前，用於無線傳輸腦部信號，實現遠程調控管理

　　小小的芯片植入後，醫生根據神經信號情況不斷給潘先生調整抑鬱症治療方案。

　　他定期到醫院開展神經調控治療，目前治療已有3年左右，症狀得到緩解。

　　去年年底，他從外地趕到上海再次讓主治醫師孫伯民看下治療效果，他告訴醫生，“我做裝潢的，工作了兩年半了，目前基本沒有了抑鬱症的狀態，現在一切恢復正常，對未來也充滿了幹勁。”

　　以前患者病情有沒有改善，全靠病人一張嘴來説。

　　而通過新一代技術，電極芯片會有神經信號的記錄功能，病人有什麼問題、哪個階段開始抑鬱了、抑鬱期間的變化是什麼等，都可以直觀瞭解到，這樣一旦當看到病人神經信號發生轉變時，醫生可以及時啓動相應的電極治療。

　　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瑞金醫院功能神經外科的孫伯民團隊，像這樣開展了7例腦深度電刺激的難治性抑鬱症臨牀試驗，在神經界面、芯片、電極和神經解碼等關鍵技術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腦科學與智能技術卓越創新中心主任蒲慕明説：

　　“相比歐美國家，我國在腦機接口技術方面的研究剛剛起步。”

　　而腦認知研究的進步，能大大提高許多疑難的神經精神疾病，比如帕金森病、肌張力障礙、強迫症、抑鬱症、精神分裂症以及酒精依賴等的研究和診療水平。

　　換句話説，中國人正在走一條“自主創新”的道路，不會受制於國外。

　　那這麼神奇的“腦認知障礙閉環調控與治療抑鬱症”，跟吃藥治療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呢？

　　作為一個“神馬產業都懂點皮毛”的公號懂王，我來給大家嘮嘮這背後的道理是咋回事。

　　傳統上我們説抑鬱症靠“吃藥”能治療，是基於一種叫做“單胺假説”的理論。

　　一聽“假説”你就明白了，關於“人為什麼會得抑鬱症”，目前醫學界還沒有確鑿的、唯一的定論。

　　而“單胺假説”認為，人患上抑鬱症，是因為大腦裏缺乏一種叫做“單胺類神經遞質”的東西。

　　“單胺”這個東西你不熟悉，但是像多巴胺（讓你快樂）、去腎上腺素這些你可能聽説過，它們都是單胺類的神經遞質。

　　所以本着“缺啥補啥”的原則，這種理論認為，靠吃藥來提高“單胺類神經遞質”的濃度，就能有效緩解抑鬱症狀。

　　但是，事情沒有這麼美好。

　　你肯定聽説過，很多抑鬱症患者長期服藥，改善效果也不明顯。多數藥物起效緩慢、治療時間長、臨牀緩解率低、殘留症狀多。

　　因為藥物有一定的侷限性，許多藥物分子無法通過血液循環系統作用於大腦，藥效很難集聚在腦部。

　　既然這種“假説”和治療方法有缺陷，科學家就提出了另一種假説和方法，叫“神經可塑性假説”。

　　説白了就是，咱們大腦裏的神經元細胞，它們之間的連接是“可以變來變去”（可塑）的。

　　人得了抑鬱症，是因為大腦裏一些地方的“神經可塑性”改變了，比如大腦中海馬區域神經減少、海馬錐體神經元萎縮、前額葉皮質神經元體積減少等——總之挺複雜的，是大腦裏的“高速路”變道了。

　　剛才咱們提到的“繁星科學基金”，它資助的首批項目就包括“重大腦認知障礙的閉環調控研究”，與抑鬱症治療緊密相關，通過這一創新研究，能夠為這類情感障礙疾病的治療帶來變革性的新手段。

　　這項研究的重大意義，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在國家科技部最近頒佈的《國家科技創新2030“腦科學與類腦研究”重大項目》徵求意見稿中，“抑鬱症的發病機制及干預技術研究”、（包括抑鬱在內的）“情感障礙的環路機制及其防治”、“新型無創腦機接口技術”、“柔性腦機接口”、“面向運動和意識障礙康復的雙向-閉環腦機接口”等技術全部位列其中。

　　“尤其側重發展快速起效、無成癮性、副作用小的藥物以及神經調控、運動療法、光療等新型非藥物干預策略並研究其作用機制”

　　全國多個省市的腦科學研究中心也都在積極響應中國“腦計劃”的“一體兩翼”——

　　以研究腦認知的神經原理為“主體”，以研發腦重大疾病診治新手段和腦機智能新技術為“兩翼”，讓中國的腦科學技術走向世界前列。

　　比如復旦大學類腦智能科學與技術研究院就正在攻克這些項目

　　而為中國腦科學研究做出貢獻的，不只是這些專業的機構，它們的背後，還有我們熟悉的“互聯網大佬”。

　　很多人都聽説了，最近拼多多創始人黃崢卸任了拼多多董事長。

　　而走在國內相關研究前列的“繁星科學基金”，正是黃崢在卸任之後捐資1億美金，與浙江大學教育基金會發起併成立的——這也是國內近年來由企業家捐贈的最大一筆科研經費之一。

　　繁星科學基金將理事會理事長由中國科學院院士、浙江大學校長吳朝暉擔任，學術委員會由兩院院士、諾獎得主等國內外權威專家組成。

　　首批項目包括“超大規模實時圖推理機研究”“重大腦認知障礙的閉環調控研究”“腫瘤免疫新抗原研究”和“細胞培養人造魚肉研究”等。

　　很多人對黃崢的“跨界”感到意外和不理解，但其實這一切的“伏筆”早在多年前就已經埋下。

　　2018年，黃崢就曾表示：“我最希望在未來能轉型成真正意義上的科研人員，像富蘭克林在40歲以後就不參與商業了，參與科研發明瞭避雷針。我覺得非營利性的、全心全意的科研工作對人類的貢獻會更大。”

　　在2020年7月，黃崢卸任拼多多CEO後，他就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對於長期主義的思考，對公益事業、和前沿科技項目的關注、支持和探索上。

　　在最近他寫下的致股東信裏，黃崢説：

　　“而今一晃已過不惑之年，想成為真正的科學家也許已經不太可能了。但如果我努力，把中學裏最喜歡的化學、大學裏學的計算機、工作中學習的經驗管理結合起來，我天真地想，説不定也能再做出點有意思的事兒。成不了科學家，但也許有機會成為未來（偉大）的科學家的助理，那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兒。”

　　成為科學家的夢想，不斷推動着他和更多的基礎研究工作者，為中國更多抑鬱症患者帶來新的希望，重燃他們對生活的熱情。

　　他説他希望能“跳脱出來，去摸一摸10年後路上的石頭。”

　　這次新設立的“繁星科學基金”最大的亮點，是集原創性、應用性與前沿性為一體。

　　據説這個名字的緣起，是某個夏夜黃崢步行的時候，仰頭看到夜空裏的漫天繁星，他忽然想起梵高的一句話：“我不知道世間有什麼是確定不變的，但我只知道，只要一看到星星，我就會開始做夢。”

　　治療抑鬱症乃至更多的腦疾病，已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但相關領域還存在很多問題亟待解決：

　　比方説腦機接口一般有兩種，侵入式的和非侵入式的。

　　説白了，就是“戴個帽子”還是“做個手術”。

　　戴個帽子的“非侵入式”，它的技術安全性較高，卻止步於頭皮腦電的採集，無法深入獲取大腦信息。

　　而需要手術的侵入式腦機接口，可以精準檢測神經元放電情況，卻可能會引發腦部感染等風險。

　　怎麼能在未來，讀取更多大腦數據的同時，讓更多患者不用“承擔風險”，這是腦機接口要解決的一大問題；

　　而另一方面，雖然已經有比較成功的患者案例了，但腦機接口尚不能做到針對抑鬱症患者的個體差異進行“精準施治”、“一人一治法”：

　　每個抑鬱症病人情況不一樣，有些人通過電極刺激以後白天很開心但是晚上就會比較興奮，甚至晚上吃了安眠藥也不能睡。

　　因此，神經調控干預需要一種客觀科學地治療，精準治療，因人而異地治療。

　　而對於癲癇、抑鬱症之類的疾病而言，更大的難題在於，科學家們還沒有完全搞清楚它們的致病原因，也無法準確解讀腦電信號。

　　只有在搞清楚發病機制的基礎上，針對性地開發神經調控的編碼，才能有效治療。

　　過去很多人認為，互聯網巨頭創始人的工作，就是和互聯網平台的大規模應用緊密相連的。

　　但黃崢、繁星科學基金和腦認知障礙閉環調控用來治療抑鬱症的故事告訴我們，今天“移動互聯網企業”和“基礎科學研究平台”之間的壁壘被打破，這已不是過去企業與大學建立“聯合實驗室”那麼簡單了。

　　繁星科學基金在孜孜追求的，不是一個和企業業務緊密關聯的“前置研究”，也不是直接製造一些“技術山頭”，而是要找到那些“山脈”背後的科學高原。

　　有了高原，才有技術的長江黃河，而不是那些季節性的涓涓細流。

　　因為基礎科學歷來都是創新的源泉。只有重視基礎科學的研究，才能永遠保持自主創新的能力。

　　今年的十四五規劃指出，要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瞄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等前沿領域，實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

　　在這樣的背景下，“繁星科學基金”也響應了戰略方針，為加快國內科技發展、重構全球創新版圖做出了努力。

　　用科技影響未來，這是黃崢想要留給自己的浪漫，也是他想要留給世界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