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韋諾｜“一國兩制”中的“兩制”所指的到底是什麼？_風聞
保马-保马官方账号-2021-04-02 16:16
編者按：
今年3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修訂後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此次修訂針對香港迴歸以來選舉實踐中暴露出的制度漏洞和缺陷作了完善性規定，同時增強了選舉制度的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度。其中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規定，為“愛國者治港”的原則設置了“安全閥”。而過去兩年裏，香港地區出現了暴力示-威活動，港du分子多以“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等説辭為其行為辯護，曲解“一國兩制”的方針以達到其分裂的目的。今天保馬推送梁韋諾老師《“兩制”所指的到底是什麼？》一文。作者藉助歷史當事人的相關説法，解釋“一國兩制”中“兩制”的具體內涵，有助於消除由於理解偏差帶來的現實政治問題。作者認為，“兩制”具體指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而且很重要的一點是，這一問題並不僅僅指經濟層面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同時也關乎政治制度。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香港的政制服務於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同時照顧到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分配。香港政治制度在其性質上維持不變，並不意味着要以照搬西方議會制為目標，抑或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依然固守其原有的形態。
感謝香港青年學者梁韋諾老師授權保馬發佈！
相關鏈接：
「兩制」所指的到底是什麼？
梁韋諾
前言
全國人大前常委、立法會前主席範徐麗泰近日接受深圳衞視專訪時表示，“一國兩制”中的“兩制”是指經濟制度、金融開放的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1]
撇除反對派的無理謾罵及人身攻擊，範太這番話在香港所引起的認真討論並不多（《環球時報》指在港內激起許多討論，與事實不符），這是相當可惜的，畢竟現在香港的問題不是對「一國兩制」的討論太多，而是太少。在香港，「一國兩制」要麼被當作成稻草人大肆鞭撻，要麼被當作成口號大肆宣揚，當中的豐富內涵卻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更甚的是，愈來愈多港人過分強調「兩制」而忽略「一國」。忽略「一國」固然是大問題，但他們強調「兩制」之時，卻沒有嘗試理解「兩制」的內涵，這也是問題所在。學者呂大樂指出：
「在多數年輕一代的香港人之中，大多沒有太認真想過一國兩制的『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的背景……現在很多人在講兩制時，他們的關注點在於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而不是以前『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的兩種社會經濟制度。……在他們的理解中，『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的框架沒有什麼意義。」[2]
確實，在不少港人眼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都是老土過時的概念，尤其是在「歷史已經終結」、中國發展市場經濟且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國內外因而出現不少提出「中國還是不是社會主義」疑問的輿論，甚至嘗試將「社會主義」模糊化）的情況下，探討兩者根本毫無意義。
1985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如何處理好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中央的「全面管治權」與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之間的關係，固然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課題，內地已有不少專家對此作出深入研究。然而，國家與特別行政區都不是抽象的。特別行政區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是「社會主義國家裏實行資本主義的特殊地區」。換言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始終是「一國兩制」理論的核心，探討「一國兩制」必然涉及對兩種制度的認識。
譬如，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前院長、《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胡繩先生認為，「一國兩制」之所以是指實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因為「資本主義是階級社會最高度的產物，其許多成就和經驗，如生產力、科學技術、對大生產的管理方法、金融活動方式以至社會管理方法等等，是社會主義所需接收或者有分析地加以汲取的。」[3]因此，胡繩強調，假如香港實行的是奴隸制度、封建主義制度，而非資本主義，那就談不到兩制並存。可見，要理解「一國兩制」的初心，是無法避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事實上，搞不清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內涵，「兩制」根本無從説起。
胡繩先生
忽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後果，往往是把「兩制」粗淺地理解為純粹地域之間的差異及對立（內地vs香港），甚至被「反中亂港」分子歪曲成身份認同上的差異及對立（內地人vs香港人），這正是不少港人忽略（以至攻擊）「一國」的主要原因之一。
既然如此，筆者便嘗試以此為切入點，旨在拋磚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有識之士深入探索「一國兩制」的內涵。
混淆了「一國兩制」與「高度自治」
我們先看看範太如何表述。範太認為，「兩制」所指的是經濟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是因為要改變政治制度，就需要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或備案才能實施。[4]
後來，範太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進一步解釋稱，當時想表達的實際意思是，香港在經濟方面高度自治，不僅實施與內地不同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更是自主的金融中心，可以獨立會員身份加入各種國際性經濟組織。而在政治領域，情況則大不相同，全國人大在決定特首選舉方法等方面有最終話語權，政治改革的最終決定權也始終在中央。[5]
不過，這個表述並不準確，因為它實際上混淆了「一國兩制」與「高度自治」兩個概念。事實上，改變香港政制要通過什麼程序、改變的最終決定權在誰手中，與「兩制」當中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否指政治制度本身並無關係。
即使我們只把資本主義視為經濟制度，其設立及改變的最終決定權同樣在中央手上，不存在「中央有權改變的就屬於『社會主義』，港府有權自行管理或改變的就屬於『資本主義』」這回事。
更何況，「基本法起草者始終沒有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類的內容提升到與『一國兩制』同等重要的『方針』地位上。」[6]（學者強世功語）因此，僅以「高度自治」，不足以評估「一國兩制」的豐富內涵。
1990年2月17日，鄧小平和江澤民、楊尚昆等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親切會見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的委員。圖為鄧小平在會見時講話。
另一邊廂，反對派亦經常把「高度自治」與「一國兩制」混為一談，以「高度自治」概念來判斷「兩制」，認為特區「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等同於「資本主義」，然後再拉上「五十年不變」（《基本法》寫明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揚言一旦中央「干預」香港事務產生變化，就會造成所謂損害「高度自治」及「五十年不變」，等如「一國兩制」被破壞，證明「一國兩制」失敗。強世功指出：
「如果把鄧小平提出的『保持不變』解讀為『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那就很容易偏離鄧小平的本意，取消中央對香港資本主義制度運作的決定權。那就意味着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由誰來運作、如何來運作，就變成了香港高度自治範圍的事務，由香港人自己説了算，以至於中央確定『誰是愛國者』、誰來治理香港以及中央指導特區政府施政就變成了『干預』香港高度自治。」[7]
可見，釐清「一國兩制」的內涵，以及其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等重要理念之間的關係，對於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方針是必要的。
1990年4月4日，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以2660票贊成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何謂「兩制」？
那麼，回到文章的主題，到底「兩制」所指的是什麼？其實，這個問題並不新鮮，而是造成香港不少問題的老問題。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的黃文放先生曾經表示：
「對這些政策（筆者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內涵，在共產黨內部也是有爭論的，比如：九七之後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應該包括些甚麼內容？有人認為九七後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主要是經濟制度。維持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這當然沒有異議，但是是否只侷限於經濟制度？……這些問題在共產黨內部一直爭論得很激烈。」[8]
學者鄭戈亦指出：「但『一國兩制』中的『兩制』指的是什麼，中央和香港卻存在不同的理解。……這種認識上的分歧是導致迴歸後出現的各種問題的根源所在。」[9]
這牽涉到兩個層次的問題：「兩制」所指的是否政治制度？如果是，那是否代表政治制度「五十年不變」？
有人認為，鄧公曾説「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10]，而《中英聯合聲明》裏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中有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部分亦寫着「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當中並無提及「政治制度」，不就證明了資本主義不包括政制？
亦有人認為，「一國兩制」的設計者更為重視資本主義的經濟層面，甚至極有可能將資本主義簡單地視為經濟制度。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榮休教授佳日思指出：
「在維持香港『制度』的總體框架中，經濟制度的保留佔有最優先的地位。在《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中，香港現行的經濟制度得到最仔細和最完全的保存。確保香港的持續繁榮及其促進整個中國現代化的能力，這一關切體現在以經濟政策為主要內容的《中英聯合聲明》中。在中國承諾適用於香港的十一項基本政策中，六項直接與經濟有關，而其餘的則間接支持這些經濟政策。」[11]
討論這個問題前，讓我們先看看《基本法》是如何寫的。《基本法》第五條明確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這條條文顯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當中所指的「制度」並非抽象的、純粹有差異的制度，而是有特定內容的，具體地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亦非抽象含糊的概念，而是具體的，由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及制度所形成的一整套相互銜接、相互聯繫的社會制度體系。
1996年12月1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董建華當選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人選。
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隨着長時間的實踐探索，人們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認識不斷深化。以往人們一直誤把「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視作為區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標準。直至改革開放，鄧公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要以為，一説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説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12]人們才正式打破這個思想束縛。
要區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制度，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筆者認為，港人缺乏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認識，是導致「一國兩制」理論在港人眼中變得空洞化的主要原因），抓緊生產方式及生產關係（無法抓緊生產關係，單憑主觀感覺作出判斷，往往很容易接受西方為中國套上的「資本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等帽子）。列寧在經典著作《國家與革命》中指出：
「這個剛剛從資本主義脱胎出來的在各方面還帶着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生產資料已經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它們已歸全社會所有。……『資產階級權利』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
換言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在於其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還是以私有制為經濟制度的基礎及主體（當然，兩者區別不限於此）。雖然這種區別主要表現在經濟層面，但不代表兩者純粹是經濟制度。作為社會經濟制度的資本主義，不可能只包括經濟而不包括政治，也不可能把政治與經濟分開。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產生、性質及變化，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相信內地讀者不會陌生。馬克思在其經典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樹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上層建築亦會反作用於經濟基礎。恩格斯在致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指出：「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上層建築可以發揮維護經濟基礎的功能，亦有可能制約，甚至改變經濟基礎。例如，1949年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我國依靠國家機關和社會力量對資本主義經濟基礎逐步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改變生產關係。
可見，資本主義有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為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社會主義亦有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為維護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筆者認為，「社會主義上層建築」是另一個值得探索的概念）。
當時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內，不少委員皆認同此説法，例如副主任委員胡繩認為，「香港既然保持資本主義，從社會經濟制度，她所實行的民主制度當然是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也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不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13]另外，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前副主席項淳一先生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副委員長雷潔瓊女士等《基本法》草委同樣有此説法。
1990年3月28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發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及其有關文件的説明」中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要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要從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以保障香港的穩定繁榮為目的。為此，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14]。
這意味着，政制受經濟基礎所制約，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不可隨便任意設計的。正因為「一國兩制」方針，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所以政制的性質必須是資本主義性質，為資本主義經濟服務。這樣一來，「兩制」又豈會不包括政治制度？
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香港同胞查良鏞。
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卻同時在香港設立社會主義政制（如蘇維埃制度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是難以想象的。如查良鏞先生所言：「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下的自由法治可能極好，很先進，更加公平合理，但對於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是不適合的。不能將鸚鵡養在金魚池中，不能將金魚養在鸚鵡籠中。物各有其性，各有其需，制度亦然。」[15]
反過來，要維持社會主義制度，卻嘗試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肯定會釀成大災難。蘇聯正因為進行全盤西化的政治制度改革，引入資產階級民主制，推行多黨制和議會政治，結果解體收場。
可見，「兩制」所指的資本主義制度，必然包含政制在內。認為資本主義所指的只是經濟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試圖將政治與經濟分割開來，是個偽命題。
政制「不變」？
有人會問，既然「兩制」所指的資本主義包含政制在內，而《基本法》又寫明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那是否代表政制在五十年內都不能變，也不應變？「反中亂港」分子正是以此為據，批評中央出手改革香港選舉制度是「破壞『一國兩制』」，高呼「『一國兩制』已死」。
香港特區政制雖然看似照搬英治時代的政制（迴歸前是行政主導，有總督、行政局、立法局；迴歸後亦是行政主導，有行政長官、行政會議、立法會），但事實上在迴歸之時就已經歷大變。
迴歸前，英治時代的香港政制是總督獨裁製。總督由宗主國任命，只對宗主國負責，負責維護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及一切利益。總督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大權於一身。在英治時代很長時間內，總督兼任行政立法兩局主席，並委任兩局的議員，兩局只是諮詢性質。
迴歸之時，香港的憲制基礎已發生根本性變化，由《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憲制基礎，政制變成行政長官制。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對中央人民政府及特別行政區負責，而政府主要官員的任命權亦在中央手中。行政長官並沒有軍事權力，外交及防務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
另外，行政長官不是立法會主席，立法會議員由選舉產生，不是由行政長官委任。《基本法》亦規定特區政府需要通過「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税和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批准」向立法會負責。
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凌晨，中英香港政權交接儀式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迴歸以後，香港政制也不斷在變化，例如選舉委員會的職能、組成界別及成員人數變化，以及立法會議席數目變化等，民主程度不斷提高。現在中央出手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當然也是大變。可見，香港政制一直在變化，事實上亦應該要隨實際情況而不斷調整，去緩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使其與經濟基礎相適應。
另一邊廂，不認同筆者説法的朋友可能會問，如果「兩制」不包括政制在內，那是否代表政制可以隨意變？
無論如何變，政制有一基本原則沒有變，就是其資本主義性質不變。學者王禹指出：「香港迴歸前後，其政治體制都屬於資本主義政制，都是為資本主義經濟服務的。」[16]
學者陳端洪則認為：「香港政治體制是三權對峙基礎上的行政主導制，主導的政治文化是自由主義。三權對峙是資本主義憲政的一般結構，基本法沒有照搬，但在類型學上，香港政治體制應該納入資本主義憲政範疇。」[17]
當然，政制屬於資本主義性質，不代表要完全向資本家傾斜。學者強世功指出：「在中央的決策思維，對‘繁榮’的理解，就是要確保‘兩制’下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而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就是要保證資本家的利益。」[18]不過，保證資本家利益，與凡事以資本家利益為先，是兩回事。同樣地，政制屬於資本主義性質，不代表要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我們要打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代表資本主義」這個迷思，破除對西方的迷信，無須為證明香港實行資本主義而照搬西方制度。
不全盤西化，不照搬西方議會制，又有別於內地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強調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均衡參與，平衡各方面利益，具有廣泛代表性，以維護香港社會整體和根本（而非個別階級或階層）的利益；行政主導（卻非獨裁），行政與立法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都是「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的重要原則和特徵。
2019年8月10日，暴徒堵塞香港海底隧道。
變與不變的辯證關係
只要中央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變，香港仍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其政制的資本主義性質就不會變，也不能變，但當政製出現阻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情況，無法維護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甚至可能顛覆「一國兩制」的憲制基礎，便要馬上作出調整，但變化仍屬於資本主義範圍內。
同樣道理，只要香港仍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香港經濟的資本主義性質不會變，也不能變，但當市場失靈，壟斷資本限制資本主義經濟升級轉型，激化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政府便要發揮作用，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改革，但變化仍屬於資本主義範圍內。我們不能夠因為要「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就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內一切都不能變。早在1984年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鄧公就指出：
「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19]
事實上，資本主義有很多種類及形式，在不同歷史階段及不同國家就存在不同形態的資本主義制度。英國學者詹姆斯·富爾徹（James
Fulcher）認為，資本主義自今經歷了「商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三個發展階段，其中經歷了兩次轉型：從無序型資本主義轉變為管控型資本主義，再從管控型資本主義發展到「重新市場化的資本主義」。
在《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一書中，法國著名學者米歇爾·阿爾貝爾（Michel Albert）把資本主義分為「盎格魯—薩克森資本主義」及「萊茵資本主義」兩種模式。
調節理論的開創者之一羅伯特·博耶（Robert Boyer）把「萊茵資本主義」進一步劃分為以日本為代表的“企業主導型”、以德國為代表的“國家主導型”和以瑞典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型”等類型。
2019年11月2日，暴徒在香港中環當街縱火。
即使只從英治時代的香港歷史來看，雖然一直是資本主義經濟，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出口工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就與八、九十年代以金融地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很不同。因此，「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指的是香港經濟的資本主義性質維持不變，而不是指具體的內容形式一切不變，無須為「不變」而不變，亦無須把看似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措施加以排斥（例如政府幹預市場、增加勞工福利保障等），更無須透過實行及維持最原始最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來證明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成功保留下來。
結論
現在，中央已反覆向香港傳達「一國兩制」不會變的信息，顯示中央必定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學者呂大樂認為，「『一國兩制』不會通過集體的文化政治想象而消失，它的內涵亦不會因為集體的想象而改變。撇開很多人的主觀願望，在未來一段頗長的日子裏，『一國兩制』依然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撇開種種情緒化的反應，『一國兩制』依然是政治辯論的起點」、「我們始終需要正面面對『一國兩制』」。[20]
與此同時，治港的愛國者亦已被中央要求「要深入系統地學習領會『一國兩制』方針的精髓要義，並善於運用『一國兩制』理論，分析、解決香港面臨的各種困難和問題」，意味着開展對「一國兩制」理論研究，是必要且迫切的。探討「一國兩制」理論不是無關緊要的學術問題，更不應該是需要避諱的事。更何況，「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之一，探索「一國兩制」同樣有益於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2019年，駐港部隊自發出動，幫助香港市民清理路障，獲得香港市民的點贊。圖為穿着印有“特戰八連”和“雪楓特戰營”籃球服的士兵。從編制上説，特戰八連和雪楓特戰營同屬一支部隊——雪楓特戰旅，而這支特戰旅的歷史，則可以追溯至抗日戰爭時期。
在變局下，香港的有識之士是時候把握時間及機會，積極開展對「一國兩制」理論的探索。如何正確認識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如何處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如何抓緊「變與不變」的辯證關係，從「不變中抓變化、變化中抓不變」？如何抓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辯證關係，去理解「經濟『繁榮』是政治穩定的前提，政治『穩定』是經濟繁榮的保證」[21]？以上都是在變局下思考「一國兩制」時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問題，而這些問題又牽涉到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及運用。
最後，筆者謹以一段話為本文作結：
「關於『一國兩制』的理論性問題，香港人沒有怎樣研究，但其實，這些理論性問題有很多內容，是指導今後的政策發展。對理論的不同理解，會引申出很多不同政策，而這些政策帶有根本性。不好好解決，就不能真正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九七之後，香港人應該真正研究『一國兩制』的理論，將理論衍化為一種實際的政策，這是香港人維護香港和香港人利益的一個重要工作。如果香港人自己也不研究，……港人的利益就會受損。香港有這麼多大學，很難理解為什麼沒有一家大學開設研究『一國兩制』理論的課程，沒有研究『一國兩制』的博士論文出現。」[22]
註釋：
[1]〈範徐麗泰：“一國兩制”的“兩制”是指經濟制度，並非政治制度〉，《深圳衞視直新聞》，2021年03月07日。https://i.ifeng.com/c/84PqUq4oJSn
[2]呂大樂：〈年輕人看一國兩制：追求另一種生活方式〉，《明報》，2017年5月5日。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170505/s00022/1493945277959/%E5%B9%B4%E8%BC%95%E4%BA%BA%E7%9C%8B%E4%B8%80%E5%9C%8B%E5%85%A9%E5%88%B6-%E8%BF%BD%E6%B1%82%E5%8F%A6%E4%B8%80%E7%A8%AE%E7%94%9F%E6%B4%BB%E6%96%B9%E5%BC%8F%EF%BC%88%E6%96%87-%E5%91%82%E5%A4%A7%E6%A8%82%EF%BC%89
[3]文匯報：《基本法的誕生》（香港：香港文匯出版社，1990），頁76。
[4]同1。
[5]〈前香港立法會主席範徐麗泰：想用香港彈丸之地去推翻14億人民的執政黨？不自量力！〉，《環球時報》，2021年3月12日。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42Gxs7vA3Lp
[6]強世功：〈中央治港方針的歷史原意與規範意涵——重温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方針的重要論述〉，《港澳研究》，2020年第2期（總第27期）。
[7]同上。
[8]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1997），頁40-42。
[9]鄭戈：〈一國兩制與國家整合：寫在香港迴歸22週年前夕〉，《二十一世紀》2017年6月號。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6861.html
[10]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1984年6月22日。
https://news.ruc.edu.cn/archives/217364
[11]同9。
[12]〈鄧小平：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説是資本主義〉，《廣安日報》，2020年01月17日。
http://szb.gazx.org/pc/content/202001/17/content_16549.html?spm=zm1265-001.0.0.1.nBB6vW
[13]文匯報：《基本法的誕生》（香港：香港文匯出版社，1990），頁77、99、107。
[14]姬鵬飛：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及其有關文件的説明，1990年3月28日。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1990-03/28/content_1479211.htm
[15]查良鏞：〈若要馬兒好 須讓馬吃草〉，《香港的前途》（香港：明報出版社，1984），頁137。
[16]王禹：〈論港澳迴歸前後政治體制的根本性轉變〉，《一國兩制研究》，總第26期，第4期，2015年10月1日。
[17]陳端洪：〈理解香港政治〉，《中外法學》2016年第5期。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053.html
[18]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頁177。
[19]鄧小平：《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1984年10月3日。http://cpc.people.com.cn/GB/33839/34943/34944/34947/2617888.html
[20]呂大樂：《尷尬：香港社會還未進入一國兩制的議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頁2-3。
[21]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頁178。
[22]黃文放：《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1997），頁4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