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權貴願意承認, 掩蓋階級矛盾才是美國的命門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1-04-03 22:29
【導讀】近日，因“國會山事件”豎起的防護柵欄剛被拆除，美國國會就再次遭襲，造成多人傷亡。美國國會大廈原被視為“人民的房子”，現在卻可能被永久“圈起”。有評論認為，永久性防護柵欄一旦設立，連同“國會山事件”的暴動場面一起，將成為憤怒分化的民意、精英與民眾間隔閡的象徵，成為美國民主的一道刺眼疤痕。
美國何以分裂至此？本文作者認為，在“身份政治”之外，更應關注分裂背後的資本邏輯。二戰後，民主黨積極開展文化戰爭，以滿足專業精英的文化品位，以及邊緣羣體的承認訴求。這些努力本來有其進步性，但在市場邏輯的扭曲下，逐步淪為精英表達文化個性的表演政治。另一方面，一貫作為“財閥黨”的共和黨開始拉攏被民主黨拋棄、因種族變化深感不安的白人勞工選民，並在文化上不斷突出民主黨人的精英氣質。在如火如荼的文化戰爭中，最為關鍵的階級議題漸被遺忘。經濟理念上的高度一致，使兩黨精英結成利益共同體。大資本家盤旋在社會頂層，根據選舉形勢進行政治投機，逐漸形成了“上層合作，底層分化”的社會結構。
儘管特朗普抓住了時代精神，似乎要把勞工利益重新納入政治議程，但囿於美國政治制度的慣性和制衡力量，其在經濟政策上延續了共和黨當權派的路線，在行動上更延續甚至強化了“文化戰爭”的做法。他既是民粹主義挑戰者，也是當權派的代理人。作者指出，對當前的美國來説，任何嚴肅的重建，都必須直面階級議題。以財產再分配為切入點，同時擱置文化戰爭，才可能塑造共同的美國認同。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2期，原題為《被遺忘的階級議題與寡頭政治的未來》。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被遺忘的階級議題與寡頭政治的未來
2016年以來，隨着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學術界興起了民粹主義研究浪潮。作為對全球化的反抗形式，民粹主義包含着經濟和文化的雙重訴求，主張糾正全球化帶來的經濟不平等和文化認同缺失的問題，其中以“身份政治”為核心的文化討論獲得較高關注度。
從該角度出發，美國兩黨政治是“身份”對抗的政治：由於共和黨堅守“傳統白人的美國”，民主黨必須徹底擁抱“身份政治”，通過支持 “多元族裔羣體的美國”，跟共和黨開展競爭。認同問題的無法協調，導致美國黨爭極化，並呈現出“部落化”趨勢，將美國帶向族羣對抗和文化衝突的深淵。
這種研究路徑承襲了20世紀後現代研究文化轉向的基本立場，反映了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思想觀念，是富裕資本主義文化研究的一種反映，但也容易陷入“文化決定論”的理論窠臼，忽視資本邏輯擴張造成的經濟不平等問題。美國當下激烈的社會衝突，既有身份對抗的因素，但更是資本邏輯作用的結果。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出發，就不能脱離經濟基礎談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批判。在觀察今天美國的民粹主義時，不僅要看到被全球化拋棄的底層勞工的憤怒和絕望，還要看到美國統治集團成員的隱形影響，重新評價特朗普執政四年的施政舉措，並對美國未來發展做出新的展望。
**▍**美國兩黨的“階級遺忘史”
“二戰”之後的美國兩黨史，就是不斷遺忘富蘭克林·羅斯福所搭建的新政聯盟的歷史。由於選民結構不同，美國兩黨採取了不同的轉變策略，但最終殊途同歸，讓當代美國陷入極端不平等的深淵中無法自拔。
美國共和黨的戰後發展史是不斷蜕化為財閥黨的歷史。“二戰”後最初幾十年，共和黨受凱恩斯主義影響，對自由市場干預力度較大。但在里根時代之後，美國政府開始放鬆市場監管，導致財閥集團崛起。財閥集團一方面通過資金扶持和組織建設，發展出繁盛的智庫、媒體、公共知識分子和基層組織網絡，培育自由市場的思想觀念，遊説並影響政府政策；另一方面跟共和黨結成牢固的利益同盟關係，將自己的親信安插進各個層級的權力機構之中，讓他們充當執行財閥集團利益的代理人。
在紐特·金裏奇1995年至1999年擔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期間，財閥集團成功阻擊了時任民主黨總統克林頓的預算計劃，嚐到了國會鬥爭的甜頭；並在小布什擔任美國總統期間，成功推動減税改革和社會保障私有化。但小布什過度迎合財團的經濟政策，也讓共和黨遭遇了重大政治挫折，導致共和黨在2006年失去眾議院多數席位，2008年在總統競選中敗給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面對失敗，共和黨非但沒有痛定思痛，反而變本加厲，在經濟救助、醫療改革等領域拒絕跟奧巴馬政府合作，並在2010年和2014年分別奪回眾議院和參議院領導權之後，跟民主黨在國會開展鬥爭。
民主黨則從代表勞工階級的“人民黨”向代表職業階層的“精英黨”轉變。“二戰”之後，美國開始從工業社會向後工業社會轉變，商品製造經濟轉變為服務經濟，服務部門就業人口比重增加，以科學家和工程師為核心的技術和專業人員成為僅次於半熟練工人的第二大就業集團。為了適應新的社會形勢，民主黨試圖擺脱對有組織勞工階層的過度依賴，通過吸引新興選民，建設面向未來的新民主。
吉米·卡特短暫的一屆總統任期，以及羅納德·里根所引發的“里根革命”，強化了民主黨告別過去的決心。在1984年輸給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里根之後，**部分民主黨人在1985年成立民主黨領導委員會（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他們號稱“新民主黨人”，指出里根的勝利給民主黨發出強烈警告，民主黨必須擺脱左傾的競選路線，向中間靠攏才能贏得選舉。**1992年比爾·克林頓贏得總統選舉，彼時新經濟的活力已全面迸發，靠科技和創新驅動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成為大勢所趨，強化專家治國，擁抱全球化，成為提高美國競爭力的唯一選擇。奧巴馬延續這一路線，最終促成了以勞工階級為基礎的民主黨向以現代技術精英為基礎的新民主黨的華麗轉身。
**促成民主黨轉身的驅動力是優績主義。**它推崇知識，崇尚個人奮鬥，主張能者多勞。優績從業者喜歡捍衞職業自主性，傾向於建立並維護對其專有知識領域的壟斷，並據此要求獨斷的社會權威。在政治議題上，他們執着於達成共識，厭惡黨派偏見，迷戀於追求非政治的解決方案。按照這些原則發展出的治理模式，通常被稱為賢能政治（Meritocracy），它主張技術能力是取得權力的基礎，教育是獲得權力的主要途徑，政治過程應該由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主導。
賢能政治主張機會平等，鼓吹自我實現，這種自我欣賞的心態，讓精英圈子普遍瀰漫着自滿情緒，認為自己的成就都是應得的。優績主義鼓勵多勞多得，贏者通吃，在無形中加速了社會分化和不平等，並使得精英人士對於不幸的人缺乏同情。這意味着拋棄勞工階級成為民主黨的必然選擇。勞工卑微的社會地位，有礙於民主黨擁抱新的職業階層，勞工組織維護社會團結的價值觀，與新職業人士追求個人卓越的原則也完全矛盾，這自然成為民主黨轉型升級急於甩掉的負擔。
但躋身職業階層並不意味着就登上政治權力的頂端，成為資本主義社會名副其實的“主人”。除了少數能夠憑藉科技知識發家致富的專業人士外，大多數職業階層都是為大資本家服務的**“管理人階層”**，他們忠實地執行資本家的命令，執着於這種職業精神，將其內化為人生信仰。他們雲集在華爾街、硅谷等金融和技術中心，玩弄各種複雜的技術行話，開發各種免責條款，為資本家的掠奪性行為提供庇護，並藉此積累自己的職業聲望。他們憑藉自己的專業技能嵌入資本主義生產鏈條，據此獲得在權力機構中的優越位置，成為美國社會僅次於大資本階層的第二等級。如果説共和黨代表的是憑藉財富佔據社會等級頂端百分之一位置的財團，那麼民主黨所爭取的就是憑藉職業地位成為頂端百分之十的那些人。
**由於戰後美國普遍富裕的社會形式，兩黨都遺忘甚至自動放棄階級議題，也在情理之中。在相對富裕條件下生活的人不關心物質條件，而是關注精神生活，喜歡爭辯價值問題，兩黨鬥爭的核心自然轉向文化領域。**民主黨開展文化戰爭的邏輯是追求解放，它繼承了20世紀60年代文化革命的遺產，試圖通過激進的文化變革，追求人的自由和個性解放，捍衞少數羣體（有色人種、婦女、同性戀、移民）利益，從而同時滿足專業精英的文化品位和邊緣羣體的承認訴求。這些努力旨在否定白人種族主義，有其進步性；但在市場邏輯的扭曲下，它蜕變為精英表達文化個性的表演政治，並由於忽視底層階級對物質利益的需求，變得華而不實。
**另一面，自從尼克松競選以來，共和黨便不斷拉攏那些被民主黨拋棄，同時因為社會種族結構和文化變化而感到不安的白人勞工選民，通過狂熱的文化戰爭彈藥吸引他們的選票，試圖將共和黨打造成“工人階級政黨”。**被剝奪感成為滋生陰謀論的土壤。在這些陰謀論中，有權勢的自由派精英成為操縱美國的幕後“權勢集團”，普通美國人成為遭受不公平迫害的受害者。
共和黨不失時機地將民主黨人塑造成美國人民的敵人：民主黨人在文化信仰和生活品位方面跟普通美國人格格不入，這些人聰明勢利，喜歡炫耀，支持共和黨的則都是淳樸的手藝人，為自己的家庭和社區默默無聞地奉獻；民主黨人思想激進，持相對主義價值觀，不願遵從習俗，看不起思想傳統、信仰虔誠的美國人；民主黨人追求高人一等，喜歡在高檔餐廳吃飯，在精緻的小商店購物，而不是去諸如沃爾瑪、麥當勞這些美國民眾喜聞樂見的大眾品牌；民主黨人沒有家國意識，不願參軍保家衞國，而是幻想天下大同，活在普世主義的和平迷夢中；民主黨人靠出賣知識為生，不是從事實際社會生產的勞動者，而是依靠吸食普通勞動者成果生存的寄生人羣。
**然而，遺忘階級議題，並不意味着階級問題就自動消失了。**美國文化戰爭異常火熱的年代，恰恰是美國貧富分化日益加大的年代，逐漸形成了“上層合作，底層分化”的社會結構。高度一致的經濟理念，使得兩黨精英結成牢固的利益共同體。以金融、保險、房地產為代表的大資本家盤旋在社會頂層，根據選舉形勢進行政治投機。
在此之下，則是以技術資本家和專業精英為代表的民主黨中層和以製造業、採掘業、大型零售業、食品服務業、大型家族企業為代表的共和黨中層，雙方儘管有衝突，但在更多時候是合作者。在這之下則是在文化戰爭中日益撕裂的兩個陣營：一個是支持民主黨身份政治和文化多元主義理念的少數族裔和移民羣體，另一個是支持共和黨社會保守主義和宗教價值觀的白人勞工。前者由於同時受到民主黨的“賦權”政策和福利政策蔭庇，身心尚能得到安頓，唯有白人勞工階層淪為赤裸裸的犧牲品。而共和黨一旦靠白人勞工的選票贏得選舉，就會不失時機地推行低工資和放鬆監管的經濟政策，造成對勞工階層的進一步盤剝，這使得共和黨競選淪為一場對工人階級造成不可估量傷害的運動。
美國分化的社會結構同時塑造了後冷戰時代的世界體系，兩黨精英在全球化利益驅動下晉升為世界主義階層，在他們的主導下，美國政府成為“世界政府”，一邊管理世界財富和人口流動，一邊充當“世界警察”，打擊恐怖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此背景下，凡是阻礙全球化進程的因素，就成為阻止歷史向前發展的障礙，少數族裔和移民羣體被作為“合理的差異”納入世界主義的普遍主義邏輯之中，唯有固守保守文化理念的白人勞工羣體，成為美國曆史進步必須解決的“遺留問題”。
以此觀之，2016年特朗普的競選活動似乎構成新的歷史分界點。特朗普以白人勞工的階級利益為訴求，引發洶湧的民粹主義浪潮，向兩黨當權派發起挑戰。這驅使堅持舊共識的共和黨人發起“永不特朗普”運動（Never Trump movement），試圖聯合民主黨翻轉特朗普主導共和黨的情勢。這給人一種印象，讓人們認為特朗普將引發美國革命，推翻全球主義階層的統治，再造民族國家，因而成為“重建”總統。但仔細觀察特朗普的競選和執政過程，能清楚地發現他其實是一位遵循共和黨的歷史軌跡競選和執政的人。他既是民粹主義挑戰者，也是當權派的代理人，這種“雙重面向”使得他留下了相當複雜的政治遺產。
第一，特朗普是共和黨權勢集團苦苦尋覓的“局外人”， 他的出現讓部分人驚恐的同時，也讓更多的富豪捐贈者驚喜。在2012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輸給奧巴馬之後，美國商人威廉·李·漢利委託一位名叫帕特里克·卡德爾的民意調查員調查共和黨候選人表現不佳的原因。**卡德爾的民調顯示，公眾對腐敗和貪婪的美國精英極度不滿，希望能有局外人出來挑戰當權者。**2013年，漢利將這些發現告訴了班農和億萬富翁羅伯特·默瑟，他們在棕櫚灘召開的保守黨會議上，決定設立候選人史密斯計劃（Candidate Smith project），沿着美國電影 “史密斯先生去華盛頓”的路線尋找美國政治的救世主。
特朗普的出現，儘管引發了共和黨內訌，但更多的富豪捐贈者和當權派看到了合作的機會，卡德爾和漢利更斷定他就是他們要找的最接近史密斯的人選。特朗普沒有里根的樂觀精神，但有名望和金錢，懂得如何駕馭金融危機引發的憤怒。在他們的慫恿之下，特朗普被美國富豪階層接納，包括默瑟在內的富有捐贈者們蜂擁而至。
**由於特朗普的超強人氣，共和黨的當權派也被迫做出妥協，並寄希望於藉助特朗普繼續推進黨派議程。**例如，在特朗普2016年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後，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Paul Ryan）曾尖鋭地拒絕支持特朗普，但最終還是讓步了。他在2016年6月3日的推文中寫道：“我將投票給特朗普，我相信他會幫助將眾議院共和黨的議程變成法律。”又如，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一度也表現出拒絕跟特朗普同流合污的態度，但他們的爭吵卻導致麥康奈爾在肯塔基州的支持率直線下降，為了穩住自己的票倉，他很快轉變成特朗普在參議院堅定的盟友。特朗普性格古怪，確實不屬於資本家青睞的完美人選，但在現實利益面前，他們不介意犧牲自己的道德操守。
特朗普的人事任命顯示出他跟美國超級富豪的密切關係。上任之後，特朗普迅速組建起自己的“億萬富翁團隊”，首任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曾任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執行官，財政部長史蒂芬·姆努欽曾是高盛員工，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加里·科恩則是高盛總裁，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是億萬富翁投資者，教育部長貝齊·德沃斯是一位億萬富翁。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特朗普的法官遴選取決於聯邦黨人協會（Federalist Society）。**該協會由芝加哥大學和耶魯大學的一小批保守派法學生在1982年成立，最初目的是抵禦高校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左翼思想。在會長倫納德·里奧領導下，會員和經費呈幾何式增長，成為美國財團支持保守派法官和法學院、掌控美國司法系統的核心組織。在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唐納德·特朗普請求里奧提供一份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備選名單，以便他當選總統後從中提名。**在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參議院多數黨（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揚言要積極配合特朗普，爭取在他任期結束前將所有空缺職位都安排上“共和黨法官”。**截至2020年12月1日，美國參議院已經確認了由特朗普提名的229名聯邦序列法官（其中包括3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比奧巴馬總統兩個任期任命的聯邦法官數量還要多。
**第二，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延續了共和黨當權派的路線，它旨在通過大規模的去規制行動，改變環境政策、勞工政策、醫療保險、金融監管政策等，解除制約美國企業發展的枷鎖，刺激經濟發展。**2017年特朗普上台後，曾試圖利用共和黨在國會兩院均佔多數議席的時機，取消奧巴馬2010年簽署推行的《平價醫療法》（Affordable Care Act）。在特朗普支持下，眾議院共和黨人在2017年3月20日引入《美國醫療保健法案》（American Health Care Act ）。該法案試圖廢除個人強制醫保和僱主強制醫保，大幅削減醫療補助保險（medicaid）支出，壓縮其適用範圍，取消醫療費用的税收抵免，取消對高收入者的部分税收項目，修改投保前健康條件和基本醫療福利的規定。在參議院投票環節，該法案歷經多次修正，始終無法達到法定多數，國會共和黨人抵制奧巴馬醫改的努力再次落敗。
2017年12月22日，美國國會兩院投票通過《減税與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新税法將聯邦企業所得税從35%下調到21%；保留7檔的個人所得税税率，但下調了第二、三、四、五、七檔的税率，增加標準扣除和家庭税收抵免數額，取消個人豁免額，廢除部分分項扣除；將全球徵税的屬人原則改為屬地原則，不再對美國企業的海外利潤徵税；並附帶廢除了《平價醫療法》中的個人強制醫保。
**特朗普税改的初衷是通過大規模減税減輕美國企業和公民税負，推動海外資金迴流，刺激經濟增長。**但這些措施也會使美國政府財政收入下降，影響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財政能力，不利於調節收入不平等，進而加劇美國國內貧富分化。除此之外，他還在互聯網服務、金融監管、氣候變化等多個領域，出台傾向於財團利益的措施。
**與此相對應，特朗普所承諾的民粹主義經濟舉措大多收效甚微。**特朗普曾在競選時承諾當選後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在當選後也曾出台一些類似的措施。2017年特朗普曾發佈“購買美國貨，僱用美國人”（Buy American, Hire American）行政命令，對僱用外國人進行限制，並收縮了聯邦採購的標準，鼓勵購買國貨。2019年1月，特朗普曾發佈行政命令，鼓勵公共基礎項目中購買使用美國製造的建築材料。但由於兩黨在基礎設施投資方向和資金投入上存在分歧，特朗普鼓吹的基礎設施法案仍然只是構想。
特朗普還曾承諾要加速美國製造業迴歸。他對通用汽車、哈雷戴維森和開利等公司威逼利誘，仍然無法阻止它們將製造業轉移到國外。2017年，特朗普促成威斯康星州與富士康達成協議，共同將威斯康星州東南部打造成科技製造業基地。根據協議要求，富士康需要在芒特普萊森特（Mount Pleasant）投資100億美元興建液晶顯示器工廠，打造一個2000萬平方英尺的製造業集羣，創造1.3萬個就業機會，以換取30億美元的税收補貼。但這個被特朗普宣佈為“世界第八大奇蹟”的產業集羣，迄今為止卻沒有任何大的進展。特朗普發動貿易戰帶來的報復性關税打擊，導致美國進出口成本增加，加劇了製造業就業的急劇萎縮。美國國內新冠肺炎疫情的失控，則成為摧毀復興美國製造業這一偉大願景的最後一根稻草。
**第三，特朗普沿用“文化戰爭”的做法，強化白人身份政治，對內煽動族羣對立，壓制少數族裔。**身份政治是美國政治的老問題，它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就一直是少數族裔要求美國主流社會承認羣體差異的文化手段，也是左翼開展文化戰爭的王牌。但時過境遷，隨着美國白人羣體的日益邊緣化，他們也成為“身份政治”權利的主張者，要求日益多元的美國社會承認美國白人的羣體權利。
**認同問題是價值爭議，不像階級問題那樣，通過社會再分配就能解決，強烈的身份政治主張只會迴避極端不平等這個根本問題，並加劇美國社會的分裂。**但特朗普並不在意這個問題，而是選擇無限放大身份政治的邏輯，激化底層白人的文化焦慮，鞏固自己的基本盤。在此過程中，他釋放出潛伏在美國社會內部的白人種族主義、文化偏執、反智主義、厭女、千禧年主義的黑暗面，將自己塑造成阻止末世降臨，帶領羣氓拯救美國甚至西方文明的“救世主”，將“特朗普主義”宗教化來加深這種反抗的神聖意味。
**如上所示，特朗普看似激進的國內舉措，不過是遵從美國政治制度慣性，並將它發揮到極致。儘管特朗普也曾做出各種重建努力，但囿於制度約束和各方面掣肘，效果都不理想。**於是，特朗普動用美國總統在外交事務方面的決斷權力，改變美國政府國際大戰略，否定以自由貿易和規則為基礎的自由國際秩序，重啓大國競爭，將國內階級矛盾轉化為國家間衝突，通過調整國際再分配機制，規避國內再分配改革的挫敗。
特朗普反對人員自由流動的開放體系，出台各種措施阻止非法移民流入美國。在2016年競選時，他就承諾當選後將在美墨邊境建造一堵牆，並讓墨西哥支付成本。當選總統後，他發佈行政命令，禁止向來自多個伊斯蘭國家的公民發放簽證。特朗普曾計劃對非法入境移民實行“零容忍”政策，但因為由此導致的家庭分離而被迫中斷。他還打算終止童年入境暫緩遣返項目（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但該決定因為過於武斷在全國引發系列法律訴訟。
特朗普背離美國傳統的自由貿易政策，大搞保護主義。一方面，對太陽能電池板、洗衣機、鋼鐵、鋁產品等多種進口產品加徵關税，破壞跟盟國的正常貿易關係；另一方面，主張更加“公平”和“互惠”的貿易關係，破壞甚至退出多個自貿協定，比如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就美韓自由貿易協定重新談判，以重新簽署的美墨加貿易協定（USMCA）取代原有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此外，特朗普政府阻礙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法官選任，致使其無法履行正常工作而“停擺”，甚至威脅退出世界貿易組織。特朗普背離多邊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外交立場，在任期內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全球移民協議》《伊朗核協議》等國際條約，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人權理事會、萬國郵政聯盟、世界衞生組織等國際組織。
**特朗普否定“全球治理”的兩黨共識，意味着重新調整後冷戰以來的大國關係，這要求美國擺脱自己的“霸權”責任，迫使“搭便車”的美國盟友承擔更多的義務，作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中國，被重新界定為“侵蝕美國國家利益”的“競爭者”。**在美國兩黨對國內改革議題缺乏共識的情況下，國際競爭引發的利益衝突和戰略威脅，成為轉嫁矛盾和轉移國內民眾注意力的完美擋箭牌。
**▍**動盪的21世紀20年代？
如上所述，美國的根本問題是長期忽略階級議題所導致的內外失衡。內部失衡表現為兩黨精英缺乏經濟共識和兩黨底層的價值觀對峙，精英集團不願在經濟利益上做出讓步，並放任價值觀分歧撕裂美國社會。外部失衡是內部失衡的延伸，美國精英集團利益全球化，並與各國上層精英結成利益共同體，將國內的等級體系，擴展為一個全球性等級體系，導致一種偽共和形式的寡頭統治的普遍化。
**由於美國在後冷戰時代鑄造的政治經濟體系已堅如磐石，撼動它必然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美國直面挑戰的第一步，應是糾正當前過盛的民粹主義話語，意識到需要責備的不是底層民眾的歇斯底里，而是美國精英的自私和貪婪。在此背景下，任何嚴肅的重建，都必須直面階級議題，以財產再分配為切入點，糾正美國日益寡頭化的不平等結構；同時擱置文化戰爭，修復美國政治的部落主義，塑造共同的美國認同，重新實現內外平衡。
特朗普抓住了時代精神，但囿於美國政治制度的慣性和制衡力量，他在經濟政策上退回到了傳統共和黨路線，並將所有責任以“文化戰爭”和“大國競爭”的方式甩鍋給了民主黨所代表的全球主義精英和其他大國，從而為沸騰的民意找到了宣泄口。這種行為邏輯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共和黨競選和治理思路的延續，“特朗普主義”只不過是它的極端形態。
在特朗普四年任期下，共和黨對於美國民情有了更清楚的掌握，但對於未來的前進方向，黨內分歧仍然嚴重。以參議員湯姆·科頓、參議員喬希·霍利、福克斯新聞主持人塔克·卡爾森、小唐納德·特朗普為首的“殘餘”勢力，試圖延續特朗普的激進路線，調動並激化普通美國人對精英的憤怒和深惡痛絕來贏得選舉。以前副總統邁克·彭斯、前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南卡羅來納州前州長、前聯合國大使尼基·黑利為首的**“復辟”勢力**，則試圖將共和黨帶回代表商業利益的政黨，重振里根式自由企業的樂觀論調，恢復國際主義和以聯盟為導向的外交政策，擁抱文化多樣性和歡迎移民的文化政策。以參議員馬可·盧比奧、“美國指南針”智庫項目負責人奧倫·卡斯為首的**“重組”勢力**，則試圖對共和黨的支持勢力進行徹底改造，摒棄資本階層，通過激進的經濟政策、強調家庭和社區的社會政策及包容的文化政策，將共和黨重組為一個多族羣的工人階級政黨。
如果共和黨沿着“重組”勢力規劃的路線前進，那它將和民主黨的施政路線高度重合。在2016年大選失敗後，民主黨也在重新平衡：一方面，將經濟放在中心位置，糾正過度精英主義的政黨路線，追溯“新政自由主義”的遺產，實現傳統民主黨人的現代迴歸；另一方面，抑制黨內試圖對富人發動“階級戰爭”的桑德斯、沃倫等激進派，試圖在温和政治的前提下，凝聚黨內外共識治癒美國，完善國內治理，重返世界領導者角色，維持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
我們有理由期待，2021年將成為美國兩黨奔向共同目標的政治競爭的元年，率先做到的黨將搶佔先機，並決定21世紀20年代美國政治的底色。但我們也有必要保持擔憂，如果美國精英不願意做出犧牲，兩黨無法和解，20年代的美國將更加動盪，大國衝突也將成為美國轉移階級矛盾的新戰場。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2期，原標題為《被遺忘的階級議題與寡頭政治的未來》。**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