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論民族自決權》節選_風聞

6．挪威從瑞典的分離

　　羅莎·盧森堡正是引用了這個例子，並且根據這個例子推論説：

　　“聯邦關係史上最近的一次事變，即挪威和瑞典分離這一事變發生時，波蘭社會愛國派報刊（見克拉科夫的《前進報》[22]）馬上就把它抓住了，並且把它看作國家分離趨向具有力量和進步性的一種可喜現象，但這次事變立刻鮮明地證明，聯邦主義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國家分離，決不是進步或民主的表現。挪威發生了這次撤換和趕走瑞典國王的所謂‘革命’之後，挪威人用人民投票的辦法正式否決了成立共和國的草案，安然地選出了另一個國王。那些崇拜一切民族運動和任何一種獨立的淺薄之徒所宣稱的‘革命’，原來只是表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具有分立主義，想用自己的金錢找一個‘自己的’國王，來代替瑞典貴族所強加於他們的國主，因而過種運動是與革命毫不相干的。同時，這次瑞典和挪威君合國破裂的事實又一次證明，迄今存在的聯邦制，就在這裏也不過是純粹代表王朝利益的，因而也顯是君主政體和反動統治的一種形式。”（《社會民主黨評論》）

　　這就是羅莎·盧森堡在説到這個問題時所説的一切！！應當承認，羅莎·盧森堡立場的脆弱在解釋這個例子時暴露得再明顯不過了。

　　過去和現在的問題，都是在民族複雜的國家裏社會民主黨有沒有必要制定承認自決權或分離權的綱領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羅莎·盧森堡所舉的挪威的例子究竟告訴我們些什麼呢？

　　我們的作者轉彎抹角，繞來繞去，故作聰明，大叫大喊反對《前進報》，但是不回答問題！！羅莎·盧森堡什麼都説到了，就是對問題的實質不置一詞！！

　　毫無疑問，挪威的小資產者既然想用自己的金錢找一個本族的國王，並且用人民投票否決了成立共和國的草案，也就暴露了小市民的最惡劣的品質。毫無疑問，（前進報》如果沒有看到這一點，那它也就暴露了同小市民一樣的惡劣品質。

　　但是所有這些究竟同問題有何相干呢？？

　　要知道，這裏所談的問題是關於民族自決權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對待這種權利的態度呵！為什麼羅莎·盧森堡不回答問題，而只是兜圈子呢？

　　俗語説，貓是老鼠心目中最兇的野獸[23]。看來，“弗臘克派”[24]也是羅莎·盧森堡心目中最兇的野獸了。“弗臘克派”是“波蘭社會黨”的俗稱，即所謂革命派別，而克拉科夫的《前進報》是贊同這個“派別”的思想的。羅莎·盧森候因為努力同這個“派別”的民族主義立場作鬥爭，竟弄得頭昏眼花，以致除了《前進報》之外，什麼都看不見了。

　　如果《前進報》説個“是”。那末羅莎·盧森堡認為她的神聖義務就是要馬上説個“不是”，殊不知她運用這種手段，並不是表明她對《前進報》沒有依賴，相反地恰恰表明她對“弗臘克派”依賴到可笑的地步，表明她不善於用一種比克拉科夫這個地方的鼠目寸光的人稍微深刻、稍微廣闊的觀點去觀察問題。《前進報》當然是個很糟糕的報紙，而且根本不是個馬克思主義的機關報，但是我們既然舉了挪威的例子，那就不應當妨礙我們分析這個例子的實質。

　　為了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分析這個例子，我們不需要説明那些極可怕的“弗臘克派”的惡劣品質，而首先要説明挪威從瑞典分離出去的具體歷史特點，其次要説明兩國無產階級在發生這個分離時所擔負的任務。

　　使挪威同瑞典接近的那些地理、經濟和語言上的聯繫，其密切程度並不亞於許多非大俄羅斯的斯拉夫民族同大俄羅斯民族的聯繫。但是挪威同瑞典的聯合不是自願的，所以羅莎·盧森堡談論 “聯邦制”實在毫無道理，只是因為她不知道要説什麼罷了。挪威是在拿破崙戰爭時代由各國君主違背挪威人的意志送給瑞典的，而瑞典人為了征服挪威，曾不得不把軍隊調到挪威去。

　　此後在幾十年的長時期內，雖然挪威享有非常廣泛的自治權（有自己的議會等等），但是挪威同瑞典經常發生摩擦，挪威人極力設法擺脱瑞典貴族的束縛。1905年8月，他們終於擺脱了這種束縛：挪威議會通過決議，不再承認瑞典國王為挪威國王，後來挪威人舉行了全民投票，全民公決，以絕大多數的票數（約二十萬票與幾百票之比）贊成完全從瑞典分離出去。瑞典人經過一些猶豫之後，只得容忍了分離的事實。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在現代經濟和政治的關係下，究竟是在什麼基礎上才可能發生民族分離並且實現這種分離，以及在有政治自由和民主制的情況下，這種分離有時通過什麼形式來實現。

　　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如果他不敢説政治自由和民主制問題同他無關（他要是這樣説自然就不成其為社會民主黨人了），就不能否認，這個例子在實際上證明覺悟的工人必須不斷地進行宣傳和準備工作，使那些因民族分離問題而可能引起的衝突，只能按照解決1905年挪威同瑞典之間衝突的那種解決辦法去解決，而不是“按照俄國方式”去解決。這也就是承認民族自決權的綱領要求所要表達的意思。所以羅莎·盧森堡只好用猛烈攻擊挪威小市民們的市儈習氣和克拉科夫的《前進報》的方法來推開這個不利於她的理論的事實，因為她清楚地知道，這個歷史事實把她所發表的民族自決權是一種“空想”、等幹“用金豌吃飯”的權利等等言論，駁得體無完膚了。這種言論只是表現了相信東歐各民族間現有力量對比永遠不會改變的那種貧乏而自滿的機會主義思想而已。

　　我們再往下看吧。在民族自決問題上，也同在其他一切問題上一樣，我們首先注意和最注意的是各民族內部的無產階級自決。羅莎·盧森堡把這個問題也輕輕放過去了，因為她覺得，用她所舉的挪威的例子來分析這個問題，不利於她的“理論”。

　　在因分離而引起的衝突中，挪威無產階級和瑞典無產階級究竟採取了什麼立場，以及應當採取什麼立場呢？在分離之後，挪威覺悟的工人自然應當投票贊成共和制，（如果當時挪威民族中的大多數擁護君主制，而無產階級擁護共和制，那末一般説來，在挪威無產階級面前就擺着兩條道路；或者是實行革命，如果革命條件已經成熟的話；或者是服從大多數而去進行長期的宣傳鼓動工作。）如果有投別種票的社會主義者，那只是證明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中間往往還有很多愚蠢的市儈機會主義成分罷了。關於這一點是不能有兩種意見的，我們所以提到這一點，只是因為羅莎·盧森堡想用文不對題的空話來抹殺問題的實質。在分離問題上，我們不知道挪威社會主義的綱領是不是責成挪威社會民主黨人堅持一種確定的意見。就假定説他們的綱領沒有責成這樣做，假定挪威社會主義者是把挪威自治能不能充分保證階級鬥爭自由。以及同瑞典貴族經常發生的摩擦和衝突如何妨害經濟生活自由的問題當作懸案吧。但是，挪威無產階級應當反對這個貴族而擁護挪威農民民主運動（即使這個運動具有小市民的一切侷限性），卻是無可爭辯的。

　　而瑞典無產階級呢？大家知道，在瑞典神甫支持下的瑞典地主們曾經鼓吹用戰爭反對挪威。同時又因為挪威比瑞典弱得多，因為它已經遭受過瑞典的侵犯，因為瑞典貴族在本國內佔有很大的勢力，於是這種鼓吹就成為非常嚴重的威脅。可以擔保説，瑞典的科科什金之流長期以來竭力號召大家“小心地對待”“民族政治自決這一有伸縮性的公式”，大肆渲染“國家瓦解”的危險，硬説“人民自由”可以同瑞典貴族制度的基礎相容等等，他們用這些言論蠱惑過瑞典民眾。毫無疑問，如果瑞典社會民主黨沒有拿出全部力量既反對地主的思想和政策，又反對“科科什金的”思想和政策；如果它除了一般民族平等（科科什金之流也是承認這種平等的）之外，沒有堅持民族自決權，即挪威分離的自由，那它就是背叛了社會主義事業和民主事業。

　　瑞典工人這樣承認挪威人的分離權，結果促進了挪威和瑞典兩國工人的緊密聯合，促進了他們同志般的充分的階級團結。因為挪威工人相信瑞典工人沒有沾染瑞典民族主義，瑞典的工人把他們同挪威無產者兄弟般的聯合看得高於瑞典資產階級和貴族的特權。歐洲各國君主和瑞典貴族所強加於挪威的這種聯繫的破壞，使挪威工人同瑞典工人的聯繫加強了。瑞典工人證明他們不管資產階級的政策發生各種變動（在資產階級關係的基礎上，完全可能發生用暴力迫使挪威人服從瑞典人的事情！），他們始終能夠保持和捍衞兩個民族的工人的完全平等和階級團結。來同時反對瑞典資產階級和挪威資產階級。

　　由此可見，“弗臘克派”有時企圖“利用”我們同羅莎·盧森堡的意見分歧去反對波蘭社會民主黨是毫無根據的，而且簡直是不嚴肅的。“弗臘克派”並不是無產階級政黨，不是社會主義政黨，而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黨，同波蘭的社會革命黨相類似。要使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同該黨達到任何統一，任何時候都談不到，而且根本不可能談到。反之，任何一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從來也沒有“懊悔過”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接近和聯合的事情。波蘭社會民主黨有重大的歷史功績，它第一次在波蘭這個完全浸透了民族主義要求和狂熱的國家裏，建立了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無產階級的政黨。但是波蘭社會民主黨所以有這種偉大的功績，並不是由於羅莎·盧森堡説了一些反對俄國馬克思主義綱領第九條的荒唐話，而是儘管有了這件可悲的事情。

　　“自決權”對於波蘭社會民主黨人，當然沒有象對俄國社會民主黨那樣重大的意義。波蘭社會民主黨人由於同醉心於民族主義的波蘭小資產階級進行了鬥爭，特別（有時候也許是稍微過分了）喜歡“矯枉過正”，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從來沒有一個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想把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反對波蘭分離的主張當作他們的罪過。這些社會民主黨人只有當他們試圖否認（象羅莎·盧森堡那樣）必須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綱領上承認自決權的時候，才是犯了錯誤。

　　實質上，這就是把從克拉科夫這個天地來看是可以理解的關係，搬到俄國一切民族（包括大俄羅斯人在內）中來。這就成了“改頭換面的波蘭民族主義者”，而不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不是國際社會民主黨人。

　　因為國際社會民主黨人正是主張承認民族自決權的。現在我們就來談談這個問題。——

7．1896年倫敦國際代表大會的決議

　　這個決議寫道：

　　“代表大會宣佈，它主張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決權（selbstbestimmungsrecht），它同情現在受到軍事、民族或其他專制制度壓迫的國家的工人，大會號召所有這些國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覺悟的（Klassenbewusste，即覺悟到本階級利益的）工人隊伍，以便和他們一起打倒國際資本主義，實現國際社會民主黨的目的。”[見用德文公佈的倫敦代表大會正式文件：《倫敦國際社會主義工人和工會代表大會記錄和決議（1896年7月27日至8月1日）》（《Verhandlungen und Beschlusse des internationalen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und Gewer Kschatts-kongresses zu London,vom 27.Juli dis 1.August 1896》）1897年柏林版第18頁．歷屆國際代表大會決議已經印成俄文小冊子出版，譯文中把“自決”一語誤譯成“自治”了。]

　　我們已經指出過，我們的機會主義者，謝姆科夫斯基、李普曼、尤爾凱維奇之流的先生們，根本不知道有這個決議。但是羅莎·盧森堡知道這個決議，並且引了它的全文，其中也有同我們的綱領一樣的“自決”一語。

　　試問，羅莎·盧森堡是怎樣來剷除橫在她的“新奇”理論路上的這個障礙的呢？

　　呵，簡單得很：……這裏的重點，是在決議的第二部分……這個決議帶有宣言的性質……只是由於誤解才會引用它！！

　　我們這位作者一籌莫展和狼狽不堪的情況，簡直令人吃驚。通常只有機會主義者才把徹底的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綱領條文説成是宣言性質，並且怯懦地迴避公開反對這些條文。顯然，羅莎·盧森堡這次落到謝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爾凱維奇之流的先生們這一羣可憐的夥伴中去，並不是偶然的。羅莎·盧森堡不敢公開聲明，她到底認為她所引證的決議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她支吾搪塞，躲躲閃閃，好象指望讀者都是些不細心、不懂事、讀到決議後半節便忘掉前半節的人，或者是從來沒有聽説過倫敦代表大會以前在社會主義報刊上進行過爭論的人。

　　但是，羅莎·盧森堡如果以為她在俄國覺悟的工人面前，可以這麼容易地把國際關於重要原則問題的決議隨便加以踐踏，甚至不願用批評態度把它分析一下，那她就大錯而特錯了。

　　羅莎·盧森堡的觀點在倫敦代表大會以前的爭論中，主要是在德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雜誌《新時代》上發表過，而這個觀點實際上已經在國際面前遭到了失敗！這就是俄國讀者應當特別注意的問題實質。

　　當時爭論的是關於波蘭獨立的問題。有三種觀點：

　　（1）“弗臘克派”的觀點，代表他們講話的是黑克爾。他們要國際在自己的綱領中承認波蘭獨立的要求。這個提議沒有通過。這個觀點在國際面前遭到了失敗。

　　（2）羅莎·盧森堡的觀點：波蘭社會黨人不應當要求波蘭獨立。從這個觀點來看根本談不上宣佈民族自決權。這個觀點也在國際面前遭到了失敗。

　　（3）卡·考茨基當時發揮得最周密的觀點；考茨基反對羅莎·盧森堡，證明她的唯物主義思想是極端“片面的”。按照這個觀點看來，國際現在不能把波蘭獨立作為自己的綱領，考茨基説，但是波蘭社會黨人完全可以提出這類要求。從社會主義者的觀點看來，在有民族壓迫的情況下忽視民族解放的任務，是絕對錯誤的。

　　在國際的決議中也就採納了最後這個觀點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則：一方面，完全直截了當地而不容許絲毫曲解地承認一切民族都有完全的自決權；另一方面，又同樣毫不含糊地號召工人建立他們階級鬥爭的國際統一。

　　我們認為這個決議是完全正確的，而且對於二十世紀初期的東歐和亞洲各國來説，只有根據這個決議，只有把它這兩部分密切聯繫起來，才能夠給無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的階級政策提供唯一正確的指示。

　　現在我們來詳細分析一下上述三種觀點。

　　大家知道，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認為極積支持波蘭的獨立要求，是西歐一切民主派，特別是社會民主黨的絕對職責。對於上一世紀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即奧地利和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俄國“農民改革”[25]時代來説，這個觀點是完全正確的、唯一徹底的民主主義的和無產階級的觀點。只要依國和大多數斯拉夫國家的人民羣眾還在沉眠不醒，只要這些國家還沒有什麼獨立的羣眾性的民主運動，波蘭貴族的解放運動[26]不但從全俄，從全斯拉夫的民主運動的觀點，就是從全歐民主運動的觀點看來，都有頭等重大的意義。[如果把1863年波蘭起義貴族的立場、全俄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立場和烏克蘭小市民德拉哥馬諾夫在多年以後的立場加以比較，倒是一件極有趣味的歷史研究工作；車爾尼雪夫斯基也能夠（和馬克思一樣）重視波蘭運動的意義，而德拉哥馬諾夫則代表了農民的觀點，極端粗野愚昧，只看見自己眼前的一堆糞，這種農民由於對波蘭貴族的正當仇恨，不能瞭解這些貴族的鬥爭對於全俄民主運動的意義（參看德拉哥馬諾夫的《歷史上的波蘭和大俄羅斯民主派》）。德拉哥馬諾夫後來得到當時已經變成民族自由主義者的彼·別·司徒盧威先生的熱烈親吻，完全是理所當然的。]

　　馬克思的這種觀點，在十九世紀第二個三分之一或第三個四分之一的時期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到二十世紀就已經不正確了。在大多數斯拉夫國家，甚至其中最落後國家之一的俄國，都掀起了獨立的民主運動，甚至是獨立的無產階級運動。貴族的波蘭已經消失而讓位給資本主義的波蘭了。在這種條件下，波蘭不能不失去其特殊的革命意義。

　　波蘭社會黨（現在的“弗臘克派”）在1896年企圖把適用於另一時代的馬克思觀點“固定下來”，這已經是利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了。因此，當時波蘭社會民主黨人起來反對波蘭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狂熱，指出民族問題對於波蘭工人只有次要的意義，第一次在波蘭創立了純粹無產階級政黨，並且宣佈俄羅斯工人同波蘭工人在其階級鬥爭中結成最緊密聯盟的極重要的原則，這些都是完全正確的。

　　但這是不是説，國際在二十世紀初，可以認為民族政治自決原則對於東歐和亞洲是多餘的呢？可以認為民族分離權是多餘的呢？如果這樣認為，那是荒謬絕倫的，這就等於（在理論上）承認土耳其、俄國和中國國家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革已經完成，就等於（在實際上）對專制制度採取機會主義態度。

　　不。對於東歐和亞洲來説，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開始的時代，在民族運動興起和加劇的時代，在獨立無產階級政黨產生的時代，這些政黨在民族政策上的任務應當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承認一切民族都有自決權，因為資產階級民主改革還沒有完成，因為工人民主派不是用自由派態度，不是用科科什金派的態度，而是徹底、認真、誠懇地捍衞民族平等。另一方面是主張該國各民族的無產者建立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階級鬥爭聯盟，不管該國的歷史怎樣變遷，不管資產階級怎樣變更各個國家的界線。

　　1896年國際的決議所規定的正是無產階級的這兩方面的任務。1913年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夏季會議所通過的決議[27]的原則基礎也正是這樣。有些人覺得這個決議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為他們認為決議在第四條上承認自決權——分離權，似乎是對民族主義“作了”最高限度的讓步（其實，承認一切民族有自決權，就是最高限度的民主主義和最低限度的民族主義），而在第五條上，卻又提醒工人要反對任何一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口號，要求各民族的工人都統一併且融合為統一的國際無產階級組織。可是，只有頭腦簡單到極點的人，才會認為這裏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為他們不能理解這種事實，例如，為什麼瑞典工人捍衞了挪威實行分離而組織獨立國家的自由，結果就是促進了瑞典和挪威兩國無產階級的統一和階級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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