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動和城市化_風聞

大城市對外來人口的的限制與排斥，從早期剛性的制度壁壘，轉向了軟性的資源限制：購房、購車、基礎教育入學等資格都與城市户籍掛鈎，加之攀升的房價與地方文化也加劇了大城市對外來者的不友好，且大城市户口相當難取得。

交通擁堵、污染加劇、房價上漲、公共資源緊缺等一系列城市病，被認為是與人口數量超過城市負荷相關，於是很多城市從限制户籍入手來控制人口數量。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我國“年末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超過60%。”城鎮化率是有極限的。着眼全球，快接近城鎮化極限的發達國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新大陸國家，例如美國，澳大利亞，城鎮化率普遍超過80%～90%，這類國家普遍地廣人稀，且沒有歷史包袱，能夠採用大規模機械農業；另一類是舊大陸國家，例如歐洲日本，山地較多，且土地產權歷史較長，不太易進行大規模機械農業，這一類國家一般城鎮化只能達到60～70%，但從事農業的人並不多。

未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不會停止，大城市產生虹吸效應，更好的資源越向大城市集中，人口也會向機會更多的地域流動。如何做好人口流動管理、公共資源配置（例如地鐵吞吐量、醫療資源供應不能只考慮常住人口數）、公共安全的考量（如恐怖分子在城市中租房配置炸藥該如何防範，不像住賓館可實名登記），都是需要城市管理者和管理部門進一步考慮和增強協作配合。

《上海市實有人口服務和管理若干規定》要求短暫停滬的流動人口自願登記，可能可能算是一種利好，為政府決策帶來更多信息，為流動人口提供更好公共服務。會不會在進一步執行過程中演化成一種流動障礙，也是需要我們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