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曾被清朝禁絕，通殺影視劇的飛碟盔，其實曾是漢民族的象徵_風聞

作者｜冷研作者團隊-尤金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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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冷兵器研究所的上一篇《不光是香港導演最愛，僅有數百年曆史的飛碟盔，為何成世界盔甲界流量擔當？》文章中，我們討論了飛碟盔的優點和風靡全球的原因，這次我們將會將視角拉回東北亞，講述中國古代飛碟盔的歷史與發展。

中國飛碟盔的起源應該歸於隋唐時期出現的四瓣盔，它在之後幾百年的發展中逐漸變為了鐵笠，並在之後演化為了我們後來所説的中式碟型盔，但四瓣盔的演化並不是一條如同分類表一樣的直線，其發展曲線的產物也遠不只是中式碟型盔一種。

讓我們把時間線重新推回隋唐。四瓣盔（或許叫多瓣盔）與南北朝末期出現時，這是一種札甲盔的變種，實際上是一種由四塊或多塊較大的成型金屬片使用扎繩連接在一起，並設置一個前突的用於防止光線影響士兵視野的盔檐。隨着戰爭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四瓣盔逐漸向兩個方向發展，其中一個是採用鉚釘或扎繩，講四瓣盔片更加堅固的固定的一起，使之更接近於一個整體。而另一種則是採用鉚釘或扎繩將四瓣盔片固定到相對軟質的軟盔和帽子上（也可能是硬質盔，畢竟是根據雕塑和繪畫推斷的）。對於鋭器和弓箭，這樣的頭盔固然存在着一定的防禦縫隙，但內側柔軟的皮革和布匹，卻也為戴頭盔者增加了抗鈍器擊打的能力。這兩種四瓣盔都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過。不過在盛唐條扎盔和翻耳盔的光輝下，這兩種頭盔都並不是那麼的耀眼。

隨着盛唐的繁華在綿延的戰火中消散殆盡，中原地區進入了一個紛亂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武器發展出現了一個非常極端的情況，由於唐代留下的武裝在漫長的戰爭中越消耗的越少，一些沒有繼承唐的軍工系統的勢力，開始東拼西湊的整理起了自己的軍工系統，併為了漫長的消耗戰設計和製造一些容易生產的武器裝備與其他軍需物品，而其他繼承了唐的軍工體系的勢力也出應對消耗戰的目的對原本的武裝設計做出了調整，這使得二者都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定的異化，直到宋完成了那次並不完整的統一。在這一漫長的歷史而混亂的時期，中國誕生了一款被在之後使用了數百年的制式軍帽——范陽笠，而四瓣盔也進一步發生演化，變成了兩種不一樣制式的頭盔，一種是我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過的，北宋時期創作的《百子圖》中出現的固定在軟質帽子上的四瓣盔。而另一種則是用將數塊甲片直接用釘固定在硬樑上形成的前沿檐突出式硬式盔高幫盔，前者成為了後世中原穹頂兜鍪的基礎，而後者則成為了中式飛碟盔的始祖。

由於宋朝重文輕武的國策和兩宋與蒙元之間大量史料文件的丟失，分體式四瓣盔究竟是哪一年變為鐵笠的，我們已經很難確認了，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確認的，在靖康之變後的南宋初年，鐵笠已經開始被作為了一種在中原地區各方勢力都在廣泛使用的頭盔。在宋軍對於強大的金國騎兵甲具的記載中就有着這樣典型的記載“戴鐵兜鍪，周匝綴長檐”。這句話中有兩個字非常關鍵，其中一個式“匝”，而另一個則是“綴”，在中國古漢語中，“匝”的意思是一整圈，而“綴”意思是指縫合、連綴和繩結固定，也就是説，金軍的騎兵頭盔採用是一種鋼鐵製造的整體式頭盔，他的外面有一整圈由扎繩固定的長盔檐。也就是説，這很可能一種非常典型的分體飛碟盔。而在同一時代的墓葬壁畫上，我們剛好可以找到這種頭盔的形象。

但有一個信息很重要，那就是採用繩扎固定的盔檐是如何盤在盔的外側的？以金屬札甲片的自重，想要讓它穩定的形成外延，要麼使用金屬或者其他極為緊實堅固的扎線，要麼就只能以一個相對堅固的帽子“託”住它，而這個託，很可能就是個質地很硬的“范陽笠”。非常湊巧的是，在同一時期，北方的遊牧和漁獵民族也有一種硬質的軍帽，那就是“瓦楞帽”，也叫方笠，這種笠子通常採用藤條或鞣革製成，但比范陽笠更高也更方，同樣起到遮風擋雨的作用，如果鐵浮圖是將金屬頭盔佩戴在硬質的瓦楞帽外側的話，就完全説得通了。

無獨有偶，這種似乎是笠上加盔的佩戴方式在兩宋的雕塑、敦煌壁畫和畫像磚上也並不少見，因此國內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宋軍會在范陽笠外側或內側佩戴頭盔，只不過這樣的假設暫時還是缺乏證據。不過，根據後來考古發現推斷，宋軍在同時代，倒還真可能有與這種金國頭盔佩戴方式接近的頭盔。

在南宋這邊，其實也不乏關於自身使用飛碟盔的記載和實物出土，比如在山東郯城出土的南宋寶祐四年銅造整體式淺碗型銅盔，從形制上而言，後者甚至要比前者更加接近於後世的飛碟盔。不過，關於這個盔在出土時也產生了很大的爭議，這頂頭盔的頭圍寬度過大，而高度又偏矮，似乎很難容納漢人式的高大發髻。不少人至今仍認為這一文物只是一個銅盆，或者一件形制特殊的明器。

不過很快甲冑考古研究者們便發現了其中的奧秘，這款頭盔本就不是直接套在頭頂的，而是通過大釘固定在其它的頭盔和帽子外側的，其設計目標是在對方武器接觸頭盔前，由銅盔頂部的穹頂結構和帽檐提前承接利刃和鈍器所帶來的動能。在陳大威先生編著的《圖説中國曆代甲冑》一書中，就對這種銅盔與下方頭盔的結合式結構做了明確的記載。從技術角度看，這樣的多層複合頭盔很可能達到同時代頭盔中最好的防護水平，但歷史的進程並不以少量武器裝備的技術水平為轉移，擁有着冠絕世界的財富與最為頂尖的軍事技術的南宋，終究還是在它們眼中茹毛飲血的野蠻人的進攻下敗下陣來。一個強盛一時的中原王朝，最終竟然在一場自己處於數量和質量雙優勢的對草原文明海戰中滅亡。

從民族主義史觀的角度看，蒙古對於整個亞歐大陸的征服無疑是一場災難，但當來自蒙古高原的鐵蹄把恐懼與戰慄帶到每一個國家的時候，卻也同樣把技術和文化擴散到了世界各地。在這場歷史上跨度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世界征服運動中，各國的武器鎧甲技術前所未有的彼此影響與交流，在漫長的戰爭中，蒙古人總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技術，為自己的軍隊打造最便宜與最強大的裝備，而鐵笠和范陽笠，顯然也在其列。

儘管和金國一樣使用了數百年的瓦楞帽，但在入主中原後的短短十幾年裏，蒙古人就將自己的官帽換成了比范陽笠更類似於後世涼盔的圓形氈笠，這些笠帽比宋人的范陽笠更為精巧，為了體現官位和身份的差異，很快，蒙古人就開始學着過去中原人的樣子，通過在帽子上裝飾金銀、花紋和寶石的方式進行身份區別。與其他的遊牧民族糾結無比的亦步亦趨進入農耕化不同，蒙古人在對待外來新鮮事物時一直放得很開，對於任何文明的造物融入本民族的朝堂他們都很歡迎。

而在頭盔方面，蒙古人的頭盔也同樣融入了中原的風格，他們的鐵笠採用了與宋金盔接近的飛碟盔形制，甚至還融合了更多的中東和西亞地區頭盔的風格。在蒙古帝國的大征服的鼎盛時期，其鐵笠的頂部採用了更接近於波斯土爾班盔（turban）的設計，且內部不再佩戴瓦楞帽，他們採取頂部加高製造空腔的方式防止鋭器和鈍器直接接觸士兵的頭骨，在頭盔頂部增設纓孔用於區分敵我，外部而外壁則通過加裝加強肋和鋼釘的方式提高整體強度。從內蒙古錫林格勒盟正藍旗附近區域出土的元代鐵笠採用的基本就是這種形制。

不過，這一時期的飛碟盔的盔檐還是很短，實際上的防護效果相對有限。部分蒙元軍碟盔也在下方加裝了鎖子甲和鼻樑撐，用以保護佩戴者的面部，而這些設計思想也同樣受到了西亞中東地區頭盔風格的影響。這兩種頭盔在日本和朝鮮地區均有少量出土。

事實上蒙元制式的飛碟盔也分為整體式和分體式兩種，早期的分體式飛碟的的結構其實多少有點返祖的意思，蒙元的盔甲工匠們將12瓣、6瓣或者4瓣弧形甲片固定在結構粱結構護圈上，而後採用鉚釘固定甲片和盔檐，年代越往後甲片越少而鉚釘越多越長，這樣的設計可能是希望鉚釘和加強粱提前接觸對方武器並進行泄力，這些鐵盔也被叫做“十二花”、“六弧”或“四葉”盔。而到了元朝中期，一種是頭盔分左右兩個防禦半球中間固定在加強粱上，下部固定盔檐形制且採用內部暗榫結構和金屬熔液拼接的鐵笠也開始出現，這種頭盔的厚度較厚，甲片的弧度也更大，應該與冶金工藝的演進有關。上部結構非常接近接近在元晚期出現，並在明清登峯造極的錐形“缽胄”（也就是民間所稱的“鋼筆頭”或“避雷針”頭盔）盔。而元軍的混鑄笠盔則要相對簡單一些，僅僅是一箇中亞式影像的高頂尖盔，搭配一個寬度適中的但因為合模和打造問題導致厚度較薄的護檐。

隨着國土越來越接近赤道，蒙元帝國不得不比面對比以往為頻繁的潮濕和降水天氣，他們的鐵笠下方的盔檐變得越來越寬，向下的傾角也越來越大，最終演變成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後世飛碟盔的盔形。這樣的變化並不侷限於元的版圖範圍內，察合台汗國和金帳汗國似乎也都出現過皮鐵混合（應該就是皮革圓笠上方覆蓋了鐵盔蓋和部分札甲片）的碟型和類碟型盔。

這樣的風格變化隨着蒙古帝國的分崩離析而變得難以捉摸，而隨着蒙古帝國在世界各地的統治逐步土崩瓦解，他們的武裝與武裝設計思想也在影響着繼承了他們物質資產的新統治者們，蒙元式樣的碟型盔也因此得以在亞歐大陸的每一個角落開枝散葉，這其中自然也包括早在蒙古入侵前就已經使用碟型盔的中國。儘管作為取代了元朝的新漢人政權和中原王朝的明，自始至終都在宣稱自己繼承了宋的統治及統治合法性。但就後世的總結而言，明的統治、軍事結構和統治方式，相比於宋其實都要更接近於元。所以也有“明襲蒙制”的説法。

在大明王朝建立的初期，明帝國曾經下了很大的力氣大規模復原和製造南宋制式的軍服、武器與鎧甲，其熱情要遠勝於現在最狂熱的甲冑復原愛好者和復原專家（笑）。但時代已經變化，大明所面臨的作戰環境是非常廣闊的疆域，他們實際需要的是便於大量裝備、維修和補充的，對於人員和馬匹行動能力影響較小的盔甲和武備，這和偏安一隅，只需要看好長江防線，機動部隊數量並不多的南方小朝廷的南宋完全不同。而在火器已經開始普及的新世紀，繼續使用宋軍式樣的多層重型札甲也同樣缺乏意義。而這最終直接導致了明軍對於宋軍裝備的復原比較流於形式，只有少量將領和特殊部隊才配置了舊宋軍式樣的武器和鎧甲，可能唯一復原大成功的，就是宋式的范陽笠了，在之後的幾十年裏，明軍繼續使用繳獲和舊工廠製造的蒙元式鎧甲，直到中原地區完成休養生息，適應新環境的新鎧甲和新武器才開始了一輪新換裝。

説回飛碟盔，和蒙元一樣，明軍也同時裝備了數量和形制都非常多的頭盔，比如宋軍式的鳳翅盔、改良蒙軍式樣的缽盔與看起來很像是漢代頭盔的棉底布面札片盔，但鐵笠自始至終都是明軍裝備範圍最廣的盔型，只不過明軍對他的稱謂從鐵笠變成了“大帽”。上到王侯將相，下到衞所團練，你總能在各式各樣的畫作和雕塑中看到這款頭盔。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想要區分元明的鐵盔還是容易的，元代的鐵盔一般都是金屬底色，而明軍制式的鐵盔則往往經過了相對精細的表面處理並進行了刷漆，這樣的處理方法可能與明軍對於頭盔防鏽和長期保存的需求有關，當然，這種處理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敵我識別的難度。

與蒙元一樣，明軍的碟型盔也分混鑄和分件式兩種，且二者也均有大量留存和出土，從工藝和華麗程度上看，明軍的分件式大帽盔顯然更加亮眼，國內目前保存最好的分件碟盔為萬曆定陵寶盔，這頂盔的風格比較接近蒙古錫林格勒盟出台的蒙元的分體盔，但採用較以往更為厚實的六面弧形甲片和底部盔檐，這些甲片經過水磨處理和模具成型，強度更高，甲片間的加強固定筋要比元代更突出，並對外側和盔邊都進行了鑲金裝飾。在六片盔面上各鑲嵌了一個黃金六甲神，而在頭盔頂部更是鑲嵌了一尊真武大帝金像。無論是在裝飾豪華程度還是在防禦力都要遠超之前的各種飛碟盔。儘管這頂頭盔是萬曆皇帝的私人護具，卻也可以體現出在明鼎盛時期大帽碟盔的盛景，受明王朝的影響，許多明的朝貢國也同樣為自己的國王打造了華麗的碟盔，這種威風堂堂的頭盔也因此在亞洲長期存在。不過，經過萬曆三大徵和之後的幾次戰役，碟型盔的防禦侷限性也日趨暴露，在明朝中晚期，工藝改良的缽盔開始逐步取代將領和高級單位頭頂碟盔的位置，飛碟盔的覆蓋面和地位也就進一步下降了。

相較於萬曆大寶盔，明軍的混鑄式頭盔在工藝上就沒什麼可以説的了，它們的形制和元朝相同，工藝也基本一致，僅僅是表面處理和油漆有所區別。其中比較典型代表是“朱漆勇字直檐鐵盔”，這種頭盔因為工藝簡單且易於存儲，被製造量非常巨大，一直到南明南京保衞戰前統計武庫庫存時，南京武庫內都還存有近萬頂朱漆勇字盔。而和蒙元一樣，明軍也往往採用鎖子甲作為面部防禦補充，到了明中期，邊軍盔面下的鎖子甲變為布面甲和棉甲，一些士兵也為了舒適，在大盔下方佩戴方巾與笠帽。

但明式混鑄大盔最大價值，並不在先進的工藝和精巧的造型，而在於其易製造和耐儲存的特性，和其對於舊的明政權獨特的象徵意義。當錚錚鐵蹄踏遍萬里河山的時候，虎踞台灣的鄭成功和鄭經依然可以通過遠比中原簡易的冶金設備成批量的製造直檐鐵盔（當然，漆就不要指望了，明鄭的不多的油漆基本都用在造船上了）並武裝自己的軍隊。一直到嘉慶年間，在中原大地上不斷髮動的大大小小的起義運動中，也依舊能夠見到起義軍們私藏和自造的長檐大帽盔。儘管這些頭盔質量參差不齊，卻依舊為起義者們提供了最基本的防護，甚至發動起義的勇氣。從清早期至中期，飛碟盔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象徵，一種反抗統治階級的象徵。以至於清朝政府曾一度禁止民間製造造型與之類似的笠子和護盔，以阻止這樣的形象被模仿和傳播。

就最後的結果而言，人們倒確實把飛碟盔的形象淡忘了，但這並不是因為清的文化政策有多麼的成功，而是單純因為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人們對反抗者的頭飾印象由飛碟盔變為了長毛。但清政府的官員們和太平天國起義軍的天王門都所不會知道的是，在不到一百年後，飛碟盔會再次遍佈中原大地，而滿清對於中原的統治，卻早在那一天到來前就終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