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只是電影，不應該被過度“社會輿論化”_風聞

現實主義作品需要有社會橫切面，但不應是相應社會議題的“參考答案”。

文/七月

編輯/龐宏波

今年清明檔的冠軍。

對於《我的姐姐》這部體量並不算大的影片來説，目前已經突破了5億的票房成績、打破了多項清明檔紀錄無疑是一次相當不錯的市場表現。作為一部親情片，尤其是作為一部現實主義題材的女性向影片，《我的姐姐》的細分化創作是一直以來的市場上少見的，加上春節檔大熱的《你好，李煥英》，足以證明親情片在國內電影市場上存在着發展空間。

只不過，對比之下，圍繞着《我的姐姐》的社會話題討論度也並不低，甚至類似探討女性獨立問題等影片的大眾評論已經越過了這部影片的內容本身。在這種情況下，似乎變成了社會熱點帶動着影片的票房增長，這其實讓《我的姐姐》承載了過多的社會壓力，並不是一種健康的市場趨勢。

此外，目前的《我的姐姐》過於“社會化”，也給影片的創作者們帶來了不小的輿論壓力。這種局面不會止於《我的姐姐》一部，對於接下來的創作者們來説，其他的現實主義題材創作很大可能也會面臨類似的社會背景束縛力。這種不利因素或許會勸退一些創作者。

1

—親情片的更多市場可能性—

現實題材的細分創作。

經過了3月的超前低迷，國內電影市場終於在清明檔迎來了小爆發：假期首日《我的姐姐》破億，並推動着大盤順利達到3億大關；影片4天拿下了4億多票房，助力清明檔刷新了多項紀錄。

而作為一部親情電影的《我的姐姐》，成為了一匹新的小黑馬，也是繼近54億的《你好，李煥英》之後國產親情電影的再次成功。

實際上，從《你好，李煥英》到《我的姐姐》，短短幾個月內出現了兩部表現驚豔的親情片，已經讓整個行業看到了這一類國產片的市場空間所在。只不過，國產片在這一方向上還處於試水階段，親情片的發展“天花板”在哪尚不可知。

不僅如此，喜劇外殼的《你好，李煥英》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創作內容是從導演賈玲的自身經歷出發，將母女情裝入了80年代背景下的奇遇來呈現的，實質是很普世的視角。對比之下，《我的姐姐》就有了不同的行業價值。

具體來看，《我的姐姐》不僅僅是一部講述姐弟關係的親情片，還是一部現實主義題材的女性向影片，關注的是在重男輕女歷史遺留問題加上“二胎”政策疊加的社會背景下，“姐姐”這一羣體的真實模樣。

顯然，《我的姐姐》不單單是對親情“感動”的普世性探討，比之前的同類作品有着更加細分的內容視角，這正是整個市場更為稀缺的類型創作方向。因此，《我的姐姐》的上映，無疑在現實題材創作層面上給其他親情片帶來了不少的借鑑意義。

再加上，《我的姐姐》並不屬於完全的大製作、大投入影片，體量有限的影片卻能夠獲得目前較為不錯的市場表現，也充分證明了現實主義親情片有着一定的市場可能性。

2

—被過度“社會化”的《我的姐姐》—

無法給出社會話題的答案。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的姐姐》的大眾評價已經偏離了影片的內容本身，開始帶有了更多的社會屬性，**比如不少觀眾的評論已經着重於“當下女性個體的獨立到底應不應該被親情束縛”等話題的探討。

對於《我的姐姐》這部影片來説，過多的“社會化”並不是一件好事。這往往意味着大眾對於《我的姐姐》這樣的影片變得越來越苛刻，既希望現實主義作品能夠充分展現“真實”，但又不能只是表面化的呈現焦慮。

實際上，這一點從《我的姐姐》的豆瓣評分已經從開畫的7.7分跌至如今的7.2分，貓眼和淘票票的評分也出現了小幅度的下滑就能看出來了——《我的姐姐》陷入了“社會話題”的爭議中，還沒能成功脱困。

問題在於，這種大眾評論的過分“社會化”，究竟應不應該是《我的姐姐》這樣的現實主義題材影片需要去承載的內容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從《我的姐姐》的重男輕女歷史問題和二胎政策現實困境來看，現實主義作品的創作確實需要尋找一定的社會橫切面，這更多的是為了能夠與廣大受眾有着共情的基礎，不僅僅是故事共情、還有情感共情。

但是，現實題材內容並不意味着，應該讓《我的姐姐》這樣的影片去承載相應的社會話題，甚至針對這些現實問題給出詳細的“參考答案”。尤其是，這樣的內容厚度和深度也不是簡單的《我的姐姐》一部電影作品所能夠承載得了的。

此外，在之前脱口秀演員楊笠的“女性”發言引起的性別戰爭餘波未消的背景下，《我的姐姐》的編劇、導演關於“女性”的一些發言帶來了或多或少的矛盾對立問題，讓影片在“女性獨立”的社會話題中陷入了不小的爭議。這也讓不少觀眾對《我的姐姐》的評論融合了過多的“社會化”，對影片本身存在着一定的不公平性。

3

—難以兩全的《我的姐姐》，

逃不過一場“死局”—

如何結尾都會引起社會爭議。

不難發現，**目前大眾評價對於《我的姐姐》這部影片的最大爭議在於，結尾姐姐到底選擇把弟弟送去、還是沒送去領養家庭的留白處理。**觀眾們基本上分成了兩個陣營，一邊是站隊符合親情倫理的沒送走弟弟，另一邊則是站隊堅持自我追求的送走弟弟。

儘管説不出來這兩種選擇到底誰對誰錯，但很明顯的是，《我的姐姐》這部影片其實是一個“死局”，無論怎麼結尾都多多少少會出現一些問題——如果姐姐把弟弟送去領養家庭，之後無阻礙地追求自我發展，這種與倫理道德相悖的做法無法保證影片能夠過審；而如果姐姐不把弟弟送去領養家庭，又會出現“親情綁架當下女性”的爭議。

至少從這個角度來看，觀眾無法要求《我的姐姐》必須給出一個確定的結局，目前的開放式結局反而是最好的處理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社會背景的確與早幾年有了不小的變化，以國產親情片為例，觀眾對待這些影片的態度已經不僅僅是之前的“感動”，還逐漸有了“參與度”，開始在影片中尋找並代入社會真實。

但是**對於《我的姐姐》這部影片來説，結尾的留白處理只是創作者的一種觀察視角，並不代表着這能夠完全呈現出社會變化如何，或者相應的社會話題有着怎樣的結果。**如果先用這些社會因素框住《我的姐姐》的創作，於2020年8月才開機、製作週期較短的影片呈現給觀眾的內容可能會是最貼近當下社會背景的，也就無法避免地會帶有一定的“投機”成分。

同樣的，《我的姐姐》因為內容涉及到了“女性”相關的社會話題而承載了不小的輿論壓力，這種壓力最終轉移到了創作者的身上。這實際上成了一種勸退創作者的“反面案例”。畢竟，《我的姐姐》之後還會出現其他的現實主義親情影片，對於接下來的創作者們來説，《我的姐姐》遭遇的這種社會束縛力還會繼續出現，並不利於他們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