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人物系列之一“敦煌守護神”常書鴻（下）_風聞

      有了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大家就開始着手業務活動了，但是困難也隨之而來。從蘭州帶來的那點紙很快就用完了，而由於交通閉塞，在敦煌很難買到臨摹效果比較理想的四川夾江紙，藝術家們只好就地取材，收集了許多質地較好的窗户紙，自己裱褙。顏料需要量很大，靠蘭州帶來的那點，簡直是杯水車薪，於是他們想起了古代藝人用的顏料，就自己動手試驗。藝術家們找來許多紅泥，用水漂淨，再加上膠汁，就成了紅色顏料，依此類推：黃泥巴做成了黃顏料，黑泥巴做成了黑顏料。經常是這樣：當藝術家們在洞子裏臨摹了一天，回到住處吃過晚飯後，便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每人手裏端個大泥碗，拿根小棍子，一邊天南海北地侃着，一邊攪動小棍子。上下五千年侃完了，那碗裏的顏料也就碾成了。 

 最頭痛的是臨摹一些巨型壁畫，特別是高達五六米的洞頂畫面，簡直無從着手。因為洞子幽暗深邃，很像是神話傳説中的煉獄。天陰的時候，連自己伸出的手掌都看不清楚，何談原原本本、一筆不錯地臨摹？聰明的藝術家們發明了一種“蜈蚣梯”—在一根兩丈多長的圓木上，鑽上距離相等的圓孔，插入一根根木樁，便成了一條百腳蜈蚣。臨摹時，常書鴻喊着號子，董希文一幫年輕人一齊用力，將蜈蚣梯豎起來。李浴、烏密風、潘絜茲便上到梯子的頂端，將畫板、畫架、顏料箱、水瓶、水罐一一用繩子吊上去，然後手裏掌一支蠟燭，摩頂放睡，俯仰伸屈，一站便是半天。滿身的汗水和沙子粘到一起，發出臭烘烘的味兒。

 常先生的心思不在家裏全部在工作中，破舊的洞子要修補，一些重要的石窟要安上木門，至於壁畫的臨摹，文物的研究，工作量就更大了。常先生早晨五點多起牀，晚上一兩點睡覺，每天勞作十八九個小時，一上牀就鼾聲大作，根本顧不上去關心體貼妻子。而他的妻子陳芝秀出身於浙江大户人家，從小吃慣了大米魚蝦，而在敦煌莫高窟，她所能享受到的，除了沙子和紫外線之外，就是無邊的寂寞了。當時的敦煌就一個小縣城，莫高窟還在離縣城25公里的地方，交通工具就一輛牛車，去趟小縣城路上都要當天都不能往返，吃的更慘，鹼水煮麪條和雜糧饃饃，沒有筷子，就用紅柳枝一折，就好了。這樣的物質條件，加上精神生活上的空虛，使她無法安心，就在這時一位浙江諸暨楓橋鎮的小同鄉－趙忠清走入了她的生活。兩人很快就形影不離，陳芝秀以去蘭州看病為名，和趙私奔，陳出發以後常先生從董希文那裏得知了一些情況，才知道她耐不住敦煌有如修道士般的生活，打算不再回來了。常先生策馬攜槍狂追，跑了二百多公里，昏倒在戈壁灘上，被在玉門找礦的地質工程師孫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救起。常先生被搶救了三天，甦醒以後，理智又佔了上風，在孫建初先生的勸喻下，還是毅然選擇了事業，又回到了敦煌。後來妻子在蘭州登報離婚。常先生的女兒沙娜出生在巴黎，這時已經14歲了，母親出走以後，她停止了在酒泉中學的學習，一方面帶養弟弟－常嘉陵，一方面跟着父親學畫，參加了敦煌壁畫的臨摹工作。

 俗話説福不雙至，禍不單行，1945年7月國民政府以精簡政府機構為由撤銷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一下斷了經費，再加上抗戰結束，很多人都想念家鄉，好不容易聚集的人才一下都走光了，老職工就剩下常書鴻和2個人（竇佔彪和範華）。加急電報，聯名寫信，都沒人理睬，為了推動復所，常先生和女兒離開了敦煌，先到蘭州舉行了臨摹作品展，獲得了極大轟動。很快常先生又攜子帶女回到重慶，經過幾個月的奔波，並且聯繫聯絡了向達、陳寅恪、梁思成、徐悲鴻一批敦煌藝術的忠貞衞士，在報紙上寫文章，發呼籲，先把輿論造起來。十分幸運的是，著名學者傅斯年此時代理朱家驊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傅斯年先生對敦煌藝術頗感興趣，對敦煌遺書的研究亦有心得，常書鴻找到他，向新任的研究院長彙報了幾年來他和他的學生們在大漠絕地孤軍奮戰的情形，請求恢復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建制。傅斯年聽了以後十分動容。時間不長，就正式宣佈敦煌藝術研究所歸中央研究院管轄，為研究院的一個所（原來是歸教育部管理的），解決了經費、編制等問題，甚至還給了一部十輪大卡車，常先生開始了第二次創業，並在1946年中秋前返回了日思夜想敦煌。研究所又增加了陸續增加了一些新人，包括段文傑（後來的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長），還有李承仙（1947年秋，常書鴻和李承仙組成了新的家庭）等等。

 1948年夏秋，常先生帶着各專題五百多幅摹本在南京和上海又舉辦了一次展覽，蔣介石、于右任、孫科和許多黨國要人都前來參觀了。這時研究所又重歸教育部，教育部部長朱家驊下令將這批摹本全部送到台灣“展出”，常先生察覺到其中的用意，沒有執行，將所有摹本妥善秘藏於上海和杭州，自己帶着子女，悄然飛回蘭州，回到敦煌。在蘭州已經解放、國民黨甘肅省政府撤退到酒泉以後，對於作戰一竅不通的常先生披掛上陣，像一位將軍似的指揮着手下的幾十號人馬積極備戰。他們在石窟羣最高的130、156、159號洞子裏儲存了乾糧、鹹菜和水缸，準備了大量的石塊和沙袋。保衞人員手持破舊的步槍，在石窟周圍日夜巡邏，準備迎擊敢於來犯的國民黨潰兵和土匪特務。馬步芳的散兵幾次前來搶劫，都被洞子裏射出的子彈和震耳欲聾的吶喊嚇退了。1949年9月28日，也就是建國前三天，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敦煌，研究所迎來了新的時期。建國後敦煌藝術研究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先生又繼續戰鬥在自己的崗位上，在建國後的一些政治鬥爭中，先生和李承仙即鬥爭過別人，也被別人鬥爭，1970年因為韓素音點名要見常書鴻，他才在周總理的安排下“解放”出來，1982年調到北京，任國家文物局顧問，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譽所長，198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後，任名譽院長。在一本被稱為“報告文學”的書裏，是以這樣輕鬆的筆調描述這件事的：“常書鴻舉家遷往北京。在首都温馨的環境中度過了他的最後時光。他人到了北京，心還繫着敦煌。每年夏天，他都要和夫人來到莫高窟生活一段時間……感覺着心靈上極大的快慰。”但實際上先生最後十幾年的歲月卻過得十分壓抑，人們對待他老是不夠公正的。儘管他住在北京木樨地高幹樓裏，“享受”着部級待遇，儘管他還掛着許多頭銜，儘管在莫高窟樹起了青銅像，辦起了故居陳列室，但那些都不是常先生要的，90年代據蕭默回憶，對常老的多次拜訪中，先生永遠不會忘記、永遠不變的一個話題總是：“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的？”他激憤地喊着：“為什麼要我住在這個屋子裏，把我弄到北京？為什麼不讓我回敦煌？我要回敦煌，我還要住我那個土房子！”蕭當然勸常老就不必再回去了，要是回去了，在那個對他老並不友善的環境中，他老將更加不得安寧。但先生不願意聽，有一次，竟怒拍着座位扶手，對蕭默發起脾氣來，大聲説：“你怎麼也是這個樣子？” 1994年6月23日常書鴻在醫院逝世。依照遺囑他的骨灰一部分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被安放在敦煌莫高窟自己故居的手植的梨樹前，生前畫作捐獻給了浙江省博物館（就在西湖孤山）。

常書鴻辦公室

常書鴻辦公室2

常書鴻故居1

常書鴻故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