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一下:“五常”都圍着它轉,伊朗為啥排面這麼大?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1096213-2021-04-09 20:18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陪您看世界的谷智軒。最近,國際上發生了兩件大事兒,第一件就在本週,伊核問題出現了重大轉機,在中、俄、英、法、德五大國的苦心勸説下,美國和伊朗,終於達成了共識,要重返伊核協議。2015年,上述各國簽署了這個協議,全稱叫“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目的是為了防止伊朗發展核武器,還成了奧巴馬任內的外交遺產。然而特朗普上台後,單方面讓美國退出協議,去年初還炸死了伊朗“神將”蘇萊曼尼。伊朗也不是吃素的,宣佈不再受條約限制,和美國人一路硬剛到現在,隔三差五演練一下轟炸航母,還恢復提煉濃度為20%的濃縮鈾。第二件事兒,是在稍早前一週,中國和伊朗簽定了為期25年的協議,政治、戰略和經濟合作全包,外媒披露,此次協議涉及的石油交易,將通過人民幣結算,直擊“美元霸權”。伊朗外交官形容,這是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礎。兩件大事兒,都和伊朗有關。為什麼這樣一箇中東國家,能讓安理會“五常”加上歐洲“火車頭”都圍着它轉?本期《消化一下》,就和大家聊一聊伊朗。
伊朗位於中東,北部是裏海,南面是波斯灣,全球近6成石油都在這地方。 西邊是土耳其和伊拉克,東面是阿富汗,都是世界新聞的熱點地區。歷史上,這個地區也不太平,阿拉伯人、蒙古人,都來統治過。18世紀,英國和沙俄圍繞中亞這一片,展開了大博弈,把這片地區分割得稀碎,形成了緩衝區,分崩離析後,現在伊朗的邊界,就是那時候形成的。
到了20世紀初,伊朗西南部勘探出大量石油,1909年4月,英國人在伊朗開了油田,起初只有一半英資,結果一戰後,中東出現權力真空,英國政府藉機摻了一腳,花錢買下伊朗油田,把統治伊朗的卡扎爾王朝,變成了打手。英國人的行徑觸發了伊朗人眾怒,其中就有一個騎兵軍官,叫禮薩·巴列維。1921年,他率部發起政變,推翻了卡扎爾王朝,自己建立了巴列維王朝。
注意一下,雖然王朝換了,但英國人的影響可還在。禮薩·巴列維成了禮薩·汗,任上推行了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完善官僚機構,劃分了省和縣,開始把國家權力伸向鄉村。他還自籌資金,建立了第一條縱貫伊朗的鐵路,就連現在的德黑蘭大學,也是他成立的。但無論這個國王再怎麼努力,也逃脱不了大環境的影響。二戰爆發後,因為禮薩·汗親德,再加上伊朗特殊的地理位置,他本人被推向了同盟國的對立面。為了不讓伊朗倒向軸心國,英軍和蘇軍發動政變,禮薩·汗無奈宣佈退位,把王位交給了年僅22歲的兒子小巴列維。
巴列維繼位之後,根基不穩,王權衰微,社會動盪。社會階層裏既有世俗知識分子,也有部落酋長、地主、還有什葉派烏里瑪,也就是權威宗教學者,這反倒促進了議會和政黨政治的發展。1951年,時任伊朗首相摩薩台,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宣佈國有化英資石油公司,把英國人惹了。1953年,英國聯合美國中情局發動政變,推翻了摩薩台,讓巴列維重新掌權。
巴列維在瑞士讀過書,和他爹一樣,希望把伊朗從傳統社會拉向現代化。於是,他在1963年發動了“白色革命”。
這裏給大家講一點屠龍術,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有本書叫《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裏面總結説,君主制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總是會出現這樣的局面,最上層是立志改革的君主,中間是宗教勢力和地主,最下層是新興的軍人和官僚。君主能否成功,就靠能不能聯合下層,幹掉宗教勢力和地主。
怎麼聯合呢?巴列維選擇了土改。“白色革命”前,伊朗全國1900萬公頃的耕地,9成是地主所有,伊朗人70%都是佃農,困在一小塊土地上悶頭勞作,名義上是國民,實質上還是地主的人。而君主權力的擴張,必然要剷除盤踞在地方的地主,直接與農民建立聯繫,鞏固巴統治的社會基礎。
巴列維的第一槍,打在了烏里瑪教士上。從傳統來看,烏里瑪教士支持王權,和中世紀天主教會一樣,烏里瑪集團也擁有大量教產,叫“瓦格夫”。1960年時,宗教地產約佔伊朗全國耕地的三成。到了“白色革命”,政府開始搞土改後,多餘土地一律出售,宗教基金會也被關停,1965年宗教地產就只剩0.02%了。沒了經濟基礎,伊朗清真寺數量快速減少,從1965年到1975年,清真寺少了一半多。奪人錢財如殺人父母,烏里瑪階層滿肚子火。
而且這場土地改革,也沒能聯合底層農民。首先,至少佔農村人口一半的底層農民,根本沒資格參與分地,以前還能給地主家做短工討生活,現在地主家也沒了餘糧,只能淪為城市邊緣人。而那些拿到土地的農民,也沒得到好處。在具體分地的時候,荒地和耕田同被列為土地,大部分農民沒有話語權,分到的土地既貧瘠又破碎,最後只能賣地進城。
農民進城後,沒能享受到現代化的成果,反而承受了快速城市化的代價。根據伊朗勞動部統計,1956年至1976年,城市人口從31%增長至47%,就拿德黑蘭來説,人口從150萬增長至450萬。城市建設跟不上城市化速度,德黑蘭成了大號貧民窟。這還不算完,短時間內經濟快速自由化,外資湧入,這就帶來高速通貨膨脹,到了1977年,伊朗通脹率高達30%,城市貧民根本活不下去。
那些新興的城市中產階級,享受到了改革的紅利,但改革也帶來了現代化意識形態,這個羣體非但沒有支持國王的進步政策,反而更激烈地反對國王獨裁,成了抵抗王權的先鋒。
“白色革命”沒能團結新興階層,還得罪了舊利益團體。邊緣感讓城市中的失業農民、知識分子和烏里瑪聯合起來,把矛頭對準了國王。發展到1979年,就是烏里瑪教士霍梅尼,帶領各階層反對國王,發動伊斯蘭革命,巴列維王朝樓塌了。
1979年的革命,起初是各個階層共同發起,反對巴列維國王的社會運動。後來隨着形勢變化,霍梅尼贏得了不同社會團體的支持,普通民眾把他當作反抗國王的拯救者,小資產階級認為他是王權獨裁下,私有財產和商人的保護者,知識分子視他為民族主義者,可以在帶領國家反帝反封建,窮人則覺得他可以實現財富公平分配。
霍梅尼穩固政權後,建立起一套“法基赫制度”的政權系統,“法基赫”就是教法學家的意思。在伊朗,什葉派的神職人員也叫烏里瑪。革命前,這些教士的主要職責,就是講授宗教教義、主持紅白喜事。在霍梅尼的設計下,最高領袖、司法總監、情報部長等等,都必須要由教士擔任,教士也大批進入法院和政府內部,底層的毛拉、阿訇,則負責鄉鎮街道的宗教事務,高級教士又分了好幾個等級。教士們階層嚴密,晉升有嚴格的考核。換句話説,就是教士階層快速官僚化,神學家變成公務員,成了伊朗內部最有影響力的羣體。國家內部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政府掌握行政權,人民直選的議會掌握立法,法院掌握司法。“神權+民主”,三權互相獨立、互相制衡。而伊朗最高領袖超然於三權,負責監督體制運行。
1989年霍梅尼去世,臨終前考慮繼任者的問題,覺得和他宗教地位差不多的人,都缺乏政治經驗,擔心江山不保,就欽點了總統哈梅內伊接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宗教地位並不夠格,只是箇中級宗教學者,霍梅尼專門為他修改了憲法,降低了宗教地位的要求。哈梅內伊也知道自己難以服眾,所以祭出“撒錢大法”,用政府資金給經學院的學生髮放津貼,還用官媒宣傳自己,宗教聲望逐步提升,穩固了地位。
説完了黨政,我們再來看看軍隊。我們在新聞上,總是能看到“伊斯蘭革命衞隊”,這隻隊伍就起源於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當時國王雖然收拾細軟跑了路,但效忠國王的軍隊還在負隅頑抗,普通羣眾根本不是軍隊的對手。新政權不信任軍隊,決定成立一個完全忠於革命的軍隊,這就有了“伊斯蘭革命衞隊”,本來打算逐漸取代原來的武裝,但第二年兩伊戰爭就爆發了,不管你是革命衞隊還是正規部隊,能打仗的就拉上前線。民眾可以自由選擇加入革命衞隊或正規部隊,那個時候,年輕人愛國熱情高漲,宗教信念強烈,不少人都去了革命衞隊。到戰爭後期,革命衞隊人數已經超過了正規軍隊,成了國家軍事力量的中流砥柱。到現在,伊朗還分正規軍和革命衞隊,還是兩隻武裝部隊平行的局面。不過,要想加入革命衞隊,還要經過嚴格的宗教和政治審查,直接效忠於最高領袖。政治上更忠誠,自然更容易受到提拔。伊朗政治家裏,有不少就出身革命衞隊,比如前總統內賈德,就在兩伊戰爭的時候,擔任過革命衞隊的特種兵司令;現在的議長卡利巴夫,擔任過革命衞隊的空軍司令。這些背景,也給革命衞隊帶來了特殊的政治地位。
講完了伊斯蘭革命後伊朗的體制,我們再看看當時伊朗的外部環境。總結下來就一個字,危。
伊朗不光自己搞伊斯蘭革命,還打算把“神權+民主”這一套向外輸出,首選目標就是西邊鄰國伊拉克,而當時的伊拉克是薩達姆掌權,搞的是世俗統治,雙方關係非常差,再加上遺留的邊境爭端,到1980年,兩伊戰爭爆發了。
穆斯林國家打仗,中東誰最受益?大家可以把這個國家的名字打在公屏上。兩伊戰爭期間,伊朗私下裏還向以色列買過不少軍火。但戰爭結束後,雙方沒了共同利益,再加上伊朗教權天然反對以色列,兩國又成了死敵。
伊斯蘭世界是出了名的複雜,誰都覺得自己才是伊斯蘭文明的代表。伊朗除了要面對伊拉克這樣的世俗政權,還有沙特這種封建國家。從宗教方面看,伊朗是什葉派,而沙特是遜尼派主導,雙方矛盾由來已久。從政治目標看,伊朗想要輸出伊斯蘭革命,而沙特的封建君主只想維持統治,又是巨大的矛盾,兩邊關係長期冰封。
和美國在中東的兩大小弟都鬧翻了,伊朗和美國的關係也不可能好,其實在伊斯蘭革命後,伊朗和美國有過溝通,想要引渡巴列維回國受審,美國不肯交人,這就釀成了伊朗人質危機,這幾十年裏,雙方摩擦一直不斷,關係接近崩盤。1988年,美國海軍還擊落了伊朗民用航班,造成近300平民死亡。到了新世紀,伊朗開始鈾濃縮,説自己想要發展民用核工業,而美國指責伊朗是想搞核武器,開始加大對伊朗制裁。
面臨孤立和威脅,伊朗選擇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一方面和美國溝通,尋求解除制裁,恢復經濟,2015年的伊核協議,就是美伊關係正常化的曙光。另一方面,伊朗從中東亂局中尋找機會,擴大影響,主要的力量就是海外版革命衞隊“聖城軍”,指揮官直接聽命於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通過代理人擴大伊朗的海外影響,比如黎巴嫩的真主黨、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
伊核協議簽署後,美伊關係緩和,甚至離建交也不遠了,但現實國家沒有“人格”,不存在統一意志,美國兩黨對伊朗政策就完全不一樣,民主黨主張接觸,而共和黨只想加大制裁力度,威逼伊朗屈服。特朗普上台後,一方面從中東戰略收縮,另一方面撕毀協議,加大打壓伊朗的力度。2018年5月,美國宣佈退出伊朗核協議,重新對伊朗施加制裁,2019年起,又開始“零石油出口”的極限施壓。去年1月,美軍直接在伊拉克刺殺了“聖城軍”指揮官蘇萊曼尼。另一方面,美國還推動阿拉伯國和以色列和解,打算搞一個聯合陣線,遏制伊朗。去年11月美國大選後,為了防止拜登上台後重返伊核協議,還沒下台的特朗普政府,三天兩頭就對伊朗施加新的制裁。
此前,面對美國的“極限施壓”,伊朗採取“極限抵抗”的策略,簡單説就是熬,熬到“懂王”下台。伊朗國內也有親美派,寄希望於拜登上台;但特朗普走人後,拜登也沒有立即取消對伊朗的制裁,還頗有想借前任留下的遺產,討價還價的態勢。美國人的套路,客觀上也告訴了伊朗,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還需要和域外大國搞好關係。這個大國,除了俄羅斯,也就是中國了。而中國,既需要多樣化的石油進口,也需要開拓新的海外市場。這次中伊25年協議的主要內容,一是能源建設,二是工程出口。協議簽訂之後,伊朗政府發言人隨即表示,這份協議,將證明“美國孤立伊朗的企圖失敗”。伊朗駐巴西大使的話就更有深意了,説伊朗和中國的夥伴關係,將在高度尊重東方價值觀的情況下,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