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一下：“五常”都圍着它轉，伊朗為啥排面這麼大？_風聞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陪您看世界的谷智軒。最近，國際上發生了兩件大事兒，第一件就在本週，伊核問題出現了重大轉機，在中、俄、英、法、德五大國的苦心勸説下，美國和伊朗，終於達成了共識，要重返伊核協議。2015年，上述各國簽署了這個協議，全稱叫“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目的是為了防止伊朗發展核武器，還成了奧巴馬任內的外交遺產。然而特朗普上台後，單方面讓美國退出協議，去年初還炸死了伊朗“神將”蘇萊曼尼。伊朗也不是吃素的，宣佈不再受條約限制，和美國人一路硬剛到現在，隔三差五演練一下轟炸航母，還恢復提煉濃度為20%的濃縮鈾。第二件事兒，是在稍早前一週，中國和伊朗簽定了為期25年的協議，政治、戰略和經濟合作全包，外媒披露，此次協議涉及的石油交易，將通過人民幣結算，直擊“美元霸權”。伊朗外交官形容，這是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礎。兩件大事兒，都和伊朗有關。為什麼這樣一箇中東國家，能讓安理會“五常”加上歐洲“火車頭”都圍着它轉？本期《消化一下》，就和大家聊一聊伊朗。

伊朗位於中東，北部是裏海，南面是波斯灣，全球近6成石油都在這地方。 西邊是土耳其和伊拉克，東面是阿富汗，都是世界新聞的熱點地區。歷史上，這個地區也不太平，阿拉伯人、蒙古人，都來統治過。18世紀，英國和沙俄圍繞中亞這一片，展開了大博弈，把這片地區分割得稀碎，形成了緩衝區，分崩離析後，現在伊朗的邊界，就是那時候形成的。

到了20世紀初，伊朗西南部勘探出大量石油，1909年4月，英國人在伊朗開了油田，起初只有一半英資，結果一戰後，中東出現權力真空，英國政府藉機摻了一腳，花錢買下伊朗油田，把統治伊朗的卡扎爾王朝，變成了打手。英國人的行徑觸發了伊朗人眾怒，其中就有一個騎兵軍官，叫禮薩·巴列維。1921年，他率部發起政變，推翻了卡扎爾王朝，自己建立了巴列維王朝。

注意一下，雖然王朝換了，但英國人的影響可還在。禮薩·巴列維成了禮薩·汗，任上推行了一系列世俗化改革，完善官僚機構，劃分了省和縣，開始把國家權力伸向鄉村。他還自籌資金，建立了第一條縱貫伊朗的鐵路，就連現在的德黑蘭大學，也是他成立的。但無論這個國王再怎麼努力，也逃脱不了大環境的影響。二戰爆發後，因為禮薩·汗親德，再加上伊朗特殊的地理位置，他本人被推向了同盟國的對立面。為了不讓伊朗倒向軸心國，英軍和蘇軍發動政變，禮薩·汗無奈宣佈退位，把王位交給了年僅22歲的兒子小巴列維。

巴列維繼位之後，根基不穩，王權衰微，社會動盪。社會階層裏既有世俗知識分子，也有部落酋長、地主、還有什葉派烏里瑪，也就是權威宗教學者，這反倒促進了議會和政黨政治的發展。1951年，時任伊朗首相摩薩台，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宣佈國有化英資石油公司，把英國人惹了。1953年，英國聯合美國中情局發動政變，推翻了摩薩台，讓巴列維重新掌權。

巴列維在瑞士讀過書，和他爹一樣，希望把伊朗從傳統社會拉向現代化。於是，他在1963年發動了“白色革命”。

這裏給大家講一點屠龍術，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有本書叫《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裏面總結説，君主制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總是會出現這樣的局面，最上層是立志改革的君主，中間是宗教勢力和地主，最下層是新興的軍人和官僚。君主能否成功，就靠能不能聯合下層，幹掉宗教勢力和地主。

怎麼聯合呢？巴列維選擇了土改。“白色革命”前，伊朗全國1900萬公頃的耕地，9成是地主所有，伊朗人70%都是佃農，困在一小塊土地上悶頭勞作，名義上是國民，實質上還是地主的人。而君主權力的擴張，必然要剷除盤踞在地方的地主，直接與農民建立聯繫，鞏固巴統治的社會基礎。

巴列維的第一槍，打在了烏里瑪教士上。從傳統來看，烏里瑪教士支持王權，和中世紀天主教會一樣，烏里瑪集團也擁有大量教產，叫“瓦格夫”。1960年時，宗教地產約佔伊朗全國耕地的三成。到了“白色革命”，政府開始搞土改後，多餘土地一律出售，宗教基金會也被關停，1965年宗教地產就只剩0.02%了。沒了經濟基礎，伊朗清真寺數量快速減少，從1965年到1975年，清真寺少了一半多。奪人錢財如殺人父母，烏里瑪階層滿肚子火。

而且這場土地改革，也沒能聯合底層農民。首先，至少佔農村人口一半的底層農民，根本沒資格參與分地，以前還能給地主家做短工討生活，現在地主家也沒了餘糧，只能淪為城市邊緣人。而那些拿到土地的農民，也沒得到好處。在具體分地的時候，荒地和耕田同被列為土地，大部分農民沒有話語權，分到的土地既貧瘠又破碎，最後只能賣地進城。

農民進城後，沒能享受到現代化的成果，反而承受了快速城市化的代價。根據伊朗勞動部統計，1956年至1976年，城市人口從31%增長至47%，就拿德黑蘭來説，人口從150萬增長至450萬。城市建設跟不上城市化速度，德黑蘭成了大號貧民窟。這還不算完，短時間內經濟快速自由化，外資湧入，這就帶來高速通貨膨脹，到了1977年，伊朗通脹率高達30%，城市貧民根本活不下去。

那些新興的城市中產階級，享受到了改革的紅利，但改革也帶來了現代化意識形態，這個羣體非但沒有支持國王的進步政策，反而更激烈地反對國王獨裁，成了抵抗王權的先鋒。

“白色革命”沒能團結新興階層，還得罪了舊利益團體。邊緣感讓城市中的失業農民、知識分子和烏里瑪聯合起來，把矛頭對準了國王。發展到1979年，就是烏里瑪教士霍梅尼，帶領各階層反對國王，發動伊斯蘭革命，巴列維王朝樓塌了。

1979年的革命，起初是各個階層共同發起，反對巴列維國王的社會運動。後來隨着形勢變化，霍梅尼贏得了不同社會團體的支持，普通民眾把他當作反抗國王的拯救者，小資產階級認為他是王權獨裁下，私有財產和商人的保護者，知識分子視他為民族主義者，可以在帶領國家反帝反封建，窮人則覺得他可以實現財富公平分配。

霍梅尼穩固政權後，建立起一套“法基赫制度”的政權系統，“法基赫”就是教法學家的意思。在伊朗，什葉派的神職人員也叫烏里瑪。革命前，這些教士的主要職責，就是講授宗教教義、主持紅白喜事。在霍梅尼的設計下，最高領袖、司法總監、情報部長等等，都必須要由教士擔任，教士也大批進入法院和政府內部，底層的毛拉、阿訇，則負責鄉鎮街道的宗教事務，高級教士又分了好幾個等級。教士們階層嚴密，晉升有嚴格的考核。換句話説，就是教士階層快速官僚化，神學家變成公務員，成了伊朗內部最有影響力的羣體。國家內部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政府掌握行政權，人民直選的議會掌握立法，法院掌握司法。“神權+民主”，三權互相獨立、互相制衡。而伊朗最高領袖超然於三權，負責監督體制運行。

1989年霍梅尼去世，臨終前考慮繼任者的問題，覺得和他宗教地位差不多的人，都缺乏政治經驗，擔心江山不保，就欽點了總統哈梅內伊接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宗教地位並不夠格，只是箇中級宗教學者，霍梅尼專門為他修改了憲法，降低了宗教地位的要求。哈梅內伊也知道自己難以服眾，所以祭出“撒錢大法”，用政府資金給經學院的學生髮放津貼，還用官媒宣傳自己，宗教聲望逐步提升，穩固了地位。

説完了黨政，我們再來看看軍隊。我們在新聞上，總是能看到“伊斯蘭革命衞隊”，這隻隊伍就起源於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當時國王雖然收拾細軟跑了路，但效忠國王的軍隊還在負隅頑抗，普通羣眾根本不是軍隊的對手。新政權不信任軍隊，決定成立一個完全忠於革命的軍隊，這就有了“伊斯蘭革命衞隊”，本來打算逐漸取代原來的武裝，但第二年兩伊戰爭就爆發了，不管你是革命衞隊還是正規部隊，能打仗的就拉上前線。民眾可以自由選擇加入革命衞隊或正規部隊，那個時候，年輕人愛國熱情高漲，宗教信念強烈，不少人都去了革命衞隊。到戰爭後期，革命衞隊人數已經超過了正規軍隊，成了國家軍事力量的中流砥柱。到現在，伊朗還分正規軍和革命衞隊，還是兩隻武裝部隊平行的局面。不過，要想加入革命衞隊，還要經過嚴格的宗教和政治審查，直接效忠於最高領袖。政治上更忠誠，自然更容易受到提拔。伊朗政治家裏，有不少就出身革命衞隊，比如前總統內賈德，就在兩伊戰爭的時候，擔任過革命衞隊的特種兵司令；現在的議長卡利巴夫，擔任過革命衞隊的空軍司令。這些背景，也給革命衞隊帶來了特殊的政治地位。

講完了伊斯蘭革命後伊朗的體制，我們再看看當時伊朗的外部環境。總結下來就一個字，危。

伊朗不光自己搞伊斯蘭革命，還打算把“神權+民主”這一套向外輸出，首選目標就是西邊鄰國伊拉克，而當時的伊拉克是薩達姆掌權，搞的是世俗統治，雙方關係非常差，再加上遺留的邊境爭端，到1980年，兩伊戰爭爆發了。

穆斯林國家打仗，中東誰最受益？大家可以把這個國家的名字打在公屏上。兩伊戰爭期間，伊朗私下裏還向以色列買過不少軍火。但戰爭結束後，雙方沒了共同利益，再加上伊朗教權天然反對以色列，兩國又成了死敵。

伊斯蘭世界是出了名的複雜，誰都覺得自己才是伊斯蘭文明的代表。伊朗除了要面對伊拉克這樣的世俗政權，還有沙特這種封建國家。從宗教方面看，伊朗是什葉派，而沙特是遜尼派主導，雙方矛盾由來已久。從政治目標看，伊朗想要輸出伊斯蘭革命，而沙特的封建君主只想維持統治，又是巨大的矛盾，兩邊關係長期冰封。

和美國在中東的兩大小弟都鬧翻了，伊朗和美國的關係也不可能好，其實在伊斯蘭革命後，伊朗和美國有過溝通，想要引渡巴列維回國受審，美國不肯交人，這就釀成了伊朗人質危機，這幾十年裏，雙方摩擦一直不斷，關係接近崩盤。1988年，美國海軍還擊落了伊朗民用航班，造成近300平民死亡。到了新世紀，伊朗開始鈾濃縮，説自己想要發展民用核工業，而美國指責伊朗是想搞核武器，開始加大對伊朗制裁。

面臨孤立和威脅，伊朗選擇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一方面和美國溝通，尋求解除制裁，恢復經濟，2015年的伊核協議，就是美伊關係正常化的曙光。另一方面，伊朗從中東亂局中尋找機會，擴大影響，主要的力量就是海外版革命衞隊“聖城軍”，指揮官直接聽命於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通過代理人擴大伊朗的海外影響，比如黎巴嫩的真主黨、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

伊核協議簽署後，美伊關係緩和，甚至離建交也不遠了，但現實國家沒有“人格”，不存在統一意志，美國兩黨對伊朗政策就完全不一樣，民主黨主張接觸，而共和黨只想加大制裁力度，威逼伊朗屈服。特朗普上台後，一方面從中東戰略收縮，另一方面撕毀協議，加大打壓伊朗的力度。2018年5月，美國宣佈退出伊朗核協議，重新對伊朗施加制裁，2019年起，又開始“零石油出口”的極限施壓。去年1月，美軍直接在伊拉克刺殺了“聖城軍”指揮官蘇萊曼尼。另一方面，美國還推動阿拉伯國和以色列和解，打算搞一個聯合陣線，遏制伊朗。去年11月美國大選後，為了防止拜登上台後重返伊核協議，還沒下台的特朗普政府，三天兩頭就對伊朗施加新的制裁。

此前，面對美國的“極限施壓”，伊朗採取“極限抵抗”的策略，簡單説就是熬，熬到“懂王”下台。伊朗國內也有親美派，寄希望於拜登上台；但特朗普走人後，拜登也沒有立即取消對伊朗的制裁，還頗有想借前任留下的遺產，討價還價的態勢。美國人的套路，客觀上也告訴了伊朗，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還需要和域外大國搞好關係。這個大國，除了俄羅斯，也就是中國了。而中國，既需要多樣化的石油進口，也需要開拓新的海外市場。這次中伊25年協議的主要內容，一是能源建設，二是工程出口。協議簽訂之後，伊朗政府發言人隨即表示，這份協議，將證明“美國孤立伊朗的企圖失敗”。伊朗駐巴西大使的話就更有深意了，説伊朗和中國的夥伴關係，將在高度尊重東方價值觀的情況下，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