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不是答案，是帶來的思考：亞歷山大到過中國嗎？_風聞

世界從未忘記我們，而我們與世界隔離太久。

百轉千折，百年奮鬥，今天的我們終於迎來偉大轉變的歷史機遇。同時也處在重新學習的關鍵時刻。

——2021年寫在浙中的暮春

（一）

     2357年前的初夏（即公元前336年），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在其女兒的婚禮上遇刺身亡，剛滿20歲的亞歷山大於是成了新的馬其頓國王。直到公元前323年，在那一年突然英年早逝的“戰神”亞歷山大從未停止過征戰。亞歷山大先是確立了馬其頓在全希臘的統治地位，之後整合希臘的力量開始東征，滅掉波斯帝國，在西起巴爾幹半島、尼羅河，東至印度河這一廣袤地域建立起一個龐大帝國。

    據史載，公元前327年，亞歷山大統帥大軍從裏海南岸東進，征服阿富汗，進而挫敗北印度諸國。亞歷山大原本擬定沿着印度河繼續南下，但其部下思鄉情切再也不肯前進，又因印度多雨酷熱，瘴氣連天，軍隊內部普遍產生了厭戰情緒。於是，亞歷山大只得暫時中斷計劃，班師回走。

    公元前324年春，為了促進馬其頓人、古希臘人和波斯人的融合，亞歷山大在波斯都城蘇薩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大型集體婚禮。他娶了剛被他消滅的波斯舊君主大流士三世的女兒為妻，其他將領同時與波斯貴族女子結婚，成千上萬的士兵也紛紛娶了亞洲女子。同年，亞歷山大將巴比倫作為新帝國的都城。

    公元前323年春，亞歷山大在巴比倫接見了歐亞各國的使團，制訂了許多宏偉戰略，例如，探險裏海，遠征阿拉伯等等。然而，這些計劃還未來得及實現，亞歷山大在那一年夏天突然染上惡性瘧疾，連續10天高燒之後，陷入昏迷，很快就撒手人間，享年33歲。

    今天，簡單複述亞歷山大的這段神話般的個人英雄史，為的是這個古今中外老生常談的有趣疑問：亞歷山大有沒有到過中國？

    綜合近十幾年人們給出的種種猜想和解答可知，大多數意見傾向於否定，即認為亞歷山大不可能到過古代中國。言之鑿鑿的理由（推理），猶如當頭棒喝似的雄辯，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五點：

    （1）亞歷山大那個時候還不知道東方有個古老文明的國家中國，因為亞歷山大東征出發前堅信“印度是世界的盡頭”。

    （2）亞歷山大沒有完全深入印度便中途折返西亞，在全盤接收波斯帝國的基礎上，建立了新帝國，沒有再往東方進軍。

    （3）中國從公元前十世紀便有了文字記載的歷史，如果亞歷山大與古代中國交過戰，不大可能不留下記錄，而在中國的歷史文獻沒有發現任何可以證明亞歷山大來過的信息。

    （4）如果亞歷山大與古代中國短兵相接，他遇到的對手就是戰國時代的霸主秦惠文王，經歷了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當時可稱得上是世界上最強國家，擁兵60萬之眾，而亞歷山大總共只有5萬人馬，他一旦與秦惠文王交手，則肯定會被打趴下。

    （5）有關亞歷山大到過中國的記載主要現存於阿拉伯和伊朗的中世紀文獻中，那些記錄都是虛構的，是西方世界蓄意“抹黑”中國的證據。

    面對這個千古懸疑，答案已經變得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我們看待該問題的視角和姿態。逐條分析上述五點，不難發現其中的漏洞還真是不少。

    第一，“印度是世界的盡頭”，這的確曾是古希臘人的觀點，也可以説是偉大哲學家、亞歷山大的老師亞里士多德的看法。但是，當亞歷山大滅掉波斯帝國，又征戰印度之後，難道他還會保持“印度在世界盡頭”的老觀念，波斯人或者古印度人不會向他透露一點有關東方古國的信息嗎？

    第二，亞歷山大從印度折返西亞，並不代表他放棄了繼續探險東方的夢想。而且，這種夢想也同樣為他的眾多部將所擁有。

    第三，中國古文獻中沒有發現亞歷山大“到此一遊”的記錄，並不等於亞歷山大沒有來過中國。眾所周知，兩千年多來，各種原因而遺失的中國古文獻不計其數。今天，我們單憑古文獻無記載就作為否定疑問的依據，這不是一種明智之舉，而是自我閹割了想象力，降低了學習力。

    後面我將着重講到被湮滅5000年的巴蜀古文明的遺址三星堆重見天日的故事，經歷近80年的考古發掘，今天的人們以實物形式有力地駁斥了古文獻所載“蜀無禮樂，無文字”一説的荒謬。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大立人像等上古遺物，其技術含量甚至超過了從中原殷墟發掘的同時期殷商青銅器的製造水平。

（三星堆出土青銅大立人像）

    第四，亞歷山大如果到過中國，為什麼只能與秦國狹路相逢，難道不會發生在華夏世界的其他地方嗎？

    第五，有人臆斷，中世紀的西方學者編撰出亞歷山大到過中國的偽史，是為了“抹黑”中國。可是，那時候的人“抹黑”中國的動機是什麼，這一點似乎從來就沒有人能講得明白。

    綜上所述，針對亞歷山大有沒有到過中國的問題，我的看法是他很可能曾短暫地到訪過華夏文明某一角落。

（二）

    先來看一看，中世紀的西方文獻資料是如何記載這段故事的。以下記載均來自於1910年代的美國東方學者Berthod Laufer（勞費爾）收集並編撰的參考書《SINO-IRANICA: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1960年代，此參考書在北京出版過中文版，書名為《中國伊朗編——中國對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貢獻》。摘錄部分如下：

    很多國家寫的有關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帝國亞歷山大的故事裏，出現有中國，是亞歷山大所到過的許多國家之一。

    費爾都西（al-Firdawsi，935-1025年，現多譯為菲爾多西，為波斯大文豪，筆者注）著的書裏説亞歷山大以自己的使節的掩護身份來到中國，Fagfur（天子）以上賓之禮相待。亞歷山大向天子遞書，聲明如果天子承認他為君主，向他進貢本國所產的各種水果，他可以允許天子保有領土和職位；中國天子應允了這要求。

    尼薩米 （現多譯為內扎米，J.I.，1141-1209年，筆者注）著《亞歷山大傳》説亞歷山大由印度經過緬甸、西藏來到中國，那裏希臘畫家和中國在舉行比賽，希臘畫家最後獲勝。（這本《亞歷山大傳》的內容主要來源於菲爾多西所著史詩《列王紀》，筆者注）

    埃塞俄比亞人（無法考證此人生卒年月，筆者注）寫的亞歷山大故事裏説：“中國王命人在長椅上鋪上貴重的墊子，長椅是金質的，嵌着珠寶，鑲着金圖案。他坐在大殿裏，他的太子們和貴族們環繞着他，當他説話的時候，他們都恭順地回答他。然後他就命令典禮官把亞歷山大大使帶進來。當我（亞歷山大）跟着典禮官進來的時候，典禮官叫我站在王的面前，那些穿着金銀衣服的人都站了起來；我在那裏站了好久，也沒有一個人人和我講話。”

    故事往下念更加有趣：中國王叫這位使節和他並坐在長椅上，天子送給亞歷山大精緻材料所制的衣服，重一百磅，二百個帳篷和男女僕人，二百個象皮製的盾牌，二百支鑲金的印度劍，上面裝飾着貴重的寶石；二百匹帝王騎的馬匹，一千擔最好的金子和銀子，因為在這個國家裏有山，山裏可以採金。城牆是金子築成的，居民的住宅也是金子蓋的；大衞之子所羅門就是從這裏取得金子來蓋聖堂，他的器皿和盾牌都是用中國金子制的。

    關於亞歷山大在中國的故事講得最天真有趣的阿勒·塔阿利比（961-1038年，筆者注）用阿拉伯語所寫神話式的《波斯歷代國王歷史》（現多譯為《波斯王國史》，筆者注）裏那一段説：當亞歷山大帶着他的軍隊進入中國時，中國王大吃一驚，不能入睡。他趁着黑夜往訪亞歷山大，表示願意歸順，以免流血，亞歷山大最初索取他五年的全部國家歲入，可是後來慢慢地讓步到只要一年的三分之一歲入。第二天一支龐大的中國軍隊把亞歷山大的軍隊團團圍住，亞歷山大以為他的死期到了，誰知中國王出現了，從馬上下來，拜伏在地。亞歷山大責他不忠不義，中國王否認此事。“那麼這些軍隊是幹什麼的？”中國王回答説：“我要你看看我並非因為軟弱或兵少而屈服。我看出這是天意，允許你征服比你更強的國王們。誰要反抗天命必遭失敗。為此我要屈服於你以表示屈服上天，順從你，執行你的命令以表示順從上天。”亞歷山大回答説：“對你這樣的人不應該有所要求。我從來沒有見過比你更賢明的人。現在我取消我對你一切的要求，我要走了。”中國王回答説：“你這樣做不會有所損失。”於是他送給他豐富的禮品，如一千件綢緞、綵綢、錦緞、銀、貂皮等，並保證每年進貢。

    以上便是從勞費爾編撰的書中摘錄的有關亞歷山大到過中國的記錄。

（《列王紀》插圖）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上，有一篇題為《關於亞歷山大對中國的影響》的論文，一看便知是與勞費爾書中的內容一致。在這篇論文的最後，作者所持結論性觀點與勞費爾也基本一致，均認為亞歷山大到過中國的故事是虛構的。

    不同的是，《關於亞歷山大對中國的影響》結尾提出了作者的思考，拖沓又掩不住前後矛盾地認為：“上述材料的內容都是馬其頓古代作品及西方古代文獻所不曾記載的。這些材料既反映了歷史人物影響的超時空性，更折射出人類文明互動的多渠道性和交流形式的不確定性。這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

    勞費爾對此的思考言簡意賅，卻一針見血：“雖然這整個故事是虛構的，它把中國人用外交手腕戰勝敵人的方法卻描寫得很不錯。”

    勞費爾原籍德國，年輕時代深受法國東方學者沙婉的影響，在東方學界享有知識淹博的讚譽，是在美國欲稱霸世界的前夕為加緊窺探亞洲而重金聘任的專家學者。

    他從浩瀚的西亞古文獻中整理出有關亞歷山大與中國的故事，目的不在於驗證故事的真偽，真實的用意就是他的那一句評價，站在中國大門外用“第三隻眼”窺探中國人的行事方式以及與之相應的文化傳統、民族特質。

    順着勞費爾的思考，記載亞歷山大與中國故事的那些中世紀學者是何用意？是他們胡編亂造，抹黑中國嗎？我覺得，這樣的臆測過於簡單，是充滿孩子氣的衝動思維。其實，中世紀的學者們根本不在乎那些故事的真與偽，他們寫出的僅僅是他們對於中國的認識，不管中國人承認與否，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很多時候很多方面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洞見，一種吃透榨盡的結語。

    留給我們的思考是，中國為何那麼早就留給人那樣一種印象？！今天，我們雖然已無力更改過去刻在外界的印象，但是我們還有機會更加充分了解自己的過去，更好地完成現在的變革，創造不一樣的未來。

（三）

    只有虛心直面問題，帶着敬畏虔誠求教過去，現在的我們才能擺正重新學習的姿態，跳出錯誤認知的怪圈，找到邁上世界中央舞台的階梯。

    回到上面我提出的一個問題，亞歷山大若來到中國，為何只能遇見秦國，而不能是古蜀國呢？我們的想象力被所謂的文獻牢牢地束縛和困住，而那些所謂文獻有意無意地淡化巴蜀區域曾經有個發達的古代文明中心，而錯誤地把中原文明作為中國文明唯一的發源地和向外輻射的中心。

    1990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界的泰斗人物、北大教授蘇秉琦先生和社會人類學界的泰斗、復旦大學教授費孝通先生聯合提出了，中國文明起源為六大文化區系整合發展而成，這六大文化區系分別是：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以關中、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沿海、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和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這些古代中國的區域中心文明多是獨立、平行發展，彼此又有交集與融合。其中，有我們已經熟悉的紅山文化遺址、良渚文化遺址以及三星堆巴蜀文明遺址。

    從亞歷山大東征戰果看，主要集中在公元前327年——公元前324年，這四年間，他極有可能本人或遣使到過中國西南部的古蜀國，所經路線正如菲爾多西在《列王紀》中所載的從印度出發經緬甸、西藏。

（何尊及其銘文拓片）

    首先，來看一下與亞歷山大同時期的中國是什麼情況。當時，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地理概念已經形成數百年之久。這可從1963年在陝西寶雞出土的一件青銅器——何尊上的12行銘文出現“宅茲中國”四個字可見一斑。何尊，是西周早期一個名為“何”的西周宗室貴族所作的一件青銅祭器。

    何尊銘文記述了周成王築城、祭祀、賞賜臣子的一系列活動，記錄了周天子對於宗小子何的訓誥，還引用了周武王克商後在嵩山舉行祭祀時發表的禱辭，即“宅茲中國，自之乂民”。定都天下之中以統治萬民，這是周王朝開國之君革故鼎新、接受天命的宣言，也勾勒了周天子定鼎洛邑、治理天下的宏偉藍圖。

    其次，在公元前4世紀，中國正處於戰國晚期。秦惠文王與亞歷山大都是三十歲剛出頭，而當時的古蜀之地正處於第五代蜀王——開明王的末年。史載，開明王朝的實力在很長一段時期比秦國強。這一點可能讓很多人萬萬沒有想到。

    四川大學教授段渝所著的《四川簡史》介紹説，秦初居西陲，距蜀較遠，至春秋初年秦文公時，兩國始發生經濟文化往來。

    “詩仙”李白在《蜀道難》中也説：“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蠶叢是第一代蜀王，據東晉人常璩所著的《華陽國志》記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他最大的功績是教民種桑養蠶；第三代蜀王叫魚鳧，“鳧”就是魚鷹；第四代蜀王叫杜宇（意思是杜鵑鳥），相傳杜宇“教民務農”，備受愛戴，卻無力治理水患，而來自川東荊楚地區的開明氏由於治理了水患，取代了杜宇成為第五代蜀王，其統治時間最長，傳位至十二世。

    公元前7世紀中葉後，蜀、秦交兵，愈演愈烈。公元前451年，蜀、秦圍繞南鄭（今陝西南鄭）的得失展開爭奪，經歷65年戰爭後，蜀國勝利。段渝認為：“開明王朝雖然盛極一時，但沒有像中原諸夏和秦那樣興起變法運動，因而國力發展受到很大限制。”

    隨後，秦國商鞅變法強大起來，秦惠文王即位，開始尋找舉兵南下伐蜀的大道。相傳秦惠文王用計，使蜀王開闢石牛道（亦稱金牛道），秦軍伐蜀已暢通無阻。

    這時，蜀國政局動盪，出現諸多具有亡國之徵的“災異”之説。《華陽國志》記載：武都（今甘肅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子，美而豔，蜀王納以為妃。不久，此妃去世，蜀王徵發五丁力士遠至武都取土擔回成都，為妃作冢。秦惠文王知蜀王好色，乃許嫁五女於蜀。蜀王又徵五丁力士至秦遠娶。不料返至梓潼，見一大蛇鑽入洞穴，五丁相助攬掣蛇尾，大呼拽蛇，頓時山崩，五丁及秦五女並化為石。及蜀王與秦惠文王會於褒谷，蜀王所贈秦王的珍玩之物卻又化為泥土。這些災異之説，暴露出開明王朝社會的不穩定和政局的動盪。

    蜀國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加劇了已存的政治危機。本來，蜀與鄰近的巴國累代戰爭，但開明王朝分封至漢中重鎮的苴侯卻私下與巴方交好，引起蜀王震怒，蜀王親率大軍討伐苴侯，佔領苴侯的駐地叚萌（今四川廣元昭化）。苴侯奔巴，巴為其求救於秦，這就為秦軍南下伐蜀提供了充分藉口。

    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秋，秦惠文王遣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率大軍從石牛道南下伐蜀。第十二世的開明王倉促率軍迎戰於叚萌，結果大敗。開明王逃至武陽（今四川彭山東北），被秦軍追殺身亡。此後，秦國得蜀之美麗江山、豐饒物產，有其糧食、布帛、金銀，極大增強實力，並據蜀以為東進伐楚的戰略基地，為秦統一戰爭的順利開展提供了堅實而廣闊的大後方。

    如果亞歷山大在此期間到達了古蜀國，而蜀王正面臨內部動盪，北方強敵壓境的複雜局面，距離其被秦所滅不到十年的時間，這時突然發現南邊又來了一個高深莫測的強敵，蜀王的應對則完全有可能會像阿拉伯學者所記載的那樣“大吃一驚，不能入睡”，然後“夜訪亞歷山大”以求緩兵之計。

（四）

    亞歷山大有沒有到過中國，結果真的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對過去的重新認識。除了重新認識中華文明的重要起源之一古蜀文明，關鍵還需重新認識中國自古以來的國際交往歷史。

    亞歷山大穿越南亞到達四川的那條路徑是真實的嗎？回答是，此路徑不容置疑。

    以三星堆的考古發掘為契機，最新的南方考古成果已獲得國際學術界的一致認同，最遲在商代（第三代蜀王時期），古蜀國與中國以外的一些地區和國家就已發生並發展了商品貿易關係。從商周一直到戰國時代（大致是第四代至第五代蜀王時期），與蜀通商的主要地區有古印度、中亞、西亞和東南亞，形成了一條古老的“南方絲綢之路”。

    《華陽國志》中也有相關記載，商代，蜀與印度的交通線“蜀身毒道”已打通。“身毒”即中國對古印度的一種稱呼。而“南方絲綢之路”是世界上最早的國際絲綢貿易路線，比漢朝通西域的絲綢之路至少早了1000年。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考古初步判定，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貝和象牙就來源於印度地區；三星堆青銅雕像羣、黃金杖和黃金面罩等文化因素的來源與西亞有關，是經中亞和印度引入。東周時代蜀國王公卿相當中流行佩戴的一種稱為“瑟瑟”的寶石串飾或琉璃珠串飾，也來源於古波斯。

    可見，從商代到春秋戰國，古蜀與西亞、中亞和南亞的商品貿易一直在持續不斷開展，“南方絲綢之路”已是當時世界上最繁忙的一條國際商路。那麼，亞歷山大或者他的使者沿着這條古老的“絲路”達到中國西南部還有什麼不可能的呢？

    埃塞俄比亞人所寫的亞歷山大到訪中國的故事，中國王送給亞歷山大的“禮物”清單中，有“精緻材料所制的衣服”，“象皮製的盾牌”，“鑲金的印度劍”，“帝王騎的馬匹”，“最好的金子和銀子”等等，全都是巴蜀的著名特產！這樣的記錄簡直是真實得讓人驚訝！

    如果我們依舊不加思索、我行我素地一概否認未知，這樣是否將暴露更多的無知！不論是固步自封，還是盲目自大，只會帶給我們對世界認識的偏差與自我歷史的虛無。

    我們應該牢記，世界從未間斷地注視和考察着我們，而我們卻剛剛如夢初醒。任何時候，在面對疑問，我們首先克服認識缺陷，擁抱大膽假設的想象和開放包容的姿態，直面歷史的冷峻與現實的堅硬。

    亞歷山大與中國的故事一再提示我們，我們太需要重新學習，於內於外的各方面值得學習的太多了，重新學習的任務從未像今天這般緊迫，這般催人奮進。

    重新學習，從解構與重裝自我起步，思考並重構我們與世界的關係，開啓真實的自己，重塑文化的自信，以更廣視野、更高站位、更開放姿態，駕馭未來文明的新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