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姐姐，來不及與宿命和解_風聞

　　作者：克瑞斯

　　編輯：尹   磊

　　《我的姐姐》的結局，像一面鏡子，給每一個觀影的人，都留下了不同的鏡像。因“重男輕女”的設計捆綁在一起的姐弟，被戲劇化處理成極端的性別失衡後，兩人的關係是否要達成和解，成為了影片的討論議題。

　　開放式的電影結局，在最後一刻，給姐弟之間創造了和解的可能。影片戛然而止，更多的實際問題留給了現實中的“中國式姐姐”，他們有些依然被鎖在重男輕女的困境當中。

　　囚籠，從弟弟一出生就已經出現。電影中兩小時的憤怒和委屈，在現實的姐姐們身上，一生中如影隨形。“和解”有時候不是解開了一個死結，是給未來留下了更多複雜性。

　　義務

　　為了弟弟，王若楠在9歲才開始上小學，這成了她失去考大學機會的伏筆。

　　在她錯過的那兩年入學時間裏，父母給她安排了一個“更重要”的任務——照顧弟弟。

　　弟弟已經是第四個孩子，從父母決定非要有一個兒子那一刻起，這個家就有了一個明確的重心。

　　超生受到單位處分，舉家搬遷，離開江蘇，一家人到黑龍江鶴崗投奔親戚。得子的時候，更大的兩個女兒已經上學，王若楠6歲，處在從幼兒園到上小學的中間階段，她開始第一次承擔一個長輩的責任，被父母安排照顧弟弟。

　　一陪就是兩年，上小學的時間被父母有計劃的推遲了。她當時的年紀不理解上學意味着什麼，一個6歲孩子的思維裏，大姐二姐才是上學的，弟弟是需要照顧的，自己是負責照顧弟弟的，這就是年幼的王若楠最基本的邏輯。

　　弟弟每次哭，她就抱着哄，弟弟長得胖，四肢撲騰地特別有勁兒，那種嬰兒的蠻力，是她對弟弟最早的印象之一。

　　在9歲上小學那一年，問題開始出現。

　　晚入學兩年，讓她成了班級裏個頭最大的孩子，同學給她起外號，叫“傻大個兒”，她不知道什麼是歧視，也不理解自卑，她只是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還有她放學後的責任：給弟弟洗澡、做飯、洗衣服。“那時候我不愛回家，寧願在學校裏，因為一回去就得做好多事。” 家裏沒有洗衣機，弟弟的衣服，靠手搓洗。

　　大量的信息都在傳遞父母對弟弟的偏愛，弟弟有新衣服穿，她穿的是大姐二姐的舊衣服；和弟弟的爭吵，被指責的總是自己。仇視的情緒在她對弟弟的態度中出現，同時也出現在她和這個家庭的關係中，有兩年，她不和弟弟説話。

　　“我後來就想，上中學就好了。上一個寄宿學校，不回家。”沉默、逃避，成了王若楠的應對方式。

　　大姐成了離家最早的人，父母對弟弟的偏愛不單單是王若楠的感受，家裏的三個女兒，都有儘早離開家的念頭。“他們的想法估計跟我一樣，就覺得家裏只稀罕我弟，我們去哪都行。”

　　王若楠成了第三個離開家的人，上高中後，她住在學校，一個月回一次家。

　　“沒錢了我才會回去一次，回去找我爸媽要生活費，還有學費。”供四個孩子上學，家庭的經濟狀況捉襟見肘，每次回家要錢，父親的臉上愁雲密佈。

　　最糟糕的情況出現了，父親開始了勸她輟學的試探。她在高中時已經快20歲了，這成了父親讓她輟學甚至嫁人的理由。

　　“我因為照顧弟弟導致晚入學，現在讓我輟學，然後早早嫁人。”一種“犧牲品”的宿命，在她從離開幼兒園那天，就已經被家人決定。

　　起跑線上的延遲，在王若楠隨後的十年，開始產生連鎖反應。

　　在中國式姐姐的現實案例中，其荒唐性，不比影視作品來的含蓄。

　　很多傳統觀念的家庭，對兒子的執着，是通過最直接的生育來試錯。這種概率背後是女兒一生的損耗，而在他們的養育過程中，隨之而來的還有舉家的“超生遊擊”，以及經濟上的負債累累。

　　貧窮，延伸出來的是姐姐讀大學的權利喪失。

　　選擇

　　梓欣在初中畢業後，主動結束了讀書的生涯，在她弟弟的回憶中，梓欣那時候至少是有機會去唸一個專職學校的。一是她沒有爭取，二是父母沒有堅持。

　　“我覺得她做了一個犧牲自己的選擇，她知道家裏條件不好，把機會讓給了我。”在河北曲陽縣的一個村子裏，有很多孩子唸完初中就不再念書，女孩佔了多數。

　　曲陽是雕刻之鄉，走出校園，到石雕廠當學徒，成了一部分15歲的孩子的人生走向。一個老練的石雕工成了梓欣的師傅，跟兩個同齡人一起當學徒，用一年的時間去切割一塊塊漢白玉。

　　每天她穿上一套迷彩服，戴着口罩，用切割機在一塊巨大的石頭上操作，整個過程，粉塵四濺。每次回家，她摘掉口罩，抖下衣服上的粉塵，然後洗臉、洗頭。從一個裹在迷彩服裏的石雕工，變回一個15歲的少女。

　　“她其實挺愛乾淨的，但那時候也沒聽她有太多抱怨。”梓欣比弟弟大三歲，小時候他們牽着手放學回家，像一對同齡人，爭搶一個冰棍。但走進廠子的梓欣，在弟弟眼裏成了一個成年人，這種印象的轉變，彷彿在一夜之間。

　　梓欣23歲結婚，找人給説的媒，五萬的彩禮，一部分給弟弟交了學費，一部分給家裏還了債。“我其實覺得她結婚，也是為了家。當時我上大學，學費不夠，家裏還有債，五萬的彩禮，能解決所有的問題。”

　　弟弟印象中的梓欣，在他們班裏是一個出眾的女孩。12歲之前，梓欣在山西晉中長大，在城裏生活，普通話標準，穿得也和村子裏不一樣，更洋氣，愛唱歌，唱的也好。“他們班裏有個男的追她，還託我給我姐送情書。”弟弟偷看了那封信，裏面一句青澀的情話讓他記到現在，“我愛上了你”。

　　直到結婚那一年，村子裏都有人在追求梓欣，她冷冰冰回了一句，“現在説這些幹什麼？”

　　梓欣從來沒有對自己的選擇做過解釋，她只是後來跟弟弟説，如果自己當時以唱歌的特長生身份，也可以考上高中。嘀咕了一句，沒有多説。在她弟弟眼裏，梓欣在各個方面都比自己更像一個大學生。

　　“我爸媽都是普通農民，但都是講理的人，如果孩子提出什麼明確要求，他們是願意支持的，但儘管這樣，我姐幾乎沒有要求家裏為她做什麼。”

　　相比之下，弟弟是在父母以及姐姐的支持中成長的，在筆記本電腦在大學宿舍裏還沒有普及的時候，弟弟買了電腦；在大學畢業後，他去了北京，家人墊了首付，他在燕郊買了房。

　　一家人風平浪靜，一杆天秤在無限地往弟弟身上加碼。但彷彿沒有任何一個人受到傷害。

　　在弟弟的視角里，梓欣在每一個人生選擇的階段，都向後退了一步，留出來的那一步，給了自己。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想過該給自己爭取更多。”在梓欣成長的村子裏，犧牲自己是一種被默許的正確。“村子裏那種重男輕女的觀念，她是懂的。”

　　“我覺得她如果為自己的價值爭取更多，她會特別痛苦，這種個人的觀念在我們那裏太弱小了，你沒辦法在農村的那種大環境中選擇對抗。”

　　村子裏傳統的性別觀念，在梓欣的身上有不容置疑的烙印，自卑都是慎重的，在梓欣心裏，實現個人價值，是30多年沒敢發芽的種子。

　　另一種人生

　　高考，像一塊壓在王若楠胸口的石頭。壓力的來源不是成績，而是她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念大學的權利。

　　“要是不讀書，我就得留在家裏，跟我爸媽，還有我弟在一起。”離開家是她長久的計劃，上大學，是離開家最好的理由。

　　“我去求我媽，想讓她幫我，她一直還挺心疼我的。”母親去大姐二姐家借錢，兩個大女兒剛結婚，都有自己的家庭，但在錢的問題上，做不了主。“感覺我姐夫挺不樂意的。”母親也沒勉強，她怕大姐二姐因為借錢的事，在家裏受氣。

　　為了王若楠上大學的錢，父母開始從商量變成了無休止的爭吵。王若楠跑到家附近的一個土坡上，一個人哭，哭很久，太陽明晃晃的，曬在臉上，她心裏想：“我這輩子，就這麼完了吧。”

　　“我也不是覺得爸媽不愛我，就是覺得他們偏心。家裏確實沒錢，他們也挺可憐的。”父母一邊爭吵，一邊四處借錢。看到父親為錢發愁，唉聲嘆氣，王若楠慢慢將問題歸因到自己身上，他開始覺得，也許真的是自己不對。

　　父親像突然想通了一樣，説，“你放心去讀吧，我就是賣血、賣腎，也供你讀書。”王若楠一陣愧疚，“怎麼能讓我爸去賣血。”

　　矛盾最終的化解，來自於王若楠的讓步，“那我就不上大學了，讀書，就讓我弟弟讀吧，他學習好，將來讀個博士啥的，我們家也算是光宗耀祖。”

　　20歲那年，她來到離家3000公里的城市，開啓新的生活。“我是獨生女。”在新的城市裏，遇到新的人，她總這樣介紹自己。

　　在同事抱怨工作辛苦的時候，她沒有什麼感覺，她覺得開心，自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命運。與家人的聯繫變得更少，但怨恨也在逐漸消弭。既不親，也不恨，更多是麻木。

　　如今已經過了三十歲的王若楠，家庭温暖的缺失像幽靈一樣，時不時在她的生活中光顧，她有時候會在夢裏哭着醒過來，幻想着如果沒有父母的偏愛，自己的人生，會不會有所不同。

　　她甚至會想那個像“小魔王”一樣的弟弟。學習累不累，生活順不順，錢夠不夠花……年齡在催化王若楠的成熟，放下怨念，理解、包容。

　　弟弟最終沒有讓家人失望，真的考上了博士，全家人都像押中了寶一樣，某種方面，就連王若楠自己都覺得高三放棄大學，似乎是一個對的選擇，這才讓更多的資源，傾向了弟弟。

　　她在潛移默化地説服自己，犧牲似乎變得合理。

　　降服

　　更多的合理性，出現在河北曲陽縣的梓欣身上。母親的去世，讓她開始在弟弟面前，自覺地承擔起一個母親的角色。

　　母親在病危的時候，梓欣沒有和在北京工作的弟弟透露過半句，“她就覺得我像一個孩子一樣，她不想讓我承擔那種壓力。”直到母親在人生的最後一程，梓欣給弟弟打了電話，讓他趕緊回家。

　　“我當時回到家見到的第一個人，就是我姐。”

　　梓欣操辦了母親的一切身後事，所有喪禮的精力、物力、財力。除了偷偷難過，她得在弟弟面前，起到一個“定心丸”的作用。直到我們和梓欣的弟弟溝通到最後，他對姐姐的很多理解，才恍然大悟一般，讓他意識到姐姐當時所做的一切，以及那背後給弟弟所帶來的的意義。

　　“如果我是獨生子，沒有我姐，我想那段時間，天就要塌下來了。”

　　梓欣替母親行使的責任，也包括給弟弟找老婆。找人説媒，給弟弟安排相親。讓弟弟結婚，對梓欣來説，是一種照顧的讓渡，在她的觀念裏，在照顧弟弟這方面，母親把責任交給了自己，而給弟弟找個媳婦，是另尋接班人。

　　弟弟抗拒相親，他有獨立生活的能力和意願。姐姐的責任感變得一廂情願，甚至成為“愛的暴政”。

　　“我希望你結婚，但是你結完婚之後，跟我的關係就沒有那麼親了。”這是梓欣和弟弟在相親問題上，最緩和的一次交流。

　　在梓欣的成長環境中，重男輕女的觀念已經滲透到了她的身上，而且不自覺地接受了一切。

　　“最悲哀的是她不知道自己在犧牲什麼，她也沒有能力反抗。”母親走後，梓欣對快三十歲的弟弟，就像對待自己的兒子一樣。

　　弟弟後來在老家買了房，房本上寫的名字是梓欣，他説這房子自己並不住，他心裏真正的主人，是自己的姐姐。

　　姐弟從沒有走心的交流，弟弟的情感反饋細雨無聲，他不希望和姐姐談論什麼姐弟情誼，對於一對三十多歲的姐弟來説，走心，帶來的更多是尷尬。

　　“到了他們的後代的時候，他們的女兒也許會擺脱這種觀念吧。”對於梓欣可能的另一種人生，他弟弟覺得，也許只能發生在她的下一代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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