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一把火，燒得全國都紅了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高級記者 黃靖芳

　　發自廣東廣州

　　中共三大的會址坐落在廣州東山的一處小洋房裏，慕名在附近打卡的年輕人絡繹不絕，遠道而來的遊客也不少，但這個會址曾經是一個謎。

　　當時，會場是臨時租用的民居，因此會議召開後的接近50年時間裏，人們對其的印象模糊，只能籠統地記得是“廣州東山”的某個位置。

　　參與過三大的老黨員徐梅坤是最早提出尋找會址的人。1972年，廣州進行過一次大範圍的調查，徐梅坤寫信提到過具體的線索：恤孤院路。“會址是在空曠地上獨立的一座二層樓，左右沒有屋舍毗鄰；地勢比街邊稍高，雨天時能見雨水北流。”

　　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

　　為了錨定具體位置，已經年至八旬的徐梅坤不久後專程從北京來到廣州，他走到恤孤院路一棟三層的仿西式花園別墅前，抬頭望到屋頂上刻有“1922”四個數字，顯得非常激動。他認出了這棟“逵園”就在會場的對面，只要透過窗户，就能看到這幾個數字。

　　正是有了徐梅坤的幫助，三大會址的具體地點和其建築樣式、內部佈局等輪廓才逐漸清晰。這段歷史，如今被簡短地記載在逵園外的古銅色小牌匾裏，短短數字，句句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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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青年去廣州搞教育

　　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南北方都活躍着不同的共產主義小組，特別的是，相較於北京和上海，廣州的組織工作要複雜得多。

　　從一個側面開始講起。1920年年底的冬天，陳獨秀應陳炯明的邀請來到嶺南，擔任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臨行前，他抱着“無窮希望”。

　　此時，上海的建黨工作已經走上了軌道，陳獨秀也正希望能擴大黨的影響力。陳獨秀對教育、對社會的改造有着理想的追求和現實的認知。赴任前，陳獨秀提出了三點要求，一是教育不受行政干涉；二是以廣東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撥充教育經費；三是行政措施與教育所提倡之學説作同一趨勢。這些，都獲得了陳炯明的同意。

　　李大釗和張國燾也認為，陳獨秀去到廣州，能將新文化和社會主義思潮帶到廣東，還能幫助成立共產主義組織。

　　在那個動盪的年代，愛國的仁人志士無不在奮力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客觀形勢是，陳獨秀到來前，廣州曾經是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最大根據地，盤踞着一股無政府主義思潮。

　　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分佈圖（攝影/郭嘉亮）

　　1915年劉師復逝世後，黃凌霜、區聲白、梁冰弦等人繼承其衣缽。他們在學生和工人中有較大影響，控制了茶樓、理髮等行業的工會組織，創辦了週刊，為工人運動興起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1919年無政府主義者成立的茶居工會，還是廣州首家工會。

　　可是，無政府主義者有一個致命的缺點，他們寄希望於一個絕對自由的狀態，希望能“自創一個無牧師、無皇帝、無總統、無法官、無獄吏、無警察管轄和無寄生蟲之社會”。這和馬克思主義的理念是相悖的。

　　1920年年底，陳獨秀和維經斯基先後到達廣州，因着分歧的日益顯現，他們展開了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闡明瞭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不同。比如，無政府主義認為，公眾心理可以替代法律，陳獨秀的反駁擲地有聲，他認為羣眾的心理是盲目的，無論怎樣大的科學家，一旦置身羣眾，便失去理性。但他對區聲白仍然報以尊重，“他不屬於下品的無政府黨，是一個純潔的青年”。

　　《新青年》雜誌全套影印版（攝影/郭嘉亮）

　　論戰是筆戰，一來一回，你來我往，主要陣地是《新青年》和《廣東羣報》，持續了數十天。陳獨秀的論述，顯然佔了上風，不久後，排除了無政府主義者的共產主義組織成立了。這場論戰也被載入了史冊。

　　陳獨秀的到來，是廣州重新組建共產主義小組的重要力量，他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帶來了種子，豐盈了土壤。同時，也為中共三大的召開奠定了根基。

2

　　絲質襯衫上刻得有字

　　中共三大“來到”廣州，還與一件印着密令的襯衫有關。

　　1922年的西湖會議，來自共產國際的馬林帶來了建議，他穿着印有共產國際遠東局文件的絲質襯衫，在上海見到了陳獨秀。這件如今保存在荷蘭的襯衫，刻着這麼些字跡：

　　“根據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的決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接到通知後，必須立刻把地址遷到廣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須在菲利浦同志緊密聯繫下進行。”

　　菲利浦，也就是馬林，他還帶來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的指示。其實，眾人都意識到，新生的共產黨力量是微弱的，僅僅依靠罷工和合法鬥爭，很難走出困境。

　　儘管如此，初聞此番提議，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不少人提出了激烈的反對意見，最重要的理由是，兩黨的革命宗旨和根基不一致，他認為國民黨聯美、張作霖和段祺瑞，是“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若加入進去，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

　　陳獨秀所在意的明顯細節之一是，加入國民黨需要打手模、宣佈服從孫中山。這些形似江湖黨派的程序，是陳獨秀這樣的共產黨人所極難接受的作風。

　　中共黨史學會副秘書長李穎提道：陳獨秀曾言，“我的最基本條件：國民黨一定要取消打手模、宣佈服從孫中山這些特別封建的規定，才能實現合作。”

　　“國共合作”的想法，就這樣在質疑、討論和妥協的聲音下提出了，從一開始所迎來的激烈反對聲，到後來的屢次討論與説服，國共合作才獲得了比較大範圍的共識。

　　雕塑《第一次國共合作》，2016年，梁麗晶（攝影/郭嘉亮）

　　當然，合作的想法是相互的。孫中山也深以為然。1913年發生的二次革命，讓他意識到國民黨存在的諸多積弊：成分複雜、派系林立、組織鬆散……這個政黨雖然資格很老，但就像一盤散沙，“實不知黨員在於何所”。

　　就連宋慶齡也問孫中山，為什麼需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孫中山説：“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1922年的秋天，西湖會議後，一位戴眼鏡的先生叩響了上海香山路7號孫中山寓所的大門。他就是李大釗，專門前來拜訪孫中山。

　　電影《建黨偉業》孫中山扮演者

　　幾次會面之後，兩人之間建立了深厚的信任。李大釗對孫中山説：“其實我們的共產主義和先生的三民主義是一致的，所以，我建議中山先生必須改組國民黨，去惡存善，讓黨形成活力，充滿動力。”李大釗是帶着誠意到來的，他們一起討論了振興國民黨、振興中國的問題，孫中山興奮難抑，“暢談不倦，幾乎忘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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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平均年齡29.8

　　時間又往前進，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永漢路太平沙的“看雲樓”（也就是現在的恤孤院路3號）召開，他們平均年齡29.8歲，那裏是陳獨秀在廣州的住所。

　　二樓就是會議代表們住宿的地方，南邊的房子一間住五個人，北邊的一間住兩到三個人，他們生活很簡單，甚至可以説是清苦：睡的是凳子和牀板搭起來的木板牀，廣州蚊子多，要再掛一牀黃麻布蚊帳。而這些傢俱都是借來的，房子太舊，連電燈都沒有。

　　一樓的客廳裏，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等來自全國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會，他們代表了全國420名黨員，馬林也參加了會議。

　　如今，在廣州東山恤孤院路附近，還留存着一片和國共合作相關的記憶。

　　距離三大會址南面一百多米處的就是“春園”——曾經是當時馬林的住處，偶爾也會作為三大的“分會場”，三層樓房並排三幢，四周有鐵欄杆製成的圍牆，門前原來就是種着棕櫚樹的河堤，代表們常在河堤上散步、暢談。

　　廣州東山，中國三大會址“分會場”春園（圖源：視覺中國）

　　會址東面不遠處是“簡園”，這是一座頗為精緻、寬敞的洋房，大門向南開，門頂園拱上鑲嵌着一塊刻着園子名稱的門額，最初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簡琴石的產業，上世紀20年代曾是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的公館。當時毛澤東除了參會外，還常到簡園找老鄉譚延闓討論問題，爭取他支持國共合作。 

　　這些規模不大的小洋房，在歷史的長河裏只是很小的一個斑點，幾近湮沒，但它們經過有意的打撈，重新得到了還原和記憶。

　　對比起舉行一大和二大時需要隨時掩人耳目、提防敵人的氛圍，三大顯然要寬鬆得多，沒那麼讓人緊張。擊退了“叛變”的陳炯明後，孫中山重回廣州，他們對共產黨採取友好的態度。

　　上海市盧灣區興業路76號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圖源：視覺中國）

　　中共三大的議程主要有三項，分別是討論黨綱草案、討論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問題和選舉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中，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自然是最中心的議題。

　　會議代表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以陳獨秀和馬林為代表的想法，是推動全黨加入國民黨裏，包括產業工人，“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另一種是以張國燾和蔡和森為代表，他們反對產業工人的加入，認為這樣會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

　　對於新鮮事物和不斷變化的革命形勢，分歧是在所難免的。最後，代表就《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進行投票。票數膠着，有21票贊成、16票反對和3票棄權，議決案獲通過，並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而陳獨秀此前所提到的入黨程序問題，國共合作確認時雙方已經達成共識，孫中山欣然同意他的建議，“贊成中共加入國民黨……允許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從我的原有入黨辦法，並依照民主化的原則改組國民黨”。

　　1921年10月1日，孫中山致章太炎函，談論時局及政治主張（攝影/郭嘉亮）

　　這次三大還來了一名年輕人，身穿藍色長衫，操着一口湖南口音，從上海乘船而來——這是毛澤東首次到廣州。這一年，他30歲，作為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作了工作報告。他講的兩番話後來讓與會者印象深刻，分別是這麼説的：“所有反帝運動都是由飢寒交迫者，而不是資產階級發動的，因此，我們不應該害怕被資產階級腐化，更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中去。”

　　難得的是，他還意識到了農民的重要性：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應該把廣大農民發動起來。由於報告獲得了陳獨秀和馬林的認可，他還被指派主持《農民問題決議案》的起草工作。此次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毛澤東獲得34票，首次進入中央局，擔任秘書職務。

　　電視劇《覺醒年代》毛澤東扮演者

　　中共三大，是一次國民革命背景下更新觀念、實現轉折的一次重要會議。結束後，共產黨人一起去到黃花崗烈士墓前，由張太雷帶頭，唱起了《國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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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糊里糊塗混進來的”

　　國共合作的方向日益明晰後，國民黨“一大”也隨之到來。明黃色的鐘樓，是原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的禮堂，1924年1月20日，孫中山在這裏主持了國民黨的“一大”會議。

　　國民黨“一大”會址（攝影/郭嘉亮）

　　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產黨員20多人。

　　這次會議，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確認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原則，標誌着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形成了革命統一戰線。

　　而將目光放回到97年前的現場，實際上，會場裏其實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歷時五天。這也為日後的矛盾，埋下了一些線索。

　　國民黨“一大”會址（攝影/郭嘉亮）

　　以方瑞麟為代表的勢力，反對“跨黨”的主張。他們極力反對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還要求增加“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條款，這個提議，明顯是讓共產黨員變得為難。

　　面對這些質疑，參會的李大釗代表共產黨作出了回應，在《北京代表李大釗意見書》裏，他進行了不卑不亢的闡釋：“我們加入本黨，是幾經研究再四審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里糊塗混進來的，是想為國民革命運動而有所貢獻於本黨的，不是為個人的私利與夫團體的取巧而有所攘竊於本黨的。”

　　李大釗的真誠與邏輯的理據，如今看來依然是讓人動容的。《意見書》的最後，他還寫道：自今以往，我們與先輩諸同志共事之日正長，我們在本黨中的行為與態度，當能徵驗我們是否盡忠於國民革命的事業，即以盡忠於本黨，願我先輩諸同志提攜而教導之。

　　如今重回國民黨一大的會址，從大門進入，在走廊盡頭的會場處，還能看到原先座席的模樣。耳邊，則循環響起孫中山《救國方針》演講的錄音。國民黨“一大”會議上，他對“三民主義”進行了新的闡釋。當我們仔細理解這些話語，就會發現它和共產黨所制定的民主革命綱領是有理念、目的上的重合的。

　　攝影/郭嘉亮

　　反對帝國主義、提出普遍平等的民權、承認“耕者有其田”、並謀求改善工人和農民的生活，與中共二大所提出的“黨的最低綱領”基本一致，這成為了兩黨首次合作的政治基礎。

　　最終，大會否決了方瑞麟等人的提案，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確認了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原則。眾多共產黨人的努力與堅持，沒有白費。

　　此後，以反對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為目標的革命運動，就像滾滾的洪流席捲了中國的土地。與此同時，共產黨組織迅速地發展起來，短短几年間，黨員人數從500多人發展到了5萬多人，紅色的火焰越燃越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