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在文科教育及學術研究體制中引入經史之學_風聞

       在中華民族臨近復興的偉大時刻，我們不能沒有自主的話語權和思想體系，

      而自主的話語權和思想體系不是無源之水，不能憑空得來。因此在經歷了百年西化的今天，有必要重新認真回顧並梳理我們五千年的文明傳統，接續在這個傳統中產生的學脈及其學術思想體系；並在此基礎上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相結合，與西方哲學精神的精華相結合，與具體的歷史實踐進程相結合，最終產生與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相稱的偉大理論和精神體系。要實現以上的任務，又必須和相應的教育和學術研究體制的改革為前提。

      對於中國這樣的非一神教的世俗文明而言，教化的重心在教育及學術體制。教育學術體制的面貌及教育學術研究內容塑造着我們這個世俗文明的內在心性，是我們這個世俗文明的重要承載者。近代以來，由於救亡圖存的迫切性，我們拋棄了傳統的教育學術體制，以大學的建立為核心，全面引入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學術內容，由此中華傳統的學脈中斷了，學統丟失了。（雖然有些傳統的學術研究仍在繼續，但不是體系化、制度化的）如果説西化的教育學術體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對於我們學習西方的文化及現代科學技術發揮了不可否認的積極作用，那麼隨着中華文明度過危機，漸漸重新崛起，需要進一步發展之際，這套西化的教育體制就越來越適應不了形勢發展的需要，越來越呈現出弊端，越來越產生束縛作用。歷史總是按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前進的，現在是需要解放思想，重新審視這套西化的教育體制了。

      教育學術體制的變革是一切變革的先行，一百年前是這樣，一百年後的今天還是這樣。那麼今天該如何做呢？教化的核心在於“學”，“學什麼”，“怎樣學”又是塑造人的第一步。在這裏存在教育變革的三部曲。首先，要梳理學脈，其次，確立新的學統，最後，以此學統為指導、為統率，塑造新的教育體制的面貌，確立教育的內容。

    近百年以來，我們的教育內容本質上是建立在西方的哲學為基礎的學問體系，這個學問體系總體上體現的是西方的哲學的思維方式和精神。中國的受教育者，尤其是受高等教育者，可以説在近百年中，是受哲學精神和思維方式的成體系的薰陶和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一方面看是好事，它輸入了新的精神和思維方式，擴大了中國人的精神視野；但也要看到事物的另一方面，這種哲學精神和思維方式及其學科的輸入，是以中華文明的自身固有學脈的中斷，學統的喪失為代價的。正如一個閲歷豐富，飽經滄桑的成年人，不是一個未諳世事的兒童所能理解的。同樣，一種高度發展的文明，只有處於同等高度的，另一種高度發展的文明才能真正理解。在自身學脈中斷，學統丟失的狀況下，意味着人已經處於荒蠻狀態下，是無法正確理解另一種文明的。同時，如果不以自身的學統為統率來引入新的學問體系，也會出現反客為主的現象，就會出現精神文化的殖民，從而丟失自我。另外，西方的哲學精神和思維方式，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學問體系，歸根結底是西方歷史和實踐的產物，並不完全與中國的歷史發展和實踐需要相吻合；這套學問體系一旦脱離了其土壤，懸空植入，在沒有本文明學統的指導消化的前提下，就可能生吞活剝，理論與實踐分離，這也是百年以來屢屢產生教條主義的根源。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已經在延安時代就號召改造學風，從中國的歷史和實際出發。那麼今天我們的認識就需更深入一步，重新自覺的審視以西方的哲學精神和思維方式為核心的整套學問體系，自覺梳理中國幾千年的學問發展脈絡。

      這個梳理過程，切不可以西方的哲學之眼來指導，那樣會扭曲中華學問的面貌。如果我們拋開這個哲學之眼，實事求是的以中華自身的學問之眼來看待問題，那麼中國自身的學問體系是環繞史學精神和思維方式來建立的。這個學問體系實際上也就是以史學為基礎的經史之學。（無論魏晉的玄學，還是宋明的理學實際上都屬於經學的範疇。）經史之學有其內在的主旨、理路，以及由這個主旨、理路所形成的結構和處理對象的特定方式。經和史就是中華文明話語的集中獨特的表達形式。今天重新確立學統，其實也就是確立以經史之學為統率。

     2018年，國家成立了歷史研究院，這邁出了可喜的一步。我們希望在此基礎之上，增設經學研究內容，將其進一步發展成經史研究院。經史一家，經史互補這是中國學問體制的傳統。如果説史學提供經過整理的，有關國計民生，治亂興衰的重要事實（史學本質上是對圍繞人類的一系列重要信息數據的選擇整理加工。）經學則對這些事實進行反思，超越事實的海洋，提煉出人類生活各個領域的基本準則，指導方針，指出文明教化的大方向。它是以形而上的“一”，也即“一以貫之"之道為依據，探討如何經緯天地，使之綱舉目張，理順萬物的學問。所謂”大一統“就是遵從這個形而上的”一“。因此經學講“大一統”，是以此為依據理順萬物，使各得其所而不亂，而非消滅“多”，這是一種高超的政治倫理藝術。

      回顧自秦以來的兩千年的學脈，漢到唐代是經學時代，宋到清代是理學時代。自明亡之後，顧炎武痛定思痛，開啓了從理學重新轉向經史之學的進程。但有清一代，這個過渡並未完成，並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新的經學體系。隨後西學湧入，這個從中國社會自身發展脈絡中，產生的從理學向經史之學過渡的過程也就終結了。但清代的經學仍然提供了資源，為開啓一個新的變革時代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的學術機構要抓住這個學脈的流向，高度重視清代經學的研究，繼續接續從理學到經史之學的過渡進程，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產生出董仲舒之後的，以覺悟和解放為核心人文價值的，新的經學體系。 

        最後附帶提一下，雖然理學心學自有其歷史價值和意義，它在民族的生命走向衰頹的歷史時期，起到了保守民族精神的元氣的作用，不能一筆抹殺。但每一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任務，因此就有與這個任務相適應的學術思想。理學心學長於守成，但短於進取，它的精神遺產積極的一面，仍會作為歷史發展的一環為新經學保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