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翔雍山血池遺址出土玉器的幾點認識_風聞

摘要：2016～2018年發掘的陝西雍山血池遺址是秦漢國家最高等級的祭祀遺址，出土玉人、琮、璋、璜等祭祀玉器124件。本文通過對考古資料及歷史文獻的梳理與比較研究，認為這批玉器為其他地點出土同類型玉器提供了明確的性質與時代標識。對這批祭祀玉器的分佈與使用組合等問題的探討，為秦漢時期祭祀用玉的形制組合與發展狀況提供了重要的實證線索。

2016～2018年，陝西鳳翔雍山血池遺址發掘出了祭祀台、祭祀坑、建築、場地、建築道路等各類遺蹟3000餘處，出土銅、玉、陶等各類器物數千件。發掘者認為血池遺址是秦漢時期設立的國家最高等級祭祀場所。

血池遺址祭祀坑中出土了數量較多的玉器，有明確的出土位置和組合，一經發現就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本文擬從以下幾個方面談談對這批玉器的認識，以求教於方家。

一、性質與時代

血池遺址出土的玉器124件，主要有玉人、琮、璜、璋4類，其中玉人50、玉琮26、玉璜22、玉璋14、玉圭4件，另外還有玉器殘片8件。從整體看，這批玉器玉質不佳，皆為青玉；片狀，素面無文，製作簡單而粗陋，打磨也不夠細緻，表面多留有切、磨痕跡。還存在改制現象，部分玉器是用雙身夔龍紋、谷紋玉璧改制而成。

與其形制相近的玉器已出土數批，西安北郊聯志村、雷寨大隊、盧家口，咸陽閆家寨戰國秦遺址，寶雞吳山、下站遺址，甘肅禮縣鸞亭山遺址都有數量比較多的發現，另外在河南僖山二號墓、西安翠竹園西漢壁畫墓寶雞涼泉漢墓、咸陽秦漢新城石羊廟墓地等也有些發現。另陝西歷史博物館、寶雞先秦陵園博物館也曾徵集到數件玉人。

這類玉器最早進入研究視野時，多為徵集品。在發現伊始，就推測此類玉器可能與祭祀有關。而其時代，是以玉人的形態特徵而推定的，男性玉人刻畫為梳偏髻、留鬍子的形象，與已知的秦始皇帝陵兵馬俑造型非常接近，而且這類玉器造型簡單、製作粗糙、刻劃潦草，也比較符合秦式玉重工輕紋的審美特徵，因此將這類玉器的時代定在戰國秦時期。其後陸續徵集的幾批玉器的判斷也以此為據，西漢墓葬中發現的這類玉器一般也認為是秦遺玉。2004年甘肅禮縣鸞亭山遺址在西漢中期遺存中發現祭祀堆積，出土玉人、圭、璧三類玉器，首次為此類玉器的性質和時代的判斷提供了考古學實證。但是這類玉器是從秦一直沿用至西漢，還是西漢新出現的造型與器類，未有定論。

此次血池遺址出土的玉器基本都出自2016年祭祀坑中，與其他的祭祀用器同出，玉人、璜、琮、璋等不同器類組合使用，再次印證了此類玉器祭祀用玉的性質。而這批玉器的時代問題，則要從遺址本身入手。

秦人奉上帝為至上神，專設畤祭來祭祀上帝，自秦襄公始立國，即設西畤以祭祀天帝。雍城作為秦國建都最長的都城，也是秦人的祭祀中心，在戰國及秦帝國時期，國家祭祀活動以雍四畤為最高等級。《史記·封禪書》雲“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畤上帝為尊”。西漢繼承了秦人的畤祭體系，漢高祖在雍四畤基礎上增建了北畤以祠黑帝，並稱雍五畤。漢文帝至漢成帝，西漢皇帝曾19次親臨雍地郊祀五畤，直至王莽時將郊祀移至長安，雍畤方罷廢。血池遺址的發掘者認為2016年發掘的部分可能屬於漢高祖所立北畤或雍五畤，遺址對祭祀坑馬骨的碳十四測年數據也支持這一觀點，數據範圍基本集中在西漢早中期階段。那麼這批玉器的上限應該在西漢早期，但是還不能完全排除夾雜一部分秦遺物的可能性。

血池遺址出土玉器與2018年新發現的寶雞吳山祭祀遺址戰國晚期遺存中的同類器物比較，雖然組合、器形比較相近，但是吳山遺址部分玉人的體型較大，較厚，更接近方柱體，而非血池所見的薄片狀，而且男女玉人的頭頸、髮髻的刻畫具有相對的原始性，五官刻劃潦草。玉琮的器體也較厚重。寶雞先秦陵園博物館在吳山附近徵集的玉人也呈現出方柱體、頭頸刻劃簡單的特點，應該是較早時期的玉人形態。這些發現增加了血池所見片狀祭祀用玉為西漢時期遺物的可能性。

《周禮·春官·大宗伯》載：“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將玉圭、璧、琮、璋、琥、璜視為重要的祭祀禮器。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周禮》，對於秦漢以來，尤其是西漢中期國家祭祀體系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響。根據考古發現，這六類器物中的璧、璜是戰國時期比較常見的玉器種類，但是琮、璋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經比較少見了，新出現了扁平小玉琮，有些玉琮還是早期遺玉。玉琮的片狀簡化，“半圭”玉璋的出現，可能是戰國秦漢時期重新復原、創造出的新器形，這類玉器的出現的時代應該不會早於戰國時期。由此推斷血池遺址所見玉器的時代應該在西漢時期，之後可能沿用了一段較長時間。

二、祭祀對象與方式

玉在古人的觀念裏是溝通人神的憑信，所謂“尊神以珪璧為信”，在祭祀活動中不可或缺。《史記·封禪書》中記載了秦對雍四畤的祭祀方式：“故雍四畤，……。畤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畤祭時祭品一般有馬牛羊幼牲、木車馬、珪幣等幾類，以瘞埋的形式進行祭祀。漢承秦制，雍五畤的祭祀方式可能大同。漢代在天地宗廟等各類祭祀活動中也廣泛用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為報謝神靈的庇佑，“……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漢舊儀》記：“祭天……用玉幾、玉飾器凡七十。”《漢書·郊祀志上》記武帝郊太一，“有司奉瑄玉”。

血池遺址出土玉器大部分出自2016年發掘的祭祀坑，長方形豎穴土坑，坑內安置木箱，玉器一般與車馬或車馬器等同出，直接瘞埋，多數未見燒燎痕跡，與文獻所記基本吻合。文獻提及的“珪璧”也可能只是指代玉器，但不一定特指玉器種類，因此《封禪書》中以“珪幣”泛稱之。是否如此，尚需更多的考古發現來證實。

祭祀坑中未發現1件完整玉璋，皆為殘段，多數玉璋表面發白，有明顯的燒燎痕跡。對玉璋的科學檢測也證實了這一點。燎祭是古代一種重要的祭祀方式，甲骨卜辭中就有燎玉的記載，三星堆遺址發現的數處祭祀地點也皆有燒燎現象。《爾雅·釋天》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根據《史記·封禪書》記載，漢武帝尊太一為至上神後，在甘泉對太一及五帝諸神的祭獻方式為：“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已祠，胙餘皆燎之。……”在獻祭方式上增加了燎祭，雍五畤可能也受到其影響。

另外雍五畤在常規祭五帝外，還有一些對其他神祗的祭祀活動。《史記·封禪書》記：秦時“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這些祭祀活動，可能部分到西漢時也有所延續。

三、祭祀用玉的分佈與組合

（一）  祭祀用玉的分佈

血池遺址2016年出土玉器95件、2017年12件、2018年17件，以2016年祭祀坑中出土玉器最為集中。2016年發掘的198座祭祀坑中有38座坑中發現祭玉，比例略小。主要集中在已發掘區域的3處，周邊有大量沒有祭玉的祭祀坑，可見玉器不是每次都要用到的祭品（圖一）。祭祀坑間的打破關係比較多，可能當時存在不同時間段、不同類型、不同級別、不同祭祀人的各種祭祀活動，當然也不能排除在漢代早期，自身尚未形成規範、完善的祭祀體系，因而在祭祀形式上有些隨意，祭祀坑的排列和分佈上未進行預先的統一規劃。

各類玉器在發掘區的分佈基本相當，沒有太多規律可循，只有璋的分佈範圍略小一些，基本集中在發掘區南部。

38座祭祀坑涵蓋A、B、C類及未分類的祭祀坑，共出土玉器72件。其中可確定為A類祭祀坑有18座，B類6座，C類4座，未分類10座。祭玉在A類祭祀坑中出現的次數比較多，卻並不佔絕對多數，未分類的小型坑的祭玉數量也比較多。但是A類祭祀坑中出土玉器數量佔到祭玉總數的一半以上，41件，並且只有7座坑各出土1件祭玉，其餘坑出土祭玉的數量都在2件以上；B類坑一共6件，每座坑1件；C類坑也出土7件，其中一座坑出土4件，另外3座坑每座1件；未分類的10座坑中出土18件，有7座坑只出1件祭玉。根據遺址對祭祀坑的分類標準，A類祭祀坑是規模大並且有車馬種類，因此雖然祭玉並不侷限於大型帶車馬的祭祀坑，但其確實是使用玉器最多的祭祀坑類。

（二）  祭祀用玉組合

玉器在祭祀坑中的出土情況比較明確，有些祭祀坑只發現單類，玉人、琮、璜、璋都有單獨使用的情況。有些祭祀坑是發現多類玉器，有玉人、琮、璜；玉人、琮；玉人、璜；玉人、璋；玉琮、璜；玉璋、玉璧殘片等（表一）。部分祭祀坑經盜擾，所以出土的玉器組合可能並非當時完整的使用組合，本文僅根據出土玉器進行統計。

祭祀坑中使用頻率最高的玉器是玉人，在21個祭祀坑中有發現，超過了祭玉祭祀坑數量的半數，其他器類玉璜、琮、璋的使用次數基本相近，在13、14、10座祭祀坑中有發現，另外玉人還與其他器類同出，可以説是血池遺址祭祀用玉中使用最寬泛的器類。

值得關注的是，雖然有的祭祀坑中祭玉種類並不單一，但是從考古發掘情況看，它們並不是組合使用的，或者説器物間並沒有特殊關聯，出土在祭祀坑的不同層位、不同位置，應該在祭祀中代表了不同的程序或意義。如T6907K24中共出土男女玉人、琮、璜、璋共計7件祭玉，但是使用組合並非玉人、琮、璜、璋，這些玉器分兩層出土，一套男女玉人、璜、琮組合玉器與小車伴出（圖二），一套玉人、璋、琮組合玉器與大車伴出，實際的使用組合是玉人、琮、璜和玉人、琮、璋。再如T7306K3出土玉人、琮各2件，這4件器物分三層出土，第一層為玉人和琮，第二層為玉人，第三層為琮。三個埋藏順序可能代表了三個相對獨立的祭祀程序，不能以一個祭祀坑出土的種類來梳理。

玉器在使用中確實也存在組合現象，最複雜的組合是男女玉人、琮、璜組合，40座祭玉祭祀坑中有4座存在這一的組合，其餘的祭祀坑還是以單類祭玉的使用為主。T6908K11在出土時還保留了當時的擺放方式，位於車廂位置，璜在下，男女玉人並列放置於璜上，琮覆於玉人腿部（圖三）。T6906K9的這種組合出土時位置有挪移。玉璜上疊壓玉琮，玉人位於一側，皆正面。這類組合的玉器多與車馬同出，出土位置位於車上或馬側。各類玉器之間未發現間隔其他材質的器物或者灑硃砂的情況。而且4件玉器整齊上下疊放，也排除了懸系與車身等的可能。其他玉器或組合，沒有類似這樣明顯的疊放或者擺放順序，相對而言，分佈比較分散。玉人一般都正面朝上，男女玉人無差別。

從以往與祭祀相關的遺存看，圭璧是最為常見的祭玉組合。山東榮成成山祭日遺址發現的兩組玉器皆為圭璧組合。山東煙台芝罘陽主廟發現兩組祭祀遺存，亦為圭璧組合。聯志村和盧家口兩處可能為祭玉的儲藏處，涉及到的祭玉種類比較多，祭祀時也不應該所有的種類都使用，而是根據祭祀對象有不同的祭玉組合。鸞亭山遺址出土祭祀用玉中也有玉人，但是出土的數組玉器，F3的5組玉器，其中4組為圭璧組合，1組為玉人、圭璧組合，G4的3組為圭璧組合，還有其他一些遺蹟，因經擾動破壞，組合關係不清楚，但是器類仍為圭、璧。咸陽閆家寨遺址祭祀遺存中出土的也是圭璧組合。血池遺址有個別玉人、璜為玉璧改制而成，另外還有幾件小的玉璧殘片，可能也與改制有關，並非完整器物；2017年北斗坊地點的發掘中出土4件殘圭，多見於地層，因此，圭璧並不是此次發現祭祀用玉的主要器

鸞亭山遺址祭祀用玉組合比較完整，如F3第5組玉器由12件玉器組成，最下為青玉璧，白玉璧置於青玉璧上，白璧上斜置兩玉人。西側男玉人仰身放置，東側女玉人俯身放置。玉人的南側有一青玉圭，圭尖東北向，其南為一件白玉圭，圭尖西南向，白玉圭南為兩組青玉圭，3圭為一小組，均上下疊置，圭尖西南向。這6件圭均放置於青玉璧邊緣上。祭祀用玉不僅存在器類、組合的區分，而且在玉器的擺放上有一定的規制，甚至在玉器顏色的選擇上也存在一定的要求。鸞亭山祭祀遺存的時代大致在西漢中晚期，這一階段漢代國家祭祀體系已經完備，祭玉擺放與組合更為複雜、成熟。西漢中晚期涼泉漢墓中所見玉人制作也比較規整。但是屬於戰國晚期的閆家寨戰國秦遺址中所見祭祀用玉圭形制各異。再如吳山遺址所見祭祀用玉，存在一類柱狀玉人、早期造型的玉琮，與西漢時期所見的片狀玉人和玉琮有所區別，可見，祭祀用玉的組合與形制的規範存在一個過程。

血池遺址發掘的面積有限，並沒有揭露祭祀區的全貌，但是從已知的祭玉組合來看，作為國家最高級別的祭祀遺址，祭祀坑的分佈比較散亂，沒有規律，還存在較多的打破關係；祭祀用玉的製作上，並不統一規範，同類器物間的差異較大；祭祀用玉的組合並沒有十分固定，而且也並非常見的圭璧基礎組合；祭祀用玉的擺放也無規律，擺放方向不固定。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推測可能有三：一，這批祭祀坑有的時代相對較早，屬於西漢偏早的階段，漢帝國的祭祀體系屬初創階段，尚未完全成熟；二，不同的時間、種類、級別、祭祀人可能使用的祭品有所不同；三，可能有些並不屬於核心祭祀的郊祀遺存，而是與在雍五畤進行的其他輔助祭祀活動有關的祭祀遺存。

四、餘論

血池遺址出土玉人32件，是迄今出土玉人數量最多的一處遺址；而且玉人的大小、輪廓與五官刻畫及製作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是釐清秦漢玉人發展演變脈絡的重要線索。

遺址祭祀用玉最完整的組合與戰國秦漢時期組玉佩的組合接近，玉璜近似玉珩的角色，玉琮為瑀琚的角色，玉人為兩側衝牙。但是這套組合出土時或疊放或散置，應該並非懸系使用。同一祭祀坑分層出土玉器，在使用中有燎、埋等多種祭祀方式，顯示出祭祀用玉組合和使用方式的多樣性。

此時的玉琮、璋等“六器”是否存在文獻所記的祭祀對象對應關係？璋是否還與軍事活動有密切關係？祭祀上帝、五帝用什麼祭玉組合，各組合是否相同？等等問題的解決，還需要更多的考古資料證實。

與漢代祭祀體系的發展完備過程相伴，漢代祭祀用玉體系或者祭祀用玉製度的形成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雍山血池遺址的發現見證了漢代祭祀體系的形成過程，其所出的祭祀用玉是迄今最豐富、最全面的考古資料，隨着考古工作的進一步展開，對漢代祭祀用玉的認識也會進一步深化。

本文在寫作中受到劉雲輝、焦南峯先生指導，持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