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數科研人員，都在無償為一個暴利行業打工_風聞

　　▲ 製圖：Dom McKenzie

　　作者：Stephen Buranyi（the Guardian）

       翻譯 費爾頓

　　審校 金莊維 張士超

**縱觀人類歷史，我們很難找到像學術出版一樣匪夷所思的行業：**無數科研人員為之免費供稿、審稿，卻還要花錢看論文；來自政府資助的科研經費沒有讓科研人員成為高收入羣體，卻給出版商帶來勝過蘋果、谷歌的收益率；訂閲費用壓得預算喘不過氣，高校卻不敢不買；同類期刊多如牛毛看似競爭激烈，收費卻穩升不降。

　　推動世界進步的科研人員，為何會“淪落”到無償為學術期刊打工的地步？

　　匪夷所思的產業

　　2011年，倫敦伯恩斯坦研究公司的高級投資分析師 Claudio Aspesi 打了個賭，他預測：全球最暴利產業的領頭巨鱷將面臨破產困境。他説的是裏德-愛思唯爾（Reed-Elsevier），一家超大型跨國出版公司，年收益超60億英鎊，備受投資者青睞。它是少數幾家在互聯網時代成功轉型的出版機構，最新一期公司財報顯示，它們下一年的收益還將增長。然而，Aspesi 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愛思唯爾對自家的前景預測，以及其他幾份主要的財務分析都是錯的。

　　愛思唯爾的核心業務是學術出版，以週刊或月刊的形式為科學家提供分享研究成果的平台。儘管這些刊物的受眾極為有限，但學術出版仍是單大生意。愛思唯爾每年的全球收入總和超190億英鎊，收益水平介於唱片業與電影業之間，但收益率更高。愛思唯爾科學出版部2010年的總收入為20億英鎊，淨收入七億兩千四百萬英鎊—— 淨利率高達36%，遠超蘋果、谷歌和亞馬遜。

　　然而，愛思唯爾的商業模式着實令人困惑。對傳統出版機構而言（以雜誌為例），首先需要支出多項成本：給作者的稿費，給編輯的組稿、加工、校對費用，以及配送給訂閲用户與零售商的物流成本。因此，傳統出版機構所承受的總成本十分高昂，即使是經營狀況較好的雜誌，淨利率也只在12%—15%左右。

　　學術出版在掙錢方式上大同小異，只是專營這一方向的出版機構會盡力壓減成本。科學家根據各自的研究計劃產出成果（這些計劃主要由政府資助），然後再免費提供給出版機構。出版機構會聘用編輯評估論文質量、潤色稿件文字。學術論文還需要經過同行評議，即檢驗科學性、評估實驗等，而這一部分工作由眾多一線科學家自願從事。成稿後，出版機構便將期刊重新賣回給由政府資助的科研機構和大學圖書館，最終讀者主要還是最初投稿給期刊的科研工作者。

　　這就好比《紐約客》或《經濟學人》要求記者免費撰寫文章、互相編輯，還讓政府出錢來買。非科研界人士聽到這種運作過程時，大多都會覺得難以置信。2004年，英國議會科學與技術委員會在相關的產業報告中尖刻地指出：**（學術出版的機制就是）“在一個傳統的市場中，供應商要為自己提供的商品買單。”2005年，荷蘭銀行在報告中將其描述為“匪夷所思的”“三重收費”**系統：“國家資助大多數研究，還要為評估研究質量的工作支付勞務費用，最後還得購買最終出版的期刊。”

　　科學家都清楚自己所處的被壓榨地位。2003年，伯克利大學的生物學家 Michael Eisen 在為《衞報》撰寫的文章中厲聲批評：學術出版“既不合理，也很冗餘”；他認為這是一樁“應該公之於眾的醜聞”。帝國理工學院的物理學家 Adrian Sutton 告訴我：科學家都是“出版機構的奴隸。試問，還有哪個產業會從自己的用户那兒收集原始材料，然後讓同一批用户監控這些材料的品質，最後再以高到不合理的價格將它們重新賣給這批用户”？

　　而 RELX 集團（愛思唯爾在2015年後的官方名稱）的一位代表告訴我，學術出版機構“會根據研究團隊所需來提供相應的服務，而這些需求對科學家本人而言，既無法做到也無力顧及。這一部分便由出版機構代勞，然後相應地收取合理的費用”。

　　很多科學家認為，**出版業過度地干涉了他們的科研方向，長此以往不利於科學的發展。****期刊喜愛新穎和吸引人眼球的科研成果（畢竟，足夠的訂閲數量才能保證出版商更好地運轉），而科學家很清楚什麼樣的研究最容易發表，並會據此調整投稿策略。**這可以保證穩定的論文產出，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也意味着科學家可能會對自己的研究方向缺乏清晰的整體認識。期刊不會發表相關研究的失敗案例，因此研究人員很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經鑽進了死衚衕，哪怕之前早已有同行誤入同樣的歧途。201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美國幾乎有一半的臨牀試驗從未發表在任一期刊上。

　　有不少批評指出，期刊系統實則阻礙了科學進步。2008年，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NIH，由美國政府資助並主導的機構）的 Neal Young 博士警告道：鑑於科學創新對於社會的重要價值，“應該從道德層面重新考量科研數據的評估與傳播”。

　　身為投資分析人的 Aspesi 聽取了25位知名科學家與活動人士的看法，他漸漸相信，由愛思唯爾主導的學術出版業即將改變風向。越來越多的學術圖書館（大學裏訂閲期刊的機構）威脅道，他們的採購經費快被連年上漲的定價壓榨殆盡，要是愛思唯爾不降低價格，他們就取消價值百萬英鎊的打包訂購。諸如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和德國研究基金會（DFG）這樣的國家機構，近來推出了新的備選方案，即通過免費的線上期刊發表研究成果。Aspesi 認為，政府可能介入這場產業轉型，並保證向所有人免費開放公費資助的研究項目。愛思唯爾以及同行競爭者可能會遭到這場風暴的兩面夾擊：下有用户反抗，上有政府逼壓。

　　2011年3月，Aspesi 發佈報告，鼓勵他的客户拋售愛思唯爾的股票。幾個月後，在愛思唯爾管理層與投資方的電話會議中，Aspesi 就圖書館用户的流失風險向愛思唯爾的首席執行官 Erik Engstrom 施壓。Aspesi 質問道：如果你的用户都如此沮喪，那是否該問問自己，“這家公司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然而 Engstrom 迴避了這一發問。接下去的兩週內，愛思唯爾的股票蹉跌超20%，損失達10億英鎊。Aspesi 觸碰到了本質的結構性問題，他相信，愛思唯爾還可以撐過未來5年，但整體事態已經在朝着他預測的方向發展。

　　**可是第二年，絕大多數圖書館還是讓步了，他們與愛思唯爾重新簽訂了合約；政府也沒能順利推出可替代的科研成果傳播機制。**2012—2013年，愛思唯爾的利潤率超過40%。第三年，Aspesi收回拋售愛思唯爾股票的建議。“他和我們走得太近了，所以也變得很憤怒，”英國學術圖書館的館長 David Prosser 分析道，他本人是倡導論文出版業改革的有力之聲。

　　至此，愛思唯爾仍然屹立不倒。

　　▲ 製圖：Dom McKenzie

　　Aspesi 並不是第一個誤判學術出版業行將觸頂的，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一家利益導向的寡頭企業，竟可以在規制嚴格、由政府資助的產業中長期興盛，這實在令人難以相信。**但是，學術出版已經在近幾十年間滲入了科研領域的方方面面。現在的科學家都知道，自己的職業發展前景取決於論文發表，學術地位也尤其仰賴於在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發表論文。**20世紀初，即使是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家，也常常埋頭於漫長而沒有方向的探索，可這顯然已不適用於當下。**在今日的體制之下，基因測序之父 Fred Sanger 可能永遠找不到教職，因為他自1958年至1980年獲得諾貝爾獎的近二十年間，幾乎沒有發表過論文。

　　即使是那些熱切期盼改革的科學家，大多也沒有瞭解到這一體制的根源：隨着二戰後經濟快速發展，產業大亨如何從科學家手中搶過出版大旗，並以前所未有的驚人速度不斷擴張？沒有人比 Robert Maxwell 更敏鋭、更精準地捕捉到這一商機。他使科學期刊變身為無與倫比的賺錢機器，並憑此源源不斷地夯實財力，逐步提高自己在英國的社會地位。Maxwell 之後還當選為議員，成為可以與 Rupert Murdoch 抗衡的出版業大亨，後者可是英國歷史上響噹噹的大人物。不過，Maxwell 的真實影響力遠比我們已知的更巨大。也許聽起來難以相信，但坦白説，上個世紀幾乎沒有人如 Maxwell 那樣深遠影響了現代科學的發展。

　　“最好的時代”

　　1946年，年僅23歲的 Robert Maxwell 就職柏林，當時已享有不小的名氣。雖然他出生自捷克一個貧窮的小村莊，但二戰期間卻以歐洲流亡者的身份為英國軍隊效力，並贏得了軍功十字勳章與英國公民身份。戰後，他赴柏林出任情報官員，輪番利用自己掌握的9種語言審問囚犯。Maxwell 高大、傲慢，絲毫不滿足於眼前的成功。一位舊相識這樣回憶道，Maxwell 曾袒露他內心最深的渴望：“成為百萬富翁”。

　　就在同一時間，英國政府籌備了一個看起來不太可能實現的項目，這恰恰為 Maxwell 提供了絕佳的契機。當時，從發現青黴素的 Alexander Fleming 到物理學家 Charles Galton Darwin（查爾斯·達爾文的孫子），**英國的頂尖科學家們一致認為：英國的科研水平世界一流，可是對應的學術出版卻相當疲軟。**當時的學術出版機構大多低效且入不敷出，常用低劣的紙張印刷期刊，內容也遠遠滯後於研究前沿。英國化學學會積壓的稿件數量足夠連續發表一個月，可還是要等皇家學會的撥款到位才能開印。

　　政府提供的解決方案是，讓英國老牌出版社巴特沃斯（Butterworths，現屬於愛思唯爾）與聲望極高的德國出版社施普林格（Springer）結盟，為的就是依靠後者的專業性。巴特沃斯可以藉機學習期刊發行的盈利模式，英國科學界也可以更快地發表成果。Maxwell 幫助施普林格將學術論文發往英國，並在從中開啓了自己的事業。巴特沃斯出版社的主管層都是前英國情報人員，他們聘用年輕的 Maxwell 打理公司，讓 Paul Roshaud 擔任編輯（Roshaud 之前是一名冶金學家，也當過間諜，戰時主要負責將納粹的核武器信息經由法國和荷蘭傳回英國）。

　　**他們可謂始於最好的時機。科學進入了空前的高速發展階段；科研也從富裕紳士閒散、業餘的知識追求，變身為備受尊敬的嚴肅職業。戰後，科學更成了進步的代名詞。美國工程師、曼哈頓計劃的項目主管 Vannevar Bush 在1945年給杜魯門總統的述職報告中寫道：“科學插上了翅膀。它應該走入人類舞台的中央，因為我們未來的希望都藴含其中。”**二戰結束後，政府首次成為科研領域的主要資助者，不僅關注軍事科研，還創建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等機構，並加大了對大學教育系統的投入與開發。

　　帕加馬：知識與金錢

　　1951年，巴特沃斯出版社一度考慮放棄結盟計劃，就在那一當口，Maxwell 為巴特沃斯和施普林格分別注入了價值13 000英鎊的股份，自己也憑此爭得了公司的控制權。Rosbaud 繼續擔任科學總編，並將結盟後的新出版社命名為帕加馬出版社（Pergamon）。這一靈感來源於一枚希臘古城帕加馬的硬幣，其上刻有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側面頭像。硬幣圖案的簡筆畫之後也成了帕加馬出版社的標誌，代表知識與金錢。

　　在充斥着金錢與樂觀的時代，Rosbaud 率先構思出帶領帕加馬走向成功的運作方式。隨着科學事業的不斷壯大，他靈敏地捕捉到，急需出版新的期刊來報道新領域的研究。傳統期刊出版機構臃腫、低效，還常常因為學術界內部關於學科邊界的爭論而畏手畏腳。Rosbaud 則不受此約束。他只需找準並説服某一領域的頂級學者，該領域急需一份新期刊來更好地展示科研成果；接下去只要任命這位學者為該期刊的主編就大功告成了。之後，帕加馬便將新期刊開放給大學圖書館徵訂，這也意味着，他們瞬間就到手了大把的政府經費。

　　Maxwell 很快上手。1955年，他與 Rosbaud 參加了在日內瓦召開的核能源安全使用大會。Maxwell 在會場附近租了一間辦公室，頻繁出入研討會與官方聚會，期間不斷邀請科學家在帕加馬發表會議論文，同時與他們簽訂獨家合約，旨在為各路期刊招募專業編輯。其他出版機構震驚於 Maxwell 草莽的做事方式，北荷蘭出版集團（North Holland Publishing，現屬於愛思唯爾）的 Daan Frank 後來抱怨道：Maxwell 挖角科學家的做法“十分奸詐”，他甚至不看具體內容。

　　據傳，Rosbaud 也常因 Maxwell 的利慾而心生反感。與低調的科學家不同，Maxwell 愛穿昂貴的西服，喜歡梳油光發亮的大背頭。他説話略帶捷克口音，會以令人生畏的高貴語氣與人交談，聲如男低音版的新聞主播。如 Maxwell 所願，他已儼然一副大亨樣。1955年，Rousbaud 告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Nevill Mott，帕加馬是他最珍愛的“小羊羔”（語出《聖經》，意為最寵愛之物），而 Maxwell 則是大衞王，只等着“宰羊”賣錢。1956年，這對搭檔最終還是鬧翻了，Rosbaud 離開了公司。

　　此時的 Maxwell 已熟知 Rosbaud 開發的商業模式，他適當調整，使其完全為己所用。**以往的學術會議大多從簡且了無生氣，可等來年的日內瓦大會開幕，Maxwell 便在風景如畫的湖畔小鎮科隆日-貝勒裏夫租了一幢大宅，在那裏以美酒、雪茄和遊船之旅款待來客。科學家們從未享受過這樣的待遇。**帕加馬的前副主管 Albert Henderson 告訴我：“他總是強調，我們競爭的不是銷售額，而是作者。我們常專門為給新期刊招募編輯而奔走於各類學術會議。”他們在希爾頓酒店的頂樓露台舉辦過盛大派對，曾將協和式超音速客機之行作為豪禮相贈，還曾包下整條遊輪、前往希臘小島共同策劃新期刊。

　　1959年，帕加馬已經發行了40種期刊；6年後，期刊總數達到150。這讓 Maxwell 在產業中遙遙領先。（1959年，帕加馬的對手愛思唯爾旗下只有10種英文期刊，10年後才發行到50種。）截至1960年，Maxwell 已擁有配備私人司機的勞斯萊斯座駕，還舉家從倫敦搬到牛津，並將住宅和帕加馬總部設在富麗堂皇的黑丁頓山禮堂，這裏也是英國出版社 Blackwell 的所在地。

　　引狼入室

　　如英國流變學學會這樣的科學學會，早已預見了自行運營期刊的慘淡前景，他們遂以非常低廉的金額將期刊全盤託付給帕加馬。在《神經化學》（Journal of Neurochemistry）供職過的編輯 Leslie Iversen，曾受邀前往 Maxwell 的宅邸共享盛宴；他回憶道：“Maxwell 很有個人魅力，有大企業家風範。我們共進晚餐，一起品鑑上好的紅酒。末了，他掏出一張幾千鎊的支票，權當資助學會。這樣的數額遠超窮困科學家的想象。”

　　Maxwell 一直堅持使用宏大的期刊名，他最喜歡的名稱便是**《國際XX期刊》。帕加馬的前副主席 Peter Ashby 稱這為“公關策略”。這一細節也深刻反映了，科學界乃至整個社會對科學的態度都發生了轉變。進行國際合作、在國際平台上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了科學家積聚聲望的新手段，而 Maxwell 早已在其他人意識到這一名聲效應之前就壟斷了市場。蘇聯於1957年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衞星 Sputnik，西方科學家埋頭在航空領域奮力趕超時，竟發現Maxwell 早在10年前就與俄羅斯科學院談妥，牢牢掌握了英文版的獨家發行權。**

　　“他有意進駐世界各地。我去到日本，發現他讓一個美國人替他在那兒打點生意。我去到印度，發現他在那兒也有人，”Ashby 驚歎道。國際市場擁有更可觀的利潤空間。20世紀70年代，Ronald Suleski 負責運營帕加馬日本分部，他告訴我：日本科學界當時為用英文發表論文而苦惱不已，所以他們大方地允許 Maxwell 免費使用他們的研究結果。

　　Eiichi Kobayashi（供職於帕加馬長期合作發行方Maruzen，擔任總監）在慶祝帕加馬成立40週年的賀信中，回憶了自己與 Maxwell 的交往：“我每次見他都很高興，他總讓我想起菲茨傑拉德（注：《了不起的蓋茨比》作者）的話：大亨非凡人。”

　　學術論文逐漸成了學術界向外界系統展示研究進展的唯一途徑。正如惠康基金會（世界第二大生物醫學研究私人資助方）圖書館電子服務部的主管 Robert Kiley 所説：我們每年投入數百萬英鎊，最終換得幾篇論文。這是人類最受尊重的專業領域的第一手資料。美國國立衞生院的 Neal Young 分析道：**“發表論文是我們對自己研究工作的陳述。一個好想法、一次交談或郵件交流，即便是來自全世界最聰明的人……但除非發表，要不然這些什麼都不是。”**無論從哪一方面看，只要控制了科學著述的傳播，你就掌控了科學。

　　Maxwell 的成功來源於他把握住了學術期刊的特點：理解和複製每一項研究都要耗費數年時間。當同期競爭者抱怨 Maxwell 攪亂市場時，Maxwell 已洞察到，這個市場近乎無限——創辦新刊《核能》（Journal of Nuclear Energy）不會搶走 North Holland 旗下《核物理》（Nuclear Physics）的生意，因為每一篇論文包含的都是一項獨一無二的發現，每一篇都不可替代。若有重磅的新期刊面世，科學家只會要求所在大學的圖書館一併訂閲。所以，如果 Maxwell 發行的期刊數量是對手的3倍，那麼他的收益也是對方的3倍。

　　**唯一可能的限制是政府資助放緩，但當時還毫無跡象。**20世紀60年代，肯尼迪政府資助航天項目；20世紀70年代伊始，尼克松“向癌症宣戰”；與此同時，英國政府也在美國的協助下開啓了自己的核項目。不論政治格局如何風起雲湧，科研事業都隨着政府資助而水漲船高。

　　▲ 1985年的Robert Maxwell。照片來源：Terry O’Neill/Hulton/Getty

　　帕加馬創辦早期被捲入一場激烈的爭論——可否允許商業利益進入本該無私無慾的學術界，而帕加馬恰好處於論戰中心。劍橋大學的 John Coales 在1988年慶祝帕加馬成立40週年的賀信中提到：他的很多朋友最初都認定，“Maxwell 是遲早要被推上絞刑架的惡棍”。

　　然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商業出版模式已得到廣泛認同，出版機構也被視為推進科研發展的必要助力。帕加馬加快了出版進程，設計出更新潮的裝幀封面，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版圖。科學家一開始還擔心放棄版權的後果，可最終還是抵不過帕加馬提供的合作便宜，以及公開發表所帶來的榮耀，而 Maxwell 的説服力也讓他們無法拒絕。科學家們好像與這頭自己放進門來的狼相處甚歡。

　　牛津大學的生理學家 Denis Noble（他也是《生物物理與分子生物學研究進展》的編輯）坦陳：“他是個惡霸，可我還是欣賞他。”Maxwell 有時會喚 Noble 到自己的宅邸開會，Noble 回憶道：“每次去，那裏都辦着派對，樂團在演奏美妙的音樂，他的工作與私人生活之間沒有界限。”議事期間，Maxwell 或恫嚇或誘惑 Noble 將半年刊拆分成月刊或雙月刊，這也意味着，在場的某位賓客可要支付更高的訂閲費用了。

　　不過，Maxwell 終究還是以科學家的意願為先，科學家也很感激他充當庇護人的角色。《真空》（Vacuum）的編輯 Arthur Barrett在1988年一篇回憶出版業早期歲月的文章中表示：“我不得不承認，瞭解到他極具掠奪性的宏圖偉志之後，我還是非常欣賞他。”這種認識是相互的。Maxwell 與知名科學家悉心交往，對他們百依百順。Richard Coleman 曾於20世紀60年代晚期供職於帕加馬的生產部門，他告訴我：“Maxwell 早就意識到科學家的絕對重要性，甚至會滿足他們的所有要求，可這逼瘋了其餘員工。”根據《衞報》1973年的一篇報道：當帕加馬面臨惡意收購的風險時，編輯們以集體離職相威脅，表達了不會為新任主管效力的強烈訴求。

　　潘多拉的魔盒

　　Maxwell 改變了出版業，但日常的科研工作幾乎沒變。絕大多數科學家仍將自己的論文投稿給相應的學術期刊，Maxwell 樂意發表任何一篇（甚至所有）經他手下編輯評估、認定為足夠嚴謹的學術論文。**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出版機構開始介入實際的科研工作，由此，科學家的事業評定與發表論文牢牢綁定在一起，商業利益開始強烈驅動研究轉向。**有一本期刊就是這一轉變的標誌。

　　“我剛工作那會兒，沒人注意你在哪兒發的論文，可自1974年後，《細胞》（Cell）改變了一切，”伯克利的分子生物學家、諾貝爾獎得主 Randy Schekman 這樣告訴我。《細胞》（現也歸愛思唯爾所有）由麻省理工學院發起，專門介紹分子生物學的前沿進展。該期刊由年輕的生物學家 Ben Lewin 擔任編輯，他兼具熱忱之心和優秀的文字能力。Lewin 偏好研究大問題的嚴謹長論文，相關研究通常會持續數年，從各種途徑衍生出許多論文。Lewin 擺脱了期刊被動傳播科學的窠臼，被他拒掉的稿件遠多於最終發表的。

　　Lewin 使科學成為具有轟動效應的顯學，科學家們也會按他的思路調整研究策略。**“Lewin 很聰明。他深知科學家也有虛榮渴望，所以他們都想加入優質的會員俱樂部，《細胞》就是這樣的存在，所以你必須得在那兒發文章，”**Schekman 説道，“我也曾揹負同樣的壓力。”他最終在《細胞》上發表了與他諾獎研究相關的論文。

　　在哪裏發論文很快成了重中之重。很多編輯都採用了 Lewin 的組稿策略，以期複製《細胞》的成功。出版機構還引入了一項名為**“影響因子”**的標準，這一概念由圖書管理員、語言學家 Eugene Garfield 於20世紀60年代首創，旨在計算指定期刊中已發表的論文的被引用頻率。出版機構可以據此為期刊排名，也可以藉此擴大期刊在科研界的影響力，而在“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發表論文的科學家，也更容易獲得工作和資助機會。一夜之間，科學權威性的確立有了全新的標準。（Garfield 後來表示，自己創建的這一詞條“像核能一樣……讓人喜憂參半”。）

　　很難説期刊編輯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科學家的前程或科學本身的發展方向。Schekman 向我轉述道：“年輕人總跟我説：‘如果我不能在 CNS（即 Cell/Nature/Science，生物學界最權威的三部期刊）上發表文章，那就找不到工作。’”他認為，追求高影響因子就和銀行設立分紅獎勵機制一樣墮落。他説：“這將嚴重影響科學的發展。”

　　如此一來，科學成了科學家與期刊編輯共同合作的產物，前者不斷追求可以令後者眼前一亮的科學發現。現在，當科學家在選擇研究方案時，幾乎從不會考慮以下兩種：如果是重複或反駁之前的研究，那就太過平淡無奇；花費數十年的功夫搞大項目，又風險太大。科學家們通常會折衷選擇：深受編輯推崇，同時可以正常產出論文的研究。生物學家、諾貝爾獎得主 Sydney Brenner 在2014年的一次採訪中談到：“學者們被鼓勵為迎合這些需求而開展研究。”在 Brenner 看來，這樣的機制簡直“墮落”。

　　不知疲倦的狩獵者

　　**Maxwell 深知期刊在科學界已經有了“擁立新君”的能力。他心繫擴張版圖，繼續以敏鋭的視角觀察科學進展，瞄準值得開拓的新領域。**英國出版集團麥克米倫（Macmillan）前首席執行官 Richard Charkin 曾於1974年供職於帕加馬出版社，擔任編輯一職，他回憶道：Maxwell 在一次編輯會議上揮舞沃森和克里克關於DNA結構的一頁報告，向所有人宣佈：未來屬於生命科學，以及其中亟待解決的諸多小問題，而每一個問題方向都足以獨立成刊。“我想，那一年我們大概發行了100份不同的期刊，”Charkin 説，“我覺得，簡直驚天地泣鬼神了。”

　　帕加馬繼而向社會科學與心理學領域進軍。一系列以“計算機與……”開頭的期刊表明，Maxwell 已覺察到數字科技的興起。“永無止境，”Peter Ashby 形容道，“牛津理工學院（現為牛津 Brookes 大學）開設了一個餐飲專業，有一名廚師教員。我們就去找系主任，然後聯繫他創建了一份新期刊，名為《國際酒店管理學雜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世紀70年代晚期，Maxwell 需要應對日益擁擠的市場。Charkin 告訴我：“那天在牛津大學出版社，我們圍坐在一起慨嘆：‘我的天，這些期刊真能賺！’”與此同時，荷蘭的愛思唯爾也開始拓展英文期刊市場，在荷蘭本國的市場競爭中一舉購得一系列雜誌，並以每年新增35個主題的速度擴張。

　　正如 Maxwell 所預見的，競爭不會拉低期刊售價。1975—1985年，期刊的平均價格翻了一倍。據《紐約時報》報道，1984年《大腦研究》（Brain Research）定價為2500美元，1988年則漲到了5000美元。同年，哈佛大學圖書館因為訂閲學術期刊的預算超支高達50萬美元。

　　為期刊免費打工的科學家會時不時地質疑這條碩大利益鏈是否公允，但最先覺察到 Maxwell 製造市場陷阱的是大學的圖書管理員們。這些圖書管理員利用大學經費訂購期刊，Maxwell 也充分了解這一資金流向。他在1988年接受 Global Business 採訪時表示：**“不比其他產業的從業人員，科學家對金錢並不敏感，很可能是因為他們花的都不是自己的錢。”加之他們無法訂閲到更便宜的替代物，所以，如 Maxwell 所言：“（我們就是）一台永動印鈔機。”**圖書管理員只能在上千份壟斷市場的期刊中挑選。現在每年會發表100多萬篇論文，無論出版機構標價多高，圖書管理員都不得不全部採購。

　　如果在商言商，那麼毫無疑問，Maxwell 絕對是個成功人士。圖書館這塊市場已被俘獲，荒謬的是期刊已將自己定位成科學權威的守護者，所以即使有新型分享方式出現，科學家們也別想輕易甩開傳統期刊。密歇根大學的圖書管理員 Robert Houback 於1988年在一份行業期刊上撰文：“如果不是那麼天真的話，我們早就能發現自己身處的真實位置：高坐在厚厚一摞鈔票上，聰明人從四面八方而來，想辦法把鈔票裝進自己的口袋。”1985 年，儘管科研經費十年來首次出現連年下滑，帕加馬的利潤率還是高達47%。

　　Maxwell 沒有繼續打理他的商業帝國。他旺盛的進取心使帕加馬終獲成功，可也正是這種 “進取”，讓他擲下了大單華而不實、值得疑問的投資，其中包括買下牛津聯和德比郡兩家足球隊、世界各地的電視台，以及1984年買下英國《鏡報》集團（之後他在《鏡報》投入的精力越來越多）。1991年，為了彌補即將收購《紐約日報》的資金缺口，Maxwell以4.4億英鎊（相當於今天的9.19億英鎊）的價格將帕加馬賣給了早就靜待一旁的荷蘭對手愛思唯爾。

　　梟雄隕落 後繼有人

　　帕加馬的很多前員工都在不同場合與我説，當 Maxwell 決意賣給愛思唯爾時，我們就知道玩完了，因為那可是他的心頭肉啊。同年晚些時候，Maxwell 身陷一連串醜聞：逐日增加的債務、可疑的賬目……美國記者 Seymour Hersh 甚至爆出驚天大料：Maxwell 是以色列間諜，曾參與多起武器走私案件。1991年5月，人們在加那利島（Canary Island）發現，Maxwell 的屍體漂浮在他的遊艇附近。全世界一片譁然。第二天，《鏡報》的對手、知名小報《太陽報》通過奪目的標題引發眾人猜測：“他是失足摔下……還是縱身一躍？”（想必第三種解釋也已呼之欲出：他是被推下去的。）

　　Maxwell 的去世佔據英國報刊各大版面長達數月之久，人們越發懷疑 Maxwell 是自殺。因為有調查表明，Maxwell 從《鏡報》的退休基金中盜取了4億英鎊以償還債務。（1991年12月，一名西班牙驗屍官判定這是一起意外死亡事故。）各路猜測此起彼伏：2003年，在 Gordon Thomas 和 Martin Dillon 兩位記者合著的書中，Maxwell 被斷定遭到了 Mossad 的暗殺，因為後者要掩蓋自己的間諜活動。彼時，Maxwell 已逝去很久，可是他開創的產業卻在後繼者手中如火如荼地發展，而且在接下去的幾十年間，該產業賺取了更高額的利潤，產生了更深遠的國際影響。

　　**如果説 Maxwell 精於擴張，那麼愛思唯爾可以説是長於鞏固。**購得帕加馬旗下400多份期刊後，愛思唯爾已擁有1000份學術期刊，成為全世界毫無爭議的科學出版之最。

　　收購帕加馬期間，麥克米倫的首席執行官 Charkin 曾這樣建議愛思唯爾的首席執行官 Pierre Vinken：帕加馬的生意已基本定型，愛思唯爾給出的收購價格過高了。但 Vinken 很確信自己的決策， Charkin 回憶道：“他跟我説：‘**你不知道就算你啥也不幹，這些期刊能有多賺。**創建新期刊的時候，你要花時間組建優秀的編輯團隊，支付他們豐厚的薪水，提供豐盛的晚餐。然後你把產品推向市場，讓銷售人員推廣徵訂，這個過程耗時漫長且艱難，總之你得儘可能地優化這份期刊。這就是帕加馬已經做了的事。然後我們買下了它，不用做任何事，收益卻源源不斷地湧來，你無法相信那有多美妙。’他是對的，是我錯了。”

　　1994年，帕加馬已轉入愛思唯爾旗下三年，愛思唯爾將定價提高了50%。大學怨聲載道，因為訂閲費用已無限逼近預算上限。根據美國《出版人週刊》（Publisher Weekly）的報道，圖書管理員將愛思唯爾比作產業內的“末日機器”，之後他們也真的首次退訂了部分冷門期刊。

　　▲ 製圖：Dom McKenzie

　　愛思唯爾那時的舉措好像近乎自殺：互聯網的到來為人們提供了免費的備選方案，它卻惹怒了自己的用户。1995年，《福布斯》報道：科學家通過早期的網絡服務器共享成果，那麼愛思唯爾是否會成為“互聯網時代的第一個犧牲品”？

　　不過，出版機構一如既往地比學術界更懂市場。

　　1998年，愛思唯爾推出了名為“The Big Deal”的網絡計劃。該計劃允許用户一次性訪問幾百份期刊：大學每年支付訂閲一整套的費用（根據一份信息請求自由報告，康奈爾大學2009年訂閲費將近200萬美元）任何一位學生或教授都可以在愛思唯爾官網上下載所需期刊。大學紛紛集體訂購。

　　不敗的寡頭？

　　預測愛思唯爾營收下滑之人，大多認為科學家在嘗試網上免費共享研究成果，總有一天可以替代愛思唯爾發行的期刊。可是，愛思唯爾卻將 Maxwell 留下的幾千份寡頭期刊融合成像水庫或電站一樣的超大型基本資料庫——這是大學機構單靠自身所無法企及的。付費，科研得以繼續；拒付，那麼高達四分之一的論文將隱沒在黑暗中。由此可見，最大的出版機構手握無限權力，而愛思唯爾的收益也在21世紀最初的10年間邁向了數十億大關。2015年，《金融時報》斷言愛思唯爾是“互聯網扳不倒的”。

　　出版機構現已緊緊纏繞在各個科研環節之中，因此單一環節的鬆動並不能徹底擺脱它們的影響。2015年，蒙特利爾大學的信息學家 Vincent Larivière 發佈了一份報告，其中顯示愛思唯爾已佔有24%的學術期刊市場，而 Maxwell 的昔日搭檔施普林格以及同城對手 Wiley-Blackwell 分別佔有12%，三者相加一下子就佔去了半壁江山。（一位瞭解過這份報告的愛思唯爾代表告訴我，根據他們自己的統計，愛思唯爾的市場佔有率只有16%。）

　　Randy Schekman 告訴我：儘管我到世界各地奔走呼號，提醒大家關注這一產業問題，可是期刊佔據了越來越顯著的地位。驅動該產業擴張的並不只是期刊收益，更關鍵的是它龐大的影響力，而這也正是最令科學家們沮喪的現實。

　　愛思唯爾表示，他們的首要任務是輔助科研人員的工作。一位愛思唯爾的代表注意到，去年全司合計收到150萬篇投稿，最終發表42萬篇；1400萬名科學家選擇通過愛思唯爾發表他們的成果，80萬名科學家幫助愛思唯爾進行編輯和同行評議。全球策略網絡的高級副主任 Alicia Wise 稱：“我們使科研人員更高產、高效。這既有利於研究機構，也有利於政府等研究項目資助方。”

　　至於為什麼這麼多科學家都如此敵視期刊出版機構，愛思唯爾合作關係部的副主任 Tom Reller 給出的答案是：**“他人的意圖不由我們揣測。我們看數據説話（選擇愛思唯爾的科學家數量），數據顯示我們做得很好。”當我詢問 Reller 如何看待針對愛思唯爾商業模式的批評聲時，Reller 在郵件中回覆道：“‘出版機構給科學研究附加的價值’都被這些批評者忽視了，而這種附加價值遠超公共部門資助的貢獻。”**他認為，這才是愛思唯爾收費價值所在。

　　從某種意義上講，發表論文的要求的確嚴重影響了學術生態，可這並不是出版機構的錯。**當中國或墨西哥政府為高影響因子論文頒發獎勵時，他們並非應了哪家出版機構的要求，而是遵從了這個龐大而複雜的體系中的遊戲規則，而這個規則既要尊重科學理想，又要協調規則主導者——出版機構的商業利益。**Neal Young 承認：“我們科學家並沒有深入思考這種環境，就像感覺不到水的魚。”

　　21世紀初，科學家們開始嘗試另一種訂閲方式：開放獲取。通過直接移除商業因素，開放獲取有效地解決了如何平衡學術與商業的兩難問題。開放獲取期刊以線上模式運作，科學家們只需預付部分編輯費用，從而保證任何人都可以永久訪問已發表的科研成果。儘管全世界最大的幾家資助機構（如蓋茨基金會和惠康基金會）提供了相關支持，最後只有約四分之一的學術論文在發表之時就免費向所有人開放。

　　要求免費公開是一種強烈的訴求，甚至會對現行出版機製造成巨大威脅：因為出版機構一直通過為獲得學術論文設置門檻來保持鉅額收益。近些年來，最激烈的異見之聲發自一個飽受爭議的網站：Sci-Hub。該網站堪比學術界的 Napster（在線音樂服務，以點對點形式共享 MP3），為所有人提供免費下載論文的途徑。該網站的創建者、哈薩克斯坦人 Alexandra Elbakyan 現在仍在躲藏，她在美國面臨以黑客行為侵犯版權的指控，並被判處賠償愛思唯爾1500萬美元（最高上限）。

　　Elbakyan 是名無所畏懼的理想主義者。她在郵件中對我説：“科學應該屬於科學家，而非出版商。”在一封給法庭的信件中，她援引了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27條：人人都有權“共享科學進步及其產生的福利”。

　　無論 Sci-Hub 何去何從，已有的質疑批評之聲都已劇烈撼動了現行的論文發表機制。但從歷史經驗來看，押學術出版機構輸是很有風險的。畢竟，Maxwell 早在1988年就已預言：未來只會留下幾家巨型寡頭出版公司，他們能以隻手遮天之力，繼續在數字時代開拓市場，那時已沒有印刷成本，幾乎可以説是“純收益”產業。

　　這聽起來像極了我們現在身處的世界。

　　原文鏈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7/jun/27/profitable-business-scientific-publishing-bad-for-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