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日本對外做過哪些“文宣”工作？_風聞

日本本次核災人禍，外務省掏了24億，內閣府掏了100億，厚勞省掏了35億——全都用於投入海外輿論。

1920年，日本外務省成立對華情報部，陸軍省成立新聞班；

1924年，日本海軍省成立軍事普及班，關東軍成立“報導組”；

1928年，日軍制造“濟南慘案”，殺我平民近兩萬人。慘案一週後，胡漢民從巴黎來電錶示“可以承擔國際宣傳之責任”，需要蔣光頭提供日軍暴行圖文材料、告知全世界“濟南慘案”之真相——然而光頭卻異常“謹慎”，到慘案兩週後還要求向報紙披露的劉峙“對日案切勿擅自通電發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二天，日本三大綜合性報紙之一的《大阪朝日新聞》號外版，即刊登了這一事變的第一篇報道，此後還全程報道“九一八”事變過程。據統計，這套號外累計刊發了5萬餘字報道並配有210張圖片，其中幾乎全數刊印偽證、謊言、片面性報道，比如“zhi na兵爆破鐵路。”“粗暴的zhi na兵向着守備隊猛烈開炮……”

1931年，東北淪陷後，瀋陽《民眾報》《東三省民報》《瀋陽市報》仍堅持愛國言論、發表抗日救國文章——“文明”的日本人來了，直接砸毀機器，毆打報人（近年來“東北不抵抗”、“投降三省”等地域歧視言論從哪來的？）；

1932年，蔣光頭在南京國民黨黨部大會上説：“我國此刻必須上下一致，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之態度，以待國際公法之決斷……”

1932年，蔣光頭在石家莊與張學良交代：“他們（日本人）嘴大，我們嘴小，倘若輿論上抵抗，國際上就不好説話了……” 寄希望西方幫忙的同時，進一步助長日軍的宣傳氣焰；

1932年，日本陸軍省開始在侵華日軍中安插攝影師和文人，擺拍宣傳日本軍隊“對中國百姓之友好”；

1936年，日本關東軍出資成立“弘報協會”，控制中國北方宣傳組織，高柳保太郎擔任理事會理事長，板垣徵四郎擔任最高領導人（委員長），他們手握四大報——《盛京日報》《大同報》《大北新報》《日日新聞》，對中國愛國報紙、宣傳機構則趕盡殺絕、血墨混染一片；

1940年，汪偽政權在南京建立後，在日本人指導下以“反共，和平，建國”為幌子，對教科書進行顛覆式修改，由三通書局修訂《國定教科書》，同時規定中國小學生必修課有《日語讀本》一至四年級和《日語教學》，中國初中生必修課有《日本名作集》和《大東亞文宣論集》；

1945年，汪偽政權治下的機關報《中華日報》如是報道：“皇軍經過河南農村，正值大麥長成時，皇軍不忍破壞中國農民的耕種成果，寧可選擇渝軍（國軍）佈滿地雷的道路前進，皇軍寧可自己冒着危險……”、“以前謠傳皇軍殺光，搶光，燒光，這次華北方面軍下達了‘三勿’主義：勿燒，勿犯，勿殺，紀律落實到每一個士兵，無論進駐何地，井然有序。”、“無論哪一個城市，哪一個村莊，皇軍一到不出幾日，逃散的居民就紛紛回來，原因何在？因為日本兵對每一位中國老百姓都很和藹……”；

1993年，第2期《少年兒童研究》雜誌發表少年兒童研究所所長孫雲曉文章《夏令營史上的一場變革》，後縮寫稿《我們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對手嗎？》又發表於1993年7月號《黃金時代》雜誌；

1997年，天津的日資企業“光榮軟件有限公司”開發了大批美化侵華日軍的產品，被天津人民強烈抗議，最終被處罰，但罰量輕得不能再輕；

2000年，著名精日分子徐靜波創辦所謂“日本新聞網”（一個無域無照的野網），並擔任所謂“亞洲通訊社”（一個無域無照的野媒）的“社長”，開始長達二十年對中國大陸的日吹宣傳；

2011年，南方系陣營重要媒體《南都週刊》，將温州事故中的動車命名為“死亡快車”並刊登封面，同時糾集南方系媒體要求高鐵降速；同年，日本發生大地震核泄漏，同屬南方系陣營的《南方人物週刊》則以“日本給世界獻上一課”為專題，刊登封面；

2011年，著名異見分子王痔安在微博高呼：“一年之後，整個世界一定會驚詫日本重建的速度與勇氣！立帖為證！” （然而之後日本政府及日本自衞隊的救災水平，全世界都看到了）；

2012年，《人民日報》主管的《文史參考》（後改為《國家人文歷史》）在2012年第14期中，對日本明治維新發表評論：“民主戰勝了專制”、“融入資本主義體制因而逐漸富強”云云；

2013年前後，錘子科技創始人羅永浩連續在微博發佈精日言論：“太君威武，不尊重工匠的民族都是大xx ”、“沒有日本，亞洲不值得一提”，並屢次稱中國人為“zhi na 豬”；

2016年，日本外務省的文宣公關撥款達到歷史峯值：7568億日元，約405億人民幣；

2016年，《新京報》登載整版廣告“AV女優蒼X空急招助理一起工作”，《新京報》官方微博轉載這份廣告，公然稱呼AV女優蒼X空為“老師”；

2017年，英國《星斯日泰晤士報》爆料：日本駐倫敦大使館每月出資超過一萬英鎊，資助英國右翼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專門撰寫抹黑中國、吹捧日本的文章，如“工匠精神”、“日本人高素質”、“讚美日本景色、城市街道景觀”等；

2018年，一家成人性用品企業在雲南德宏州舉辦“公益助學活動”，邀請蒼X空擔任“助學使者”，並給她戴上紅領巾，被全國少工委點名批評；

2018年，徐靜波成為“在日華人兩位全國政協會議海外列席代表”之一，並在一年後作為“海外華人華僑代表”參加國慶70週年閲兵觀禮。

2018年國慶節前夕，阿里巴巴旗下支付寶平台在海外業務打出廣告語：“他鄉遇故支”；

2020年5月，《新京報》將台灣省被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稱為“日治時期” （另：“新京”為日本佔領東北即偽滿洲國時期，長春市的被殖民市名）；

2021年3月，中國作協成員閻連科，在接受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的儀式上，演講“日本侵略者給予一位中國母親一顆糖果”的故事，引來中國體制內文人與西方世界一片稱讚………

殺人誅心，赫然奏效。

抗戰時期，日本人在華北抗日游擊區大肆實行“三光政策”屠殺中國百姓、姦淫擄掠我族人如魚肉。

然而這個“三光政策”最早的創始人中竟有一箇中國人，王揖唐。此人為前清進士，“國學大師”，抗日時期投靠日本人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期間多次進行治安強化運動，製造無人區和屠村慘案，強徵300萬華北青年運往日本、偽滿做苦工，同時搜刮珍貴文物送去精神祖國日本，向天皇自稱“外臣”，成立華北防共委員會，施行連坐法，為華北眾漢奸作惡最大者。

十四年抗戰，八路軍消滅了超過118萬漢奸偽軍，甚於日軍之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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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義屠狗輩，負心讀書人。

而文人漢奸禍國，自古亂於外侵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