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姐姐”並不是個個都能活成蘇明玉_風聞

相信大家最近被我的姐姐這部電影刷屏了，作為假期檔的黑馬，我的姐姐從現實題材到社會關注度，從上映初期的到後面持續的討論度，無不展示了這部電影引起的強烈反響。

我也看了很多影片分析，社區也有不少朋友對此展開過討論，昨晚看到這麼莫小北寫的一篇《《我的姐姐》的性別化思考》，角度到又有不同，轉來給大家看看：

目前，電影《我的姐姐》正在播映，這部圍繞送養的影片探討了女性在理想生活和家庭責任之間的矛盾，引發諸多思考。本文將從性別化視角出發，就三個角度來展開對電影中女性敍事的分析。

第一個角度是母職。

母職就是有關做母親的規範。生活中，每個女性都被期待成為母親，甚至乎母親是女性身份的最終證明，這就帶來了女性是選擇奉行母職還是遵從自我實現的衝突。在女權主義看來，作為父權制的產物，母職是對女性的壓迫。畢竟母職不是母性，在做母親這件事情上，絕大多數女性都被認為準備不足的，因而需要規訓。

在電影中，所謂“長姐如母”，安然也被強加了這樣的母職期待，母職對女性的異化在安然與弟弟的矛盾關係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在安然的世界中，她會拒絕那個要當做兒子一般撫養的弟弟，因為“我的人生不是隻有你一個人啊”。

另一方面，母職不僅僅是母親與孩子之間的關係，它鑲嵌在女性的關係網絡中，同女性的各個角色都有交集。所以，安然既是被期待做母親的姐姐，也可以通過侄女和外甥女的身份來重構其母職。

再一個議題是性別平等。

父母子女之間、姐弟兄妹之間，“重男輕女”的性別不公現象至今仍不止息。女性總是被教育要犧牲、顧家，而她自己的慾念、訴求和權利卻不斷地被無視乃至扭曲。這才有了影片中“你都生兩個女兒了，為什麼還要生啊？兒子就那麼好嗎？”的控訴，有了安然對姑媽人生軌跡的不解，“我的姑媽，她永遠在張羅，眼裏裝着每個人，唯她沒有自己，她快樂嗎？”

對女性的道德綁架使她們迷失在外在的標準和評價中，失卻了本真性，當女性要為自己而活，這樣的父權制倫理就會跳出來，逼迫女性去愧疚、去自責。在兩性不平等的天平上，性別主義迫使女性臣服而不自覺。所以在影片中，即使性別敏感如安然，也會發出如下喟嘆：“我那麼努力的生活，是希望有一天，站到爸爸媽媽面前的時候就你們能説一句，我女兒還是不錯的”；同時在影片外，電影名《我的姐姐》所暗示的女性之依附性身份，也引起了人們的不適。

我們總説女性是關係的動物，她重視同他人的聯繫，善於人際交往，強調團結和凝聚。但為什麼女性會有如是表現呢？女性這樣的美德到底該受到讚揚還是經受批判呢？在性別本質主義橫行的時空語境下，與其説女性天性如此，不如説這是男性統治奴役女性的策略，因此安然的姑媽為別人付出一輩子，雖然無怨無悔，但也會為差別化對待下的不公和失落而淚下，並終於明白“其實套娃也並不是非要裝進同一個套子裏頭”。在父權制的壓迫下，對女性來説，“關係”不是流動的，而是僵化的實體，是將女性固定在從屬地位的剝奪，所以才有了影片中姐弟不同生活間的張力。

最後，電影還啓發我們去思考個體化給女性帶來的挑戰。

貝克將女性在個體化時代的生存境遇概括為從“為他人而活”到邁向“一點屬於自己的生活”——這樣的轉變對應於電影中安然和姑媽的不同選擇，“為自己而活”的“一點”二字精妙地傳遞出了女性改變之艱之難。對此我們要問的是，變化為何如此不易？

這與女性主體意識因萌芽而帶來的撕扯有關。影片中，姑媽雖然被迫一次次做出退讓，但她能夠逆來順受，自我消化；而當安然希望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時，卻面臨着他人的阻撓，在物質支持和心理建構方面都遭遇了困境。父權制的渣滓拖拽住女性前進的步伐，導致了女性在個體化進程中的猶疑與徘徊。

此外還與他我界限重構的現實有關。在貝克看來，個體化是自我主張與社會團結的平衡。但是要做到權利和義務的競合，對被壓迫了太多太久的女性而言何其難哉。影片的開放式結尾表明，在自己和他人做兩端的蹺蹺板上，安然似乎沒有最優解。因為在個體化時代，女性的義務究竟是自覺、自願與自主，還是父權制規訓下的陰影，往往難以判斷。安然的故事道出了女性在個體化實踐中所遭遇的陣痛，這也是如今性別平等常受到性別主義反撲的體現和根源。

在由性別、倫理和輩分所建構的家庭秩序中，姐姐是母親（正如哥哥是父親）的預備和後援，她一方面是家庭維繫所依賴的成員，一方面也藴藏着分裂家庭的可能——通過出嫁和獨立的方式。針對出嫁帶來的勞動力流失，發展出了女兒是“外人”的文化觀點；針對獨立帶來的對家庭團結的破壞，如同安然的遭際那樣，則形成了定義其反社會化的指摘。置處於傳統性與現代性雜糅的“馬賽克家庭主義”，女性的經歷猶如走鋼絲一般，搖擺的她們更需要社會性支持的助力。

作為女性視角的作品，《我的姐姐》顯然不同於市場上流行的“大女主”爽文。在後者，女主人公或者只是迎合了女性對於倒轉性別刻板印象的簡單而粗暴的渴望，成為霸權男性氣質的代言人，或者滿足於父權制的期待，與其説世界圍繞着她轉，不如説她始終圍繞着別人轉。這樣的作品作為性別主義的復刻，無疑失卻了反思性的性別敏感品格。

相比於現實事例，電影結尾處理得柔和了許多，就此我們期待看到更多具有鋒芒的作品去尖鋭批判男性統治，而不是那些心口不一、隔靴搔癢、大而無當者——相比於女性主義和男權體系，這種居於二者間的混亂表象，雖屬於變革階段的常態，但也需要積極的引領。因為性別多元話語不是徹底的相對主義，熱衷於再造“聖母”或披着“女權”外衣，骨子裏卻充滿媚男色彩、消費女性主義的作品只會蠶食掉進步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説，《我的姐姐》的女性視角和現實指向值得文藝創作者們去深刻自查。

從年初的李煥英到今天的安然，我們在聚焦女性的電影敍事中，看到的是女性一以貫之的美好品質，是代際更替下女性自我意識的不斷提高，也是在個體化時代，女性的為自己而活還帶有喪失結構性保障（比如傳統的家庭支持）後的被迫色彩……雖然女性話題的增多並不代表女性主義的勝利，但女性視角作品的出現多少會引發我們對於性別議題的反身性思考，這片領域值得深耕。

《我的姐姐》題材確實是很能引起人們熱議，但是在我看來，電影還有許多進步的空間，故事還不夠深刻，感覺結尾有種強行皆大歡喜的感覺，説實話重男輕女是中國社會很大一部分家庭的現狀，《我的姐姐》電影中反映出來的在我看來還不夠，現實往往比這更直白也更讓人揪心，當然這種題材想拍好也不是那麼容易的，畢竟反映的社會現狀掌握不好一個度很容易引起那些過於敏感的人的口誅筆伐。

不過這也讓我想到之前《都挺好》裏面那段扎心的對話：

生活中，表面上，大多數女生缺少蘇明玉的錢和灑脱，其實骨子裏，不管承認與否，缺少的都是蘇明玉的勇氣。或許大家再糾結上面那些問題的時候，不妨問問自己，“我們的姐姐”能個個都能活成蘇明玉的樣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