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願消費，不敢消費，沒錢消費_風聞

不願消費

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1210元，比2019年名義下降1.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下降4.0%。

疫情對消費的影響比較大，但是考慮到去年經濟仍有2.3%的增長，這人均消費支出下降這麼多就有點不好看了。

事實上，多年以來，中國人相對較低的消費能力一直是個難題。拉動消費的話提了很多年了，中國這經濟和人口體量也快要讓國內消費市場變成全球最大了，但落實到人均上，消費還是比較乏力。

比如以居民消費率為衡量中國人消費水平的標準，居民消費率是一個經濟體居民消費支出佔GDP的比重，能夠反映經濟體的居民消費能力，也能反映居民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國居民消費率遠低於發達國家，這倒並不意外，畢竟相對於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早期的國家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進行生產積累，而不是用於居民消費。

而等到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居民開始享受經濟發展的紅利，消費開始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居民消費率一般會上升。

可是在2001-2018年間，儘管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中國居民消費率沒有明顯提升，而是在35.44-41.88%之間波動，而且最高值是2001年的41.88%，後續十多年沒有超過這一數值。

而且拿同階段的數據對比，中國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階段是2008-2018年，此階段的居民消費率在35.44-39.65%之間。

位於這一人均GDP階段的美國，是在1960-1977年間，當時其居民消費率在59. 60-61.26%之間。英國在1972-1985年間位於這一階段，其居民消費率更是高達64.90-68.78%。

之前的發達國家人均GDP在相似階段時，居民消費率比中國要高。

又有説法認為，東亞地區深受勤儉節約的文化影響，民眾偏向高儲蓄率，幫助國家增加經濟投資的同時抑制了消費。

但是即使對比在東亞文化圈裏的日韓，這一説法都受到了挑戰。因為韓國位於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這一發展階段的時間是1987-1993年，其居民消費率為48.27-50.44%；日本位於這一發展階段的時間是1973-1980年，其居民消費率為60.18-67.02%，都比中國位於同一發展階段的居民消費率高。

當然，用相同的美元計價人均GDP衡量發展水平，也不盡合理，畢竟幾十年前的美元和現在的美元也不一樣，這麼多年美元也不如以前值錢了。但是就連人均GDP遠不如中國的越南，如今的居民消費率都高於中國。在相同文化圈裏目前居民消費率較低的是新加坡，人均GDP遠高於中國，其居民消費率反倒和中國相近。

看來傳統文化對中國人消費相對不足的解釋力也有限。

還有説法是，中國消費結構性失衡，富人消費能力高，但給富人提供的高檔商品與服務數量和質量都不夠；窮人也有消費意願，但缺錢難以消費。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國內奢侈品市場增長很快的同時，拼多多和淘寶特價版在瘋狂收割五環以外的市場。

這倒提供了一種考察中國人消費相對不足問題的思路。

不敢消費

2001-2018年間，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中國居民消費率卻沒有明顯提升，倒是房價長得很快。戰帶來的財富效應似乎有不少體現在了房價上。

擁有的房產可以被視為資產，按理説資產增值會刺激消費，但在居民消費率上似乎體現也不多。

這是因為中等收入羣體有房但不參與投機（也就是炒房）的可能性比較大，他們買了房自己住，不會背上特別沉重的住房負擔，房價上漲給他們帶來財富效應，可以刺激他們消費。但是正如我們之前在《別裝逼了，中國人其實還很窮》提到的那樣，即使把中等收入階層的標準降低到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到50萬元之間，算上不大穩定的那部分，中國的中等收入羣體也就4億人左右，他們佔總人口的比例還比較低，漲房價帶給他們的財富效應刺激消費不夠大，還容易被其他羣體的反向作用抵消。

至於其他羣體，很小的部分是有錢人。他們之所以有錢，肯定不是隻靠死工資，還得會玩資本（哪怕炒房也算玩資本）。這就意味着它們在資本市場有着較強烈的投機預期，不會特別拼命地消費（這些人即使再怎麼使勁消費，也還是要留很多錢投資，不會把家敗光，所以消費總額也是很有限的）。

還有很大一部分是窮人，他們要麼是為了買房掏空了六個錢包，房價上漲他們還得節衣縮食供房，漲房價帶給他們的財富效應與其説是刺激消費，不如説是消費被擠出了。還有的窮人連房都買不起，也就沒有房價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應，房價上漲對這部分人的消費影響相對較小。

説到房價上漲對消費的擠出，很容易想到的一個機制就是借房貸讓人不敢放手消費。

有研究發現，2014年一季度至2019年末，全國商品零售額實際增速從11.2%下降至5.9%，尤其是2017 年下半年開始，消費增速的下降明顯擴大。

這是因為中國居民槓桿率在2017年超過46.82% 的臨界值。原本適度借貸可以刺激消費，但突破臨界值後，居民槓桿率增速對消費的正向邊際效應轉變為負向邊際效應，導致消費實際增速的下降速度加快，從而呈現加速下滑現象。

在中國，居民上的槓桿大多數還是房貸（要是短期的消費貸佔主流，也不至於居民消費率這麼低，當然這也比較危險），居民槓桿率上升就意味着長期債務積累，擠出了居民消費，這才讓消費增速下滑。

歸根結底還是能享受到房價上漲的財富效應的中等收入階層太少。絕大多數人要麼缺少資產，沒有享受到資產增值的好處，要麼為了購買房產等資產大量上槓杆，因此不敢消費，導致了房地產增值對消費的擠出作用。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有動力消費的中等收入階層這麼少？

沒錢消費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先看看改革開放以來的居民消費率變化。

1978年以來，中國人民的日子是過得一天比一天好。體現在具體數字上，就是中國居民的消費支出總量在增加，由1978年的1759億元上升到2018年的348210億元，年均增長率為14.1%。

不過，同期支出法的國內生產總值由3634億元增加到884426億元，年均增長率為14.7%，居民消費支出的年均增長率是小於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的，這麼一對比，居民消費率反倒是下降的。

事實上，居民消費率由1978年的48.4%下降到了2018年的39.4%。

在這個過程中伴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市場競爭加劇了，社會保障還未健全，居民會對未來的收入及支出感到擔憂，因此就會減少消費。

另一方面，市場化伴隨着巨大的造富浪潮，一大批人先富起來，然後通過資本運作等手段，繼續滾雪球式地發展，成為我們前文中提到的有錢人。這部分有錢人數量有限，卻佔據了大量財富，本身就不利於消費，而他們把錢更多的用於投資，就更是擠出了消費。尤其是投資房地產造成房地產價格上漲，如我們前文所提到的，槓桿率升高也會對消費有擠出作用。

體現在初次分配裏，就是居民部門所佔的比重由1992年的65.4%下降到2018年的61.2%，企業部門由19. 1%上升為26%，政府部門由15.5%下降為12.8%。初次分配中企業部門擠佔了居民部門的分配份額。

而在居民初次分配總收入的內部構成中，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總收入中的比重由1992年的60%下降到2018年的52%，説明靠工資能賺到的錢佔比是實實在在下降了，在企業部門擴張的時候，資本擠壓勞動體現了出來。

這一階段企業在初次分配中的佔比提高，伴隨着經濟快速增長，這是因為經濟飛速發展過程中，本身就伴隨着高額的投資。分階段來看，1998-2012年，產業結構中重化工業重新崛起，這段時間需要大量投資，居民消費率呈現下降趨勢。之後供給側改革，重工業投資減少，產業結構升級，居民消費率比起1998-2012年的下降，呈現出一種温和反彈的態勢。

本來在市場經濟下，初次分配講求的就是效率，再分配就得兼顧公平了。

然而，經過再分配的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居民部門所佔的比重由1992年的67.7%下降到2018的59.4%，且2003年以後下降幅度較大，企業部門佔比由13.3%升至21.8%，上升幅度較大，政府部門佔比由19.0%下降為18.7%，基本不變。

再分配後，1992-2018年居民部門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的比重同樣下降了，再分配後的結果還是有利於企業。

這麼看來，原本一部分用於消費的錢被用在了投資上，以及變成了投資獲得的重大收益。

所以那歌詞唱得好啊：

“以我之身軀為階梯，以我之身軀為樊籬，陌生與敵意其中凝聚，千座山峯化水泥。”

尤其不少水泥產能還是要淘汰的落後產能，大量重複投資，效益不夠好，還擠出了不少消費。

怎麼消費

説到促進消費，讓我來説這個話的確有點為難，畢竟我經常在之前的文章裏提倡要適度消費，要量入為出。

不過如果是站在宏觀層面要提促進消費，也還好辦，只要你量入為出的時候收入足夠大，那麼支出也就可以足夠大了，有了更多的錢多消費一點犒勞犒勞自己，不是很正常的嗎？

也就是説，想要提高消費，得先提高收入。

“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實施擴大中等收入羣體行動計劃，以高校和職業院校畢業生、技能型勞動者、農民工為重點，不斷提高中等收入羣體比重。當然，這還伴隨着2035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要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真的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居民收入分佈也會是“橄欖型”，即兩頭小、中間大，中等收入羣體要佔到60%-70%，這樣的居民收入結構也被認為相對健康，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

所以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是提振消費最關鍵的一步。這需要經濟持續增長，也需要對現有的分配方式調整。這就需要促進生產要素價格的合理化，以改善收入的功能分配與規模分配，促進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淨收入的增加，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

可能有些分配措施，比如房產税比較難以推出，但短期內確實可以採取一些措施減輕中等收入羣體的負擔。

比如降低個人所得税，提高個人所得税起徵點。畢竟有錢人的收入絕大部分來自與資本運作，工資對它們來説已經算是比較有限的收入，他們的收入靠個人所得税徵收上來的不多。但對於拿死工資的人來説，個人所得税已經是一筆比較重的支出了，收上去的總量也不算太高（佔總税收收入的不到10%），不如再提高個税起徵點，繼續給中等收入階層減負，這樣可以提升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消費需求。

另外，前些年搞的去產能，促進了落後產能的出清，而這也是供給側改革的一部分。供給側改革還要培育出優質的產品和品牌，讓民眾消費更放心。

供給側改革伴隨着降槓桿，能夠抑制地方政府和企業的投資衝動，減少大量的低效乃至無效投資。顯然投資的回報率已經在降低，而且有些地方的投資就是無效率的，這樣的投資必須避免，以免佔用大量社會資源，擠佔原本可以用於居民消費的錢。

儘管由於疫情原因，要刺激經濟恢復，去年穩槓桿任務有所放鬆，但今年又重新定調，要保持宏觀槓桿率基本穩定，政府槓桿率要有所降低。

當然，去槓桿也是為了防止金融風險。尤其是房地產行業，最近幾年調控升級，是為了防止房價過快上漲，防止更多資金流入樓市。房價只要不過快上漲，就不會擠佔太多原本用於消費的資金。

當然，改革也進入了深水區，未來15年中國能否成為中等發達國家，還真得看消費提升效果，但願這些硬骨頭能被啃下來吧。

上下滑動查看參考資料：

盧建新, 羅百棠, 蔡雪. 收入差異下的住房財富效應分化——基於283個地級市數據和CHFS家庭微觀數據的實證分析[J]. 浙江金融, 2020, No.493(03):72-82.

胡楊. 解釋中國消費增速下滑現象——基於居民槓桿率的視角[J]. 浙江金融, 2020, No.501(11):44+64-74.

國常會：保持宏觀槓桿率基本穩定，政府槓桿率要有所降低_財經上下游_澎湃新聞-The Paper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727608

2020年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情況_數據快遞_中國政府網 http://www.gov.cn/shuju/2021-01/18/content_5580659.htm

2035年中國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怎麼做到？ https://m.gmw.cn/baijia/2021-03/08/1302153912.html

陳培林. 勞動收入比,基尼係數與最終消費率——基於調節收入分配視角[J]. 商業經濟研究, 2020(17).

張恆龍,姚其林.擴大居民消費需求,構建新發展格局.科學發展,2020(12):92-100.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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