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變”與中國歷史上的內卷和內亂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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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一胎化政策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殘酷的內卷化，追捕孕婦，墮殺胎兒，曠古所未聞。

中國歷史上的內卷是一種常態，內卷與內亂，成為一種歷史週期律。每一次“農民起義”都是內卷化的結果，而且存在一種明顯的趨勢，就是越到後來這種“農民起義”的規模越大，用波瀾壯闊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明末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擾亂十四省，導致整個明朝統治秩序和財政經濟的崩潰，規模已經相當驚人。清末的太平天國和其它一些“起義”，更是造成兩億人口的死亡。

中國歷史上為什麼這樣頻繁的內卷與內亂？也就是黃炎培所説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政黨、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都沒有能夠跳出這個週期率的支配力。”過去我也沒有認真想過這個問題，總認為歷史週期率是正常的，治亂興衰既然無法避免，那麼內卷和內亂就會成為常態化。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無法跳出中國秦漢以來兩千多年的歷史演變侷限性來看問題。

最近這幾年注重於先秦歷史，特別是周代歷史和古代人類學史的研究，卻有了一些新的認識。毛澤東的詩《讀<封建論>呈郭老》：“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中國自秦代皇權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確立以後，歷朝歷代搞的都是儒皮法骨，執行的都是法家專制主義的路線，並不是孔子所推崇的“周制”，實際上中國歷史上只有西周真正實行的是純粹的儒家政治。這個問題漢宣帝也曾經講過，“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周秦之變”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變革，從儒家封建制向法家郡縣制轉變，而法家郡縣制特別強調的就是中央集權，這種趨勢還會越來越強化。到宋代以後，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演變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後來還在不停的強化，明代和清代以後的中央集權更加厲害。

但是這種高度集中到中央的權力，有時候也並不真正在皇帝手中，而是被身邊的奸臣、宦官、外戚、后妃所盜取，成為禍亂國家的根源。秦始皇時代這個情況就已經出現了，丞相李斯和宦官趙高偽造秦始皇的遺詔，殺掉皇位的合法繼承人長公子扶蘇和大將蒙恬、蒙毅兄弟，擁立少不更事的秦始皇幼子胡亥為二世皇帝，然後又把秦始皇所有的子女都殺光，最後趙高又把李斯父子和胡亥也殺掉了。所以權力如果太過於集中於最高統治者，對他本人也是危險的。開創此種制度的秦代就已經深受其害，後來的統治者仍然執迷不悟，繼續沿着秦政的覆轍往前走。

周秦之變以後中央集權制度的越來越強化，為了維護皇權專制主義，從上到下的政治和社會管控越來越嚴厲，最高統治者疑老婆、疑父兄、疑子弟、疑宗室、疑大臣、疑武將、疑天下人，人人都是皇權的敵人，“不親其親，獨智其智”，“大臣不自信，師儒不相親，長吏不能撫，於是乎綱斷紐解，獨夫之勢成”，這個就是法家政治路線最後的演變結果。這種嚴於內部控制的政治制度設計，使得整個國家逐漸喪失了活力與對外擴張的動力。隨着人口的增殖，內部資源環境日趨緊張，“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户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山頂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闢老林，苗峒已開深菁”。在這種情況下，內部的壓力如果不能對外釋放，多餘的人口如果不能走出去，國家如果不能從對外貿易中收割全世界的財富，就只能走向激烈的內卷和內亂。

中國在東晉和南朝時期，“農民起義”比較少見，這是因為當時的南方還在地廣人稀，人口數量有限，人均佔有資源量高，人地矛盾不突出，謀生較易，人民只要能夠維持基本的生存，就不可能成規模的去造反。宋朝時期雖然已經是高度的中央集權制，于軍事和政治建設乏善可陳，但對於民間社會的管控仍較寬鬆，這就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南宋時期，人口數量已經超過1億，而其版圖是很有限的，之所以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是因為其商業的繁榮和海外貿易的發達使南宋能夠從全世界收割財富來緩和內部的矛盾，並支撐其長期的抗金和抗元鬥爭。南宋的財政收入主要靠工商税收，佔其總收入的70%，農業税只佔30%（見賈大泉《宋代賦税結構初探》）。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漆俠認為南宋的年鐵產量已在15萬噸左右。作為對比，到18世紀前夕，整個歐洲鐵的總產量也才在14至15萬噸。 南宋還有非常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針對窮人有國家免費醫療、免費養老、免費教育。

明朝和清朝就不是這麼回事兒了，這兩個朝代不僅長期實行海禁政策，還把走出國門的華人視為“天朝棄民”，任其自生自滅，有時候還要追到海外去屠殺。鄭和的七下西洋，就幹過這種事兒。正如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所説，“鄭和艦隊，橫行東南亞，所至之處，無非小國，誰能抵抗？明軍主要的戰果，卻是覆滅了建國異域的華人聚居地，將南洋的舊港(亦稱巨港，今曰蘇門答臘之巴鄰旁市)等地的華人首領，抓回中國”，當眾處死。其實巨港華人領袖陳祖義並無敵對明朝之意，在鄭和擒殺陳祖義之前，陳祖義還曾遣子嚮明朝貢方物。整個明朝時期，只有明末的鄭成功對發展海外貿易的重要意義有深刻認識。他在青年時代，就向南明隆武帝上書，提出“據險控扼，揀將進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國”之策，又勸其父鄭芝龍“大開海道，興販各港，以足其餉”，後來鄭成功和其子鄭經能夠堅持長期抗清，亦是憑藉發展海外貿易獲取的雄厚財力資本，“以海外彈丸之地，而財用不匱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清末的太平天國“起義”發生以前，兩廣和江西、福建嚴重的“土客械鬥”，就已經説明清朝內部的內卷已經趨於白熱化了，它是天下大亂的先兆。滿清政府並未加以重視，或者即使是重視了，按照當時的社會治理思路，也就只有實行“減丁政策”，曾國藩説的：“三四十年來應殺不殺之人充滿山谷，遂以醖成今日流寇之禍！”至於為什麼有那麼多“應殺不殺之人”的出現，其實當時的人也是清楚的，汪士鐸指出：“當咸豐中，海內少故，非上有失政，下有貪酷也。人滿而天概之，俗奢相耀，而物力不能，亂民乘間陸梁邊徼”，也就是生產力的發展跟不上人口的增長。

其實不僅僅是曾國藩，中國自秦代以後，統治者往往把大屠殺當做解決人地矛盾的主要方法，均田政策反而是短暫的和曇花一現的。梁啓超在《李鴻章傳》中説：“中國數千年曆史，流血之歷史也，其人才，殺人之人才也。歷睹古今已往之跡，惟亂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則無英雄，事勢如是。至道、鹹末葉，而所謂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歷代揭竿草澤之事，不絕於史簡。其間承平百數十年者，不過經前次禍亂屠戮以後，人心厭亂，又户口頓少，謀生較易，或君相御下有術，以小恩小惠繳結民望，彌縫補苴，聊安一時而已。實則全國擾亂之種子，無時間絕，稍有罅隙，即復承起，故數千之史傳，實以膿血充塞，以肝腦塗附，此無可為諱者也。

”明朝洪武時期，大量的荊襄流民湧入湖北十堰山區開荒種地，“娶妻生子、成家業者，叢聚鄉村，號為‘客朋’，不當差役，無所鈐轄”，朱元璋就命大將鄧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而十堰“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戹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正統二年，歲飢，民徙入不可禁”，後來湧入該地的全國失地農民竟有兩百萬之眾，明朝統治者居然先後派出撫寧伯朱永、兵部尚書白圭、右都御史項忠等統帥各省大軍進山屠殺，“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家業延子孫，未嘗為惡者。兵入，盡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貴者，又多道死，棄屍江滸”。

自秦代以後，中國的內卷和內亂就是這樣週而復始的循環的。無力對外擴張，或者説不願對外擴張，人口多了就只能內卷，內耗，內亂，內部就像一個高壓鍋，一旦爆炸，就是“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見王粲《七哀詩》)，“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見曹操《蒿里行》。這就是兩千多年的秦政所造成的最大弊端。

《論語》中説：“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中國未來的路在何方？不能再形成這種內卷和內亂的局面了。現在看來，只有解放思想，放松管制，深化改革，擴大社會活力，積極發展生產，讓中國人和中國企業都能夠大量走出國去，參與國際競爭，收割全世界的財富。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我們中國自己重新陷入激烈的內卷和內亂，週期性的“打土豪分田地”或者搞“減丁”，畢竟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