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遠東間諜之王,卻飽受委屈,不被祖國承認_風聞
铁中堂-公众号:老铁讲故事 (id:sheyingtt)2021-04-16 08:58
楔子
1941 年 11 月 15 日,莫斯科城下。
德軍萊因哈特第三裝甲軍團某個坦克營正頂着凜冽的寒風向北突擊。
根據德軍情報,在經過了一個多月的圍城戰之後,傷亡慘重的蘇軍的很多防禦工事裏已經出現了婦女跟兒童的身影,防守莫斯科的蘇軍力量幾乎消耗殆盡。所以根據「元首」的指示,第三裝甲軍團將同霍普納第四裝甲軍團一起發動總攻,以鉗形攻勢徹底將蘇軍的抵抗摧毀在莫斯科城下。
突然,無線電裏傳來了前方搜索戰車有些驚惶的聲音:前方發現大量裝甲目標……似乎是蘇聯的坦克!
不可能!
德軍坦克營長猛地打開坦克倉門探出頭去:最高統帥部的情報説蘇聯在莫斯科戰線已經沒有預備隊可用了!
還沒來得及舉起望遠鏡,呼嘯而至的炮彈及搜索戰車的爆炸聲已經説明了一切。
坦克營長顫抖着手舉起望遠鏡:前方漫天風雪中噴薄而出的每一輛坦克上都印着紅豔豔的五角星!
而且跟這一個月來他們常見的那些幾近彈盡糧絕、衣不蔽體的蘇聯紅軍不同,望遠鏡中的蘇軍穿着簇新的棉衣、全套的皮靴和護耳冬帽,甚至就連坦克的炮筒上都套着保暖套,坦克的表面連一個凹陷都沒有,在雪地中亮得發光……
天哪!這!這是……
呼嘯而來的北風將後半句驚呼變成了呻吟。
……這是蘇聯的遠東方面軍!
此時,就在距離戰場不遠的克林姆林宮,斯大林站在窗外靜靜地望着漫天大雪,手裏摩挲着一個小紙條,在他背後則是一名身穿「格魯烏」制服的軍官。
「以遠東方面軍為核心的佛拉索夫第 20 軍團跟庫茨涅佐夫第 1 突擊軍團已經完全阻擋住了德軍坦克軍團的進攻,勝負的天平正在向我們傾斜。」
「格魯烏」軍官鎮靜地彙報着戰場動態。
而此時的斯大林卻似乎完全不在意戰場彙報,只是低頭看着那張紙條。
紙條上只有簡短的一句話:「蘇聯的遠東地區可以認為是安全的,來自日本方面的威脅已經排除。日本不可能發動對蘇戰爭。相反,日本將在下幾周內向美國開戰。」紙條的落款是一個化名——「拉姆扎」,落款時間是 1941 年 10 月 4 日。
「那個人的情況怎麼樣?確定了嗎?」良久,斯大林終於開口。
「已經確定了。理查德·佐爾格已經於 1941 年 10 月 18 日在日本被逮捕……」 「格魯烏」軍官猶豫了一下,又補充説:「……根據之前成功的例子,我們可以考慮交換……」
「不,不交換!」
斯大林斬釘截鐵地打斷了軍官,最後看了一眼紙條,隨手將它扔進了旁邊的壁爐裏。
於是「拉姆扎」這個代號,跟他背後的那個人——理查德·佐爾格,一起迅速在火焰中化為了灰燼,蘇聯人民下一次聽到這個名字,要到遙遠的 23 年之後。
一、浪蕩的公子
沒有人能説清理查德·佐爾格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出生在俄國,卻從小在德國長大;
他是納粹黨員,卻同時也是德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員;
他在「一戰」時曾經加入德軍奮勇作戰,不但腿部受了重傷,還獲得了二級鐵十字勳章,但「二戰」時又為蘇聯在間諜戰線上屢立奇功,直至付出生命;
他是漢堡大學社會學博士,國際著名的新聞人,以文風嚴謹深刻著稱,同時又是有名的浪蕩公子,不但有兩任妻子,還有十幾名各國情婦,甚至他的間諜生涯也尤其擅長走「夫人路線」;
但無論如何,有一點是肯定的:這位「遠東間諜之王」輝煌生涯的起點是在上海。
1927 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蘇聯原先在中國的情報機構遭到了嚴重破壞,而日本則於這一時期不斷擴張在華勢力範圍,使得整個東北亞都籠罩在戰爭的陰影當中。因此,重建蘇聯在遠東地區的戰略情報網是當時蘇聯總參謀部的當務之急。
當時蘇軍總參四部(格魯烏)的主要領導人——別爾津大將慧眼識才,別出心裁地選擇了正在斯堪的那維亞和英國坐「冷板凳」的佐爾格擔當這一重任。
此時的佐爾格正在經歷自己人生中的最低谷:一方面,他在「一戰」結束後以一個傷殘軍人的身份耳聞目睹了資本主義德國戰後民眾的痛苦,思想上開始傾向於共產主義;而另一方面,因為納粹黨員與前德軍英雄的身份,他又始終得不到共產國際與蘇聯情報部門的信任,總是被髮配到世界各個角落去幹些無關緊要的工作。他在日記中經常抱怨:我的報告從沒人看過一眼。
所以面對別爾津大將的親自邀請,佐爾格欣然允諾。1930 年 1 月 10 日,這位未來的「遠東間諜之王」乘坐一艘來自法國的日本客輪,翩然抵達上海。
上海作為當時「遠東間諜的樂園」,各方勢力魚龍混雜。佐爾格到上海之初頗讓各方面注意過一段時間,公共租界的英國巡捕還曾經 24 小時監視過他一段時間。
但很快,佐爾格在上海的所作所為就讓很多人打消了疑慮:這位打着德國《社會科學報》特約記者身份的德國人一看就是在胭脂堆裏打滾的好手,每天晚上都會簇擁着各國的妙齡女郎去開派對,徹夜飲酒狂歡,然後踉踉蹌蹌地帶着美女們回自己 70 兩白銀一晚的豪華飯店房間。跟在他身後的盯梢者們甚至幫他統計過,從佐爾格踏入上海開始,半年多時間裏起碼有十幾名各國女郎在佐爾格的房間裏過夜,其中既有美貌的蘇聯姑娘、身材姣好的德國女郎,也有熱情的美國記者、冷豔的中國少婦,甚至還有丈夫去世的青年寡婦……
再聯想到佐爾格那位銀行家的父親,跟他前幾年在世界各個角落的鬱郁不得志,很容易讓人得出一個結論:這不就是一個從軍隊退役後鬱郁不得志,於是靠着家裏的錢和關係跑來遠東獵豔的資本主義「富二代」嗎?
但就在那些放鬆警惕的盯梢者們每晚齷齪地趴在佐爾格房間窗户下想要聽些春情的時候,一張遍佈整個遠東的間諜網正在形成。
他們眼中那位美貌的蘇聯姑娘名叫露絲,她的丈夫是專門接受過蘇聯間諜訓練的中共黨員;身材姣好的德國女郎名叫伊薩,丈夫吳照高不僅是德共黨員,還是共產國際老資格的諜報員;冷豔的中國少婦代號「玫瑰」,是中共特科著名的女諜報員;所謂的「年輕寡婦」是劉謙初烈士的遺孀張文秋,後來毛澤東的親家,代表着整個中共諜報系統;而「美貌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則更厲害,直接讓佐爾格與當時日本最激進的反軍國主義組織「日支鬥爭同盟」牽上了線,包括尾崎秀實、宮城與德、中西功等在內的一大批對佐爾格日後諜報生涯影響巨大的日本年輕人也被吸引了進來,成了佐爾格忠實的左膀右臂。
就在這一片鶯鶯燕燕的「浪蕩公子遠東獵豔」過程中,風度翩翩的「富二代渣男」佐爾格建立起了一張將共產國際、德共、中共、日本反帝組織四方力量集合在一起的巨大情報網。而佐爾格的「伯樂」——別爾津大將也正式將這佐爾格情報組命名為「拉姆扎」。
在俄語中,PAM3AK(拉姆扎)的簡寫 P3 也可以作為 PMXPfl3oprE(理査德·佐爾格)的簡稱,因此「拉姆扎」小組其實就是「佐爾格」小組。這個代號也伴隨着佐爾格走過了他的整個間諜生涯。
到 1932 年夏天的時候,佐爾格組建的這個「美少女特工隊」已經擁有十幾個國籍的上百名成員,在整個中國沿海地區都有情報小組。而且這種劍走偏鋒般的「夫人路線」在獲取情報方面效率極高,往往是「拉姆扎」的美貌姑娘手持日本記者的名片嬌笑着坐進日本軍官的小汽車裏沿着軍營轉一圈,第二天日本向蘇蒙邊境挺進的情報就出現在了蘇軍參謀本部,風情萬種的接線員在酒吧裏跟人喝幾杯酒,蔣介石圍剿紅軍的進攻計劃就全盤被中共所掌握。
根據蘇聯檔案披露,從 1930 年底到 1932 年 11 月,「拉姆扎」共向莫斯科總部發過 597 份情報急電,其中 335 份直接關係中國紅軍與中華蘇維埃政府安危。日軍挾持在天津的滿清末代皇帝溥儀前往東北、日本內閣批准「滿洲國」計劃等重要情報均由「拉姆扎」率先獲得併發回莫斯科總部。「拉姆扎」成了蘇聯與中共的敵人眼中最「神秘」的對手。
然而,就在佐爾格的遠東間諜網蒸蒸日上之時,一起意外事件讓他在中國的間諜生涯戛然而止。
1931 年 6 月,共產國際信使在新加坡意外被捕,導致共產國際辦事處負責人牛蘭在上海被捕。牛蘭是「十月革命」時率領部隊攻打冬宮的指揮官,在蘇聯情報界的地位類似明教的金毛獅王謝遜,不能不救。而且他本身也掌握着蘇聯情報網的重要情報,他被捕後整個蘇聯遠東情報網都不知道該走該留。
因此,着急上火的蘇聯方面情急之下違反了情報工作的常規安排,別爾津上將直接指派當時身份隱藏得非常好的佐爾格親自主持營救牛蘭的所有工作。
當時蘇聯情報網連牛蘭到底被關押在哪兒,是死是活都不清楚。面對莫斯科方面的頻繁催促,佐爾格此時展現了自己性格中瘋狂的一面,他直接選擇了「玉石俱焚」的一招:拿着重金買到了一張牛蘭在國民黨監獄裏的簽名,直接聯絡包括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科學家愛因斯坦、英國哲學家羅素以及中國的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名人,發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衞無罪的工會秘書牛蘭運動」。
這種大膽的「輿論戰」操作恰恰打在了最在乎「國際觀瞻」的南京國民政府軟肋上,國民政府不得不做出了巨大讓步,最終使得蘇聯政府趁機買通獄卒將牛蘭成功營救。
但因為此事,佐爾格蘇聯情報人員的身份在中國已經基本暴露,甚至面臨被國民黨方面逮捕的危險。所以 1932 年 11 月,別爾津只得將他撤回莫斯科,準備派往日本。
二、神秘的魔術師
「拉姆扎」在中國叱吒風雲時,佐爾格曾經説過一句名言:真正頂尖的間諜從不會自己去撬保險櫃,而是要讓保險櫃自動打開。
而他在日本的八年情報生涯可以説是完美地詮釋了這句名言。
按理説,已經在中國暴露了身份的佐爾格應該很難再繼續自己的間諜生涯了,尤其是去當時非常排斥外國人的日本。但此時德國與日本之間的法西斯同盟關係卻給了佐爾格「打開保險櫃」的機會。
回到莫斯科後不久,1933 年納粹黨魁希特勒當選德國元首。作為納粹的「老黨員」,佐爾格藉此專程返回了德國向元首「宣誓效忠」。偏巧當時納粹德國急需東方問題專家,而專程從莫斯科迴歸的「忠誠納粹分子」佐爾格相當於是「給瞌睡蟲送上門的枕頭」。於是 1933 年 9 月,佐爾格手持納粹黨新聞部頒發的特別保薦信,身背德國《法蘭克福報》《每日展望報》駐日本特派員等五個頭銜的金字招牌,悠悠然撬開了通往日本的大門。
抵達日本之初,佐爾格故伎重施,再次樹立起自己揮金如土的「花花公子」形象。但跟在上海時的情況不同,日本的官僚權貴階層從骨子裏根本就不信任任何外國人,佐爾格忙碌了幾個月,唯一稍有價值的收穫就是結識了當時德國駐日觀察員奧特中校的妻子海爾瑪,並通過海爾瑪同奧特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奧特作為一名典型的普魯士軍人,當時正在為如何寫出有新意的遠東觀察報告而頭疼。而此時的佐爾格同樣正在為他過去引以為豪的「夫人路線」在日本進展緩慢而頭疼。
於是兩個德國人經常為了各自的苦惱相約去酒吧豪飲。窮極無聊之下,佐爾格把自己招蜂引蝶的行動落了實錘,真的「攻下」了他們常去酒吧的日本女招待——石井花子。而令佐爾格沒想到的時,當時完全是苦悶彷徨中無心插柳所結識的這位日本情人,居然成了日後乃至身後,跟他羈絆最深的一個人。
也許就是「攻下」這位日本情人的過程讓佐爾格找到了靈感:既然找不到「打開保險櫃」的鑰匙,何不自己做一把鑰匙出來?
奧特的普魯士腦袋寫不出有新意的觀察報告來,但我佐爾格本人卻是地地道道的「遠東通」啊!
想通了這一節之後,佐爾格酒吧也不去了,情人也拋一邊了,每天拉着奧特坐在德國大使館裏合作撰寫各種遠東觀察報告。兩個人具體的分工是:佐爾格負責每天坐在日式榻榻米上絞盡腦汁地寫,奧特負責每天坐在旁邊的日耳曼風格皮椅上給佐爾格端茶倒水兼加油鼓勁。等到佐爾格寫完後,奧特再把佐爾格的報告稍微修改一下,寫上自己的名字寄回柏林。
對,你沒看錯,這就是傳説中的「替考」和「槍手」。但不得不説,佐爾格的「代寫」功底着實了得,由他執筆的一系列堪稱理論專著的觀察報告讓柏林大為驚歎,長期坐冷板凳的奧特也憑藉這種「作弊」行為一躍而起,成了德國首屈一指的日本問題專家,多次獲得希特勒的直接褒獎,一路從中校上升為上校,又旋即晉升為少將,終於在 1938 年由希特勒親自任命為德國駐日全權大使。
而佐爾格得到的回報也是豐厚的。在奧特的關照下,佐爾格在德國駐日大使館內相當於是奧特的「分身」,可以翻閲任何機密檔案,查看任何來往信件。
於是,不用自己動手,整個德國駐日大使館的保險櫃都向佐爾格打開了。
有了德國大使館為基礎,佐爾格放開手腳,將自己原先「拉姆扎」的精華幾乎全盤搬來了日本,尾崎秀實、宮城與德、中西功等日本干將悉數歸隊,「拉姆扎」情報網在日本全面展開。
從奧特的經驗出發,佐爾格舉一反三決定製造更多的「鑰匙」。既然日本人排外,那他就製造「大和款專用鑰匙」!在他的大力斡旋下,作為得力干將的尾崎秀實一度擔任了日本首相近衞文磨的顧問與秘書。宮城與德一度擔任了日本皇室的宮廷畫師。
這下可好了,不管再絕密的情報,總得給天皇跟首相過目吧?跟他們過目了就等於是給佐爾格過目了,很多絕密情報在被蓋上「絕密」兩個字放進保險櫃之前就已經被「拉姆扎」翻了個底掉……
然後再把從天皇和首相那裏獲得的情報跟從德國駐日大使館獲得的情報綜合在一起……別説日軍想往哪裏調兵、攻打誰了,就連日本天皇跟首相今天晚飯想吃饅頭還是喝稀飯,佐爾格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於是從「七七事變」前的戰爭警報到諾門坎戰役中日軍的兵力部署與總攻時間,從攻佔上海的戰略計劃到「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從關東軍大演習的兵力配置到新式飛機的性能數據,日軍的各種機密情報源源不斷地從「拉姆扎」手中送出。而更「騷」的是,每次情報外泄時,佐爾格一定會跑得遠遠的,讓人無論如何也無法將他跟失竊的情報聯繫起來。如果是軍部的情報外泄,那麼這一段時間裏佐爾格一定不會踏進日本軍部半步。如果是政府的情報泄露,那麼佐爾格這段時間就決不會跟政府高官打交道。
這一手搞得日本的情報機關面對頻頻的情報外泄簡直毫無頭緒,只能驚呼在日本隱藏着一個「黑夜會隱身,開門不用鑰匙,徒手能開保險櫃」的「神秘魔術師」,否則根本解釋不了保衞森嚴的絕密情報為何會頻頻失竊。
從 1933 年到 1939 年,不但蘇聯的大多數遠東情報都由「拉姆扎」送出,甚至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以及美英法等國的情報機構也在仰仗「拉姆扎」提供情報。「拉姆扎」在當時就代表着遠東情報的最高權威,佐爾格就是當時的「遠東間諜之王」。
三、慟哭的戰士
就在佐爾格及他的「拉姆扎」漸入佳境之時,蘇聯後院再次起火了。從 1934 年起,蘇聯國內在斯大林的授意下開始了「大肅反」運動,眾多佐爾格的同事跟領導者相繼被處死,這讓佐爾格與國內的聯繫開始變得磕磕絆絆起來。到了 1938 年,佐爾格的「伯樂」與最高領導——別爾津大將也在「大肅反」中慘遭殺害。
由於蘇聯國內的刻意封鎖,遠在東京的佐爾格對國內發生的鉅變毫不知情,此時他正在被自己的情報網所探知出的一個重大消息所震撼:德國有可能會進攻蘇聯!
當時蘇聯從上到下都沉浸於同德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虛假安全感當中,上至斯大林,下至普通士兵,誰都不認為德國會在徹底擊敗英法之前進攻蘇聯,甚至連佐爾格自己都不願相信,德國會真的在西線戰況正酣的時候貿然進攻蘇聯。
但是,憑藉多年間諜生涯所培養出的敏鋭第六感,佐爾格認為那一點暴露出的蛛絲馬跡有可能就是真相。他開始全力蒐集德國有可能進攻蘇聯的任何情報。
功夫不負有心人,1940 年 11 月 18 日,在柏林發給德國駐日大使館的密電中,佐爾格通過柏林要求德國駐日本大使館詳細彙報日本工廠維修能力的隻言片語中分析出了德國的真實動向,於是他立刻要求報務員向莫斯科發出警告:德國已開始準備對蘇聯作戰!
報務員此時才吞吞吐吐地告訴他:從 1940 年 3 月起,「拉姆扎」就再沒有收到過國內的任何指示了,「拉姆扎」發往國內的情報也沒有收到任何回信……
佐爾格有些不可思議地看着發報員,要求當着他的面進行發報。果然,連續地發報後,莫斯科方面毫無迴音。
沉默了一段時間後,佐爾格突然跳起,一把推開發報員,開始嘗試自己直接聯繫別爾津大將專門為他設置的緊急聯絡電台。幾番嘗試後,佐爾格突然罕見地暴怒起來,一把摘下耳機摔在了桌子上。
「拉姆扎」成員們都被驚動了,小心翼翼地圍了上來,佐爾格哽咽了一下:「緊急電台……被取消了。」
所有人都沉默了,他們都知道這意味着什麼。
最後,重新控制住情緒的佐爾格開始安撫大家:不論國內發生了什麼事,只要讓莫斯科相信我們的情報是正確的,莫斯科一定會重新認可我們的價值!
於是,為了讓莫斯科相信自己的情報,「拉姆扎」的能量被完全調動起來,佐爾格本人也開始不顧自己「絕不出現在事發地」的隱蔽信條,頻頻從日本軍部、德國駐日大使館借閲、抄錄密電。
從 1940 年 12 月 28 日到 1941 年 6 月 20 日,佐爾格根據自己所掌握的情報,又連續三次向莫斯科發出了明確警告,準確無誤地提供了德國可能進攻蘇聯的日期、兵力部署、主攻方向等一系列情報,但莫斯科方面始終毫無迴音。
6 月 20 日凌晨,佐爾格通過德國駐日大使館跟日本首相兩方面的渠道同時確認:希特勒已經親自接見了日本駐德大使,正式通知日本,德國將於 6 月 22 日不宣而戰,進攻蘇聯。希特勒同時要求日本於同一天在遠東地區向蘇聯發起進攻。
確認了這一消息後,一向穩健的佐爾格像瘋了一樣從辦公室一躍而出,完全違反了秘密工作的準則,直接闖到發報員的駐地,以口授的方式向莫斯科急電:戰爭將於 1941 年 6 月 22 日爆發!
為了確保密電能夠及時被莫斯科收到,佐爾格放棄了所有隱蔽準則,要求發報員將車載便攜式發報機放在自己的小汽車裏,繞着東京不斷變換地點,同時堅持每隔十五分鐘發報一次。而自己則在當夜連續拜訪了兩位日本政壇的重要人物,以期能夠儘可能幫助發報員引開盯梢者。
轉眼東方拂曉,一夜未眠佐爾格邁着沉重的腳步準備回家,結果在家門口就看到了滿臉蒼白的發報員。經過一整夜連續發報已經筋疲力盡的發報員癱靠在佐爾格家的屋門上,滿臉絕望:莫斯科……沒有回電……
1941 年 6 月 22 日拂曉,德軍調集 300 萬兵力、3400 輛坦克、7000 門大炮、5000 架飛機如期向蘇聯發動突然襲擊。由於蘇軍前期準備嚴重不足,又誤判了德軍主攻方向,導致短短五個月便損失了大片國土與 380 萬軍隊……
據佐爾格的那位日本情人石井花子回憶,1941 年 6 月 22 日那一天,佐爾格把自己一個人關在書房裏整整一天。當傍晚時分她不放心,進去查看時,發現佐爾格正在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那是她與佐爾格交往六年多以來第一次見到佐爾格情緒徹底失控。
石井花子十分不解地問佐爾格:「你為什麼如此悲傷?」
佐爾格哽咽着回答:「因為我很孤獨,我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啊!」
1941 年 6 月 26 日,在佐爾格之前所提及的德軍進攻時間、攻擊方向、兵力配置等情報被現實一一印證後,已經失聯一年多的莫斯科終於向佐爾格回電了。
在電報中,「格魯烏」對自己突然失聯的行為沒有做任何解釋,只是生硬地命令佐爾格將原先的代號「拉姆扎」改為含義更加中性的「伊森」,同時全力調查日本是否會在遠東地區向蘇聯發起進攻。
直到這個時候,佐爾格才知道別爾津大將已經在三年前就被處死的消息。
據説原本已經恢復了冷靜的佐爾格再次失聲痛哭:原來他並不是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而是他的朋友已經死去了!
滿腔熱誠為之奮鬥的國家對自己的冷漠與懷疑,明明知道真相卻無法阻止慘敗的憤懣與不甘,最為信賴的摯友與老師的慘死,再加上一絲自己在 6 月 22 日那天懷疑摯友的愧疚,讓整個間諜生涯一直以圓滑謹慎著稱的佐爾格從此變得焦灼而激進起來,從一個沉穩老練的魔術師變成了一個急於復仇的戰士。
而唯一不變的,可能就是佐爾格對自己信仰的堅持。
在 6 月 22 日前後,完全不顧保密準則的瘋狂行為其實已經讓佐爾格進入到了日本情報部門的視野,此時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像在上海一樣及時撤離。但面對莫斯科方面安排的任務,佐爾格毅然命令新的「伊森」成員全體出動蒐集情報。
此時整個日本高層分化成截然不同的「北進派」與「南下派」,一派極力主張乘着蘇德酣戰之際攻打遠東,「平定北方」,另一派卻強調諾門坎戰役的失敗,建議優先南下吃掉菲律賓等美英殖民地。
兩派在日本國內都有數量巨大的支持者,幾個月來爭執不下。尾崎秀實曾經冒險通過日軍軍部竊取到了日軍 1941 年的軍裝發放明細表,企圖以此來判斷日軍在 1941 年的進攻方向,結果他崩潰地發現,此時就連軍部的後勤部門都陷入了「精神分裂」,給有的部隊發放的是冬裝,有的部隊發放的則是夏裝,而日軍是絕對沒有實力同時在南北兩個方向開戰的……
眼看着蘇聯西線戰局越來越緊張,而東線的幾十萬大軍卻只能閒置在遠東同日本關東軍對峙,強烈的復仇心與使命感讓佐爾格繼「解救牛蘭」之後第二次選擇了「自爆」:他自己直接跳到了前台為「南下派」造勢。用佐爾格自己的話説就是:「時間已經來不及我們等着保險櫃自動打開了,那何不自己去製造自己想要的情報?」
從 1941 年 8 月起,新的「伊森」成員全體出動,佐爾格利用擔任奧特翻譯的機會,直接跟東條英機、大島浩等人進行了交談,讓他們相信德國的「閃擊戰」效果並沒有預期中的理想。
在日本最高統帥部 1941 年 8 月召開決定日軍是否進攻蘇聯的決定性會議前,為了第一時間獲得會議情報,佐爾格更是不顧身邊越來越多的監視人員,利用自己的社會關係強行將將尾崎秀實安排在了會議室外旁聽。
當日軍做出「除非蘇軍在西線遭受大失敗,否則當年不向蘇聯宣戰」的決定後,等候在會議室外的尾崎秀實第一時間將這個情報傳遞給了佐爾格。
獲得了第一手情報的佐爾格還不放心,又馬不停蹄地跑去了德國駐日大使館,在奧特的檔案中再次翻到了準備寄往柏林的報告:日本大本營最近決定,如果戰局無變化,俄國在西線不遭到失利,則將推遲對蘇行動。
兩個渠道的消息互相印證了可信性,佐爾格終於放下心來。從大本營回到家中已經是傍晚,他親自在家中把電文譯成密碼,向莫斯科發送:日本決定暫不進攻蘇聯,但軍隊仍留在滿洲。如果蘇聯戰敗,明春可能開始軍事行動。
這一次,莫斯科大本營回電了。
他們一年多來第一次向佐爾格發來了感謝電:感謝你們卓越有效的工作。你和你的小組在東京的工作已經圓滿結束。
面對大本營遲到的撤退命令,佐爾格下令陸續撤走了大多數還沒有暴露的成員,但他自己卻選擇了留在東京。一方面他還是擔心日軍會在蘇聯西線戰場出現大規模慘敗後改變進攻方向落井下石,於是決定繼續留在東京隨時監控日軍動向;而另一方面,憑藉着多年來的經驗,佐爾格已經隱約知道自己就算想撤退恐怕也走不掉了。
就這樣一直堅持到了 1941 年 10 月 4 日,佐爾格向莫斯科發出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份電報:「蘇聯的遠東地區可以認為是安全的,來自日本方面的威脅已經排除。日本不可能發動對蘇戰爭。相反,日本將在下幾周內向美國開戰。」
在最後的落款上,佐爾格固執地寫下了「拉姆扎」。
正是這封電報讓斯大林終於下定了決心。1941 年 10 月 10 日,除了原住地留下少量兵力保持無線電活躍狀態以迷惑日軍外,原先跟日本關東軍對峙的蘇聯遠東方面軍 11 個精鋭師 25 萬人由蘇軍「戰神」——朱可夫元帥率領悉數西調,在數週內急行軍 8000 公里,於 1941 年 11 月 7 日抵達莫斯科,在參加了蘇聯慶祝十月革命的紅場閲兵後,直接開赴戰場。
這支突然切入戰場的生力軍徹底改變了莫斯科保衞戰的局勢,德軍自從 11 月 15 日第二次總攻失敗後開始節節敗退,到 1942 年 1 月,蘇軍已將德軍趕到了距離莫斯科 200 公里外的地方,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重要轉折點的莫斯科保衞戰終以蘇聯勝利而落幕。
3 年半之後,蘇聯紅軍勝利攻入柏林。
四、婚禮上的葬禮
然而,佐爾格已經沒有機會去傾聽蘇聯戰士勝利的歡呼了。在「『二戰』最重要一電」發出之後,深感完成了最後使命的佐爾格又再次遣散了「拉姆扎」中的一些成員,將機構精簡到了極致,甚至將大量的機密文件直接放在了自己家裏。
到了 1941 年 10 月 17 日,原本要來跟佐爾格接頭的尾崎秀實、宮城與德兩人都沒有露面。在家中等了一天的佐爾格預感到最後的時刻到來了,於是向莫斯科發出了自己的最後一電:「我們在日本的使命已經完成,我願當一名普通士兵,為蘇維埃戰鬥到底。」落款依然是:拉姆扎。
電報發出後,佐爾格砸爛了發報機,燒掉了自己一直隨身攜帶充當密電碼本的《1935 年德國年鑑》。就在密電碼本還在燃燒時,日本秘密警察衝了進來……
1941 年 10 月 18 日,佐爾格被秘密逮捕,在此之前,他的「拉姆扎」主要成員尾崎秀實、宮城與德等 35 人悉數被捕,「拉姆扎」在日本的情報網幾乎完全被摧毀。
對於佐爾格被捕的原因,她的日本情人石井花子堅持認為是自己的錯。她在 1941 年夏天的時候見到佐爾格家的抽屜裏有一個打火機,有一次想抽煙時就順手拿出來用了,然後又習慣性地帶回了家。結果被一直監視自己的日本秘密警察在搜查她家時找了出來,發現這個所謂的打火機原來是一個微型照相機,佐爾格因此而暴露。
而部分陰謀論者則認為,佐爾格被捕完全是蘇聯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因為新接任蘇聯「格魯烏」的將軍始終對前任的「紅人」佐爾格心懷疑慮,認為他是蘇德「雙重間諜」,於是多次安排佐爾格在劇院等公開場所與蘇聯大使館官員接頭,有意導致他們落入日本反間諜網的視線。
而根據蘇聯檔案解密顯示,因為佐爾格納粹黨員的身份以及他同奧特等德國政要的親密關係,蘇軍總參謀部四部(格魯烏)確實有過「佐爾格無疑是雙面間諜,他作為情報來源根本不可信」的報告,上面還有斯大林的批示:「不要再給我送來如報告中所提到的此類德國假情報。」
甚至在肅反運動中,有人建議要把佐爾格也調回國內處死。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從 1940 年後到 1941 年 6 月,莫斯科突然切斷了同佐爾格的直接聯繫。
但隨着佐爾格所提供的德軍突然進攻蘇聯的精準情報被印證,佐爾格在 1941 年 6 月之後逐漸又開始受到莫斯科的重視,所以故意陷害佐爾格的假設顯然是有些問題的。
因為佐爾格地位特殊,他的間諜身份被暴露的消息,在日本國內掀起了極大反響,甚至日本近衞內閣也受連累而轟然倒台,所以斯大林指示蘇聯方面拒絕日本交換俘虜的請求從國家角度考慮也是正確的:當時日蘇兩國並未正式宣戰,如果答應交換,等於是承認蘇聯向日本派遣了特務,有可能會刺激日本方面轉而去進攻當時正在上演「空城計」的蘇聯遠東。
因此,在佐爾格被捕之後,蘇聯官方給出的答覆是:
「對此人毫不知情。」
失去了國家的庇佑後,佐爾格的死亡已經不可避免,1943 年 6 月,他被東京法庭判處死刑。
面對死刑判罰,佐爾格本人反倒很坦然,他在獄中説,自己 6 月 21 日那天就該死了,唯一的要求就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紀念日那天將他處死。
沒人知道他説自己「6 月 21 日就該死了」到底指什麼,是懊惱自己違反了隱蔽原則,還是懊惱自己沒能阻止德軍的突然襲擊?或者是悔恨自己曾經懷疑過自己的朋友?
1944 年 11 月 7 日,佐爾格在東京鴨巢監獄被執行了絞刑。在行刑前,佐爾格兑現了自己「像一個紅軍戰士那樣去戰鬥」的諾言,將拳頭舉過頭頂,用俄語跟日語交替喊着:「蘇聯萬歲……紅軍萬歲!」
此時東京時間是上午 10 點 36 分,莫斯科時間不到六點鐘,紅軍正穿過黎明前的街道,大炮跟坦克正在集結,去參加十月革命閲兵的人羣湧向紅場……
而他的祖國對他的死亡,始終緘默不言。
隨着「二戰」最後幾年的慘烈戰鬥,不論是佐爾格曾經的朋友還是敵人,絕大多數都相繼死去,這位曾經名震遠東的「間諜之王」就這樣消失在了歷史的縫隙中。
到最後,這個世界上唯一還惦念着他的,只剩下他那位默默無聞的日本情人——石井花子。「二戰」結束後,石井花子開始以個人名義四處尋找佐爾格的遺骸。通過多方尋找,直到 1949 年她才在距離鴨巢監獄不遠的一處無名亂葬崗中找到了佐爾格的遺骸。這位見證了佐爾格的輝煌、苦悶與大義的女人用盡自己的隨身財產,為他舉行了正式的葬禮。在葬禮前,石井花子將佐爾格遺骸中的一個金牙套取下,打成戒指戴在手上,以佐爾格新娘的身份出席了葬禮。
婚禮與葬禮相交織,彷彿就代表了佐爾格一生的宿命。
後記:
直到 1964 年,蘇聯方面終於打破沉默,隆重追授了佐爾格「蘇聯英雄」稱號,據説是因為赫魯曉夫偶然看到了西方介紹佐爾格事蹟的故事片。
1985 年,莫斯科市命名了佐爾格大街,並樹立佐爾格塑像與紀念碑,以永久紀念佐爾格在莫斯科保衞戰中所做出的貢獻。
這一次,英雄終於不再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