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西方文化傳播戰略及其應對_風聞

戰場是最好的課堂，對手是最好的老師。英美國家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中治理世界時間比較長、經驗比較豐富，其外交戰略思維也比較圓熟的國家，他們治理世界的經驗，特別是其中文化傳播經驗也最值得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人對其加以總結和借鑑。

  一、文化傳播是西方按其戰略意圖塑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國家戰略是實施國家政治路線的工具。歷史上，國家——只要它還存在的話——文化傳播歷來是與其政治目標相呼應。國家間的文化交流，即便不是所有，至少其主要或核心內容都貫穿着各自的外交戰略。在國家對外交流中，宣傳什麼內容，輸出什麼知識，在相當一些國家那裏都是與其外交目標及相應的戰略策略捆綁在一起的。比如，近代日本“學術”及其“研究成果”就有明顯的為侵華戰爭準備和服務的“筆部隊”性質。可以説，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侵華戰爭不僅是其長期軍備的必然，也是日本對華戰略中意識形態“宣傳戰”的結果。1941年，在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刻，日本人特意“邀請”梅蘭芳出場唱花旦，因為他們知道，使對手國家中的男性心理在不知不覺中普遍雌化——這種現象目前在東南亞一些曾被英國、日本殖民過而又沒有經歷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和地區中普遍存在，在其影視文藝中已是主流——是擊敗這個國家的重要手段。梅蘭芳看穿了日本人的陰謀，拒絕與日本人合作，決定“蓄鬚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勵中國男兒英勇殺敵，誓死報國。然而，在半個多世紀過後的今天，長期的和平生活已使一些青年人忘卻了這些血寫的經驗。前幾年，我們曾有藝人身披日本軍旗拍時裝照，這兩年更有藝人“一身兼二任”：剛演完“格拉瑪”艇上的格瓦拉，又在《色戒》中扮演被美化了的漢奸情婦。這些“藝人”們已經不清楚藝術在任何國家都是有底線的，那就是愛國主義。梅蘭芳一生的藝術實踐告訴我們：藝術品質的高下不僅僅在於技巧，更在於氣節。梅蘭芳的偉大不僅在於他的藝術功底，更在於他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捨生取義的偉大民族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開始重視“筆部隊”的建設。當時美國專欄作者沃爾特‧李普曼注意到這種轉變，1922年他在《公眾輿論》一書中明確指出：“在目前控制局勢的這一代人中間，説服已經變成一種自覺的藝術和世俗政府的一個常規功能。”在各國“筆部隊”中最老謀深算的是英國，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只是英國“謀略派”時好時壞的學生。比較而言，英國的文化傳播更是一個系統工程：從編撰世界主要國家的歷史（比如“劍橋中國史”系列）到塑造國際文化觀念（比如英國有意捧紅的湯因比的歷史觀）、國際主流經濟學（如連英國人自己也不信的亞當·斯密的經濟學説）、生物學等工程，幾乎全被納入其文化傳播的戰略之中。英國人不在乎世界是什麼樣的，只在乎他們的傳播的受眾心目中的世界與其編造的“世界”與是否合拍，其最終目的是讓對手國家乃至它的盟國按着英國各式“皇家學會”認可的標準存在或不存在。

這些新老帝國主義國家向其對手國家實施文化傳播戰略的一貫策略是“外鬆內緊”：在自己國家內講統一性，在國際上則要求多樣性；在自己國家內扶強抑弱，在對手國家中則扶弱抑強。他們用各種方式弱化對手，其目的是在他們國家“內部確立一種羅馬式和平，對外則表現為羅馬式的掠奪性帝國主義”。美國歌手邁克爾·傑克遜厭惡自己的黑人人種，想從膚色上與白人人種“保持一致”。在美國居統治地位的白人們看中了這一點，便把他捧了起來，使其在多民族雜聚的美國大紅大紫，獲獎無數，其目的就是讓在美國人口中佔相當比例的黑人們在傑克遜的搖滾樂中忘記其種族的歷史和個性，並在白人面前自降人格，天然接受其統治。英國人在印度將甘地捧為“聖雄”，在南非將曼德拉捧為“和平鬥士”，授予他們多種獎項。這兩個人的思想中有許多有價值的內容，可英國人卻偏宣傳、鼓勵和強化他們思想中的“非暴力”即“告別革命”的部分，將其改造並美化為對英殖民主義無害的“普世主義”價值觀灌輸給英殖民地人民，以此強化那裏的人民對英國殖民統治的依附意識。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還有美國的馬丁•路德•金，都是由英美人為了同一個政治目的從一個模子澆鑄出來的“和平鬥士”。列寧説：“被壓迫階級如果不努力學會拿起武器，獲得武器，那它只配當奴隸。”而讓被壓迫者放棄武裝則是全部壓迫者政治的核心。

用一切方法模糊和虛化對手國家的戰略目標和人民的理想，是西方宣傳戰中的重要手法。目前我們媒體中“夢”説成風，這無形中自我虛化了我們的文化自覺。其實，壓迫民族並不怕被壓迫民族有“夢”，而是怕他們有理想。馬丁•路德•金説他有一個“夢”，美國資本家可以為他塑像；卡斯特羅説他有理想，美國資本家就對他恨之入骨。馬丁•路德•金的“夢”至今也沒有給美國黑人帶來解放，而共產主義理想卻給1949年之後的中國帶來了巨大成就和光明前景。壓迫民族也不怕被壓迫民族談“人性”，而是怕他們談“人民”。虛化了階級和政治意識，“人民“也就被分解成了一個個虛無的“人”，其文化也就成了虛無主義的文化。失去了文化自覺和“人民”的概念，國家就自毀了精神長城，侵略者就可長驅直入。近現代中國人民的奮鬥史説明，不是什麼“夢”，也不是什麼抽象的“人”，而是有理想和文化自覺的中國人民實現我們民族救亡圖存、自立於民族之林的理想。

即使是近乎純技術的科目語言學領域，也被英美人納入他們的文化傳播戰略之中。在他們看來，語言工程也是人心改造工程。因此，改造被征服國家的語言，往往成了他們征服其他民族的重要步驟：歐洲人帶着槍炮走向世界的同時，也把他們的語言強行推向他們的殖民地。原來由阿拉伯語、漢語、梵語等語言支配的世界，便在近代為英語、法語和拉丁語等所取代。這些語言在向世界傳播的過程中，也將歐洲人的價值觀帶到其支配的地區。他們在強化宗主國價值觀的同時，削弱或消滅了其殖民地的原生意識，強化了依附意識。《第三世界：苦難、曲折、希望》一書的作者，保羅•哈里森提出“文化上的帝國主義”概念。他説：“伴隨着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帝國主義，又產生出一種更為陰險的控制形式——文化上的帝國主義。文化上的帝國主義不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體，還征服了他們的心靈，使他們淪為唯命是從的幫兇。”曾在好望角任職的英國官員約翰•巴羅説：“假如所有的官方文件都用英語書寫，那麼這裏的下一代就會變成英國人。”目前凡是英語説得好的，除母語國家外，都是曾經被英國征服、其殖民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和地區。

西方國家征服其他民族的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就是用民族問題製造內亂和分裂；分裂這些國家的常用的方法是率先分裂、肢解它們的語言。比如他們會鼓勵和資助一些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有目的地去對手國家就民族問題進行“學術考察”，從其生活習俗和語言結構中最終“研究”出許多與其國家共同體相排異的種族元素，並由此推論這些種族與他們所處的國家本“不兼容”。接着就是西方政客們對這些越研究越多的“種族”進行炒作性宣傳、鼓譟，在必要時不惜鼓動出兵推動其獨立傾向，結果許多好生生的國家就這樣被肢解了。我們看看近代英法美等國在不斷整合本國和本地區政治形態的同時，又從民族問題入手碎化世界其他地區——如近東巴爾幹國家、中東海灣國家及非洲國家——的過程，再看看當代因西方渲染民族問題導致解體的蘇聯及隨後再次碎化（Balkanized ）的巴爾幹國家的現實，就不難看出西方國家語言學研究具有的戰略功能。有過蘇聯解體慘痛經歷的俄羅斯學者對此有深刻的體驗。B．A．利西奇金和Л．A．謝列平在其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一書中説西方人：

從今天的利益出發，挖掘歷史論據來證明今天的觀點是正確的。民族間的衝突往往以此為據。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之間的衝突正是這種心理戰手法釀出的惡果。歷史上雙方都可以找出大量資料證明，卡拉巴赫屬於此方或彼方。當受到西方第五縱隊操縱的新聞界，公然煽動被移居的人民，就其實質而言是組織了奧塞梯-印古什衝突以及其他一些衝突，釀成了大量傷亡。

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西方的文化外宣政策往往帶有血腥味。香港曾是英國人的殖民地。新中國建立後，華人武術界裏出了一個李小龍，他在其主演的功夫片中一改香港華人“好勇鬥狠”的猥瑣形象，表現出了中國人的大義凜然和威武不屈的精神。李小龍用自己的武藝和武德贏得了世界人民的熱愛，在美國和日本人民中擁有眾多崇拜者，但他在33歲就“死於不幸”；其長子、決心繼承父業的李國豪，在其事業初有聲色的時候，也隨一起“誤擊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時年僅28歲。如果再聯想清末曾多次打敗洋人的愛國武術大師霍元甲年僅42歲便“不意中毒身亡”的結局，我們就不能不懷疑這些相似結局與某種戰略意圖相關聯。李小龍死後，在日寇時期梅蘭芳曾表現出大無畏的傲骨，經李小龍傳承之後便在香港武術界日益式微：在英國殖民者面前，這時的香港武者已失去了李小龍那龍飛九天的氣勢，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武者降格為陰溝裏蓬頭垢面的扶貧義士；在香港迴歸祖國後的改革開放時代，這些“武者”又轉行為的宣傳普世理念的環保人士。

西方持之以恆地推行殖民文化政策對第三世界造成的負面影響是深遠的。我們看看目前流行於東亞地區的一些武打片，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一些好勇鬥狠的俠客，而俠客缺少的正是沒有為階級、民族和國家奮鬥的理想，而這正是當年日本及歐美殖民主義者在這些地區統治可以接受並且縱容的文化內容。東亞國家和地區有相當多的言情片中的苦戀，都以退場的一方買了去西方某國的機票或另一方在機場注目剛升空飛往西方某國的飛機為劇終。這其中隱藏的暗喻就是：西方才是沒有是非的人生“伊甸園”，到了西方就找到了道德的制高點和人生的歸宿。這樣的傾向是殖民文化長期“心理暗示”的結果。希特勒對英國嫺熟地運用文化傳播推進政治目的作法羨慕不已，他在《我的奮鬥》中説：“在英國，宣傳被作為第一級的武器使用；在我國，卻是失業政客的飯碗，或者至多不過是一些靦腆的英雄們的一種職業。結果宣傳對我們來説，其效果等於零。”

二、國家政治關乎民族存亡，隨意“突破”和“超越”是危險的

資源的絕對有限性與發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導出的國家力量的絕對有限性和國家發展需求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是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國家發展自始至終面臨的基本矛盾。前一種矛盾決定了國家間的鬥爭及貫穿其間的生存博弈是絕對的。不管這種鬥爭採取什麼形式，它都是人類文明進步基本動力。後一種矛盾決定了前一種矛盾在國家抗力接近的條件下，是有和平轉化空間的。

這就是説，關乎民族和國家的生死存亡的政治要求是研究文化傳播問題的絕對前提，其他如所謂要“超越”民族國家的所謂“人類”共性的話題無疑也是存在的，但只能是在國家政治前提下話題，是政治的延伸。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特別強調在文藝宣傳中的政治目標，這並不是什麼“過分強調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而是國家文化傳播戰略的必然要求。我們常説“飽漢不知餓漢飢”，當人面對生死——至少是面對極端飢餓——時，就知政治是不能隨意突破和超越的“巨大的侷限”。人飽時會對“飢餓”問題有千萬種解釋，每人的解釋也都有一套獨特的邏輯；而當自己真正面對飢餓時，有用的邏輯和解釋就剩下幾種乃至一種，能任意突破的“侷限性”更是所剩無幾。此情此意，家國同理。

理論的正確如否需要經驗過濾和檢驗。醫生的話在家裏總比媳婦的話管用，就是因為醫生的話多關乎生死，而媳婦的話則多關乎感情。在家中感情往往讓位於生死，在國家裏就是 所謂的“文字的人性”要讓位於關於民族生死存的政治。20世紀30年代，紅軍在長征路上出發時還有8萬多人，這時大家尚未認識到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價值；當湘江之戰後紅軍拼得只剩下約3萬餘人時，黨內對於是否接受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爭論就基本消失。在經驗、特別是關乎生死的極端經驗面前，人就容易接近真理並達成共識。筆者在本文中關於文化傳播始終貫穿國家政治戰略的認識，所基於的並不主要是邏輯演繹出的所謂“道理”，而是基於歷史上大量發生過的生死經驗。

在這方面，古希臘和中國戰國時的齊國都是前車之鑑。黑格爾説：“希臘人把自由的幻想的歡欣當做宗教。”結果，在希臘的自由之花被羅馬的金戈鐵馬“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征服希臘後，羅馬人為了彌補自身文化的不足，“就有了很多的希臘奴隸被載運到羅馬來。這種奴隸貿易是以提洛為中心，據稱這個地方有時候一天可以賣出一萬個奴隸。希臘的奴隸成了羅馬的詩人、著作家、羅馬人工作場所的監督、羅馬人子女的教師”。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齊國。齊國曾是秦國面臨的最強的對手，但就在秦國力行鐵血統一的時候，齊國卻弄了許多文化人“搞課題”， 要創建“文化大國”， 秦國還賄賂齊國很多黃金讓它在“百花齊放”中自我陶醉；公元前288年，秦國捧齊國稱為“東帝”。就這樣，當秦國大軍抵至齊國城下時，已是飄飄欲仙的齊國竟不戰而降。黑格爾説“文雅和修養根本是不合羅馬人本性的”，事實上，“文雅和修養”也不是歷史的本性。用毛澤東的話説就是：

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政治無色彩，只有成和敗。地下埋的東郭先生一定比狼多，而要“和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至於要消滅所有的狼（在一個合理的人類社會里理應如此）”，列寧説，“那我們就要照俄國一句精闢的俗話去做：‘上戰場別吹牛，下戰場再誇口……’”我們現在國際鬥爭中只會“五講四美”是不夠贏得勝利的。道義在革命時期需要戰場上的勝利來支撐，在建設時期就需要不斷贏利來支撐；沒有實際利益——在革命中是階級利益，在建設時期是國家利益——的獲得，僅為道義而沒有利益的犧牲最多隻是一種斯巴達克式的殉難。

三、中國文化傳播也要“講政治”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為了擴大對外開放和交流，在文化傳播中適度淡化意識形態，從策略上考慮是可以的，但從政治上讓步則是要吃虧的。

兵不厭詐。誘導對手走向失敗的文化傳播的方法不能簡單地僅僅用道德標準來評判，它是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形成的具有“雙面刃”特徵的博弈工具：對被壓迫者來説，它是反抗的需要，對壓迫者來説，它是統治的需要。戰國時秦穆公就知道“立庸君以弱晉，得城池而強秦”。為了達到對中原漢族知識分子的安撫與弱化——與英國在印度的作法一樣——並重的目的，滿清統治者在明十三陵中專撿那個好面子、特清廉卻治國無方，很有些戈爾巴喬夫範兒的崇楨的墓地予以高規格改葬並多次隆重修繕；在民間，清初滿人將那個靠乞討賺錢辦學、很有些甘地範兒的武訓立為漢人學習的楷模，用經過無害化處理的普世理念虛化漢民族的反抗意識，以達到長期統治的目的。

同樣的事物，在毛澤東這裏完全就是另一種視角。毛澤東也重視明史研究，特別是注重汲取其中的國家興亡經驗。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時就要求高級幹部學習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明史中，毛澤東最讚賞明成祖朱棣而少正面提及崇楨。毛澤東多次到明十三陵，曾有三次憑弔朱棣葬墓長陵。1951年4月他在長陵讚揚明成祖“敢在北京建都，敢把自己的陵放在這裏，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這個皇帝長住土木行宮，理政練兵，很少在京城金陵辦公，不忘戎武，這很不容易了。”1958年毛澤東率中央高級領導到明十三陵植樹。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毛澤東在十三陵考慮最多的的是國家的長治久安。1964年5月12日，毛澤東在談話中説：“看《明史》最生氣”，“除了明太祖、成祖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餘都不好，盡做壞事。”同年6月16日毛澤東發表關於“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問題的講話，他將講話地點放在十三陵水庫，其意深長。至於清人捧紅的武訓，毛澤東在建國初即1951年5月20日親自撰寫並發表《應當重視對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嚴厲批評説：“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衊農民革命鬥爭，誣衊中國歷史，誣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宣傳。”

宣傳戰線始終要貫穿政治，這是毛澤東對宣傳工作者的絕對要求。1959年，毛澤東在同吳冷西談話時説：“新聞工作，要看是政治家辦，還是書生辦。有些人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多謀寡斷。”毛澤東批評這些人不會“讀無字之書，聽無絃音”。“多謀寡斷”的認識根源還是不懂和不講政治，尤其不懂和不講文化傳播與政治的關係。毛澤東在明史、武訓和辦報問題上的所想所思，確實值得我們共和國的後代認真回味和深入思考。

四、應對西方文化戰略的策略原則

那麼，這是不是説，我們就要抵制整個西方文化向我們的傳播並拒絕他們的評價機制呢？

不，絕對不能這樣。相反，在我們的文化傳播能力尚不夠強大的時候，還要積極地參與其中並逐漸地利用它來壯大自己。

國際文化傳播既然存在着政治鬥爭，那應對它時就不能不講策略。1948年3月，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節節勝利，“三大戰役”序幕即將拉開的時候，毛澤東告誡全黨：“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政策和策略的正確性在於它既不能“左”也不能右，而是要符合實際的需要和要求。毛澤東説：“我們黨的歷史情況表明，在我黨和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右的偏向，而在我黨和國民黨分裂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左’的偏向。”與當時國共合作已近結束的情形相似，由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此輪中美“蜜月”期以及我們利用它在力量不對稱的條件下大規模發展和壯大自己歷史性機遇正在接近尾聲，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在其間的外交鬥爭就更要注意政策和策略。

中國崛起十分很難，但成就巨大；而要在獨立自主地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説服國際社會接受中國的崛起，今後我們將有更長的路要走和更艱苦、更細緻的工作要做。但是，在有限時間內，能夠引導受眾的並不是只有少數先驅者已經認識到的真理而是可以最直接影響大眾的傳播工具。這是對傳媒問題有深刻洞察力的美國戰略思想家李普曼《公眾輿論》一書告訴我們的最簡單的道理。李普曼曾説在西方社會里“製造同意並非一種新技巧。它已經十分古老了。據説它已經隨着民主政治的出現而消亡了。事實上，它是在技術方面獲得了極大的改善”。無疑，在“製造同意”的能力上，西方擁有我們無法比擬的高效傳播手段、巨大的資金儲備、豐富的運作經驗、嚴密的網絡體系和組織機構及由此形成的更廣泛的國際受眾。因而，在中國國際傳播手段不足、傳播經驗不足的歷史條件下，要説服世界接受中國，就必須以高度的政治自覺——這是“文化自覺”的核心——的精神和“外圓內方”即不很“政治”的形式積極參與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傳播體系，在其中有理、有利、有節地對西方損害中國國家利益、干涉中國內政的輿論（比如這幾年所頒“諾獎”中就有干涉中國內政意圖的所謂“和平獎”）長期堅持最堅決、最不留情面的鬥爭，同時也要儘可能地選擇西方社會能接受——儘管是被忽悠的——的“普世”形式，在其中用中國的元素和解釋去影響、説服更多的國家及其人民理解和接受中國的發展。

對於西方宣揚“普世價值”，我們在國際文化傳播中不必要簡單地抵制，而要在其中加入我們的解釋，比如共產主義也是一種“普世價值”，這從中國孔子的“大同”思想到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中都有相通的補素共產主義思想。這種補素共產主義思想又與目前西方各種“佔領”運動中人民發出的呼聲又有相通之處。事實上，我們共產黨人的理想完全可以也能夠主導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話語權。

我們反對的並不是“普世價值”而是按西方標準強求的同一的表現形式。正如普遍的“人類”是存在的，但同一的具體人是不存在的道理一樣，將個別國家實現普世價值的具體形式，暗移為普世價值本身，並強求他們國家一律遵守，這與某個人説他就是上帝、某種花説它就是一切花、美國人説他們就是全人類一樣，是可笑的。即使是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西方理論家，他們對於今天西方人所謂“普世價值”也是持批判態度；現在西方的政客們對他們自己宣揚的“普世價值”也並不真信，而只是將它當作忽悠他國交械投降的工具。既如此，我們也不妨採用“將錯就錯”的策略，接過他們的話語反客為主：在其中注入中國解釋並隨中國的發展漸進贏得輿論的主導權。

其實，這些年西方反華勢力在總結一次次失敗教訓後也注意到這樣的策略。這幾年西方針對中國的各式“諾獎”頒發的尺度也在變化：他們在不降低政治要求的前提下，開始拋棄以往的簡單極端的反華手法——這大概讓某些以極端“個性”標榜的人士對2012年“諾獎”某些頒獎不滿的原因，從臉譜化的政治對抗向温和與草根方向轉變。因此，我們也要利用他們的這種策略變化推出或接納有中國政治立場而形式又比較温和的人選，以此影響更廣泛的國際受眾。1937年我國作曲家賀綠汀同志創作的《游擊隊之歌》的歌詞説“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這句可作為我們對敵文化鬥爭中“借船出海”的策略，而緊接着的這句“我們生長在這裏，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無論誰要搶佔去，我們就和他拼到底”的歌詞，則可做為我們文化傳播中“萬物皆備於我”的不變原則。

沒有組織路線與之配合策略是不會成功的。1920年，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面臨低潮，為了克服革命隊伍中的急躁冒進和簡單的情緒，列寧寫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本小冊子，批評那些只會“空喊‘羣眾’，‘羣眾’並拒絕在工會內部進行工作！藉口工會的‘反動性’而拒絕去工作”“説什麼只要（只要！）‘承認蘇維埃制度和專政’”的布爾什維克“也是在做蠢事，破壞自己對羣眾的影響”。列寧告訴這些黨員要“善於在他們中間進行工作，而不是臆想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同他們隔離開來”。列寧在這篇文章中將“與狼在一起，就得學狼叫”的思想發揮到極致，他用反問的方式回答那些拒絕參加資產階級議會的同志的問題説：“如果不讓‘蘇維埃的’政治家進入議會，如果不從內部去瓦解議會制度，如果不由議會內部去準備條件，使蘇維埃能夠順利完成它所面臨的解散議會的任務，那末，要使蘇維埃戰勝議會是否可能呢？”

這個道理也同樣適用於我們今天的國際文化傳播，面對擁有龐大資本、技術和長期的外宣經驗的西方傳媒體系，如果我們採取拒絕的態度，不參與這些比如“諾獎”評選等機制，就等於主動放棄影響世界的機會，這與王明的“筆直又筆直”“純粹又純粹”的“左傾”路線一樣，是沒有希望的。當然，我們在參與這個體系時又忘記甚至放棄對中國利益的維護和説明，放棄了鬥爭，那這又與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一樣，更是沒有希望的。1942年，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掃蕩，毛澤東提出應對策略説：“何以對付敵人的龐大機構呢？那就有孫行者對付鐵扇公主為例。鐵扇公主雖然是一個厲害的妖精，孫悟空卻化為一個小蟲鑽進鐵扇公主的心臟裏去把它戰敗了。”只有我們進入了西方“鐵扇公主的心臟”即他們設的各式“論壇”“委員會”等國際機構和組織時，才可以做到“知己知彼”；而有了“知己知彼”這個前提，我們才會有選擇的主動權，才可以做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對於有損中國國家利益和基本政治原則的文化及其獎項，我們可以堅持拒絕，而對於有利於宣傳並讓世界理解和接納中國的輿論和獎項，我們視情況則予以支持。1965年毛澤東告訴外國朋友説：“戰爭時期，戰爭就是學習。你不是説讀了我寫的文章了嗎？這些東西處用不大。主要是兩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我的，又有兩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但是，策略使用起來從來都是帶有雙面刃的利器，用於擊敗對手的策略有許多時候反成了自傷的原因。比如“新自由主義”最初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用於解決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正面作用釋放殆盡後遺留下來的負面——比如僵化和國家統制——問題的經濟學説，但在中國“八九事件”後和蘇聯解體前夕，西方為了實現其獨霸世界的全球戰略，又將其中強調自由化的內容以“華盛頓共識”的名義，以強大的聲勢片面地推薦給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國家。鄧小平同志注意這種危險，果斷地阻止了部分人以“價格攻關”名義推行的經濟全盤市場化和政治全盤自由化的企圖，由此保證了中國的健康發展；蘇聯戈爾巴喬夫囫圇吞棗地接受了這套理論，實行“休克療法”，由此加速了蘇聯及整個東歐社會主義主義陣營的垮台。

在這輪大國博弈中，最值得總結的是美國的經驗。蘇聯解體後，美國在巨大的勝利滿足感中，得魚忘筌，隨時間推移，美國在“謊言説上一千遍就是真理”的心理潛移中竟自覺或不自覺地將為搞垮別人而高舉的“新自由主義旗幟”默化為美國自己的旗幟，主動扮演起“新自由主義樣板”的角色。就這樣，本用於忽悠對手國家的理論竟被漸漸內化為美國的國內政策並最終將用於砸別人的石頭砸到了自己的腳上：2008年始，美國經濟在大量的衍生金融產品中深深陷入迄今仍看不到轉機的衰退。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在本國經濟的最低迷2012年，美國人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這與蘇聯解體的前夜全盤接受“華盛頓共識”的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很有些相似之處。英國廣播公司2012年10月15日日報道説，“在經濟學領域，美國仍是最強經的大贏家”，此前四年即2008年9月18日，美國國家憲法中心向戈爾巴喬夫頒發了“自由勳章”，而為戈氏掛獎章的人就是當年利用戈氏“東郭”式的善意瞬間踹倒蘇聯的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布什對戈氏説：這是一個真正的榮譽。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2007年，就在歐盟統一歐洲任務接近完成並準備向地中海南岸即北非推進、其政治版圖基本回到到第二次大戰前的凡爾賽體系的前夕，美國人所獲得的並諾貝爾獎卻大幅增加：“2007年至今年，美國經濟學家幾乎‘包攬’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此後美國經濟似乎得了“腎衰竭”，在經濟危機中日益不能自拔的，國力不振，政治上出現人民“佔領華爾街運動”。今日的歐洲人已有了“前度劉郎今又來”的自得，而此時的美國在不斷堆起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卻有了一種被逼出歐洲的莫名失落。歐盟——2011年利比亞內戰中反政府力量的支持者——獲得2012年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如果將它的名字改為“歐洲統一獎”可能更符合歐洲人的本意。

前車之覆，後車之鑑。中國在國際文化傳播已取得的巨大成績，但同時我們也要警惕防止前述一些國家得魚忘筌，最終被自己製造的鬥爭工具所擊倒。事實上，全球化的進程，是一個資本國家化和國家資本化分裂式並進的過程，前者是民族國家駕馭資本的自主道路，後者是民族國家依附國際資本的依附道路；前者是“融”入全球化，後者則被全球化所“溶”入，一字之差，命運卻判若雲泥。中國在未來的國際體系中的大戰略應當是堅持不懈地利用一切機會爭取前一種命運，堅定且巧妙地避免後一種命運。

在許多時候，用槍打不倒的對手可以用筆打倒；用筆打不倒的對手還可用嘴“吹”倒。如果讀一下1946年丘吉爾的“鐵幕演説”，就不會懷疑美國就是這樣被歐洲吹倒的。如果再讀一下1972～1973年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的對話體著作《展望21世紀》，就不難發現，歐洲捧殺的目標開始向中國偏斜。對此，中國不僅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學習其中有效我們今天又尚不熟悉的大國文化博弈的經驗，為中國成長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而做好準備。

五、利用矛盾，發展中國，爭取為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

中國參與世界體系發展壯大自己的策略基於世界矛盾的絕對性和普遍性。

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同志旗幟鮮明地指出：“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佔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鄧小平從矛盾的絕對性出發，認識到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1990年，中國面臨西方全面禁運的壓力。鄧小平又從矛盾的普遍性和相對性分析説：“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剛剛暴露出來。我們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存在着，機遇存在着，問題是要善於把握。”西方內部永遠存在着可利用的矛盾，只要有矛盾，我們就有發展的空間和可利用的機會，就可以利用矛盾爭取支持我們的國際力量。至於利用矛盾的策略，列寧説：

要戰勝更強大的敵人，就必須盡最大的力量，同時必須極仔細、極留心、極謹慎、極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之間以及各個國家內資產階級各集團或各派別之間的一切利益對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儘管這些同盟者可能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是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絲毫不懂得一般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

無疑，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矛盾，這些矛盾已嚴重製約着中國的發展；但同時也要知道，西方世界內部積累起的的矛盾比我們更復雜、更深刻，似乎達到了非戰爭而不能解決的地步。在矛盾面前，一切反動派確實是“紙老虎”。歷史上所有教條主義者都是失敗者，究其原因就在於他們認識不到世界普遍存在的矛盾性。

西方世界充滿着深刻的矛盾。20世紀上半葉，美國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利用歐洲內部矛盾借歐洲人的手埋葬了以歐洲為中心的“凡爾賽”世界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人也“以其人之道”，利用美國和蘇聯爭奪世界霸權的矛盾借美國人的手打倒了蘇聯並埋葬了以蘇聯為主導的“雅爾塔”世界體系的歐洲部分；今天歐洲正在借美國人的手埋葬以美國為主導的“雅爾塔”體系中的亞太部分。目前美國正在這條道上被折騰疲於奔命。

有矛盾，就是勝利的希望。1918年，列寧與德國簽訂“佈列斯特和約”，利用西方的矛盾不僅鞏固了蘇維埃政權，還突破了馬克思曾作出的一國不能成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預言；1939年，斯大林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歐洲的矛盾，進一步創造性地證明了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的原理。1972年，毛澤東利用美蘇矛盾，實現了尼克松訪華，瞬間改變了對中國不利的兩面夾擊的國際格局，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的國際條件。蘇聯解體後，社會主義力量受到挫折，在西方世界對社會主義國家“圍追堵截”的關口，鄧小平同志帶領全黨頂住了西方的壓力，堅持“發展才是硬道理”，將國際壓力反轉為中國更深刻地融入世界體系、發展和壯大自己的動力。目前的歐洲正將美國引向與中國全面對抗並讓雙方在衝突消耗的策略，我們對此要有必要的認識：在與正在推行“戰略東移”的美國鬥爭中保持必要的合作，堅持有限目標，儘可能地為21的中國的爭取一個“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的戰略格局。

​“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如果中國在未來的世界中能夠通過融合性的鬥爭，走出一條既有共同富裕，又有效率，還為世界大多數國家和人民所接納的社會主義道路，那我們就可以繼列寧、斯大林之後，通過中國成功的實踐創造性地證明一國不僅可以建成也可以發展社會主義的歷史結論。這不僅是對人類認識論的貢獻，更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貢獻，具有極大的世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