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建 | 數智革命中的文科“死”與“生”_風聞

2019年4月，中國教育部發布《“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強調新工科、新農科、新醫科和新文科的整體推進，由此宣告國家層面的“新文科”建設正式開啓。然而結合中外關聯的現代演變來看，“新文科”的倡導並非一蹴而就，而是關聯深遠，由來綿長。在漢語世界的本土傳統中，前有先秦儒家的“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後連佛道匯通的《文心雕龍》——原道、徵聖、遵經，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除科舉，以數理化為主的新式學科取代“經史子集”的本土分類，從此走上了一路向“西”，亦即理性實用的國家之途。

文科之“文”

漢語本義裏，“文”指什麼呢？照楊煦生梳理闡釋，在甲骨文原型中，漢字之“文”兼有“文身”與“文心”兩路。前者外顯，後者內修，都可做名詞和動詞解，既代表結果又體現行為。“文身”之文突出紋飾，彰顯言辭，表示“以文附形”。“文心”之文重在內斂，意在修行，強調“以文煉心”。因而合起來看，古漢語的“文”，表示人與自然的分野而非後世的學術分科，象徵人由初始狀態的提升改變，以此為基礎延伸至整個的文化和文明。故有學識教養者稱“文人”，做人的理想則是“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不料近代之後事情起了大變，西學激盪，國文撕裂。在外來語詞及其標舉的學科範式衝擊下，漢語“文”的古義不僅日趨式微，原本的主導構架也每況愈下，所指範圍日漸萎縮，眼見着就快被西式的科學概念和範疇排除、取代。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漢語之“文”被重新界定，不斷被改造、被規訓，以順應“中體西用”或“全球西化”的時代變局，呈現出一系列階序性演變。依我觀察，在教學格局與知識論域意義上，漢語的“文”被先後轉變為四大類別，即語文、中文、文史和人文。

“語文”的字面意義指語言文字，要點是把“文”定格為學習工具，代表識字唸書，以築牢國民的基礎教育，確保社會成員最低限度的文化素質。“中文”的含義有所不同，在高等教育階段代表最重要的學科之一，即中國語言文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其不僅可與“外文”（外國語言文學）相對以彰顯國粹，還賦予了國家意識形態的效用意義，即以被視為革命齒輪和螺絲釘的文學為核心，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不過“中文”的所指其實模糊不清，表面看代表“國文”“國語”，但在內地的教學實踐中，大多僅指漢字、漢語和漢文，與中國多民族共同體內一百三十多種民族語文的實際格局不相匹配，體現不出中國語文的多樣風采。當進入“人文”之文，“人文”的稱謂才真正觸及當下“文科”的基本含義及其問題要點，並且揭示了隱藏在其背後的學術規則和等級格局，也就是現今以自然科學為基點、座標和參照的知識譜系。在此格局中，科學包括自然與社會兩類，人文不過三分之一。而當自然與社會兩大部類聯盟，以科學之名合併為一的時候，人文的地位即被擠到一邊，成了邊緣配角。更有甚者，隨着科學話語的日益強大，世人逐漸將“人文”也吞併到科學囊中，改其名為“人文科學”，形成科學範式的一統天下。在這樣的格局中，人文也成了科學的一種，被強求服從和服務於實證理性，失去了自身的詩性特徵和價值意義。

話説回來，現代漢語的“人文”含義及其學科劃分，其實源自西學。作為學科，指liberal arts（也譯為“博雅學”“博雅學藝”）或humanities（人文學）；若指思想、思潮，則與humanism即“人本精神”“人道主義”相當。對於人文的學科作用，西方教育界人士看得很重，有的甚至總結説“整個西方教育的傳統就是liberal arts的傳統”。不過，這樣的判斷在當代西方社會的歷史演變中也受到了衝擊和挑戰。

文科之“死”

斯諾（C. P. Snow）

在20世紀中期，由“人文”地位引發的最著名挑戰，當舉斯諾提出的“兩種文化”之爭。1959年，斯諾（C. P. Snow）應邀在劍橋大學演講，提出震驚學界的科技與人文“鴻溝論”，隨後以《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為題出版，在西方引出一場持續不絕的思想論戰。斯諾指出：“一方是文學知識分子，另一方是科學家，並且尤以物理學家最有代表性。兩者之間存在着一個相互不理解的鴻溝——有時還存有敵意和反感。”斯諾認為雙方對立雖然嚴重，內在原因卻在於缺乏基本的相互理解：一方對熱力學第二定律一無所知，另一方對莎士比亞不屑一顧。此外，由於傳統習性的制約，整體的表現是“重文輕理”。在斯諾看來，文理之間的對立竟然都以誤解為基礎，“這是很危險的”，由此導致的分裂——尤其是文科對理科的無知與偏見令人擔憂。他指出：“現代物理學的大廈正在一天一天高聳入雲，而西方世界中最聰明的人中間的大多數人對它的理解卻大約同新石器時代的古人一樣多。”斯諾論説的漢譯本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面世，譯名《對科學的傲慢與偏見》，凸顯了斯諾對人文學者輕慢科技專家的憂心。結合中國當年的形勢，譯者的意圖是要讓國人從批判“白專”的陰影走出來，提升理科的地位，更深刻地認識科學的巨大作用，呼籲人文與科技結合，徹底改變“一些人對人本主義的精神茫然不知，另一些人對科學理性精神全然不曉”的現實狀況。

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

如果説斯諾的論述體現了20世紀中期科技與人文的失衡而且是偏重“文科”的話，20世紀80年代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筆下的學界格局已呈現令人震驚的突轉。一方面，現實社會變得愈發機械化了——“沒有意義的活動被根據機器的模式組織起來。這一模式的目的在自身之外，並不對這一目的提出疑問”。另一方面，人文學者的傳統使命日漸式微，“教授們不再對真正的文化問題、生命的意義作出反應”。針對此景，利奧塔宣稱“文科已死”，與之並列的還有“知識分子之死”。後者出現的原因在於後現代的社會轉變：一面是科技知識的高歌猛進, 另一面是精神文化的崩潰和“知識分子”漂泊不定感的蔓延，從而導致“知識分子”的光環褪去,“留下的只是極其平常的、專門性的技術工人的命運”。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就圍繞文理關係的西方論爭而言，接下來需要引入的人物是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沃勒斯坦從認識論角度出發對“兩種文化”的由來進行了深度闡釋，強調學科與知識的劃分是社會利益及權力較量的產物。他認為文理鴻溝的產生源於強調二元分離的“笛卡爾模式”。對此，沃勒斯坦組織專題小組調研，發表了影響深遠的考察報告《開放社會科學》。報告提出超越兩種文化，重建社會科學，就以大學為代表的高等教學研究而言，主張打開學科限制、破除學院壁壘、跨越傳統界限、擴展機構聯合。依照他的判斷，文科的問題既非排斥理科，也不意味着即將“死去”，關鍵在於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文科與世界體系轉變的不相適應，因而最為緊迫的需要是對自身的改造、重建。為此，沃勒斯坦強調文理三方——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相互連接。他指出：“我們不相信有什麼智慧能夠被壟斷，也不相信有什麼知識領域是專門保留給擁有特定穴位的研究者的。”在這意義上可以説，至少從沃勒斯坦的小組開始，西方學界就接連提出了主張文理兼容的“新文科”，而非普遍認為的2017年才由北美一所學院發起。由此便得追問，文科之新，“新”在何處？

文科之“新”

依照中國2018年陸續發佈的文件解釋，“新文科”主要是哲學社會科學。其中的要點包括：“新文科”是文化發展的重要載體；核心是“推動哲學社會科學與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目標在於“培養新時代的哲學社會科學家”。

在此，新文科與新時代關聯了起來。而所謂新的時代指的就是新的科學理念與新的信息技術。為此，政府文件明確提出了“推進現代信息技術與教育教學深度融合”的時代要求，其中突出的科技新標誌是“智能化”和“互聯網”。於是，新時代的文理結合便表現為互為關聯的兩個方面：一是哲學社會科學的自我更新，推動既有體系的新科技化；二是哲學社會科學介入新科技革命，對理工農醫的知識生產及學科培育進行有效參與，以實現彼此間的互補共建，交叉融合。不過結合近代中國的演進格局來看，僅就科技助推文科而言，政府發起的本輪新文科倡議還不能説是首創，而是以往同類活動的延續，或曰“第三次浪潮”。從大處説，自戊戌維新以來的歷史進程中至少出現過兩輪，即晚清時期的“洋務運動”和改革開放後的“新技術革命”。前者經由著名的“科玄之爭”，推動了“五四”以後的“新文化”興起；後者則伴隨“信息論”、“系統論”及“控制論”的全面滲入，重啓了全社會對科技問題的關注及人文思想界的觀念更新。如今作為“第三次浪潮”的新文科啓動，其內涵絕不僅限於院校牆內的課程設置與教法提升，而與更大範圍內的知識生產及國民認知密切關聯。因為文科的“科”不僅指教學科目，而是關涉整體的人文思想，關涉一個時代的觀念形態和知識轉型。

在這意義上，將“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科技議題提上議程，不僅意味着對文科的時代挑戰，更意味着文科必須介入和參與。如果説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好比開啓未來的隱形鑰匙，積澱厚重的人文思想就是自我反省的調控之靈。在數智互聯網面前，遠離移動和鏈接的文科或許會因陳腐僵化而被遺棄；而失去調控的科技則會像無頭之獸一般危機四伏、險象環生。近年來接連由“基因編輯嬰兒”“隱私泄露”等科技事件引發的公眾焦慮和倫理恐慌無不表明，對於文理關聯的時代之新，無論人文抑或理工其實都沒做好準備。

可見，進入數智時代，文科之“新”不等於文理之間的簡單疊加或硬性組合。文科之“新”體現在整體的知識生產及教育傳承相聯繫的觀念、形態、內涵、範式及體制、交往等各個方面，創建主動融入並積極參與到智能化與互聯網之中的新人文，實現全社會都掌握科技，全科技都彰顯人文。以此為基礎，以往的文理之分將不復存在，而會迴歸形上形下的道器關聯。無論“後人類”是否面世、何時來臨，結局都是天下一家，認知的世界不再強調邊界與區分，而是全體朝向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總而論之，在近代中國的語境中，自戊戌維新以來，變革文科可説是朝野關注的百年大計。百年之後，政府發佈與工、醫、農配套的新文科計劃，可視為對此路途的世紀回應。然而百年之間，情勢演變，每次發起的起因、動力及力量配置皆不相同，因此成效如何不但期盼實踐的推進，同時也有待時間的檢驗。文以載道，任重道遠；文科之路，綿延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