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力 | 日本社會主義者為何不反核能_風聞

· 編者按 ·

保馬今日推送汪力老師的《日本社會主義者為何不反核能》一文。4月13日，日本政府召開會議，決定在未來兩年福島核廢水罐達到蓄水峯值後，將稀釋過的廢水排入大海，引起外界的猛烈批評。2011年3月11日，日本宮城縣海域大地震造成的福島核電事故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日本的社會和歷史，反核電站運動成為日本最興盛的社會運動。加藤哲郎的《日本的社會主義——反對原子彈、推進核電的邏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汪力老師通過對加藤哲郎的閲讀指出，日本共產黨在和平利用論的影響下，始終將核電建設反對運動看作“反科學”的運動加以抵制。就讓日本走上無核世界之路而言，日本社會主義的思想經驗基本是負面的。汪老師認為，在“資本主義”與前近代性緊密聯繫的近代日本，作為超克資本主義現代性而誕生的“社會主義”反而成為現代性的象徵，對現代性缺乏反省。因此，從這個角度看，日本核電問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反思20世紀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的有益視角。

本文原載於《澎湃新聞》2015年4月8日。

日本社會主義者為何不反核能？

文 | 汪力

對於日本社會而言，2011年3月11日的東日本大地震不僅造成了嚴重的人員和財產損失，災難特別是福島核電事故對人們的思想意識也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日本社會以及日本歷史。“3·11”也影響着歷史研究者們的問題意識，“3·11”之後的思想狀況，成為思考許多歷史問題的出發點。“3·11”之後，反對核電站運動成為日本社會最興盛的社會運動，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福島核事故表明核電與人類文明難以共存，應當努力實現日本社會的“脱核電”。

4月13日，日本政府決定將核廢水排放至大海，副首相麻生太郎稱核廢水“喝了沒事”

加藤哲郎的《日本的社會主義──反對原子彈、推進核電的邏輯》(『日本の社會主義――

原爆反対・原発推進の論理』)一書，就是從這種時代狀況出發，對日本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的歷史加以批判的反省的著作。作者加藤哲郎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學者與現代史研究者，其研究領域涉及國家論、現代社會主義、共產國際、大清洗等諸多領域，他走訪俄羅斯、美國的諸多檔案館，發掘更新人們歷史認識的第一手資料，同時也對社會主義等思想理論問題抱有關心。

本書的內容貫穿整個20世紀，縱論社會主義與核武器、原子能的問題，內容大體包括幾個方面，一是日本社會主義的起源與發展，二是日本社會與核武器、原子能，三是作者最耗費筆墨的社會主義與原子能問題。

據作者在後記中自述，此書在3·11之前已經開始企劃，作者本來打算以“非戰·和平”為關鍵詞，將20世紀作為“戰爭與革命的時代”來把握，從而展望21世紀的社會主義。然而3·11體驗使作者感到，這樣的想法太過樂觀了。他轉而將20世紀看做“原子能的時代”，並由此重新檢討社會主義的概念本身。作者持非常鮮明的反核電立場，主張核電與人類文明不能共存，必須徹底廢棄，為此，作者在序章中舉出了三點理由：第一，核電站的建設、運轉必然需要勞動者在放射線照射下的勞動，從而產生“被曝者”；第二，核電站一旦遇到災害、襲擊，或者操作失誤，都可能產生無法挽回的發射性物質泄漏，導致核災難，可謂“文明的兇器”；第三，核電產生無法處理的核廢料，即使填埋在地下，也會成為將來人類的不可知風險，可謂“對未來世代的暴力”。作者指出，日本的社會主義儘管批判核武器，卻相信所謂“核能的和平利用”，從而對福島的悲劇，負有責任。

1950年代前日本共產黨的四次成立

俄國革命以後，曾在初期日本社會主義者涉嫌企圖暗殺天皇的所謂“大逆事件”後一度遭到徹底鎮壓的日本社會主義，再次受到關注。此時日本社會也進入了被歷史學家們稱為“大正德謨克拉西”的時期，政治走向民主，社會思潮活躍。與此同時，在列寧與共產國際的影響以及領導下，1921年4月，社會主義者山川均、堺利彥等人創立了日本共產黨。

作者將該黨的成立稱為“第一次共產黨”。日本共產黨提出了打倒日本資本主義體制，建立蘇維埃政府的綱領，並提出與朝鮮、中國民眾聯合，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主張。**第一次共產黨經歷由繼承日本初期社會主義的傳統，到逐漸變成共產國際型的“國際主義”共產黨的過程。**然而，處於地下狀態的日本共產黨成立不久就遭到日本政府的鎮壓。

日本人民和中國台灣人民反對核廢水排放

緊接着，1923年9月1日發生了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自然災害——關東大地震，東京幾乎化作廢墟。災後的混亂狀況下，流言四起，人們謠傳朝鮮人和社會主義者將伺機作亂，結果導致了民間“自警團”對朝鮮人的大屠殺，數千人遇難，同時也有社會主義者遭到警察殺害。儘管共產國際要求日共利用災後形勢發動革命，第一次共產黨還是在遭受重大打擊的狀況下於1924年初宣告解散。

關東大地震以後，日本進入了一個社會主義流行的時期，各種左翼社團、雜誌如雨後春筍。在這種形勢下，第二次共產黨建立起來。此時圍繞日本革命的理論問題，產生了所謂“日本資本主義論戰”，人們對日本社會性質和日本革命的性質展開了複雜的爭論，共產國際1932年制定的“1932年綱領”尤其影響深遠。該綱領強調日本社會存在着嚴重的封建殘餘，天皇制政權的性質是“絕對主義”的，日本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此同時一批日本學者圍繞近代日本的諸多問題，寫作了《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的一批論文，得到了與32年綱領類似的結論，是為“講座派”。**此時以講座派為代表的日本馬克思主義具有強烈的“近代主義色彩”，強調日本社會所具有的“前近代性”，並進而追求近代性。**不過自1933年起，獄中的最高幹部鍋山貞親、佐野學宣佈“轉向”，接受天皇制，引起了全黨的“轉向”熱潮，使得第二次共產黨於1935年被消滅。

第三章的後半部分開始，作者筆鋒一轉，開始論述原子能問題。作者從著名科幻小説家威爾斯（同時也是費邊社社員，社會主義者）1913年的小説《獲得自由的世界》寫起，威爾斯在一戰以前即已設想出人類社會利用原子能的情形，由此人類社會獲得巨大的生產力。但威爾斯的想象力並不停留於此，他設想原子能的利用導致人力被淘汰，大量人口失業，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引發核大戰，世界成為廢墟，最終在一種世界聯盟體制下得到重建。威爾斯與列寧有一面之交，對列寧“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加電氣化”的近代化思想有所同情。托洛茨基讀過威爾斯的這部小説並表示利用原子能的設想表示讚賞，但沒有注意到其中對原子能導致的社會後果的擔憂。無獨有偶，大正年間威爾斯小説的內容就被介紹到日本，但同樣未能注意到威爾斯對原子能和核武器的憂慮。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動員大量科學家，從事原子彈開發。同時，戰時日本雖然缺乏製造原子彈的條件，但在核物理學家仁科芳雄的領導下，也進行了初步的研製原子彈的研究。終於美國的曼哈頓計劃製造出原子彈，並投在了廣島、長崎，使得無數生靈塗炭。作者指出，儘管美國一直宣傳是原子彈導致日本投降，但實際上美國通過情報早已瞭解日本有停戰意向，而且從日方史料看蘇軍進攻中國東北對日本投降更具決定意義。美國投放原子彈一方面是為了對抗蘇聯，另一方面也是利用日本人所進行的殘酷的人體試驗，同時也為曼哈頓計劃耗費的巨大資金提供解釋。

門田隆將《福島核事故真相》，沈長青 、金建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儘管原子彈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在戰敗後美軍佔領之下，關於原子彈災害的報道被嚴格管制，很少為廣島、長崎以外的日本民眾所知。同時，佔領時期日本共產黨得以重新組織（作者稱為第三次共產黨），非共產黨的社會主義者們則建立起日本社會黨，並曾短暫執政。第三次共產黨將美軍看作“解放軍”，主張“佔領下和平革命”，此後由於冷戰的展開，又轉而主張暴力革命而再次瀕臨解體。最後在1955年重新出發，作者稱為“第四次共產黨”。

戰後社會主義者為何支持核電

在50年代的冷戰背景之下，日本進入美國的核保護圈，美國出於其核戰略的考慮，採取讓日本建設核電成為核保有國的政策。此時日本社會也產生了“正是因為是唯一被核攻擊的國家才要和平利用”和“反對核武器，推進原子能”的思維邏輯，於是核電站得以進入日本，併成為日本的重要能源。在這一背景下，作者以戰後日本的三個社會主義者為例，展開了全書的中心問題即核電與社會主義的問題。

加藤哲郎《日本的社會主義──反對原子彈、推進核電的邏輯》日文版封面

武谷三男（1911-2000）是日本著名的核物理學家，同時也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他戰前曾因參與左翼文化運動而被捕，戰時曾參加軍方的核武開發，戰後又重回左翼陣營。武谷在佔領時期曾發表文章説美國研製原子彈是“反法西斯”甚至“人道主義”的，並且主張科學本身就是理性的，科學比人文學科優越。他還提出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思想，主張原子能的巨大生產力已經超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能容納的界限，資本主義社會如果採用原子能就會造成產品過剩，因此只能用來製造核武器，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充分發揮原子能的生產力，從而生產出無限的產品。他甚至説蘇聯能利用原子彈改造荒漠，並利用米丘林遺傳學改造生物使荒漠綠化，用原子彈使河流改道等等，其論述有如科幻小説。他的科學思想被當時的共產黨所採用，成為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的核”（蘇聯的核開發）和贊成建設核電站的理論依據。

50年代中期波匈事件以後，武谷自己意識到核電技術的危險性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問題，漸漸轉向反對建設核電站，和共產黨拉開距離，但他的唯科學主義和推進核能利用的思想卻影響深遠。

另一位人物平野義太郎（1897-1980）則是在日本現代思想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在戰前作為“講座派”的代表人物，十分活躍，其《日本資本主義的機構》是講座派的代表作之一。然而二戰中他卻墮落為“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鼓吹者，出版了《大亞細亞主義的歷史的基礎》等著作，戰爭結束後又沒有表示任何的懺悔和反省就又以左派的面目登場。他從社會科學的角度補充了武谷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和平利用核能”的主張。他還從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認識出發，將“現存社會主義”看作“和平勢力”，為擁護社會主義國家的核開發提供了理論依據。

平野義太郎長期擔任共產黨系社會運動組織“日本和平委員會”的委員長，該委員會雖然反對美國的核武器，卻擁護“社會主義的核”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日本共產黨在和平利用論的影響下，始終將核電建設反對運動看作“反科學”的運動加以抵制，直到福島核事故之後，才參加到反核運動中。

2011年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爆炸

最後一位人物有澤廣巳（1896-1988）則是與共產黨系的“講座派”對立的，親日本社會黨的“勞農派”馬克思主義者。他曾參加有關戰時經濟體制的研究，戰後積極為日本經濟的復興出謀劃策，為日本經濟復甦做出了貢獻。1956年1月，他被社會黨推薦為新成立的日本原子能委員會的五名委員之一，從此就與核電結下不解之緣，65年起擔任代理委員長，72年退休後又擔任產業界的日本原子能產業會議會長，直至去世。

有澤在任期間一直是核電產業的積極推動者，他曾留學魏瑪德國，曾目睹經濟崩潰導致納粹上台。因此戰後他認為為了建設和平日本，建立自立的和平經濟是極為重要的，為此，核電不可或缺。到了70年代，社會黨中開始出現順應社會運動的潮流反對核電的傾向，有澤因此與社會黨反核電派決裂。他還積極宣傳原子能的“安全神話”，曾在講演中主張除去一些“不必要”的安全設備以減少建設費用。也因為如此，有澤被反核電派批判為“御用學者”。

日本社會主義對於核電的基本經驗是負面的

加藤哲郎對於日本社會主義者對核電的支持態度進行了激烈的批判，認為日本作為原子彈的“唯一被爆國”，不僅未能吸取被爆的教訓，反而生成了“正是因為是唯一被爆國才要和平利用”的邏輯，從而使作為地震大國的存在嚴重安全風險的日本，成為核電大國，最終發生了福島核事故。作者主張應該吸取教訓，讓日本走上通往無核世界之路，就此點而言，作者認為日本社會主義的思想經驗基本上是負面的。

其中更深層次的問題，或許不僅在於社會主義與核電的問題，更在於社會主義與現代性這一更根本的問題。作者在書中多次指出，社會主義思想中唯生產力論，追求現代化的要素，使得20世紀的社會主義思想沒有能夠很好的面對環境與公害問題，而是陷入如列寧所説的“蘇維埃加電氣化”的現代化之夢中。

福島核事故廢水儲存罐

**更進一步説，雖然社會主義本身是作為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思想而誕生的，但在20世紀卻被廣泛作為追求現代化的思想而接受。**特別在近代日本，“資本主義”在很多方面與前近代性（如天皇制，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用講座派的術語可統稱為“封建遺制”）緊密聯繫，而“社會主義”則相應成為完全的現代性（對應日本的畸形的現代性的）的象徵而存在，從講座派的日本資本主義分析中，可以最鮮明的看到這一點。

正如丸山真男所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成為了缺乏“近代的思維”的日本近代思想中的某種近代性的座標。由此也能夠理解日本社會主義何以在日本社會的“前近代性”漸漸完全消失以後不可避免的趨於衰落。因此日本社會主義雖然也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追求社會主義，但對現代性本身缺乏反省。其“反現代性的現代性”或許到新左翼運動才發揮出來。而反公害，環境保護，生態運動等現代性批判的議題，則由非社會主義的市民運動來擔當。由此我們或許可以理解作者所闡發的日本社會主義與核電問題的問題性所在。

對於理解3·11之後的日本思想狀況，乃至對於反思整個20世紀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而言，核電問題這一日本社會主義的“阿喀琉斯之踵”都可提供十分有益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