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進步的立場，宗教一定是敵人嗎？論太平天國及其他_風聞

站在進步的立場，宗教一定是敵人嗎？論太平天國及其他

Wang Eric

Apr 21, 2020·17 min read

天安門廣場上矗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刻有金田起義的浮雕

對“宗教”的敵意似乎在一部分人之間廣為流傳。在他們看來，宗教總是反智主義、保守主義和威權主義的——一句話，宗教是一切進步的敵人（當然，有些人自己未必很“進步”，但反對宗教的時候是不會忘記扯出“進步”的大旗的）。且不説這當中很多人實際上只是為了反對他們心中的“異民族”的“異文化”，而把“進步”作為自己的藉口（面對本國或者本族羣的弊病，他們則是充耳不聞，還會給批評者扣上一頂“賣國”的漂亮帽子）；對於確實的進步主義者（即一切追求人類的解放和提升的人）來説，應該對宗教採取什麼樣的態度，確實是無法迴避的嚴肅問題。人們很容易得到進步主義和宗教確實勢不兩立的印象¹，讓我們隨便舉幾個代表性的例子：以著名的、對伽利略的審判為代表的、基督教在歐洲史上對理性和科學的迫害簡直罄竹難書（反智主義）；在當代很活躍的，有堅決反對女性墮胎的權利、反對同性戀平權的美國基督教保守派，他們不僅想通過立法來禁止這兩者，還時不時訴諸直接的暴力和恐怖主義，殘殺墮胎醫生和同性戀。是的，我們必須要清楚地認識到，宗教常常化生成反動勢力的先鋒和堡壘，主導或推動了一系列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暴行。筆者也曾經和很多人一樣，因而認為宗教在根本立場上和進步主義是對立的。但是這真的是一個全面、準確的認知嗎？如今的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的回答恐怕是否定的。為了闡明這一點，太平天國是一個有啓發性的案例。

眾所周知，太平天國的核心——拜上帝教這一宗教是由一位貧窮的廣東的落榜書生——洪秀全基於基督教創立的，不過知道洪秀全是客家人的大概就不多了。客家人是為了逃避戰亂等原因，從華北一帶遷往廣東的漢人難民。但是當客家人進入廣東的時候，當地已經被另一支漢人所掌握——即操粵語的廣府人。於是，客家人只獲得了少而低劣的土地，過着貧窮的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掙扎。洪秀全正是出身在這樣一個貧寒的小自耕農家庭，從小就被父母寄託了“通過科舉改變家族命運”的期望。

但是傳統中華的科舉（就像是資產階級民主）雖然形式上看似平等，實際上卻遠非如此。要讓家裏的男性不參加勞動、專心學習，並且獲取優質的教育資源和學習環境，都會為家庭增添不小的經濟負擔。因此，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官僚，大多是經濟條件優渥、家庭可以全力支持其讀書的大地主階級出身，鮮有洪秀全這樣的貧農。除此之外，當時為了獲取參加科舉的資格，還需要地方上的知識分子為報考者充當保證人。對客家這樣的處在社會邊緣的弱勢移民族羣來説，這也是一個難以達成的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説，或許可以説洪秀全身為客家窮人卻獲得參加科舉的資格就已經是幸運的了，能夠躍過龍門完成華麗變身恐怕不過是美好的幻想。在反覆的落榜之後，這個幻想徹底破滅了。洪秀全於是通過對自己的神秘體驗進行基督教詮釋，創立了拜上帝教，開始探索自己這樣的人可能走出的新道路。而這條新道路最終吸引了成千上萬和他一樣、在階級社會這一永恆困境的最底層掙扎的客家人、乃至全國各地的窮苦勞動人民。

洪秀全的新宗教先是傳給了同村的其他貧窮的客家知識分子，當中的一位——馮雲山，依靠客家網絡進入廣西傳教，最終停留在紫荊山，以此為根據地發展出了一個龐大的教團。

廣西的原住民是不以漢語為母語的壯人。17世紀，和地方政府聯繫緊密的官僚、軍人出身的有力漢人殖民者挺近廣西，用力量佔據了大片土地、支配了原住民。壯人不但得為其拼命勞動，還受到差別對待和歧視。進入18世紀以後，客家人也從廣東移入廣西。面對佔有土地並有官方背景的先到的有力漢人移民，他們再次淪為社會底層。很多客家人在紫金山當工人燒炭，和壯人一樣從事嚴酷的勞動。

壯人和客家人不僅在政治和經濟上受到當地政府及與其勾結的有力漢人移民的壓迫和剝削，甚至也不被允許參加當地的宗教生活。由於寺廟也被有力漢人移民所把控，祭祀活動的時候壯人和客家人總是被拒之門外，無法將自己的痛苦的生活中的一點點企盼寄託給神靈。在這樣的環境下，拜上帝教立馬受到了歡迎，迅速在他們之間傳播開來。為了更好地回應羣眾對宗教生活的需求，馮雲山編寫了“保佑疾病痊癒”、“保佑吃飽穿暖”等簡單樸素、但飽含了勞動人民迫切願望的祈禱文，成功使拜上帝教的人氣進一步上升，僅在紫荊山內就發展出了2000多名信徒。

説到這裏，筆者想稍微停一下，討論一下馬克思（Karl Marx）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的那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話現在好像被一部分（或真或假的）進步人士抬出來作為向宗教宣戰的口號（儘管這些人大多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主張我們應該以當代中國對待毒品的思維唾棄宗教，以禁毒的強硬手段剷除宗教。這種解讀實際上極大地偏離了馬克思的原義，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極其膚淺的理解。

實際上，就像我們這裏討論的壯人和客家人一樣，古今中外，大多數勞動人民都在階級社會中受到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雖然依時代和地區程度有所不同），並且，他們很難改變這樣的命運（就像客家人很難考中科舉），也很難反抗這樣的體制（哪怕一時形成了有力的反抗，失敗後也將付出高昂的代價——就像曾國藩率領的湘軍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時候進行的無差別大屠殺）。在這樣令人絕望的晦暗的現實中，他們需要在某些事物身上寄託希望——哪怕是虛假的希望——才能繼續咬牙生活下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説“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人民羣眾像吸鴉片一樣，在宗教中獲得虛幻的滿足感、麻痹真實的痛苦。我們不妨連帶上下文、更完整地引用馬克思的原話：

“宗教裏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²

因此，馬克思主義對宗教的批判，是希望人民拋棄虛幻的希望，去抓住現實的希望；並且，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當剝削壓迫消失、人民不再生活在痛苦中之後，對宗教的需求——以及宗教本身——才會消失。讓我們繼續引用馬克思雄辯的原文——“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幸福。要求拋開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開那需要幻想的處境。”

讓我們繼續講我們的故事。可以説，這個階段的拜上帝教起的基本上就是起到馬克思所説的“人民的鴉片”這一消極功能的——給予壯人和客家人心理安慰，但是對於改變他們的現實處境恐怕沒什麼幫助。但是筆者卻想通過拜上帝教在這之後的發展，提示一種超越“精神鴉片”的積極的宗教的可能性。

在馮雲山在廣西傳教期間，洪秀全一個人在廣東進行寫作，繼續發展拜上帝教的思想。在這一時期寫出的《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訓》中，洪秀全靈活地利用了自己多年積累的儒學素養，將中華傳統的烏托邦——大同思想注入以基督教為基礎的拜上帝教當中，宣揚隨着拜上帝教的“原道”的發揚，超越這一黑暗的現實社會的大同社會即將隨之到來。和正統的基督教常常更強調的死後在天國的幸福不同，洪秀全向人們許諾——拜上帝教要讓天國在地上降臨。這樣，經過洪秀全富有創造性的“宗教鍊金術”，拜上帝教不再是僅能通過祈禱提供慰藉的宗教，而具有了對現實社會的批判性、改革社會的明確意願以及新社會的理想藍圖。

不過筆者認為最有意思的是接下來的事情。1847年，洪秀全終於來到了紫荊山。看到他創立的宗教在這裏發展得如此壯大，洪秀全非常興奮，他相信這印證了他所選擇的道路的正確性。因此，他覺得是時候推進到下一步了——偶像破壞運動便由此展開了。

對偶像崇拜——即對神的雕像、塑像、畫像等進行禮拜——的堅決排斥由偉大的猶太領袖和宗教改革家摩西訂立，這一對偶像崇拜的禁忌和（同樣為摩西所訂立的）對雅威³之外的任何其他神靈的崇拜的禁忌相結合，成為摩西之後的猶太教的標誌，並被傳給其衍生宗教——基督教和猶太教。宗教史學界公認摩西此舉在於防止偶像被利用在神通術上（theurgy，將神靈固定在某個地方以便利用的法術），但在基督教後來的歷史上，這一禁忌常常被以基督教為意識形態的政權或者集團所利用——他們在征服其他國家、族羣和地區之後，為了獲得在意識形態上的絕對支配權，常常以對偶像崇拜的否定為名義、使用國家暴力摧毀被征服者的宗教，並逼迫他們信仰基督教——因而也接受由基督教的神所授予的、征服者的神聖王權的合法性。比如著名的查理曼（Charlemagne）或查理大帝，他在征服撒克遜/薩克森人（Saxon）的時候就破壞了他們原有宗教的神像，並用武力強迫他們皈依基督教，這當然不能不激起撒克遜人的反抗。為了粉碎這些反抗、確保撒克遜人對基督教和他的王權的絕對服從，查理曼用盡了各種或卑鄙或殘酷的手段，其中最為臭名昭著的是費爾登（Verden）大屠殺——查理曼在那裏下令殺害了4500名撒克遜人。在以主的名義進行的、火與鉄的洗禮下，撒克遜人的反抗意志最終被擊垮，受洗成了基督徒，並屈從於由教皇加冕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曼的威權。可以説，基督教對偶像崇拜的否定成為了帝國主義⁴的好幫手。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如近代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也如法炮製。

但是這裏洪秀全所發動的拜上帝教的偶像破壞運動雖然依據的是完全相同的基督教教規，但是卻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政治實踐。如前所述，廣西的寺廟以及宗教生活完全為有力漢人移民所壟斷。某些死硬的“理性主義者”可能認為這是無所謂的事情——反正宗教都是假的，誰能參加誰不能參加有什麼關係呢？但就像我們之前説的，勞動人民在生活中自然地會產生對宗教生活的心理需求。實際上不光是勞動者，社會中的各種階級和職業都是如此。即使是大權獨攬的獨裁者也會碰到自己無法左右的外在因素、或者遭遇巨大的挫折——比如蔣介石在國共戰爭後期、大勢已去的情況下，總是在日記裏寫“主對我自有安排”。更重要的是，讓我們不要忘記這個時候科學在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還幾乎微不足道，對當時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説，宗教就是社會主流所接納的“真實”的世界觀。他們確實多多少少相信鬼神的存在，並相信通過祭祀能夠讓鬼神在現實生活中幫助自己（或者至少不給自己找麻煩）。所以地方精英對宗教資源的壟斷、並將壯人和客家人排除在外，不僅意味着剝奪了勞動人民的心理安慰，實際上在傳統社會的歷史語境下，也表現為一種對（狹義的）實用資源的壟斷，和精英對土地和官位的壟斷一樣“實在”、一樣表現了他們對權力的獨佔以及他們相對於人民羣眾的統治地位。

但是洪秀全首先將這些偶像斥為“妖魔”（這同樣是基督教在廢除雅威之外的偶像崇拜時的一貫做法），在意識形態上顛覆了對宗教資源的壟斷所象徵的權力關係。這一壟斷對權力關係的象徵現在被顛倒過來——羣眾所信奉的雅威是代表正道的真神，而精英所依附的偶像則是魔鬼的化身；羣眾不參與這些地方廟宇的祭祀，不再是劣等的表現，反而是比墜入魔道的精英更為優越。然後，羣眾帶着這樣的意識、通過暴力實踐將精英所崇拜的偶像破壞殆盡，雖然這在形式上只是對物的破壞，但實際上意味着對既定權力關係的非常激進且直接的反抗：這意味着精英的“惡”——由崇拜妖魔所體現——由羣眾的“正義”的行動來直接糾正。那麼接下來，羣眾也將通過直接的行動糾正精英的其他的“惡”。換句話説，這次偶像破壞運動是一次精彩的階級鬥爭的實踐，而一個不再一味服從忍耐的農民階級的主體性在這次偶像破壞運動中被創造了出來。

眾多的底層人民對這次運動產生共鳴，拜上帝教的信徒由此進一步激增，其政治性也因運動帶來的和精英階級的對立而明顯加強。其後不久，拜上帝教就開始向一場明確的政治革命發展，終於在1850年末揭竿而起——即著名的金田起義，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隨之正式開始。當時因為各種原因，華東的農民賦税日益沉重。特別是《南京條約》的賠款被攤到了生產力較高的華東一帶，而實際上最富裕的地方精英又通過其官方背景用各種方式免税或者逃税，結果新加的税一口氣壓到大多數窮苦的普通農民頭上。在太平天國波及華東之前，當地農民已經開始對中飽私囊的官員進行恐怖主義襲擊——即抗糧暴動。太平天國則通過“打先鋒”——即沒收地方豪強資產等帶有明確的階級革命色彩的政策，立刻獲得了這些農民的支持，並迅速擴大成一場全國範圍的運動，從根基上地撼動了清王朝即使在鴉片戰爭戰敗後也仍然相當穩固的統治。雖然後來因為運動的腐化變質等原因最終失敗，但是其革命精神毫無疑問地被繼承了下來——在太平天國滅亡兩年後的1866年，一個男孩降生在了一個和洪秀全一樣的廣東貧苦客家家庭，這個男孩從小聽着太平天國的故事長大，並立志繼承洪秀全的遺志。名為孫文的這個男孩後來不僅親手終結了清王朝，還終結了支配中華世界兩千年的的帝制——這是試圖變相地延續帝制的洪秀全所無法做到的。無獨有偶，孫文也被基督教所吸引並皈依，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學生時代同樣有過破壞廟中神像的舉動。不過在孫文這裏，這一偶像破壞的象徵意義不在於階級革命，而是體現了這位年輕革命家所代表的、以先進的歐美為目標、與傳統中華訣別的決心。

所以説，宗教不一定是進步主義的敵人，它甚至可能是進步主義的朋友。更進一步來説，宗教是一系列非常複雜多樣的理念、實踐、組織和文化的統稱，我們很難、也不應該在脱離具體的歷史語境的情況下，就直接把“宗教”當成一個整體，扣上某個大帽子——比如説“進步主義的敵人”⁵。和人類文化的其他組成部分（以及人本身）一樣，宗教是歷史性的存在，雖然可以在其內部觀察到共性和相似性，但它不存在超越時空的不變本質。舉個例子，中世紀西歐的天主教會和當代美國的基要主義者/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ts）都是基督教也都是保守派，但是即使如此他們的性質也有很大差別——中世紀天主教的保守主義的根本目的是捍衞天主教會在一切宗教生活以及更廣闊的全部意識形態領域上的絕對權威，而其核心即是作為上帝在塵世間的代理人的教皇，教會是以教皇為核心的中央集權組織，而一般信眾必須以以教皇領導的的神職人員為媒介才能和上帝接觸、獲得救贖。而當代美國的基要主義者是極端的新教徒，他們並不相信什麼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的存在，實際上，他們認為天主教會和它的教皇根本就是敵基督的(Antichrist)；不僅如此，他們也不追求在一個“真正的”教會中統一所有的基督徒，實際上，基要主義者雖然建立了一些鬆散的聯盟，但是自身分屬很多不同的新教教會和教派。

宗教的性質——或者更準確地説，任何特定宗教的性質，總是要在它具體的存在形式（這包括教義、實踐、組織等多個維度）、以及它在它所處的社會中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佔據什麼樣的位置這樣的具體情況中去發現，而不是對所有宗教進行一概而論的先驗、教條的判斷。筆者覺得拜上帝教的偶像破壞運動能夠非常鮮明地説明這一點：如果不去對具體的歷史情境進行考察，很容易得出洪秀全跟查理曼毫無區別的結論——畢竟在形式上，兩者的主張是完全一樣的；然而只要我們瞭解了拜上帝教的具體的歷史背景，就能看到這兩者的政治內涵簡直是天壤之別。實際上，本文舉出的太平天國以及孫中山的情形，也絕不是個別特例，在人類歷史上，有很多宗教充當過進步主義的急先鋒：在五、六世紀的古代印度，人按出生被歸為四姓，嚴格地劃分高低貴賤，如果你的父母是奴隸——首陀羅，那麼無論你多麼有才或者努力，都不能改變你、以及你的子子孫孫都是首陀羅奴隸、被更高等的三姓欺壓的命運，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佛教橫空出世，堅決反對這種赤裸裸的、不公平的壓迫制度，主張四姓平等；在20世紀下半葉的近現代拉丁美洲，天主教（中世紀的那個充當反動堡壘的天主教！）發展出了“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它用馬克思主義等激進左翼思想對基督教教義進行了革命性的詮釋，主張耶穌基督的精神最主要通過窮人來表達，指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等以剝削壓迫為基礎的經濟政治結構在宗教意義上是罪惡的（sinful），並積極發動對這罪惡制度的反抗和改造。和基於片面事實的“宗教和科學不共戴天”的刻板印象不同，宗教有時還曾幫助推動了科學的發展：以牛頓為代表的近代科學的建立者們大多都是虔誠的基督徒，而通過理解宇宙的奧妙來理解上帝正是這些近代早期的科學巨人們的主要動機之一。主張宗教和進步主義一定對立，這不但是智識上的狹隘、是不符合事實的理論，更會導致進步主義者在實踐中疏遠可能的朋友、樹立不必要的敵人。雖然面對充當反動派走狗的部分宗教時，我們當然要堅決鬥爭，但宗教並不必然是進步主義的敵人，它有時也可能是進步主義者能想象的最強大的盟友之一。

註釋：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右翼自由主義者對基督教有極大的好感。這個現象有複雜的歷史和意識形態成因，包括並不限於他們強烈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不過在西方的內部，進步勢力---一般是左翼自由主義（比如美國的狹義“liberal”）和民主社會主義---基本上都並不像很多中國大陸自由派那樣極其崇尚基督教。

引文中的着重為原文所加，下同。

以色列人的神的名字---YHWH，原本的希伯來語發音為“雅威（Yahweh）”，而非後世演變出來的“耶和華（Jehovah）”。

這裏的帝國主義指的是廣義的帝國主義，即指一個國家政權試圖通過直接的領土掠取、或者間接的控制等各種手段將其他國家和地區置於自己的權力之下的做法。這也是“imperialism”在英語中的一般涵義。在中國大陸，特別是官方的馬列主義傳統話語中，“帝國主義”一詞一般和19世紀末以來的壟斷資本主義是同義詞，指代資本主義的晚期階段，是狹義的帝國主義。因廣義的帝國主義同樣適用於近代的不列顛帝國主義或者美利堅帝國主義，不影響我們慣用的“美帝國主義”等詞彙，並且還能描述更廣闊的現象範圍（比如查理曼這種前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所以筆者今後決定一律採用廣義的帝國主義。如使用狹義的帝國主義時將另加説明。

在中國大陸還有另一種對宗教的簡化的獨斷論：即把宗教想象得崇高無比。一種常見的與此相關的論調是當代中國道德淪喪是因為“缺乏信仰”。

主要參考文獻：

《ラストエンペラーと近代中國 清末 中華民國》，菊池秀明 著，講談社

https://medium.com/@wangeric950227/%E7%AB%99%E5%9C%A8%E8%BF%9B%E6%AD%A5%E7%9A%84%E7%AB%8B%E5%9C%BA-%E5%AE%97%E6%95%99%E4%B8%80%E5%AE%9A%E6%98%AF%E6%95%8C%E4%BA%BA%E5%90%97-%E8%AE%BA%E5%A4%AA%E5%B9%B3%E5%A4%A9%E5%9B%BD%E5%8F%8A%E5%85%B6%E4%BB%96-443334b078b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