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宏程：設立赤腳醫生式健康促進員，自下而上助力健康中國_風聞

今後5年乃至更長時期，是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關鍵時期，心腦血管疾病防治、癌症防治、慢性呼吸系統疾病防治、糖尿病防治、傳染病及地方病防控、婦幼健康促進、中小學健康促進、職業健康保護、老年健康促進、健康知識普及等15個重大健康中國行動將被持續深入推進。這不是衞生健康相關領域的簡單組合，而是政策體系、參與主體 、制度體系以及保障手段等多個部分協調並進的系統治理體系，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實現健康中國的目標，“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是必由之路。其中，做實做強基層，實現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良性互動，是值得探索的可行路徑。“赤腳醫生”的創舉和成功、愛國衞生運動的承續和創新，正是這一解決思路的典型例證。借鑑這兩種模式的運行，針對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基層健康管理短板，特別建議設立基層健康促進員隊伍。其目標和意義不僅在於強基層補短板，對於我國衞生健康事業向以健康為中心的轉型升級，乃至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改革，都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基層醫療衞生服務短板：需要健康促進員給予補充加強

1965年6月26日，針對農村醫療衞生服務的短缺，“應該把醫療衞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如春雷響徹大地。隨即，被稱作“赤腳醫生”的村醫迅速湧現，奮進奔波在田間地頭。赤腳醫生大多為當地農村有文化基礎的年輕人，經過3個月的醫療衞生知識培訓，基本能夠承擔起農村衞生防疫、婦幼保健、計劃免疫接種、常見疾病診治和健康教育等多項任務，顯著提高了農村的醫療衞生水平，被世界衞生組織譽為“中國農村衞生工作的三大法寶”之一，並作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衞生經費的唯一範例”積極向世界推薦。

當前，我國醫療衞生事業發展仍存在較大的不平衡，如中西部地區滯後於東部地區，農村地區優質醫療資源遠遠落後於城市地區。此外，重治療、輕預防的結構性不平衡也尤為突出。就此建議創新應用赤腳醫生模式，組織專業醫學技能培訓和專項資格考試評定，徵募設立基層健康促進員，充實到鄉村醫生、社區醫生等基層醫療衞生隊伍或者居委會、網格員等基層行政管理隊伍中，協助推進相關健康促進工作，並靈活制定崗位職責、績效考核及收入保障機制等。實際上，在各地爭創國家衞生區（縣/鄉鎮）、全國健康促進示範縣市區、健康扶貧以及疫情聯防聯控工作中，健康協管員、健康指導員、健康促進員等角色的工作者已經大量創新而生。並且，名為“健康管理師”的資格考試也已施行多年。接下來，需要結合健康中國行動推進的具體需要，繼續創新工作模式，總結成功經驗，加以複製推廣。

（圖片來源於攝圖網）

向以健康為中心轉型：需要健康促進員的“精準滴灌”

2019年印發的《國務院關於實施健康中國行動的意見》指出，“居民健康知識知曉率偏低，吸煙、過量飲酒、缺乏鍛鍊、不合理膳食等不健康生活方式比較普遍，由此引起的疾病問題日益突出。”為此，需要普及健康知識，把提升健康素養作為增進全民健康的前提，加大早期干預力度，推動健康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健康關口的前移，在很大程度上離不開點對點的“精準滴灌”。例如，第十二屆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原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張世平研究指出：美國70%的人享有健康管理服務，我國不足0.1%。維護健康多被認為是醫療衞生部門的事，被醫療衞生服務保障所替代。但社區衞生服務機構力量薄弱、資源有限，難以承載慢病防治和綜合健康管理服務。

儘管我國很多地方的社區衞生機構都在推行家庭醫生制度，但受制於全科醫生缺乏、待遇不高等因素，“籤而不約”的現象普遍存在，且相當突出。要扭轉這種局面，組建專業的健康促進員/管理師隊伍，協助家庭醫生開展早期的健康促進工作，或不失為有效的解決辦法。更需重視的是，姑且不提這種家庭化的基層精準健康促進工作，僅就自上而下的“大水漫灌”式健康促進而言，也亟待補充類似健康促進員的公共衞生工作者。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席宋曉梧研究指出：據全國的統計數據，疾控機構的衞生人員佔全國衞生人員的比重，從2009年的2.53%下降到目前的1.53%。還有數據表明，不僅比例下降，從事公共衞生的人員絕對數也下降了。因此，壯大公共衞生人才隊伍已是迫切之需。

健康治理的現代化改革：需要健康促進員自下而上創新

《自下而上：萬物進化簡史》的作者馬特·裏德利，多角度論證了自下而上的漸進演變、漸進發展規律，認為其存在客觀性，並據此對公共管理、意識形態、經濟政策等社會治理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評析。當前我國疫情防控的成功經驗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自下而上進化思想的合理性。比如疫情防控非常時期，黨和政府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通過自上而下的管理決斷、工作指導、任務分配、資源整合，快速有力地控制住了疫情。而在具體落實工作中，由於基層更瞭解問題事實，更掌握一線信息，更能及時主動發現問題，因此又勢必要求各地結合當地具體情況，制定靈活性施策方案，提出自下而上的創新建議。

實際上，站在國家治理的視野上，從歷史縱向看過去，很多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創新，正是源於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良性互動。比如，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在一張紙片上按下了分田到户的鮮紅手印，由此揭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序幕。浙江長興縣率先探索“河長制”，實現了河水治理從“沒人管”到“有人管”，從“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轉變。隨後，國家大力推廣了這項來自基層一線的創新舉措，為環境治理提供了重要抓手。可以説，基層作為國家治理的“末梢”，就是國家治理現代化改革的試驗場。從這個角度看，基層健康促進員隊伍，對我國健康治理的現代化改革而言，何嘗不是人民健康道路上潺潺溪流的守護者。他們的守望相助與創新驅動，必將助力涓涓細流匯成健康之海。

最後要特別指出的是，基層健康促進員隊伍的規模、運行機制等，需要根據不同的地區、領域、發展階段等具體情況靈活而定，並非一成不變。比如隨着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持續賦能，智慧健康管理終將照進現實。依託醫療健康大數據、患者醫療健康信息畫像等數字化平台，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將實現無縫對接，每個人都可擁有一個定製化、智能化、便利化的健康促進新載體，而非具體工作者。那時，基層健康促進員隊伍就無存在必要了，可繼續培訓升級為專業的醫務工作者，或轉型投身到繁榮的大健康產業中。

作者系健康中國50人論壇 執行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