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後為什麼沒有重上井岡山_風聞

以前有一個疑問，在遵義會議後，重新確立了教員的領導地位，雖然為了照顧共產國際，讓張聞天當書記，但是軍事上教員是有發言權的。

此時，為什麼不打回井岡山？撥亂反正，還是可以回到原點重新出發的。

但是，事實上沒有，當時教員帶着紅軍四渡赤水，跳出包圍圈後，也是在不停地轉戰，本來想打到新疆，接受蘇聯支援的。但是看到報紙上説陝北有劉志丹，就決定轉戰陝北了。

查了一下，發現相關信息是這樣的：

之所以沒有打回井岡山跟一次當年的錯殺事件有直接關係，而被錯殺的主角就是井岡山籍的袁文才與王佐。

當時的湖南省特委，下了一個文件，叫《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裏面有內容：

“暴動前可以同他們聯盟，暴動後則應解除其武裝並消滅其領袖，這是保持地方秩序的先決前提。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暴動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土匪而浸入革命軍隊或政府中，便危險異常。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

教員當時在唸這個文件時，機靈地跳過幾段，希望能保下袁文才、王佐等人。

可惜的是，這個文件卻意外被袁文才看到，於是他偷偷地擅自脱離了部隊，回到了井岡山，對王佐説：“我們再怎麼忠心，他們還是信不過。”

教員早料到會出意外，事先就提前留下宛希先在井岡山，以協調處理袁王（客籍人）與朱昌偕（土籍人）之間的矛盾，只是沒想到又出了意外：

一是宛希先居然被朱昌偕以畏罪潛逃罪殺死；

二是袁王兩人擅自將白軍團總羅克紹釋放（其真實目的本來是想通過羅克紹繳獲白軍的一家兵工廠），而朱昌偕卻錯誤地以為袁王兩人想與羅克紹勾結反水；

朱昌偕於是以特委的名義直接找到了彭德懷，要求彭德懷出兵平叛，彭德懷當時也沒有完全弄清楚情況，加上紅五軍就受特委節制的，就派了兵，要求先弄清情況，穩住局面，再處置。

然而朱昌偕卻獨斷專行，居然偽造了教員的信將袁文才與王佐誘至永新縣城，住進了特委安排的住所。

1930年2月23日凌晨5時左右，朱昌偕率領十向個警衞敲開了袁文才的住房，開槍打死了尚躺在牀上的袁文才（朱昌偕以為是王佐，因王佐與袁文才調換了房間）；王佐聽到槍聲，馬上騎馬去了東門，結果東門浮橋早被朱昌偕安排拆除，結果連人帶馬掉入河中，也被早在河邊守候的紅五軍戰士開槍打死。

這就是”袁王事件“，它帶來了極為惡劣的後果，袁文才與王佐部隊的骨幹（基本上是南崗籍）也基本上被抓住槍殺了，只逃出極少部分的人，袁、王兩支部隊從此消亡了。

後來，袁文才的妻叔、袁部的骨幹謝角銘與王佐的哥哥王雲龍即收攏殘部，“電省反赤”，直接導致井岡山第二次丟失，後來紅軍數次想恢復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均未奏效，反遭到重大損失，因為井岡山當地百姓根本就不相信工農紅軍了。井岡山上的土匪直到解放後才肅清。

井岡山這個屏障的丟失，帶來的另一個嚴重結果就是：使得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成功合圍，這是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另一個客觀原因。

​1965年，教員重上井岡山，談到袁文才與王佐事件時説：

袁文才、王佐是殺錯了，但問題的本質，不是殺錯幾個人，追究幾個人。當時黨內有一條“左”傾盲動路線，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不講政策，使下面的幹部頭腦不冷靜。問題的本質，是路線正確與否，是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正確與否。政治路線決定之後，才是組織路線。路線對了，下面同志幹勁大，才會勝利。路線錯了，很多工作都會走到邪路上去。這是很關鍵的。

教員接見了當時還在世的袁文才與王佐的夫人謝梅香與羅夏娥，對她倆説：”袁文才、王佐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