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弄髒手”，韓國大學生畢業即失業，藍領工人全靠進口_風聞

發佈時間: 04-18  作者：蘭怡瀟

説起韓國首爾的鷺粱津，中國吃貨聯想到的是味蕾享受——帝王蟹、三文魚等生猛的海鮮和物美價廉的“杯飯”。但對韓國青年來説，鷺粱津卻是他們端起“鐵飯碗”前的最後一站：公務員考試補習班聚集地。

畢業生們在離補習班不遠處租下gositel（專指一間只能容納一張牀、一張桌的小房），穿着居家服，趿拉着拖鞋，爭分奪秒地備考着公務員崗位。

許多韓國青年衝出大學校門後，或是埋頭加入公務員等“鐵飯碗”考試的大軍，或是為擠進三星而備考GSAT (入職三星的選拔考試)。正如前《經濟學人》通訊員傑弗裏·凱恩（Geoffrey Cain）所言，“在韓國，總會有考試。它永不結束，直到你有份輕鬆工作為止。”

而另一方面，一些製造業廠家擔心自己開出的薪水不夠高，下一秒，別的廠家會搶走剛招來的工人。

據韓國統計廳4月14日發佈的數據，今年3月，韓國就業人口同比增加31.4萬人，達到2692萬人。但是，申領失業金人數近76萬，創歷史新高；失業人口為121.5萬人，失業率同比上升0.1個百分點，為4.3%。

就業和失業人口同升這樣的數據“奇觀”背後，有受益於疫情影響變小，人們開始重返職場的經濟復甦意味。還隱藏着韓國的“結構性失業”問題。這些 “失業大軍”主要由受教育水平高的年輕人構成。

“創造公務員”

韓國統計局數據展示，今年2月，韓國總體失業率3.9%，環比下降了0.1個百分點。但青年失業率達到10%，環比上升了0.9個百分點。路透社給出的數據則十分驚人——今年1月份15-29歲韓國年輕人失業率補充指標達27.2％。

當年同為“亞洲四小龍”的日本同期總體失業率從一月到二月都維持在2.9%，青年失業率為4.9%，失業率環比下降了0.9個百分點。

韓國青年人圍在招聘廣告前

德國同期總體失業率為4.5%，雖然高於韓國，但青年失業率也僅為6.1%，環比下降0.2個百分點。

韓國總統文在寅與2017年上台時，曾提出用五年時間創造81萬個公務員崗位，使得每年公務員新崗位增長超過60％。

然而，一系列舉措似乎無濟於事，韓國白領職位一直稀缺。2017年韓國青年失業率為10.2％，2018年達到10.41％，2019年繼續上升到10.97%。根據經合組織數據，至少從2001年起，韓國青年失業率就一直在8.5-11%上下徘徊。

年輕人只能扎堆搶鐵飯碗職位，全天候備考，加入本已十分龐大的NEET族（not in Employmen, education or training是指既沒參加工作，也沒繼續升學或接受培訓的羣體）。

Neet族的比例逐年上升

白領崗位的僧多粥少，讓許多擁有研究生、甚至博士學位的人羣都趨之若鶩，加入了爭搶公務員鐵飯碗的行列。備考的大多數人在財務上需要父母援助：至少整整一年，每天18小時的備考學習，顯然讓他們無法工作以維持生計。

《亞太社會工作與發展》雜誌2017年的一篇論文指出，自 2009以來, 韓國青年 NEET族比例維持在的青年人口的20%左右，即每5個青年人中就有一個尼特族。

“血戰“鷺梁津，做個三星人

為了一份鐵飯碗，從黎明到黃昏，窩在窄小逼仄的gositel中，韓國考生們幾乎不離開桌子。

從早上六七點開始，他們就已經靜坐在凳子上，複習諸如韓國史和公共管理等考試科目。隨後出門去上應試“名師”們的課程，或者打開電腦上“網課”。

臨近飯點，街上的遊客很容易認出這些考生：戴眼鏡，穿拖鞋、運動褲，怎麼省時怎麼來。舌尖上的誘惑瀰漫了鷺梁津大大小小的街道，但這些考生一般只會在街邊攤位點一份 “杯飯”或越南河粉pho，每份一般低於20元人民幣。

周圍超市最暢銷的商品，都是能提神的，例如咖啡、含高麗蔘的功能飲料等。

韓國青年居住的gositel

狼吞虎嚥完，考生們趿拉着鞋，回到自己的gositel，繼續埋頭苦讀。有韓媒報道，備考考生們每天吃飯和睡覺的時間很少超過6小時，剩下的18小時都在學習。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提到鷺梁津，一名29歲的公務員聲稱，“它是個晦暗的地方”。這名韓國公務員備考了四年，失敗了17次才考上，擺脱失業狀態。

NEET族中除了“考公”人羣，還有“三星預備役”。在韓國全境，除了公務員，最好的出路就是邁進三星門，做個三星人。再不濟，也得做個LG、現代人。

據NPR報道，韓國青年為了備考諸如GSAT等大企業的入職考試，日均花費15小時學習，略比公務員備考短一場電影的時間。但是這些GSAT考生們可沒時間用來看電影，他們要背的東西太多了。考生林赫珠（Lim Hyuk-ju ）接受採訪時提到，自己也想知道，為GSAT死記硬背答案是否就是通往成功的唯一路徑。她想成為一名會計師，但父母為她設計好了職業道路：學習數月或數年，通過考試，成為“三星人”或者別的韓國大廠員工。

GSAT考試套餐，最便宜的僅需1400元

《三星崛起》作者傑弗裏·凱恩曾長居韓國，談到諸如三星的GSAT考試等問題時，他表示： “韓國的父母都希望他們的孩子成為‘三星人’。這可以帶來穩定，聲譽和金錢。如果你是個三星男人，你可以找到間好公寓或妻子。”

一份穩定工作，一間大房子，一個完美家庭，乍一聽就像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夢“。只不過實現“美國夢“不包括小單間裏昏天暗地地備考。

要實現“三星夢“，通過GSAT考試幾乎是普通人唯一的途徑。

“（考試）這確實可以追溯到儒家的理想……尤其在韓國，公司不僅使用它來招募最優秀，最聰明的人，而且還破壞了考生的自我，將他們組成一個團隊。(GSAT)這項考試的作用，實際上是標準化員工經歷的第一步。考試是為了讓他們適應……像個公務員一樣。”

無論是當公務員，抑或是跨入大公司後當個像公務員的職員，都是“畢業即失業”背景下的最優解決方案。

被大公司拒絕的年輕人，只能把希望寄託到海外了。

“經濟難民”

為緩解青年就業問題，韓國政府除了擴張公務員隊伍，還為待業青年提供了K-move項目。K-move旨在為外語熟練、文化層次較高的34歲以下韓國人匹配海外崗位。

輸出地就包括失業率創了新低的鄰國日本和一些歐美國家。

根據路透社報道，曹敏京（Cho Min-kyong）就是K-move的受益者之一。持有韓國頂級大學工科學位的她，畢業時曾給現代等公司發出了10份工作申請，然而沒有一家公司裏錄取她。“不是我不夠好。只是像我這樣的求職者太多了，這就是每個人都失敗的原因” ，曹敏京説。

一籌莫展中，25歲的曹敏京等來了K-move的好消息。隨後她移居日本，成為了Nissan（日產）的汽車座椅工程師。“韓國之外有更多機會。” 曹敏京評價道。

在鷺梁津上課的年輕人

日本門户網站大篇幅報道了K-move項目即將為日本崗位輸送部分的韓國青年的消息。有日本網民甚至稱，K-move參與者為韓國“經濟難民”。有人疑惑稱“(韓國的)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要比日本快嗎？”，也有人提出“儘管出生率正加速下降，但（韓國的）中產階級逃到海外，是一件危險的事。”

亞洲開發銀行學院副院長金楚珠認為：“人才外流不是政府的當務之急。相反，當務之急要防止這些人陷入貧困。”

就算韓國政府不介意人才外流。通過K-move外流的高學歷青年裏，並非所有人都如曹敏京那般幸運。28歲的K-move參與者李在英就只得到了在美國德州的萬豪酒店做廚師的工作。

僅僅工作了一年，她就回到了韓國。她無奈地表示：“這只是在我的簡歷中增加了一行，僅此而已。”

像李在英一樣在國內找不到工作，又不滿在海外當藍領的青年，通常最後會選擇回到韓國，加入失業大軍，再次成為韓國政府的燙手山芋。

藍領要靠外國勞工

當韓國青年為了份穩定的白領崗位擠破頭，過五關斬六將參加各種考試時，很多藍領職位卻無年輕人問津。

製造業企業們為招聘並且留住自己的工人傷透了腦筋。無奈之下，很多企業只能選擇招聘外籍工人。

在首爾西南角的安山（Ansan），林彩旭（Lim Chae-wook）管理着一家加工工廠。廠裏的焊接機旁，來自菲律賓，越南和中國的幾十名工人在默默工作。

據路透社報道，林彩旭卻抱怨廠裏的本地工人嚴重短缺，“大學生大多數都拒絕‘弄髒自己的手’。”他補充道，“當地人根本不想要這種工作，他們認為這有辱人格。所以我們被迫僱用了很多外國工人。”

外籍勞工們排隊報名韓語課，準備移居韓國

在韓國光州的西南角，起亞的供應商現代高科（Hyundai Hitech）CEO金永固（Kong Yong-gu）表示，他們為外國勞工“包了食宿等費用”，薪酬待遇相當不錯。他的70名員工中，有13名是印度尼西亞籍的。

佔了勞動力大比重的大學生都盯着鐵飯碗，沒有足夠的本地勞動力願意填補空缺。即便僱傭外國勞工的成本更高，像現代高科這樣的企業也別無選擇。

截至2019年7月份，持有韓國工籤的107萬外國人中，有48.6％在韓國在從事無複雜技能的簡單工作。

就算這些韓國企業用更高的成本招到了外國勞工，它們也無法掉以輕心——如果提供的薪酬待遇不夠優厚，別的廠家隨時可能搶走這些外國勞工。

勞動力市場裝不下

正如星展銀行（DBS Bank）的經濟學家馬鐵英（音譯）曾説過的，“青年人失業率高反映了勞動力市場供需不匹配的結構問題”。

“結構性“失業，與韓國政府教育資源分配不合理有莫大關係。政府對知識類教育過度傾斜，忽略了職業教育與培訓。

根據經合組織數據，年齡24至35歲的韓國人中，有70％的人已經完成了某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年輕人受教育比例為全世界最高。

韓國研究所勞動力市場研究員Ban Ga-woon提到，政府要為這種教育“偏科“付出代價，“大量的人只想要少量的頂尖工作。”

此外，韓國的產業結構決定了製造業需要更多的人；而本該吸收大量白領的服務業和新興第三產業的企業留存率很低。

根據《韓國中央日報》2015年5月的報道，59％的韓國初創企業在三年後倒閉， 只有41％的初創企業能留存三年以上；而在以色列和美國，則有超過55％的初創企業能至少正常運營三年。約75%的韓國初創企業在五年內倒閉，92%的企業在十年內倒閉。

8％能經營超過10年的企業中，前十大財閥佔據韓國公司總市值的一半。2015年，排名前5的財閥銷售收入佔韓國GDP的58％。

年輕人如果沒能成為公務員，三星人或者LG人，等待他們的可能是伴隨公司倒閉而失業。

但是，大財閥公司能提供的崗位畢竟有限。

據韓國統計局數據，韓國只有約13％的勞動力受僱於規模超過250名員工的公司。

韓國僱主聯合會（KEF）的數據顯示，韓國大企業的每100名申請人中只有不到3名被錄用。中小型企業中，每100名中大約有17名被錄用。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韓國工商會研究部負責人李京生指出，“大公司能創造的就業機會是有上限的。大企業應該幫扶下與它們合作的中小企業。” 而財閥遊説團體韓國工業聯合會的發言人拒絕對財閥在就業問題上扮演的角色作出回應。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90年，韓國GDP增長率9.9%。2000年，9.1%。2010年，6.8%。增長速度逐漸減緩。

2019年，疫情未曾影響韓國時，韓國GDP增長率只剩2%了，在總體失業率才3.84%的情況下，韓國青年失業率已逼近11%。私營企業的擴張速度追趕不及每年從高等學校出來的畢業生的速度。大學畢業後，為了份體面工作，韓國青年發現自己面臨着兩難選擇：參與競爭更劇烈的考試，抑或沒有一份體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