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青山:從《沈浩日記》看小崗村如何才能不拖後腿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868726-2021-04-20 21:59
本文轉自崑崙策研究院
沈浩同志本是安徽省財政廳的一位副處長,2004年“空降”到小崗村,擔任第一書記,深受小崗人擁護。三年任期到時,小崗全村人按上紅手印,要求財政廳讓他留任小崗。不幸,第二個任期未滿,沈浩同志突然病逝。小崗村人再次按下紅手印,要求上級將他“永遠留在小崗”,凸顯小崗人對他的深情和厚愛。
沈浩
沈浩同志在小崗工作的7年,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沈浩日記》(科學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沈浩日記》直白、樸素、客觀、真實,“不附加任何外來成分”,生動地記錄和分析了小崗村“分田到户”後的“史實”。原來,小崗這個中國“第一村”“從合到分”以來,二十餘年,“依然貧困和落後”;實踐證明“按當前形勢,靠一家一户種田是不可能有希望的”,“需要第二次革命——再走合作社之路”。這對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反覆指明的“農業合作社是發展方向“,要“走好農業合作化的道路”,有着特殊的重要意義。
(一)包產到户“魔力”短暫
1954年以來,小崗村原本走的集體化道路,確實搞得很糟。1978年11月24 日冬夜,嚴宏昌在經過個別串連、醖釀之後,召集小崗村“18條漢子”,商討“明年搞好隊裏生產,都有什麼好辦法”。大家商量的結果,決定“分田到户”。據説,還在一張破損褶皺的薄紙片上,按上了18枚紅手印,上面寫的就是我們“分田到户”。這樣,小崗村就由集體經濟轉變成了個體經濟,從“合”到“分”。中國主流媒體盛讚小崗村的“分田到户”是“偉大的創舉”、“一大發明”。小崗村由此也就成了全國聞名的中國“分田第一村”!
無庸置疑,小崗村“分田到户”之後,確是“極大地激發了農民個體生產的積極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因而,次年就奪得了空前的糧食大豐收,生產一度得到迅速增長。
中央媒體在紀念小崗村包產到户40年的文章中説:
“40年前,發端於小崗村的‘大包乾’成為改革開放一聲春雷,衝破思想桎梏,喚醒沉睡的大地,極大釋放了藴藏在每個人身上的生產力,‘到了1979年,如同釋放了魔力,小崗村的糧食產量由之前的每年的3萬斤左右,一下子增加到13.29萬斤’,一舉結束20餘年吃國家救濟糧的歷史。小崗村1978年人均收入只有50元,第二年躍進到400元。”(《經濟日報》2018年10月20日《小崗之路》)
“拿嚴付昌來説,家裏人口多,勞力足,分到36畝田,又開五六畝荒,加上人又勤快,能幹,光夏秋兩季就共收小麥3600斤,稻穀4200斤,玉米400斤,還養了3頭肥豬、母豬及小豬23頭。一年就成了小崗村的‘冒尖户’。”(陳桂棣、春桃著《小崗村的故事》第74頁)
這就表明,小崗分田的確也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開頭幾年,糧食增產較快,人民生活提高較大。這對小崗村人自己來説,還真稱得上創造了“輝煌”。
只是,這種“分田到户”在實質上也無非是恢復到個體小農經營,如果硬要説它如釋放出了什麼“魔力”,那麼,這種“魔力”究竟會“魔”成什麼樣子?又能“魔”得多久呢?
《沈浩日記》披露小崗包產到户之後的歷史真實,讓包產到户的“神話”迴歸到實際的樣子!
(二)二十多年來“依然貧困和落後”
其實,如同世界上的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一樣,小崗村包產到户,一家一户單個生產,也很快就暴露出其歷史侷限性。
小崗村的殘酷現實再一次證明毛主席説的,小農經濟不是不可以增產,但增產有限。小崗村“分田到户之後的二十多年,並沒有多大的發展,也很難有多大發展。”
2004年2月,沈浩到小崗村任“第一書記”。這個全國聞名的“小崗村”包產到户後,儘管得到中央到省、地、縣市的厚愛、關心和大力支持,還有來自“四面八方”的援助,以至於人們不禁慨嘆,中國“分田第一村”真可謂得天獨厚。
然而,小崗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呈現在沈浩眼前的面貌卻是:
“20年以來並無什麼發展”,“現在依然是貧困和落後”,“一夜越過温飽線,二十五年不富裕”。
這就是沈浩入村後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在《沈浩日記》中,2003年12月15日,沈浩心情沉重地寫道:
“小崗,全國農業的一面旗幟,但20年以來並無什麼發展,年人均收低於全縣平均水平(不足2000元)。倘若如此下去,要不了幾年,這面旗幟也就自然倒下去了。事實上我在想,小崗發展到今天這一步,有小崗自身的原因”,“小崗現在沒有輝煌。”(《沈浩日記》第58頁)
又如:2004年2月24日,沈浩進一步用一句話概括小崗村的現狀,“ 現在依然是貧窮和落後”,他是這樣寫的:
“小崗出名後,黨和政府給予了很大的重視、關心和支持,社會各界也給予了不少幫助。但小崗現在依然是貧窮和落後。剛出名的幾年,外界學習小崗,羨慕小崗,甚至崇拜小崗,認為小崗偉大;但後來逐漸就變成疏遠小崗,説小崗。”(《沈浩日記》第80-81頁)
再如,半個月後,他在3月10日的日記裏又説:
“小崗村,一個全國聞名、世界知名的村莊,一夜越過温飽線,二十五年不富裕。讓我到這工作三年,這是組織對我的信任,更寄有希望,我深感壓力的巨大。”(《沈浩日記》第87頁)
《沈浩日記》論及小崗“分田到户”二十多年來“依然貧窮和落後”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小崗村的經濟生產徘徊不前,村民收入增長較慢。如前所述,小崗村分田到户後的頭幾年,糧食生產增幅確實很大,只是後勁乏力,無法持續。整個八十年代,全村每年糧食總產平均20萬斤上下,畝均也就是600多斤,人均收入徘徊在400、500來元。1993年,當年‘分田到户’的帶頭人嚴宏昌到中南海向萬里彙報,説小崗村年人均收入為800元。直至2003年,小崗村的‘年人均收入還低於全縣平均水平(不足2000元)’”(《沈浩日記》第58頁)
至於,與河北那個“最後的人民公社”——周家莊的人均收入5018元(2005年)相比,同比差得就更遠了。
其次是,小崗村分田到户20年沒能辦成一個企業,集體窮得連一分錢也沒有,還倒欠近40000元債。沈浩到任後第二天,在題為《初入小崗》的一篇日記中寫道:
“上午由德友陪同在村周圍轉了一下,聽了他對全村有關情況介紹。目前村裏集體資金欠款近四萬元,説主要是修路借款。”(《沈浩日記》第71頁)
沈浩接手時,小崗的村集體到底“窮”到什麼樣子呢?
據報道,沈浩有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曾介紹過他小崗村上任時的狼狽相:
“村裏為我寫歡迎標語的墨水、紙張都是借錢買的。村集體沒有一分錢,還欠下4萬元債。大包乾展覽室陳舊不堪;小學門框桌椅破破爛爛;國家投資辦的自來水、有線電視也停了。”説到這裏,他苦笑道 :“唯一的資本——名氣,如‘小崗’、‘小崗村’、‘大包乾’等,都被人家註冊了。”(陳桂棣、春桃著《小崗村的故事》第264頁)
最後,小崗無力鄉村建設,農田基本建設無人問津,村容貌面目依舊,村民福利更無從談起。對此,沈浩寫道 :
“由於水利設施欠缺,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相當落後。基本上靠天吃飯。這樣下去,農民現代化,其路修遠。”(《沈浩日記》第140頁)
2004年2月17日,他寫道:
“總的感覺是,小崗村與其他鄰村相比,基礎條件還是好的,但村容面貌太差,尤其是衞生狀況,即便是學校也不好。我看工作就從衞生開始。”(《沈浩日記》第72頁)
當然,這裏説的是,只是小崗村分田到户後,自身完全無力改變村裏面貌。其實,1978年,小崗村的面目還真發生過一次“突變”。
只不過,那是安徽省投資搞的形象工程。事情是這樣的:
“1998年6月,安徽一位省領導,率省交通廳、建設廳、教育廳、衞生廳、水利廳及新聞出版社等負責人來到小崗村,轉了一轉之後,小崗人連做夢了也未想到,僅過三個月,小崗村‘改天換地’系列工程就突然平地冒出:最早,鳳陽縣教委一馬當先,出資建成一所可容師生100名、從一年級到五年級一條龍的小崗村小學;接着,省建設廳、水利廳和衞生廳,又聯手為小崗村新建好一座水塔 ,讓小崗人像城裏人一樣喝上了自來水;與此同時,鳳陽縣建委統籌縣委、縣政府6 部門合資,為小崗村家家户户住房牆面一點不拉地刷上一遍塗料,讓整個村子煥然一新,還為每一家新建了廁所,大包乾紀念館,隨即平地而起;後來,鳳陽電話局又雷厲風行,替小崗家家户户裝上了程控電話;另外,還有縣林業局不甘落後,發現早先建成的友誼大道光禿禿,不好看,就自告奮勇從百里外的鳳如縣林場,買來830棵蜀檜,把‘友誼路’綠化得錦上添花。
原來,這些國家投資多達270多萬元以上的光輝工程,只是為了小崗大包乾二十週年,迎接江澤民總書記的到來。”(陳桂棣、春桃著《小崗村的故事》第188-190頁)
這就是沈浩“入村之初”擺在面前“小崗依然貧窮和落後”的嚴峻局面。他的一些同學出於關心,多為他捏了一把汗,甚至埋怨他怎麼會來到小崗,去哪裏都比小崗強,小崗搞不好。
這就是沈浩在2004年2月22日《日記》裏寫道:
“昨天,被同學接到縣城吃飯,在座的有公、檢、法、税務、團委等單位和部門的領導。大家對我到鳳凰表示歡迎,吃飯間談得最多的是小崗和小崗人。多是出於對我的關心,想讓我對小崗能多一點了解。所談的都是小崗和少數小崗人的缺點,埋怨我怎麼會到小崗,去哪裏都比到小崗強,小崗太難搞了,是搞不好的,更不要説出成績了,不出問題就好了。”(《沈浩日記》第76頁)
難能可貴的是,沈浩對此儘管聽在耳裏,卻“絕不受其影響”。他一如既往,堅信小崗的絕大多數是黨員、幹部和羣眾是想好的,堅信“小崗要發展,也能夠發展,堅信小崗人想富裕,也一定能夠富裕”。這就是他2004年2月4日執地有聲寫的誓言,表現了共產黨人迎難而上、一往無前的高貴品格:
“是呀!小崗肯定是難,不然我來小崗就沒什麼意義了!
但是,既然來了,還後悔嗎? 要退縮嗎?絕不!既來之,則安之,對大家所談,不能不聽,但絕不受其影響。我相信小崗絕大多數黨員、幹部和羣眾是想好的,是不滿現狀的,是想致富的。有這一點,就是做好小崗的基礎。”(《沈浩日記》第76-77頁)
俗話説,對症下藥,量體裁衣。小崗村要走出目前的困境,求得新發展,就得找出過來“貧窮和落後”的原因,才好對症下藥。
那麼,小崗村“分田到户”的問題究竟出在哪裏?為什麼“一夜越過温飽線,十二五年不富裕”?“小崗為什麼這麼落後”?以後前行又路在何方?
沈浩入村後的第7天,2004年2月24日召開小崗“三個層次會議”,出了8個問題來調查情況,“徵求大家意見”,其第5個問題,即是,“小崗為什麼會落後?”(《沈浩日記》第78頁) 直到“2007年3月某日”,他再度留任後寫的《沈浩日記》開篇之作,還題為《農村落後原因》。
可見,沈浩在長達三年多的時間裏,就這樣苦苦尋找、探索着這個中國“分田第一村”究竟為什麼直至“現在依然是貧困和落後”?小崗“落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沈浩艱辛探索,整整三年!
從《沈浩日記》來看,他終於找到了“小崗落後的原因”:
首先,**小崗現在依然貧窮和落後,“根子在幹部”。**2004年4月18日,他寫道:
“現在看來,小崗村有些幹部根本沒有什麼想法,也沒什麼壓力,更無什麼動力、積極性、主動性,而且油得很。這樣的幹部怎能把小崗村帶富呢?這是我工作的最大難點。但面對現狀,又不能退卻,怎麼辦?要做工作,要做耐心細緻的工作,爭取鎮縣領導支持,能否爭取一兩幹部來協助呢。”(《沈浩日記》第93-94頁)
2005年10月1日,他又寫道:
“小崗幾十年沒有發展起來的原因在哪裏?還不是根子在幹部,沒有一個真正好的帶頭人。”這就主要靠做好思想工作,然而“要做好思想工作又談何容易?”(《沈浩日記》第150頁)
2007年3月某日《日記》,沈浩罕見地寫了一個標題——《農村落後原因》,就曾痛感:
“最關鍵的因素還是人的問題。首先是一個好的班子,核心要有一個帶頭人;其次要提高村民的素質,要讓村民最大限度發揮個人致富的激情和幹勁。現在村民一年幹不上幾天活,大多數時間都是閒着,閒下來無事幹,文化生活又貧乏,那就是打牌、閒聊,甚至無事生非。”(《沈浩日記》第186頁)
此外,由於村幹部不作為,不負責,致使村裏“正氣壓不住邪氣”。他2004年8月28寫道:
“小崗村二十多年來之所以沒有發展起來,就是因為正氣壓不住邪氣!公有資產無端被佔有(公房、推土機、電腦等),村民的池塘被村霸在個別領導幹部的支持下,強行養魚,不讓澆田,破壞農業生產,村民敢怒而不敢言。看!小崗村的邪氣到了何等地步!”(《沈浩日記》第111頁)
事情確是這樣:小崗村“這樣的幹部怎能把小崗村帶富呢”?班子不行,再好事也難以辦成。陳桂棣、春桃著《小崗村的故事》,提供了這麼一個佐證:
“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葉,大包乾帶頭人嚴宏昌憑着多年在外走南撞北的經驗,懂得一家一户種那麼點地,只能管温飽,大夥要真正富裕起來,就必須辦工廠。於是,他想到小崗村周邊老遠的地方都沒有什麼紅磚廠,決心辦個22門輪窰廠,作為村集體企業。辦企業,沒有起動資金,他就找到了縣委書記陳庭元求援。憑着小崗的地位,陳書記二話沒説,當場拍扳,‘先給你解決80萬元貸款,幹起來再説’,其他相應手續也辦得一應俱齊。
然而,令嚴宏昌始料不及的是,這樣的大好事,生產隊長嚴俊昌召集各家各户代表開會,徵求大家意見,沒想到,大家竟七嘴八舌,就是通不過,‘才吃二天飽飯,別瞎折騰’。嚴宏昌無奈地提出:既然集體搞不成,那就由我承包,每年上交隊裏20萬元。按説理應可行,可隊長嚴俊昌就堅決反對。他説,磚廠貸款是以生產隊的名義貸的款,就算嚴宏昌個人承包,但如果出了問題,人家還得找生產隊,他隊長承擔不起這個責任。
多好的好事呀,就這樣黃了!縣裏陳書記也只好深表惋惜,隊裏不願搞,那有什麼法呢?”
**其次,“小崗落後原因”是農民小生產的錮疾突出,自私保守,因循守舊。**2004年2月24日沈浩在日記中寫道:
“小崗之所以二十多年還這麼落後,根本在思想問題,少數人爭名奪利,錯失許多機遇。”(《沈浩日記》第81頁)
沈浩這也是有感而發的。1991年3月,嚴宏昌隻身來到上海尋求支援。他向上海方面提出:“要讓小崗村成為上海‘菜籃子工程’和糧食生產的基地”,上海市委、市經委、市農委滿口答應,決定先無償提供100頭母豬,均為優良品種,同時還無償支援15萬元,作為創辦養豬場的起動資金,並許諾專門派技術員到小崗村傳授養豬的經驗。相關的註冊手續,也一概辦齊。萬事俱備,只欠村裏同意。
“嚴宏昌高興地回到村裏,同鳳陽縣農業局黃土堯副局長一道把大家找到家裏開會。哪曉得,大夥目睹這一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先是為爭着養殖場領導班子,如場長、會計人選,互不相讓,吵得不可開交。有的人毛遂自薦,‘15萬元拿來給我,我幹養殖場會計’;好幾多人自告奮勇,‘我當場長’。繼而,更多人主張,‘這個集體豬場別辦了,不如將100頭豬、15萬元平攤到户’……大家見‘利’勇為,熱鬧得像鍋開水。這樣爭吵一晚沒有結果,第二天上午繼續開會,還是吵成一團。在小崗包產到户之後,真是只要是搞集體,哪怕是再好的事也搞不成。最後,鳳陽縣農業局黃副局長只好無奈地出了個‘主意’:‘宏昌,我看到了,小崗你想搞好,是搞不好的了;不如把這批豬拉到縣畜牧局去,等長大了,一户分兩頭’。這個將來‘分豬到户’的好辦法,‘大家竟然都同意’……就這樣上海無償支援小崗村100頭母豬、三頭公豬、15萬元現金,一齊交給了鳳陽縣畜牧局了事。”(陳桂棣、春桃著《小崗村的故事》第147-150頁)
在小崗即使天上掉下的“餡餅”,由於“少數人爭名奪利”,寸利必爭,讓多好一個發展機會,就這樣“黃”了。
最後,“小崗落後原因”,更為重要的是“分田到户”後催生並極端化的個體農民自私性,越來越制約着小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
沈浩來到小崗後,下了很大決心,要帶領小崗人改變“貧困和落後”的面目,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使小崗這塊牌子熠熠生輝,使之名副其實”。
令沈浩深感欣慰的是,小崗要發展,外部條件,得天獨厚,實在太好。上上下下,四面八方,有求必應,真是可謂獨一無二:
省委把小崗交給財政廳管;
市裏就設立專門機構——“小崗項目發展領導小組”;
沈浩到任後,市委畢書記就主持召開過“三次會議”,專門研究小崗的發展問題;
沈浩提出小崗要發展,先得把大溪河到小崗的公路道路修建好,市裏沒有資金,讓他同許副縣長、洪局長 、周局長來到合肥財政廳、交通廳一行,朱廳長大筆一揮,就順利解決了資金困難;
村裏要“建設現代化住房修房,每户計劃投入5萬:①省財政廳補償2萬元;②個人只出1萬元;③市政府協調貼息貸款十年期2萬元”;
為着“養豬項目”,沈浩徑直“赴京”,找到國家農發辦,領導滿口答應給“落實養豬項目”,到國家農村工作小組,“談得也很好, 表示要支持,把小崗發展好,有什麼困難可多聯繫,給予協調。”(《沈浩日記》第132頁)
凡此種種,大千中國,哪個村敢跟小崗村比肩!
2005年2月5日,沈浩在日記裏就繪畫出了小崗建設“十大項目”的美麗圖畫。
只是,這些項目只要落地,就開始舉步為艱,在小崗想要落地開花實在太難太難!
2005年12月1日,沈浩就曾寫道:
“小崗這個地方很複雜,很困難,是個大溶爐,但我不怕……細想起來,天氣冷了,自己在小崗受苦不説,家中老母親無人照顧,女兒又因得不到父愛而成績下降,我在這不顧一切,更莫説有感恩之舉或之情了。試想一下,一個人做事情不圖名,不圖利,拋家別子,連一個心情愉快都得不到,該又是怎樣一種狀況啊!當然,你是共產黨員,你是組織派來的,你就是應該的。我總是想小崗這是一塊金字招牌,二十多年都沒能發展起來,這次我來,對他們來説又是一次機遇,自己是一名選派幹部 ,肩負着組織的重任,領導的信任,羣眾的期望,一定盡心盡力,好好工作,讓小崗發展起來,讓小崗人富起來,使小崗這塊牌子熠熠生輝,使之名副其實。但通過兩年來的努力,現在感覺太難了!”
沈浩深感困惑,無奈,哀嘆:
“這種困難局面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呢?這又是為什麼呢?我自然不得而知。那今後這段時間,又該怎麼辦呢?”(《沈浩日記》第166-167頁)
沈浩這樣痛感小崗“太難了”,究竟“難”在哪裏呢?
**其實,“難”就難在包產到户後小崗村民變成了一盤散沙。**沈浩經過好長時間的探索,終於找到“難”的癥結之所在,那就是小崗農民“分田到户”後,把分到的土地看成已為他“私產”。這也難怪。因為他們當年立的那個所謂“生死狀”裏白紙黑字寫的確是“分田到户”,並非媒體所謂“聯產承包到户”。沈浩來小崗後來要進行“十大項目”新農村建設,“每幹一件事情都要關係土地”,而難就難在“村民不同意”這麼幹。
他2005年8月30日心情沉重寫的:
“小崗的工作愈來愈難了……要做的事很多 。如:村民小區建設、農貿市場、醫院、招待所、農機院、養老院、土地治理等,每幹一件事情都要關係土地,如果村民不同意,又能做什麼呢?當然 ,不做事對我並無大影響,但對小崗村的發展影響就大了。這到底怎麼辦呢?”(《沈浩日記》第145頁)
而更“可惱的是小崗人‘分’的意識太強,即使為他們好,要想順利實施卻非常困難。面對這一矛盾該如何處理呢?”(《沈浩日記》第197頁)
小崗前行,路在哪裏?
(三)小崗“需要第二次革命——再走合作社之路”
沈浩經過四年的探索清楚看到,小崗“靠一家一户種田是不可能有希望”,必須進行“第二次革命”,由分到合,重走“合作社之路”。這就是“合——分——合”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 。
2004年4月8日的沈浩這麼寫道:
“發展是硬道理,小崗必須在國家的支持下,靠自身的力量發展起來,步入良性軌道。那麼按當前形勢,靠一家一户種田是不可能有希望的,怎麼辦?那就需要創新,需要第二次革命,這也符合與時俱進的思想——實行股田制,户户參股,規模生產,集體經營,有限的土地創造儘可能大的效益。由此我想,小崗能否來一次第二次革命——實行股田制,走合作社之路。把一家一户的經營權收回,根據勞動力的素質和自願情況把全村的勞動力分成種糧隊、蔬菜隊、設施農業隊 、旅遊隊、物業隊……(年終合作社)按分配製度,統一分配,户户共享股紅。”
他接着寫道:
“事實上,根據農業發展的趨勢和外地成功的經驗,土地經營權收回,規模生產,集體經營,收益肯定會比一家一户小耕作要好,對這一點我是自信的。”(《沈浩日記》第91-92頁)
2006年3月,沈浩為了提高和統一干部思想,曾帶領全村幹部到大寨、紅旗渠、華西村、南街村參觀學習。經過一路“紅色考查”以後,他在南街村參觀留言薄上執地有聲地寫下10個大字:
“學習南街村,重走集體路”。(《南方週末》2006年3月9日《曾經的分田開路先鋒,現在要“學習南街村,重走集體路”》)
這就是沈浩經過艱辛探索得出的基本結論。
這個基本結論,在中國“分田第一村”裏搞“第二次革命”,重走“合作社之路”,表現了共產黨人勇於堅持真理的唯物主義科學態度。
這個基本結論,再次證農民個體經濟佔有的私有性與生產力的社會性是不相適應的,重走“合作社之路”,規模生產,集體經營,乃小崗由窮到富的必由之路。
這個基本結論,表現了黨相信羣眾,依靠羣眾的自己生力量發展起來,“規模生產,集體經營”是小崗“步入良性軌道”的不二選擇。
如果説 ,當年小崗村“由合到分”,搞“分田到户”只是一個晚上大家就按上了紅手印,那麼,現在要再“由分到合”,真搞“第二次革命——再走合作社之路”,就難得很了!
沈浩自2004年4月8日提出“實行第二次革命,再走合作社之路”,經過整整三年又334天,才終於把小崗村大多數農民的思想統一起來。2008年3月12日,他在村民大會正式宣佈:
“土地流轉到村委會,大多數人同意”。(《沈浩日記》第214頁)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2009年11月6日,小崗人怎麼也不沒有想到,大家無比信賴、寄以厚望的沈浩同志卻因積勞過度,不幸誘發心臟病突發去世,帶着未了心願,永別了小崗。
所幸的是,2018年《人民日報》發了一篇重要新聞,題為《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人人分紅紀實》,説小崗村第一次實現了集體經濟分紅,標誌着小崗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和壯大。大包乾帶頭人之一的嚴宏昌深為感概地説:**“俺們小崗從人人分田,到人人分紅,村民成了股東,現在分了集體的紅,享了集體的福”。**這對沈浩亦或是一告慰。
綜上所述,《沈浩日記》客觀、真實地記述和分析了小崗1979年搞“分田到户”後,這個中國“分田第一村”儘管開頭一段確也曾過“輝煌”,但其後二十來年卻“並沒有什麼發展”,“這麼多年依然貧窮和落後”,只好進行“第二次革命”,重走“合作社之路”。小崗村的歷史真實再一次證明,還是毛主席是對的:
“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農民的唯一出路是社會主義,全國大多數農民,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
沈浩同志是黨的好乾部,是實事求是的好黨員!這一點必須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