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青山：從《沈浩日記》看小崗村如何才能不拖後腿_風聞

本文轉自崑崙策研究院

沈浩同志本是安徽省財政廳的一位副處長，2004年“空降”到小崗村，擔任第一書記，深受小崗人擁護。三年任期到時，小崗全村人按上紅手印，要求財政廳讓他留任小崗。不幸，第二個任期未滿，沈浩同志突然病逝。小崗村人再次按下紅手印，要求上級將他“永遠留在小崗”，凸顯小崗人對他的深情和厚愛。

沈浩

沈浩同志在小崗工作的7年，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沈浩日記》（科學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沈浩日記》直白、樸素、客觀、真實，“不附加任何外來成分”，生動地記錄和分析了小崗村“分田到户”後的“史實”。原來，小崗這個中國“第一村”“從合到分”以來，二十餘年，“依然貧困和落後”；實踐證明“按當前形勢，靠一家一户種田是不可能有希望的”，“需要第二次革命——再走合作社之路”。這對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反覆指明的“農業合作社是發展方向“，要“走好農業合作化的道路”，有着特殊的重要意義。

（一）包產到户“魔力”短暫

1954年以來，小崗村原本走的集體化道路，確實搞得很糟。1978年11月24 日冬夜，嚴宏昌在經過個別串連、醖釀之後，召集小崗村“18條漢子”，商討“明年搞好隊裏生產，都有什麼好辦法”。大家商量的結果，決定“分田到户”。據説，還在一張破損褶皺的薄紙片上，按上了18枚紅手印，上面寫的就是我們“分田到户”。這樣，小崗村就由集體經濟轉變成了個體經濟，從“合”到“分”。中國主流媒體盛讚小崗村的“分田到户”是“偉大的創舉”、“一大發明”。小崗村由此也就成了全國聞名的中國“分田第一村”！

無庸置疑，小崗村“分田到户”之後，確是“極大地激發了農民個體生產的積極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因而，次年就奪得了空前的糧食大豐收，生產一度得到迅速增長。

中央媒體在紀念小崗村包產到户40年的文章中説：

“40年前，發端於小崗村的‘大包乾’成為改革開放一聲春雷，衝破思想桎梏，喚醒沉睡的大地，極大釋放了藴藏在每個人身上的生產力，‘到了1979年，如同釋放了魔力，小崗村的糧食產量由之前的每年的3萬斤左右，一下子增加到13.29萬斤’，一舉結束20餘年吃國家救濟糧的歷史。小崗村1978年人均收入只有50元，第二年躍進到400元。”（《經濟日報》2018年10月20日《小崗之路》）

“拿嚴付昌來説，家裏人口多，勞力足，分到36畝田，又開五六畝荒，加上人又勤快，能幹，光夏秋兩季就共收小麥3600斤，稻穀4200斤，玉米400斤，還養了3頭肥豬、母豬及小豬23頭。一年就成了小崗村的‘冒尖户’。”（陳桂棣、春桃著《小崗村的故事》第74頁）

這就表明，小崗分田的確也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主動性，開頭幾年，糧食增產較快，人民生活提高較大。這對小崗村人自己來説，還真稱得上創造了“輝煌”。

只是，這種“分田到户”在實質上也無非是恢復到個體小農經營，如果硬要説它如釋放出了什麼“魔力”，那麼，這種“魔力”究竟會“魔”成什麼樣子？又能“魔”得多久呢？

《沈浩日記》披露小崗包產到户之後的歷史真實，讓包產到户的“神話”迴歸到實際的樣子！

（二）二十多年來“依然貧困和落後”

其實，如同世界上的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一樣，小崗村包產到户，一家一户單個生產，也很快就暴露出其歷史侷限性。

小崗村的殘酷現實再一次證明毛主席説的，小農經濟不是不可以增產，但增產有限。小崗村“分田到户之後的二十多年，並沒有多大的發展，也很難有多大發展。”

2004年2月，沈浩到小崗村任“第一書記”。這個全國聞名的“小崗村”包產到户後，儘管得到中央到省、地、縣市的厚愛、關心和大力支持，還有來自“四面八方”的援助，以至於人們不禁慨嘆，中國“分田第一村”真可謂得天獨厚。

然而，小崗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呈現在沈浩眼前的面貌卻是：

“20年以來並無什麼發展”，“現在依然是貧困和落後”，“一夜越過温飽線，二十五年不富裕”。

這就是沈浩入村後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在《沈浩日記》中，2003年12月15日，沈浩心情沉重地寫道：

“小崗，全國農業的一面旗幟，但20年以來並無什麼發展，年人均收低於全縣平均水平（不足2000元）。倘若如此下去，要不了幾年，這面旗幟也就自然倒下去了。事實上我在想，小崗發展到今天這一步，有小崗自身的原因”，“小崗現在沒有輝煌。”(《沈浩日記》第58頁）

又如：2004年2月24日，沈浩進一步用一句話概括小崗村的現狀，“ 現在依然是貧窮和落後”，他是這樣寫的：

“小崗出名後，黨和政府給予了很大的重視、關心和支持，社會各界也給予了不少幫助。但小崗現在依然是貧窮和落後。剛出名的幾年，外界學習小崗，羨慕小崗，甚至崇拜小崗，認為小崗偉大；但後來逐漸就變成疏遠小崗，説小崗。”（《沈浩日記》第80-81頁）

再如，半個月後，他在3月10日的日記裏又説：

“小崗村，一個全國聞名、世界知名的村莊，一夜越過温飽線，二十五年不富裕。讓我到這工作三年，這是組織對我的信任，更寄有希望，我深感壓力的巨大。”（《沈浩日記》第87頁）

《沈浩日記》論及小崗“分田到户”二十多年來“依然貧窮和落後”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小崗村的經濟生產徘徊不前，村民收入增長較慢。如前所述，小崗村分田到户後的頭幾年，糧食生產增幅確實很大，只是後勁乏力，無法持續。整個八十年代，全村每年糧食總產平均20萬斤上下，畝均也就是600多斤，人均收入徘徊在400、500來元。1993年，當年‘分田到户’的帶頭人嚴宏昌到中南海向萬里彙報，説小崗村年人均收入為800元。直至2003年，小崗村的‘年人均收入還低於全縣平均水平（不足2000元）’”（《沈浩日記》第58頁）

至於，與河北那個“最後的人民公社”——周家莊的人均收入5018元（2005年）相比，同比差得就更遠了。

其次是，小崗村分田到户20年沒能辦成一個企業，集體窮得連一分錢也沒有，還倒欠近40000元債。沈浩到任後第二天，在題為《初入小崗》的一篇日記中寫道：

“上午由德友陪同在村周圍轉了一下，聽了他對全村有關情況介紹。目前村裏集體資金欠款近四萬元，説主要是修路借款。”（《沈浩日記》第71頁）

沈浩接手時，小崗的村集體到底“窮”到什麼樣子呢？

據報道，沈浩有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曾介紹過他小崗村上任時的狼狽相：

“村裏為我寫歡迎標語的墨水、紙張都是借錢買的。村集體沒有一分錢，還欠下4萬元債。大包乾展覽室陳舊不堪；小學門框桌椅破破爛爛；國家投資辦的自來水、有線電視也停了。”説到這裏，他苦笑道 ：“唯一的資本——名氣，如‘小崗’、‘小崗村’、‘大包乾’等，都被人家註冊了。”（陳桂棣、春桃著《小崗村的故事》第264頁）

最後，小崗無力鄉村建設，農田基本建設無人問津，村容貌面目依舊，村民福利更無從談起。對此，沈浩寫道 ：

“由於水利設施欠缺，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相當落後。基本上靠天吃飯。這樣下去，農民現代化，其路修遠。”（《沈浩日記》第140頁）

2004年2月17日，他寫道：

“總的感覺是，小崗村與其他鄰村相比，基礎條件還是好的，但村容面貌太差，尤其是衞生狀況，即便是學校也不好。我看工作就從衞生開始。”（《沈浩日記》第72頁）

當然，這裏説的是，只是小崗村分田到户後，自身完全無力改變村裏面貌。其實，1978年，小崗村的面目還真發生過一次“突變”。

只不過，那是安徽省投資搞的形象工程。事情是這樣的：

“1998年6月，安徽一位省領導，率省交通廳、建設廳、教育廳、衞生廳、水利廳及新聞出版社等負責人來到小崗村，轉了一轉之後，小崗人連做夢了也未想到，僅過三個月，小崗村‘改天換地’系列工程就突然平地冒出：最早，鳳陽縣教委一馬當先，出資建成一所可容師生100名、從一年級到五年級一條龍的小崗村小學；接着，省建設廳、水利廳和衞生廳，又聯手為小崗村新建好一座水塔 ，讓小崗人像城裏人一樣喝上了自來水；與此同時，鳳陽縣建委統籌縣委、縣政府6 部門合資，為小崗村家家户户住房牆面一點不拉地刷上一遍塗料，讓整個村子煥然一新，還為每一家新建了廁所，大包乾紀念館，隨即平地而起；後來，鳳陽電話局又雷厲風行，替小崗家家户户裝上了程控電話；另外，還有縣林業局不甘落後，發現早先建成的友誼大道光禿禿，不好看，就自告奮勇從百里外的鳳如縣林場，買來830棵蜀檜，把‘友誼路’綠化得錦上添花。

原來，這些國家投資多達270多萬元以上的光輝工程，只是為了小崗大包乾二十週年，迎接江澤民總書記的到來。”（陳桂棣、春桃著《小崗村的故事》第188-190頁）

這就是沈浩“入村之初”擺在面前“小崗依然貧窮和落後”的嚴峻局面。他的一些同學出於關心，多為他捏了一把汗，甚至埋怨他怎麼會來到小崗，去哪裏都比小崗強，小崗搞不好。

這就是沈浩在2004年2月22日《日記》裏寫道：

“昨天，被同學接到縣城吃飯，在座的有公、檢、法、税務、團委等單位和部門的領導。大家對我到鳳凰表示歡迎，吃飯間談得最多的是小崗和小崗人。多是出於對我的關心，想讓我對小崗能多一點了解。所談的都是小崗和少數小崗人的缺點，埋怨我怎麼會到小崗，去哪裏都比到小崗強，小崗太難搞了，是搞不好的，更不要説出成績了，不出問題就好了。”（《沈浩日記》第76頁）

難能可貴的是，沈浩對此儘管聽在耳裏，卻“絕不受其影響”。他一如既往，堅信小崗的絕大多數是黨員、幹部和羣眾是想好的，堅信“小崗要發展，也能夠發展，堅信小崗人想富裕，也一定能夠富裕”。這就是他2004年2月4日執地有聲寫的誓言，表現了共產黨人迎難而上、一往無前的高貴品格：

“是呀！小崗肯定是難，不然我來小崗就沒什麼意義了！

但是，既然來了，還後悔嗎？ 要退縮嗎？絕不！既來之，則安之，對大家所談，不能不聽，但絕不受其影響。我相信小崗絕大多數黨員、幹部和羣眾是想好的，是不滿現狀的，是想致富的。有這一點，就是做好小崗的基礎。”（《沈浩日記》第76-77頁）

俗話説，對症下藥，量體裁衣。小崗村要走出目前的困境，求得新發展，就得找出過來“貧窮和落後”的原因，才好對症下藥。

那麼，小崗村“分田到户”的問題究竟出在哪裏？為什麼“一夜越過温飽線，十二五年不富裕”？“小崗為什麼這麼落後”？以後前行又路在何方？

沈浩入村後的第7天，2004年2月24日召開小崗“三個層次會議”，出了8個問題來調查情況，“徵求大家意見”，其第5個問題，即是，“小崗為什麼會落後？”（《沈浩日記》第78頁） 直到“2007年3月某日”，他再度留任後寫的《沈浩日記》開篇之作，還題為《農村落後原因》。 

可見，沈浩在長達三年多的時間裏，就這樣苦苦尋找、探索着這個中國“分田第一村”究竟為什麼直至“現在依然是貧困和落後”？小崗“落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沈浩艱辛探索，整整三年！

從《沈浩日記》來看，他終於找到了“小崗落後的原因”：

首先，**小崗現在依然貧窮和落後，“根子在幹部”。**2004年4月18日，他寫道：

“現在看來，小崗村有些幹部根本沒有什麼想法，也沒什麼壓力，更無什麼動力、積極性、主動性，而且油得很。這樣的幹部怎能把小崗村帶富呢？這是我工作的最大難點。但面對現狀，又不能退卻，怎麼辦？要做工作，要做耐心細緻的工作，爭取鎮縣領導支持，能否爭取一兩幹部來協助呢。”（《沈浩日記》第93－94頁）

2005年10月1日，他又寫道：

“小崗幾十年沒有發展起來的原因在哪裏？還不是根子在幹部，沒有一個真正好的帶頭人。”這就主要靠做好思想工作，然而“要做好思想工作又談何容易？”（《沈浩日記》第150頁）

2007年3月某日《日記》，沈浩罕見地寫了一個標題——《農村落後原因》，就曾痛感：

“最關鍵的因素還是人的問題。首先是一個好的班子，核心要有一個帶頭人；其次要提高村民的素質，要讓村民最大限度發揮個人致富的激情和幹勁。現在村民一年幹不上幾天活，大多數時間都是閒着，閒下來無事幹，文化生活又貧乏，那就是打牌、閒聊，甚至無事生非。”（《沈浩日記》第186頁）

此外，由於村幹部不作為，不負責，致使村裏“正氣壓不住邪氣”。他2004年8月28寫道：

“小崗村二十多年來之所以沒有發展起來，就是因為正氣壓不住邪氣！公有資產無端被佔有（公房、推土機、電腦等），村民的池塘被村霸在個別領導幹部的支持下，強行養魚，不讓澆田，破壞農業生產，村民敢怒而不敢言。看！小崗村的邪氣到了何等地步！”（《沈浩日記》第111頁）

事情確是這樣：小崗村“這樣的幹部怎能把小崗村帶富呢”？班子不行，再好事也難以辦成。陳桂棣、春桃著《小崗村的故事》，提供了這麼一個佐證：

“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葉，大包乾帶頭人嚴宏昌憑着多年在外走南撞北的經驗，懂得一家一户種那麼點地，只能管温飽，大夥要真正富裕起來，就必須辦工廠。於是，他想到小崗村周邊老遠的地方都沒有什麼紅磚廠，決心辦個22門輪窰廠，作為村集體企業。辦企業，沒有起動資金，他就找到了縣委書記陳庭元求援。憑着小崗的地位，陳書記二話沒説，當場拍扳，‘先給你解決80萬元貸款，幹起來再説’，其他相應手續也辦得一應俱齊。

然而，令嚴宏昌始料不及的是，這樣的大好事，生產隊長嚴俊昌召集各家各户代表開會，徵求大家意見，沒想到，大家竟七嘴八舌，就是通不過，‘才吃二天飽飯，別瞎折騰’。嚴宏昌無奈地提出：既然集體搞不成，那就由我承包，每年上交隊裏20萬元。按説理應可行，可隊長嚴俊昌就堅決反對。他説，磚廠貸款是以生產隊的名義貸的款，就算嚴宏昌個人承包，但如果出了問題，人家還得找生產隊，他隊長承擔不起這個責任。

多好的好事呀，就這樣黃了！縣裏陳書記也只好深表惋惜，隊裏不願搞，那有什麼法呢？”

**其次，“小崗落後原因”是農民小生產的錮疾突出，自私保守，因循守舊。**2004年2月24日沈浩在日記中寫道：

“小崗之所以二十多年還這麼落後，根本在思想問題，少數人爭名奪利，錯失許多機遇。”（《沈浩日記》第81頁）

沈浩這也是有感而發的。1991年3月，嚴宏昌隻身來到上海尋求支援。他向上海方面提出：“要讓小崗村成為上海‘菜籃子工程’和糧食生產的基地”，上海市委、市經委、市農委滿口答應，決定先無償提供100頭母豬，均為優良品種，同時還無償支援15萬元，作為創辦養豬場的起動資金，並許諾專門派技術員到小崗村傳授養豬的經驗。相關的註冊手續，也一概辦齊。萬事俱備，只欠村裏同意。

“嚴宏昌高興地回到村裏，同鳳陽縣農業局黃土堯副局長一道把大家找到家裏開會。哪曉得，大夥目睹這一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先是為爭着養殖場領導班子，如場長、會計人選，互不相讓，吵得不可開交。有的人毛遂自薦，‘15萬元拿來給我，我幹養殖場會計’；好幾多人自告奮勇，‘我當場長’。繼而，更多人主張，‘這個集體豬場別辦了，不如將100頭豬、15萬元平攤到户’……大家見‘利’勇為，熱鬧得像鍋開水。這樣爭吵一晚沒有結果，第二天上午繼續開會，還是吵成一團。在小崗包產到户之後，真是只要是搞集體，哪怕是再好的事也搞不成。最後，鳳陽縣農業局黃副局長只好無奈地出了個‘主意’：‘宏昌，我看到了，小崗你想搞好，是搞不好的了；不如把這批豬拉到縣畜牧局去，等長大了，一户分兩頭’。這個將來‘分豬到户’的好辦法，‘大家竟然都同意’……就這樣上海無償支援小崗村100頭母豬、三頭公豬、15萬元現金，一齊交給了鳳陽縣畜牧局了事。”（陳桂棣、春桃著《小崗村的故事》第147-150頁）

在小崗即使天上掉下的“餡餅”，由於“少數人爭名奪利”，寸利必爭，讓多好一個發展機會，就這樣“黃”了。

最後，“小崗落後原因”，更為重要的是“分田到户”後催生並極端化的個體農民自私性，越來越制約着小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

沈浩來到小崗後，下了很大決心，要帶領小崗人改變“貧困和落後”的面目，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使小崗這塊牌子熠熠生輝，使之名副其實”。

令沈浩深感欣慰的是，小崗要發展，外部條件，得天獨厚，實在太好。上上下下，四面八方，有求必應，真是可謂獨一無二：

省委把小崗交給財政廳管；

市裏就設立專門機構——“小崗項目發展領導小組”；

沈浩到任後，市委畢書記就主持召開過“三次會議”，專門研究小崗的發展問題；

沈浩提出小崗要發展，先得把大溪河到小崗的公路道路修建好，市裏沒有資金，讓他同許副縣長、洪局長 、周局長來到合肥財政廳、交通廳一行，朱廳長大筆一揮，就順利解決了資金困難；

村裏要“建設現代化住房修房，每户計劃投入5萬：①省財政廳補償2萬元；②個人只出1萬元；③市政府協調貼息貸款十年期2萬元”；

為着“養豬項目”，沈浩徑直“赴京”，找到國家農發辦，領導滿口答應給“落實養豬項目”，到國家農村工作小組，“談得也很好， 表示要支持，把小崗發展好，有什麼困難可多聯繫，給予協調。”（《沈浩日記》第132頁）

凡此種種，大千中國，哪個村敢跟小崗村比肩！

2005年2月5日，沈浩在日記裏就繪畫出了小崗建設“十大項目”的美麗圖畫。

只是，這些項目只要落地，就開始舉步為艱，在小崗想要落地開花實在太難太難！

2005年12月1日，沈浩就曾寫道：

“小崗這個地方很複雜，很困難，是個大溶爐，但我不怕……細想起來，天氣冷了，自己在小崗受苦不説，家中老母親無人照顧，女兒又因得不到父愛而成績下降，我在這不顧一切，更莫説有感恩之舉或之情了。試想一下，一個人做事情不圖名，不圖利，拋家別子，連一個心情愉快都得不到，該又是怎樣一種狀況啊！當然，你是共產黨員，你是組織派來的，你就是應該的。我總是想小崗這是一塊金字招牌，二十多年都沒能發展起來，這次我來，對他們來説又是一次機遇，自己是一名選派幹部 ，肩負着組織的重任，領導的信任，羣眾的期望，一定盡心盡力，好好工作，讓小崗發展起來，讓小崗人富起來，使小崗這塊牌子熠熠生輝，使之名副其實。但通過兩年來的努力，現在感覺太難了！”

沈浩深感困惑，無奈，哀嘆：

“這種困難局面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呢？這又是為什麼呢？我自然不得而知。那今後這段時間，又該怎麼辦呢？”（《沈浩日記》第166-167頁）

沈浩這樣痛感小崗“太難了”，究竟“難”在哪裏呢？

**其實，“難”就難在包產到户後小崗村民變成了一盤散沙。**沈浩經過好長時間的探索，終於找到“難”的癥結之所在，那就是小崗農民“分田到户”後，把分到的土地看成已為他“私產”。這也難怪。因為他們當年立的那個所謂“生死狀”裏白紙黑字寫的確是“分田到户”，並非媒體所謂“聯產承包到户”。沈浩來小崗後來要進行“十大項目”新農村建設，“每幹一件事情都要關係土地”，而難就難在“村民不同意”這麼幹。

他2005年8月30日心情沉重寫的：

“小崗的工作愈來愈難了……要做的事很多 。如：村民小區建設、農貿市場、醫院、招待所、農機院、養老院、土地治理等，每幹一件事情都要關係土地，如果村民不同意，又能做什麼呢？當然 ，不做事對我並無大影響，但對小崗村的發展影響就大了。這到底怎麼辦呢？”（《沈浩日記》第145頁）

而更“可惱的是小崗人‘分’的意識太強，即使為他們好，要想順利實施卻非常困難。面對這一矛盾該如何處理呢？”（《沈浩日記》第197頁）

小崗前行，路在哪裏？

（三）小崗“需要第二次革命——再走合作社之路”

沈浩經過四年的探索清楚看到，小崗“靠一家一户種田是不可能有希望”，必須進行“第二次革命”，由分到合，重走“合作社之路”。這就是“合——分——合”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 。

2004年4月8日的沈浩這麼寫道：

“發展是硬道理，小崗必須在國家的支持下，靠自身的力量發展起來，步入良性軌道。那麼按當前形勢，靠一家一户種田是不可能有希望的，怎麼辦？那就需要創新，需要第二次革命，這也符合與時俱進的思想——實行股田制，户户參股，規模生產，集體經營，有限的土地創造儘可能大的效益。由此我想，小崗能否來一次第二次革命——實行股田制，走合作社之路。把一家一户的經營權收回，根據勞動力的素質和自願情況把全村的勞動力分成種糧隊、蔬菜隊、設施農業隊 、旅遊隊、物業隊……(年終合作社)按分配製度，統一分配，户户共享股紅。”

他接着寫道：

“事實上，根據農業發展的趨勢和外地成功的經驗，土地經營權收回，規模生產，集體經營，收益肯定會比一家一户小耕作要好，對這一點我是自信的。”（《沈浩日記》第91-92頁）

2006年3月，沈浩為了提高和統一干部思想，曾帶領全村幹部到大寨、紅旗渠、華西村、南街村參觀學習。經過一路“紅色考查”以後，他在南街村參觀留言薄上執地有聲地寫下10個大字：

“學習南街村，重走集體路”。（《南方週末》2006年3月9日《曾經的分田開路先鋒，現在要“學習南街村，重走集體路”》)

這就是沈浩經過艱辛探索得出的基本結論。

這個基本結論，在中國“分田第一村”裏搞“第二次革命”，重走“合作社之路”，表現了共產黨人勇於堅持真理的唯物主義科學態度。

這個基本結論，再次證農民個體經濟佔有的私有性與生產力的社會性是不相適應的，重走“合作社之路”，規模生產，集體經營，乃小崗由窮到富的必由之路。

這個基本結論，表現了黨相信羣眾，依靠羣眾的自己生力量發展起來，“規模生產，集體經營”是小崗“步入良性軌道”的不二選擇。

如果説 ，當年小崗村“由合到分”，搞“分田到户”只是一個晚上大家就按上了紅手印，那麼，現在要再“由分到合”，真搞“第二次革命——再走合作社之路”，就難得很了！

沈浩自2004年4月8日提出“實行第二次革命，再走合作社之路”，經過整整三年又334天，才終於把小崗村大多數農民的思想統一起來。2008年3月12日，他在村民大會正式宣佈：

“土地流轉到村委會，大多數人同意”。（《沈浩日記》第214頁）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2009年11月6日，小崗人怎麼也不沒有想到，大家無比信賴、寄以厚望的沈浩同志卻因積勞過度，不幸誘發心臟病突發去世，帶着未了心願，永別了小崗。

所幸的是，2018年《人民日報》發了一篇重要新聞，題為《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人人分紅紀實》，説小崗村第一次實現了集體經濟分紅，標誌着小崗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和壯大。大包乾帶頭人之一的嚴宏昌深為感概地説：**“俺們小崗從人人分田，到人人分紅，村民成了股東，現在分了集體的紅，享了集體的福”。**這對沈浩亦或是一告慰。

綜上所述，《沈浩日記》客觀、真實地記述和分析了小崗1979年搞“分田到户”後，這個中國“分田第一村”儘管開頭一段確也曾過“輝煌”，但其後二十來年卻“並沒有什麼發展”，“這麼多年依然貧窮和落後”，只好進行“第二次革命”，重走“合作社之路”。小崗村的歷史真實再一次證明，還是毛主席是對的：

“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農民的唯一出路是社會主義，全國大多數農民，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

沈浩同志是黨的好乾部，是實事求是的好黨員！這一點必須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