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記憶 | 六十年前，我隨首任駐古巴大使申健赴哈瓦那履新_風聞

沈允熬 中國前駐古巴大使館翻譯、隨員，前駐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大使。

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拉美國家

60多年前，古巴人民在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領導下，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於1959年1月1日推翻了親美的巴蒂斯塔反動獨裁統治，取得了古巴革命的勝利。

中國人民對古巴革命的勝利感到歡欣鼓舞，並以各種方式旗幟鮮明地支持古巴人民的正義鬥爭。經古巴革命政府同意，新華社記者從1959年4月起常駐古巴。

同年7月，古巴革命武裝部部長勞爾·卡斯特羅向中方提出，希望中國派一位比較重要的幹部去哈瓦那領導新華分社，把分社作為非正式的中國官方代表機構，等水到渠成時再與我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中方對古方的建議十分重視，選派時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曾濤出任新華社駐哈瓦那分社社長。

1960年9月2日菲德爾·卡斯特羅在百萬人大會上發表演講。

1960年8月28日，在美國操縱下，第七次美洲國家外長會議通過了一項攻擊古巴革命、干涉古巴內政的《聖約瑟宣言》，激起古巴人民的極大憤慨。

9月2日，哈瓦那舉行有百萬人蔘加的古巴人民全國大會，菲德爾·卡斯特羅在會上發表長篇講話，強烈譴責美國對拉美各國的長期壓迫剝削和對古巴革命的干涉破壞，表達了古巴人民誓死捍衞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堅持本國革命事業的堅強決心，同時感謝蘇聯和中國對古巴的無私援助，駁斥《聖約瑟宣言》對蘇聯和中國的誣衊。

他高聲地詢問與會者：“古巴革命政府願提請古巴人民考慮，是否同意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會場上百萬人舉起雙手，大聲回答：“同意！同意！”

這時卡斯特羅宣佈：“中國代表已經在這裏了！”他走到坐在前排的曾濤身邊，拉着他的手高高舉起，大聲宣佈：“從現在起，斷絕同蔣介石傀儡政權的外交關係。”廣場上頓時掌聲雷動，同聲高呼：“中國！中國！”大會通過了著名的《哈瓦那宣言》。

1960年10月1日，外交代表曾濤（左三）和夫人朱黎清（右三）、中國貿易代表鄒斯頤（右一）在哈瓦那舉行國慶招待會，古巴總理菲爾德·卡斯特羅（中）、古巴國家銀行行長切·格瓦拉（左二）、蘇聯駐古巴大使（右二）在招待會上合影。

9月8日，中方指派曾濤為中國政府代表，與古巴政府商談兩國建交問題，很快達成協議。1960年9月28日，雙方同時發表經兩國政府批准的建交公報。古巴成為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拉美國家。

在中古建交之前， 筆者曾於1960年7月去過一次古巴。那時筆者還在外交學院學習，臨時被借調到共青團中央當翻譯，陪同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張超訪問古巴，並應邀出席了在哈瓦那舉行的第一屆拉美青年代表大會和在聖地亞哥市舉行的紀念“七 · 二六運動”成立七週年盛大慶祝活動。

訪古期間，我親身感受到古巴人民火熱的革命熱情和他們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情誼。那時我們就感到古巴將會與我國建交，但沒有想到這一天會來得這麼快，更未想到5個月後自己會被派到哈瓦那中國大使館工作。

去西半球建立新中國第一個大使館

中古建交是新中國對外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頭十年，沒有一個拉美國家與我國建交。古巴不僅在拉美，而且在整個西半球，是第一個同新中國建交的國家。我國政府高度重視對古巴的工作，很快就任命時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長申健為我國首任駐古巴大使。

申健和夫人熊友榛

申健原名申振民，曾任西安三青團書記、胡宗南部黨政處上校參謀等職，深得胡宗南信任，還曾被蔣介石破例兩次單獨接見。他與熊向暉（原名熊匯荃）、陳忠經一起，當年都曾是潛伏在蔣介石愛將胡宗南麾下的中共地下黨員。

他們三人身入虎穴，大智大勇，為我黨提供重要情報，對保衞延安黨中央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被譽為隱蔽戰線的“後三傑”。

申健大使的夫人熊友榛（原名熊匯苓）是熊向暉的姐姐。她也深受胡宗南器重。她與申健的結合還是胡宗南做的月老。申健和熊友榛解放前都曾被胡宗南派到美國留學深造，是我黨當時為數不多的對美國有直接接觸瞭解的寶貴人才。

建國初期，申健曾被派到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亞非國家印度任臨時代辦，擁有在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建館的經驗，後又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長4年，負責美洲事務。中央選派申健為我國首任駐古巴大使，是對他的高度信任和重託。行前，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等都曾單獨接見，面授機宜。

1960年12月28日， 申健大使向古巴總統遞交國書前在總統府會客室，左2為黃文友參贊，左3為申健大使，右2坐者為方曉參贊，右1站立者為作者。古方陪同人員為總統侍從和禮賓官。

與此同時，我有關部門緊鑼密鼓地搭建去古巴設館的班子，先後任命政務參贊黃文友、方曉，商務參贊鄒斯頤，文化參贊周正，武官黃政基大校，以及二等秘書陶大釗（研究室主任）、孫立學（辦公室主任）、熊友榛（研究室）、劉勇（武官處）、王嘉賓（文化處）等。

在外交部內，設立了去古巴建館的辦公室，日常工作由黃文友參贊主持，並由他作為大使館臨時代辦率先遣組先期去哈瓦那，進行物色館址等籌備工作。

根據工作需要，大使館也須配備四五名西班牙語翻譯。當時部裏會講西班牙語的幹部屈指可數。我剛從外交學院畢業分配到外交部美澳司不久，也被選中。

接到上級通知，決定派我去中國駐古巴大使館常駐後，我一面作體檢、置裝等出國前的準備，一面到建館辦公室協助工作。

分派給我的任務是準備使館的辦公用品，其中包括到駐外使領館供應處定製大使館要用的銅牌、國徽、國旗（從掛在使館正門外的大國旗到大使專車上用的小國旗）、各種規格的對外照會和內部辦公用紙和信封，向辦公廳索取對外文書格式範本和與使館工作有關的規章制度等。禮賓司專員韓敍給我們講了一次禮賓常識和去國外工作的注意事項。

上世紀60年代初駐古巴大使館的年輕翻譯們與陪團出差到哈瓦那的黃志良在大使館合影。右起依次為李國新、李云溪、黃志良、俞成仁、沈允熬。

拉美歷來被美國視為“後院”。尤其是古巴，距離美國佛羅里達半島南端僅90海里。美國的戰鬥機15分鐘就能抵達。古巴的政治和經濟命脈原先長期在美國的掌控之下。

但就在美國的眼皮子底下，竟然發生了一場深刻的反帝民族民主革命，不僅推翻了美國庇護下的獨裁政權，而且先後採取了土地改革、將美國公司收歸國有等措施。這是美國絕不能容忍的。

美國也擔心古巴革命的榜樣會在拉美其他國家產生蝴蝶效應，因而不惜使用各種手段力圖扼殺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權。當時潛伏在古巴國內的反革命勢力顛覆破壞活動猖獗，哈瓦那不時能聽到槍聲和爆炸聲。

鑑於當時古巴所面臨的內外形勢，我國派往古巴的人員將會遭遇什麼樣的情況很難預料，他們應該作好經受嚴峻考驗的準備。為此領導上在組建使館班子時作了一些特殊安排。

從領導的談話中得知，當時被挑選去古巴工作的使館成員都是黨團員，並經過外交部和公安部的雙重審查。此外，還安排我們到京郊進行一次槍支射擊練習，以防遭遇不測時自衞。

隨首任駐古巴大使申健赴哈瓦那履新

1960年12月中旬，申健大使夫婦、大使館二等秘書陶大釗和夫人宋潔（機要秘書），加上作為翻譯的我，一行5人，顧不上在京過新年和春節，啓程赴古巴履新。

當時從北京去古巴很不容易，可選擇的航線很少，而且航班的續航能力也差，途中須經停多地並轉機多次。從北京出發，先到伊爾庫斯克停了一夜，接着又先後經停莫斯科、布拉格和瑞士的蘇黎世。在上述三地，我們都還能休息一兩天，倒倒時差。

12月23日從蘇黎世登上荷蘭航空公司當年最先進的星座式四引擎螺旋槳客機後，沿途就只作技術性停留，加油、換機組，一兩個小時後接着飛。

飛越大西洋前，經停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和亞速爾羣島中的葡屬聖塔瑪利亞；越洋後則經停加勒比海的荷屬庫拉索島、阿魯巴島和英屬牙買加首府金斯敦，才終於飛向我們此行目的地——哈瓦那。

拉丁美洲是距離中國最遠的地方。我們離開瑞士之後，經過20多個小時的飛飛停停，登機、下機，加上時差（北京與加勒比地區時差12小時，晝夜與我們正好顛倒）和季節差（離開隆冬的北京時穿着呢子大衣，到加勒比地區只需短袖襯衣）的困擾，難得安然入睡，大家都感到不勝疲憊。

正當我們望眼欲穿地盼着快些抵達目的地時，哈瓦那上空剛好有一場熱帶暴風雨。只見烏雲密佈，風雨大作，雷電交加。飛機在黑雲中上下盤旋，顛簸劇烈，圍着哈瓦那兜了幾圈，卻一直難以下降。

空姐開始時還寬慰我們，説機長正在作最大努力下降。後來不得不據實相告，因為氣象條件極為惡劣，無法降落，只好飛往最近的備降機場——美國的邁阿密。

從機組來説，作出這樣的決定是無可奈何的，也符合國際航空界慣例。但對我們來説，這個決定卻猶如五雷轟頂。因為當時中國和美國不僅沒有外交關係，而且還因為在朝鮮戰場打了一仗，雙方處於嚴重的敵對狀態。

就在我們離京出發前不久，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在新華社駐哈瓦那分社辦公室周圍安裝了精密的竊聽系統，被古巴革命政府偵破，表明美國為監視中方人員在古巴的一舉一動不擇手段。如果申大使一行飛到美國，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難以估量，起碼將嚴重干擾申健大使去古巴履行使命。

申大使當即果斷地表示絕對不能飛美國，令陶大釗秘書和我立即向機組交涉，要求他們與哈瓦那機場地面聯繫，盡一切可能設法降落；如實在不行，那就要求飛回到上一站——牙買加的金斯敦。

同時申大使指示我們立即準備銷燬隨身攜帶的機密文件，以防落入敵手。飛機顛得很厲害，大使夫人等兩位女同志已嘔吐不止。我也感到頭暈反胃難受，勉強忍着，堅持與機組交涉。

機組人員回覆説，飛回金斯敦汽油不夠，最近的備用機場就是邁阿密。看到我們表情嚴峻，態度堅決，並從公文包裏取出文件準備銷燬時，他們可能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場面，似乎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答應再次與地面聯繫，作最後的降落努力。

時光在一秒一分地流逝，剩下不多的汽油在不斷消耗，飛機已不能再這樣盤旋徘徊。機組與地面商量後終於作出決斷，完全聽從地面雷達的指揮，實行盲降。幸虧那位駕駛員的技術較好，飛機在盲降中安全着陸哈瓦那國際機場。一場虛驚過後，我們才鬆了一口氣，慶幸避免一劫。

格瓦拉親臨機場迎接申健大使

這是發生在機艙裏的情況。在下面機場，除了先期抵達的大使館臨時代辦黃文友參贊、哈瓦那新華分社社長曾濤等中方人員外，還有一個人也焦急不安。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格瓦拉少校。

1960年12月1日，切·格瓦拉代表古巴來中國訪問，他見到了被他奉為導師的毛澤東。

他與土改委員會主任希門尼斯上尉及古巴外交部禮賓司官員到機場是來迎接申健大使的。格瓦拉少校剛率古巴政府經濟代表團訪問過我國，已與申健大使在中國相識。

按外交禮儀，一位外國新任使節抵達駐在國首都時，通常是由駐在國外交部禮賓司負責官員去機場迎接。格瓦拉親自到機場迎接中國大使，顯然是破格的做法，顯示了他對中國革命、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發自內心的尊重與深情。

1962月10月1日，切·格瓦拉（中）到中國駐古巴大使館祝賀中國國慶。

格瓦拉一身戎裝，冒雨佇立在舷梯旁。申大使走下舷梯，與格瓦拉緊緊擁抱在一起。申健説，剛才我們差點飛到邁阿密去了。格瓦拉回答説，我們絕不會讓他們把中國大使送往美國。

從格瓦拉的語氣看，他進行了干預，才使荷航班機終於在哈瓦那強行着陸，避免了一場嚴重的外交事件。看到他們雨中相擁，盡顯戰友深情，我們在一旁也難掩心內的激動。

格瓦拉在機場上告知，古巴革命政府為申大使提供一輛革命勝利後沒收過來的凱迪拉克轎車和一名可靠的古巴司機，另配一輛警衞車和三名武裝警衞，以確保申大使的安全。從那一天起，每逢申大使離館外出，古巴武裝警衞總是緊隨左右。

古巴革命政府很重視我館的安全，指派一名安全部門官員負責與我館聯繫安保事宜，並贈送我館20支衝鋒槍用於必要時自衞。中國駐古巴大使館、大使官邸和參贊官邸均有古巴武裝民兵日夜站崗警衞。

第一面在西半球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

1960年12月28日，申健大使向多爾蒂科斯總統遞交國書。

1960年12月28日，申健大使（左1）向多爾蒂科斯總統遞交國書，右3為羅亞外長。

在極為親切友好的談話中，申健大使首先轉達劉少奇主席對總統的問候，特別提到古巴政府在哈瓦那舉行的百萬人蔘加的全國大會上宣佈與我國建交，“這是英雄的、史無前例的行動，中國人民對此深表感謝”。

多爾蒂科斯總統感謝我國領導人的問候，並表示“與中國建交是古巴人民由來已久的願望，革命政府完成了這一願望。對古巴來説，同真正的中國人民的政府建立外交關係是一件令人激動的事”。

他還説，“古巴人民在反對我們共同敵人的鬥爭中，得到中國人民很大的援助，我們非常感謝。”申大使表示，“我們也對古巴人民在我國反帝鬥爭中的支持和援助衷心感激。”最後總統與申大使握手告別並親切地説，“我們以後常聯繫。”

1964年申健大使離任前攝於哈瓦那中國大使官邸門口。右1為大使司機林祥謙，右3為使館司機老鄒，右4為作者。

我在大使館辦公室工作期間，有一項重要任務是在招待員祝長榮同志（轉業軍人）協助下，負責每天在大使館正門前升降國旗。

由於我們使館是當時我國在西半球建立的唯一大使館，那面在中國駐古巴大使館旗杆上升起的國旗，是當年在西半球高高迎風飄揚的第一面五星紅旗。

1961年1月1日，亦即在申健大使向古巴總統遞交國書後的第四天，美國悍然斷絕與古巴的外交關係。古巴面臨的外敵入侵威脅日益嚴重。

三個多月後，美國傾力武裝和培訓的大批僱傭軍在美國飛機和軍艦掩護下，於4月17日在古巴吉隆灘登陸。

在僱傭軍入侵前夕，卡斯特羅在悼念敵機轟炸中犧牲的烈士們的演説中首次宣佈：古巴革命是“一場屬於窮苦人，由窮苦人進行，也是為了窮苦人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

次日獲悉僱傭軍大舉登陸後，古巴軍民同仇敵愾，奮起反擊，經過72小時激戰，全殲入侵僱傭軍。10天后，卡斯特羅在當年5月1日的羣眾集會上宣佈古巴是社會主義國家。古巴革命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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