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陳老總那樣做人_風聞

張宏喜曾任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參贊；外交部領事副司長、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國駐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任中國駐紐約大使銜總領事；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世界知識出版社社長、總編輯。

很小的時候就聽説了陳毅的大名，知道他當過新四軍的軍長，是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的司令員，於是就把他列入我崇拜的英雄人物之列。

上學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大學畢業後會到外交部工作，到了外交部興奮得不得了。到了外交部以後，更令我興奮的是能近距離見到令我崇拜的陳毅，還有近距離見到令我更加崇拜的周恩來。

1961年1月，周總理與陳毅副總理、羅瑞卿大將軍友好代表團訪問緬甸，與奈温總理親切歡談，右起為陳毅、周恩來、奈温、張茜、郝治平、羅瑞卿。

作為一個從窮鄉僻壤來到首都外交部工作的年輕人，每次見到周恩來、陳毅，我都是一直盯着他們看，看他們的相貌、表情、服飾，一舉一動，想把他們的形象深深地刻在心中，永誌不忘。外交部的人都稱陳毅為“陳老總”，我自然“入鄉隨俗”，弄得到現在我總是稱“陳老總”、“陳老總”的，難以改口。

當時我是剛入部的小字輩，只是在大小場合上能見到他們，如能握上手就高興得不得了，沒有機會同他們交談。倒是經歷了共和國外交部的風風雨雨，在兩位老人家相繼去世幾十年以後，時時憶起他們，他們的形象常常在我腦海裏重新鮮活起來，我於是就在心裏默默同他們對話，把無限的懷念和哀思向他們傾訴，重温他們的教誨，向他們保證無論生活發生多麼大的變化，都要永遠像他們那樣做人。

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

陳毅副總理在工作

與陳老總接觸距離最近的一次，是他到外交部一些辦公室察看，來到了我所在的辦公室。回想不起準確的日子了，反正是1966年“文革”前的春季。那天我正在辦公室整理文件，部長助理兼辦公廳主任董越千同志引領陳老總來了。我一看是陳老總，既驚訝又高興，連忙站起身來，不知道説什麼好，手足無措只是笑。董越千同志對陳老總説，這是宦鄉同志的辦公室，他有事情不在。陳老總“嗯”了一聲，點點頭，看了看我，要我坐下。

當時我是部長助理兼研究室主任宦鄉同志的秘書，那時房間不足，所以秘書與領導在一個辦公室裏工作。辦公室並不大，幾眼就能掃一遍。僅僅一會兒工夫，董越千同志就引領陳老總去看下一個辦公室了。

説起來這不過是小事一樁，不值得一提，但一説起陳老總，我總會想起與陳老總面對面的短暫情景，竟無法忘懷。

1961年5月，陳毅率中國代表團出席關於老撾問題的擴大的日內瓦會議。圖文會場情景，陳毅左、右兩側為姬鵬飛、章漢夫。

那時我剛到外交部兩年，年僅20餘歲，能像陳老總這麼高級、這麼有名望的中央領導人能來到自己所在的辦公室，自然會留下極深的印象。你想啊，當我十分崇拜的高大英雄，平時總以為離自己很遙遠，而且高高在上的中央領導人，突然像平常人一樣，樸實無華，並無光環，也沒有前呼後擁，一下子出現在自己的眼前，我怎能把這事忘掉呢？直到現在，恐怕一般的小青年也難得遇到幾次這樣的情景。

記得大概是1995年或1996年，我作為外交部的司長隨同一位國務院領導同志去廣東視察，別的倒記不太清楚了，卻對一路上的保衞工作印象特別深刻，因為看到我們的保衞部門把領導同志保護得太好了，能清場就堅決清場，各個場合大多都是事前佈置好的，現場則是層層保衞，老百姓根本看不到、摸不着領導同志。

我心想這算什麼視察啊？但轉而又想，不這樣又怎麼辦呢，誰敢掉以輕心，萬一出個差錯誰能負起責任？似乎不這樣嚴加保護，安全就得不到保證。

就在2009年，在我們住的地方舉行了一次活動，大家都認識的一位遠比陳老總職務要低的領導要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負責保安的人突然把我們平時走的一條近路封住不讓過，説是留給領導同志走的，弄得一大批比那位領導年齡還要大的老同志一肚子氣，把這次活動的氣氛搞砸了。這肯定是下面的人搞的，那位領導根本不知道，問題在於這已經成為當前的風氣，幾乎無處不如此，民怨甚多。

可在我年輕時，陳老總自己跑到我們的辦公室，身邊除了一個引路的部領導外，沒有帶一個警衞或隨從人員，事先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佈置……

陳毅及夫人張茜在日內瓦設宴招待西哈努克親王及夫人莫尼克公主。

仔細回憶一下，那一次陳老總之所以到外交部的辦公室察看，我推想是因為邢台發生地震，北京有強烈震感，地震一發生，周恩來總理便打電話詢問外交部的安全如何，因為他知道外交部的主樓是中央國家機關裏最舊的房子之一，擔心危險。不久，就決定外交部搬家，陳老總來看辦公室，恐怕就是為了搬家的事情。搬家就搬家唄，身居高位的陳老總還要親自來看看大家的辦公室，這就是我們的陳老總。

陳老總他們都是出生入死、率領過千軍萬馬、功勳卓著、名留青史、聞名中外的歷史性人物，但他們生前卻從不居功自傲、不擺譜。陳老總他們那一代領導人被子孫後代所傳頌是必然的！不過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陳老總的兩次講話。

一次氣貫長虹的記者招待會

1965年9月29日，那是國慶節前兩天，陳老總舉行了一次有300多名中外記者參加的招待會。記者招待會在現在很流行，而那時在國內卻很少見，或者説在國內就沒有舉行過這種領導人直接回答記者的活動，所以顯得很不尋常，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陳老總穿一身淺灰色的中山裝，戴一副墨鏡，瀟灑而威風凜凜地走進會場，一副元帥外交家的風度和氣派。在講話和回答記者問題時，他一會兒輕鬆幽默，一會兒款款而談，一會兒平靜自如，一會兒慷慨激昂，整個招待會精彩之極，從頭到尾高潮迭起，所有人的情緒都被調動起來了，跟着他的言語、形態、表情而波浪起伏，有時鬨堂大笑，有時屏息靜聽，有時嘆聲一片，有時掌聲雷動。直到現在我還很難找到一次能與那次記者招待會相媲美的場景。

最精彩的鏡頭，是陳老總在提到外國對我們的欺負時簡直是怒髮衝冠，用帶有濃重的四川口音，聲若洪鐘地説：

“對於美國帝國主義，我們不存在任何幻想。如果美帝國主義決心要把侵略戰爭強加於我們，那就歡迎他們早點來，歡迎他們明天就來。中國人民有足夠的勇氣和膽量來保衞自己神聖的祖國不受欺凌。讓美帝國主義、印度反動派、日本軍國主義者和現代修正主義者一起來吧，我陳毅等他們16年，頭髮都等白了！中國人有句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請記者不要以為我陳毅是個好戰分子，是美帝國主義窮兇惡極，欺人太甚。”

我清楚地記得，陳老總在説“我頭髮都等白了”的時候，兩手舉起向上扯扯頭髮。陳老總的話和舉動贏得了暴風雨般的掌聲。招待會結束時，全場起立，人們用熱烈掌聲歡送陳老總離場。這次記者招待會在國內引起了空前強烈的轟動，記得外國記者有人用“雄獅”一詞來形容陳老總。

日內瓦會議期間，陳毅在富馬親王舉行的招待會上，與美國代理團長哈里曼夫婦交談。

也許今天的年輕人不好理解當年陳老總為什麼要説那些話，那些話似乎顯得太強硬太直白，沒有任何外交辭令的味道，不像一個外交部長説的外交話。可我們這些從那個歷史時代過來的人，不僅當時聽了大快人心，直到現在一提此事，仍然充滿對陳老總的敬佩。不光是我或少數人是這樣，這是當時中國社會對陳老總那次記者招待會的一致反應。

時下的網上有人仍在議論此事，對陳老總那次講話倍加讚揚。

我看到有位網民這樣説：

“凡年齡在五六十歲的中國人，幾乎絕大部分人都還記得陳毅在記者招待會上大義凜然、雙目怒視，聲如炸雷洪鐘般的鋼鐵語言。”

“我們當時是二三十歲的小青年，聽廣播聽得跳了起來。我們歡欣鼓舞的場面至今歷歷在目——我們需要這樣不怕困難的勇氣和決心！我們需要這樣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一位名為謝明康的網民説：“1965年，我還是一個初中生，當年擠在學校的黑白電視機前看了陳毅同志在北京召開的中外記者招待會的講話，熱血沸騰，四十多年了，記憶猶新！”

“文革”開始的時候，很多人以為這次運動是文化領域的事情，主要是為了批判一些錯誤思潮，政府機關就是參加學習。在外交部，上面傳下話來，説學習到國慶節前結束，後來又通知説是到春節即1967年2月運動就會結束，把事情想得很簡單。

圖為"文革”時期

一開始我們都是抱着響應黨的號召，積極參加“文革”運動的態度。報上説《海瑞罷官》有問題，我們就跟着批《海瑞罷官》；報上又説北京市的書記鄧拓、副市長吳晗、宣傳部長廖沫沙組成“三家村”，發表了不少有問題的文章，我們就跟着批“三家村”。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組，大家以為文革小組是中央成立且受中央直接領導，不會有錯，於是就對文革小組非常信任，以為他們説的就是中央的精神。

事情的發展卻大大出乎一般人的預料，大半年過去了，運動沒有結束的樣子。而且不是什麼文化領域，而是政治上的事情，越鬧越大，被炮轟打倒的領導幹部越來越多、級別越來越高。很多領導幹部特別是那些開國元勳被打下去了，林彪卻上來了。文革小組大權在握、橫行無阻，在他們的煽動下學校裏大亂起來，並很快向整個社會蔓延，從北京到全國，形成一種來勢迅猛的強大潮流，整個中國社會越來越混亂，人們不知道會到哪一步，今後會有什麼結果？

像我這樣的人陷入矛盾狀態，既想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參加運動，又弄不清事情到底怎麼了？即使心裏有些嘀咕，當面對那種鋪天蓋地吞噬了整個社會的潮流時，誰又敢去説心裏話？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陳老總來了，他在外交部全體幹部大會上講了話，地點就在外交部東交民巷（“文革”中改名“反帝路”）30號辦公樓禮堂，也就是現在的華豐賓館大餐館，當時是一個階梯形禮堂。他沒有稿子，也沒有看見有誰作了記錄，恐怕講話全文現在是無法找到了。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陳老總説：

你們是幹部，不能像街上的紅衞兵那樣亂來，不能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哪能有那麼多壞人？不能把什麼都説成是“四舊”（筆者注“四舊”是“文革”語言，當時是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實際上是把過去的一切統統否定和打倒）。我戴的手錶是達賴送給我的，是不是我也得把它摘下來砸爛？現在大字報的字越來越大，水平越來越低。外交部不能亂，不能允許學生來衝外交部。當年我當學生時就衝過那個時候的外交部，現在是什麼時代？

陳老總講話時滿臉嚴肅，情緒激動，話裏充滿了痛心和憤慨，他顯然對當時的情況很不滿意。而在談到希望外交部的幹部應該如何時，真是語重心長、淳淳教誨、情真意切，使我這樣的人深為感動。特別是，我記得他説，做人要坦誠，要拿靈魂見人！他的這句話深深打動了我，引起了我內心的強烈震撼。

彌留之際的陳毅

那個時候誰還會、誰還敢給我們講這樣的話？陳老總給我們講了，這位開國元勳、我們的部長，把一顆赤誠的心掏給了我們。

後來聽説，陳老總在部隊和其他地方都講過類似的話，他明確説：“我不能看着這樣下去，我要出來説話，有些話可能觸犯一些人的忌諱。我可能慘遭不測，我不怕。”

陳老總在關鍵時刻顯示出一位共產黨人的赤膽忠心。他無私無畏，不怕邪惡，敢於抵制“文革”，敢於挺身而出，敢於仗義執言，一腔浩然正氣，一身高風亮節。

陳老總在外交部的那次講話對我觸動很大，從此我開始注意辨別，不隨便跟着那些極左的社會潮流跑。我心裏好像有了一些底，希望以後陳老總能經常給我們講一講。

但不知怎麼回事，後來聽不到陳老總的消息了，他也不來外交部給我們講話了。

那時候黨組織已經亂了，正常的渠道不再暢通，沒有人告訴我們出了什麼事，人們只能從社會上的大字報、小報、小道消息獲取信息，所謂“二月逆流”的事情傳開了，陳老總被牽涉進去。社會上和外交部出現了批判陳老總和“打倒陳毅”的大字報。

社會上反擊“二月逆流”的傳單和小報

我不相信陳老總會有什麼大問題，但他那樣耿直、嫉惡如仇，會吃虧的，所以特別為他擔憂。果然他因此而蒙冤，那真是一個是非不分、人妖顛倒的黑暗時期。直到林彪叛逃摔死以後，毛澤東説不要再説“二月逆流”了，那是老帥們針對林彪他們的。最後，毛澤東突然臨時決定親自出席陳老總的追悼會，説陳毅就是好同志，到這時陳老總的冤案才終於得以昭雪。

毛澤東送別陳毅

在陳老總蒙冤以後的日子裏，我越來越對“文革”懷疑起來，但腦子裏仍然是一片混亂，理不出頭緒，相當的苦悶和彷徨。

我們一路走來都是聽黨的，可現在黨的系統打亂了，不知道到底該聽誰的？我內心的苦惱越來越深，無法排除，於是就開始對“文革”採取逃避態度，凡遇到去外地勞動的事情，我就堅決要求去，目的是想離開機關，離開吵吵鬧鬧的北京，埋頭於體力勞動。所以，當山西外交部備戰基地“六六學校”要人時，我堅決報名參加。江西上高“外交部五七幹校”一成立，我又是本單位第一個報名。這兩次並沒有要求我所在單位出人，是我自己説死説活要求去的，我們單位就我一個人，所以只能插到其他單位的班組裏。

國家外交部駐離石“五七幹校”始建於1966年，

當地人俗稱“六六學校”

五七幹校的生活快結束時，我要求去學外語，説在外交部不會外語等於瞎胡混，如果不讓學外語，我就要求離開外交部，打回老家就地鬧革命，就這樣讓我去專門學了外語。

我學完外語就出國工作了，直到“四人幫”覆滅、“文革”結束才回到國內，沐浴了改革開放的春風。

“文革”中有一些關於陳老總的傳聞，其中有林彪集團和“四人幫”散佈的對陳老總的污衊攻擊，但也有不少能充分展現陳老總錚錚鐵骨的鏗鏘諍言。對於有利於陳老總的好話，人們喜歡相互傳告，説明人民喜歡和尊敬陳老總。正是我親耳聆聽的陳老總在“文革”中的那些灼見和箴言，對我產生了重大影響，使我感悟到活在世上應該怎樣做人，這種影響是深刻的和長遠的，直到現在和今後一生。

我一直牢記陳老總那首著名的詩：

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

“像陳老總那樣做人”是我的座右銘之一。

本文選自《雪化青松真高潔》——陳毅同志誕辰110週年紀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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