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處理邪教問題的歷史回顧_風聞

【摘要】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中國共產黨百年來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高度重視處理邪教問題，形成了寶貴的經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曾一度試圖團結、教育會道門灌輸革命思想使之成為革命力量。這在特定時間特定地區內取得了較好成績。但就總體而言，真正受黨影響的會道門並不佔當時會道門的多數，因此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更只是其中極少數的先進分子。隨着根據地和解放區人民政權的建立和鞏固，會道門組織與生俱來、對革命起破壞作用的封建性、落後性等負面因素愈益顯露，最終導致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對會道門的全面查禁取締。改革開放以來，一些迷信活動沉渣泛起，各種會道門組織死灰復燃，黨和政府對出現會道門和邪教進行專項打擊；特別是針對冒用宗教和氣功名義建立起來的“法 輪功”邪教組織的給社會和人民羣眾造成嚴重危害，黨和政府依法取締“法 輪 功”邪教組織，對邪教組織全面綜合治理取得顯著成效。回顧中國共產黨處理邪教問題的歷史，對於做好今後的防範處理邪教問題具有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處理；邪教；歷史；回顧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會道門的教育爭取

邪教是指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它名義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製造、散佈歪理邪説等手段蠱惑、矇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

邪教的產生和發展經歷漫長髮展過程，在秦漢時期，邪教是以巫術、邪術的形態呈現出來。秦漢以後邪教逐步演變為民間秘密結社、會道門、反動會道門等幾個發展階段。

民國時期的會道門，除了承襲先前會道門的衣缽之外，還呈現出一些新特徵，主要表現為：一是數量多，遍佈城鄉，會員數以千萬計。二是人員複雜，會道門成員複雜起來。除更多的一般羣眾加入會道門尋求精神寄託外有財有勢的地主豪紳、軍閥、官僚、政客等也出於不同的動機積極投身到會道門中來。 三是武裝化，會道門（軍事化）。民國時期，兵荒馬亂、土匪遍地是會道門武裝化的根本原因。正是在這一點上，會道門才被各派政治力量所青睞。會道門作為一種落後的封建迷信組織，既缺乏明確的政治目標，又沒有清醒的階級意識，極易為各種政治力量收買利用。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在發動和領導國民革命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農民運動的重要性，因而開始關注各地與農民關係密切的紅槍會、大刀會等會道門組織。1925年6月,擔任黨的總書記陳獨秀，在《嚮導》第158期上發表了《紅槍會與中國的農民暴動》認為紅槍會斷不是軍閥所謂的“土匪”，而是廣大農民羣眾參加的武裝自衞組織，已遍佈河南、山東全省和直隸之南部，安徽、江蘇、江西之北部，黑槍會、黃槍會、白槍會都是它的姊妹團體。他指出，“紅槍會的政綱是：反抗軍閥，反抗貪官污吏，反抗苛税雜捐，反抗土匪。他們的思想頑舊迷信，和前代農民一樣，他們的反抗暴動之性質，也和前代農民一樣。他們當中也許雜有少數土匪，而大部分是農民，且許多是小有土地的農民。他們的首領也有腐化為軍閥利用之可能，而羣眾是要反抗軍閥苛税到底的。”在文章的結尾，陳獨秀鄭重提出，對北洋軍閥統治蹂躪下北方十餘省農民所組成的紅槍會等，是“任其自然暴動好呢，還是引導他們在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旗幟之下好，這是中國目前一個緊要問題。

1925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提到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時説道：“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之一。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為一種革命力量。”

1927年上半年，為策應北伐，中國共產黨爭取會道門工作達到高潮。如1927年初，為了與紅槍會爭取羣眾，麻城等地區的黨組織，“抽出強有力的黨員，也辦起了黨領導下的革命紅學”，建立“革命的紅槍會”，對爭取紅槍會羣眾從受矇蔽和封建迷信中醒悟過來，“在一個時期內起到了一定作用”。由於黨對會道門問題的複雜性和工作的艱鉅性、長期性缺乏深入瞭解，因而多持過分樂觀的態度，而實際效果並不明顯。1926年底，黨在中央局報告中指出：“河南民眾與軍閥的爭鬥是非常巨烈的，然而我們黨在河南的組織，尚不能打入在一般民眾中去領導這個爭鬥。”由於會道門武裝在政治上的盲目性，組織上的封建性、落後性和思想上的頑固性，讓他們接受革命綱領很不容易，且極易發生反覆。這使得從事農運的共產黨人覺得工作非常困難，甚至引起部分紅槍會的疑惑和武裝對抗。

四·一二事變之後，湖北麻城的地主豪紳“勾結收買了當地民團，通過大辦紅槍會等手段，拉起來了上萬人馬，紅槍會成員所到之處，搶拉耕牛，搶財務，屠繆羣眾。血洗了乘馬、順河二地。最後將麻城縣層層包圍，向城內不斷叫囂道：“要清黨，要報仇，要放人！”史稱“麻城慘案”。有的會道門武裝更是在土豪劣紳的收買指使下，公開反對國民革命運動。湖北沔陽硬肚會慘殺農民五十餘人，鍾祥硬肚會慘殺農友十餘人，麻城紅槍會黑槍會白槍會殘殺農友百餘人，燒燬民房數十村。這些暴行，充分反映了會道門武裝的封建性與反動性對國民革命的嚴重危害。

大革命失敗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逐步地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開創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新道路。

為了推動農村根據地的建立和鞏固革命政權,中國共產黨從具體情況出發,對會道門分別採取了教育、爭取工作。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在發佈的《目前農民運動總策略》中決定，今後運動北方紅槍會大刀會等武裝團體時，“黨要派適當同志打入其下層羣眾，領導他們為他們的利益而爭鬥以取得他們的信仰，讓他們漸次脱離反動領袖成為革命的武裝”，並指出在工作中絕不能一開始就去攻擊會道門的首領，或提議改變其組織形式，急於破除其中的迷信成分，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只靠聯絡首領或借首領的招牌去號召羣眾，所有機械的、性急的手段都得不到羣眾的擁護，也是不能收效的。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黨的六大會議上通過了《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議決案》中明確提出，對迷信與半迷信的農民武裝組織（紅槍會等），黨的基本政策是“奪取其羣眾，孤立其首領，並乘機改編之。神教迷信的農民武裝組織（紅槍會等）我們應在民權化的口號下進行工作，並奪取其羣眾。同時應揭破其首領的行為，使與羣眾分離，陷於孤立地位。我們須堅持改編這類軍隊的辦法，把他們改編到常備的紅軍內。如果他們在戰爭中確能表現紀律化並忠實於新政權，始可全部保留。

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與會道門多年的交道後，已經較明確地認識到，會道門武裝中的道首、道徒屬於性質不同的兩個部分，應區別對待。此後，中國共產黨對會道門武裝基本上進行分而化之的策略，實行打擊頭子與爭取羣眾同時並舉的方針。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爭取會道門武裝共同抗日。1935年10月，中央在給各地的秘密指示信中提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形式有三種，即上層統一、下層統一、上下層統一併用，要依各地具體情況靈活運用。其中紅槍會、大刀抗日會等屬於羣眾自發的組織，他們的上下層對於抗日討蔣的鬥爭精神都很高漲，應適用第三種形式，與之建立上下層的統一，“在上層統一基礎上來開闢與擴展其下層的聯合工作；又在下層統一基礎上，以加強和鞏固上層的統一”。隨後中央又發出指示，要求北方局及河北省委在建立統一戰線的過程中，“應特別注意在各黨各派影響下的羣眾及其領袖”，並注意到秘密結社的青紅幫、在家理、哥老會，紅槍會與公開羣眾組織的差異，作為共產黨“決定策略的出發點”。這些政策為聯合會道門武裝共同抗日的策略奠定了基礎。

1936年7月15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人民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發佈了對哥老會等組織的宣言，號召他們和全國人民一起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在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積極爭取團結會道門武裝，力圖使之成為抗日統一戰線的一部分，免遭日偽的拉攏利用，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許多會道門組織願意接受改編，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成為中共領導下的一支抗日主力部隊”。如，豫北浚縣楊貫一成立天門會後，共產黨員胡紫青設法打入內部，以“長期隱蔽，秘密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為方針，在天門會中發展黨員，建立地下組織，施加影響，逐步控制了天門會武裝力量的主體。天門會出色地周旋於日偽頑之間，完成了黨指定作“灰色武裝”的任務，為維護“滑浚湯地下交通路線”作出了重大貢獻，上萬名八路軍官兵和黨的幹部由此安全前往太行山根據地和延安。抗戰勝利前夕，在共產黨員胡紫青、宋在明的幫助下，楊貫一率天門會起義，所部主體正式改編為八路軍“浚湯支隊”，從此開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抗戰中後期，日本侵略者軍事重心由正面戰場的進攻轉向鞏固佔領區，開始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瘋狂“掃蕩”和“治安強化運動”時，同時也加強了對會道門組織的拉攏、控制，企圖以“會門佛道”來達到“征服民心”的目的。日本侵略者在山東、河北、河南等地大肆收編紅槍會、黃槍會、先天道、聖賢道、後天道、一貫道、天仙廟道、一心天道龍華聖教會、京師普濟佛教會、同善社、大刀會等會道門勢力，拉攏它們鞏固佔領區，配合進攻抗日根據地、進行清鄉等。

國民黨頑固派也開始奉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極力操縱和利用會道門為其反動的政治目的服務。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在反共秘密計劃中提出，要“收買全省各地道門、幫會、基督教民之頑固激烈分子，加以訓導，使在不知覺中服從本黨指導，為吾人效死”，並進而利用各種方式，“假借各該團體崇拜人物訓示命令為號召，發起對中共之大規模暴動屠殺行為”。受頑固派操縱的會道門在個別地方成了製造國共摩擦的急先鋒。 在這種新形勢下，敵後的會道門開始分化投敵。一時之間，投敵的會道門到處為虎作倀，猖獗一時，犯下了大量不可饒恕的賣國罪行。 1940年7—8月，江蘇橫山大刀會暴亂，襲殺新四軍幹部、戰士，大肆破壞中共地方組織、農抗會、青抗團、婦救會，當地的抗戰力量一時受到很大損失。類似的事件在各抗日根據地都有發生，抗日根據地內的許多秘密會道門組織“已日漸為日軍漢奸所利用”，“多為日偽操縱或直接為日軍所控制，原來單純的封建結社變了質，表面上是封建迷信組織，而背後則受敵特機關新民會的指使。”

鑑於此，1942年3月底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頒發佈告，嚴加取締一切已受日偽利用的會道門組織，其內容包括：一、凡本邊區內違反抗日利益之一切非法秘密落後迷信組織，如八卦道、大仙道、孔子道、長毛道、還鄉道等，或其變相化名之組織，一律取締，並宣佈解散。二、受敵利用組織會門，造謠羣眾，圖謀破壞抗日秩序，執迷不悟者，一經查處，均按漢奸處置。三、假借會門、道門，建壇設祭，敲詐人民金錢（如收香錢）者，予以詐財之懲處。四、凡遠赴淪陷區（平津、太原等地）受敵奸所組織之道教、佛教等總會訓練者，應向各抗日政府聲明，請求登記，悔過自新，不得再行活動。五、凡參加會道門及其他一切非法秘密團體者，應立即退出。雖然此前也在個別地方對頑固與我為敵的離卦道武裝進行過鎮壓、解散行動，但在如此大的範圍內對各種會道門進行公開取締，這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權轄區內尚屬首次。

佈告發出後，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和軍民對漢奸會道門發動了強大的軍事和政治攻勢，鎮壓處決了極少數罪大惡極的道首，先後破獲了世界普濟佛教會、一貫道、萬國道德會、大刀會、紅槍會、九宮道、華北道德總會、長毛道、混元門等會道門組織，對其進行了瓦解和取締。經過宣傳教育，大批受騙上當的道徒聲明退道，僅涉縣梁家巖一村就有30多人自首悔過，龍華五區1500餘人自動脱離教會，遵化1850人從各種會道門中解脱出來。

由於邊區政府採取分別對待的政策，重點打擊在會道門中起着核心作用的道首，對骨幹道徒進行整訓教育，一般道徒聲明退道後即不予追究。同時又注重改善羣眾生活，破除封建迷信，努力提高羣眾的思想覺悟，整個取締工作取得了成功。這次取締行動不僅極大地打擊了抗日根據地內投敵會道門的反動氣焰，也為解放戰爭時期各地取締會道門的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

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和平談判最終破裂，國民黨發動大規模的全面內戰，絕大多數會道門為尋求庇護，積極投靠國民黨政權及其特務組織，堅持與黨和人民為敵的立場。他們不斷製造、傳播各類謠言，蠱惑人心，舉行暴動，極大地擾亂解放區的社會秩序。

如何解決轄區內的會道門問題，維護革命秩序，成了新生人民政權面臨的迫切任務之一。

1947年9月，中央批轉邯鄲中央局關於開展新區工作幾個具體問題的指示中，針對處理會道門問題規定了慎重處理、注意上下層的不同、區別首從等原則，提出對“封建、迷信、宗教組織，應周密調查，慎重處理。既警惕其上層的反動性，又注意其下層的羣眾性。一般應在羣眾運動中，實際瓦解之。在懲辦其反動首領時，應區別其本人罪行與各該團體無關。但對與敵公開繼續勾結有據者，必要時可強令解散，罪魁法辦，脅從無罪，並號召其訴苦揭露，以徹底瓦解之。”

以後，東北、西北、華北、山東等解放區也做出了取締會道門的決定，對會道門的公開處理，表明取締解散會道門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決策，由於各地的情況不同，具體步驟與措施也不盡一致。新老解放區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在堅持打擊首要、教育爭取羣眾原則下，針對會道門問題先後頒發了內部文件或公開佈告，採取了不同的措施。但總的政策是對受騙參加會道門的一般羣眾從教育入手，爭取他們自覺脱離會道門組織的影響，以達到孤立打出反動道首的目的，取得較好的效果。

經過三大戰役之後，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勝利的大局已定。國民黨不甘心失敗的命運，再度利用會道門拼湊應變武裝，策劃進行“敵後遊擊”，實行“總體戰”，作垂死掙扎。但是會道門挽救不了國民黨的失敗，國民黨反動派跑到台灣去了，但卻留下了多如牛毛的會道門。治理反動會道門的歷史任務落在了共產黨及新生的人民政府肩上。

二、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的取締反動會道門的鬥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全國範圍進行了極其深刻的社會改革工程。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同這些偉大的革命運動相聯繫，對舊社會的污泥濁水，進行了猛烈的掃蕩。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在全國開展了取締反動會道門組織和打擊反動會道門頭子的鬥爭。

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反動會道門的道首和骨幹分子約82萬人，道徒約1300萬餘人。合計約佔當時全國總人口4.75億人的2.9%。多數會道門被特務利用，核心人物多是地主惡霸、官僚政客及反動黨團和特務骨幹。他們散佈災劫説和封建迷信意識形態，控制信徒精神，殘害其身心健康，騙取錢財，以巫術致人死亡。

解放初，在山東、河南、河北、江蘇等地方，會道門組織的暴動超過上百起。道首暗中稱帝登基的更是不計其數。僅魯西南一帶，會道門中就出了幾十個土“皇帝”。反動會道門頭子對新政權充滿仇恨，進行破壞活動，如炸燬工礦、搶劫物資，殺害幹部，妄圖顛覆人民政權。朝鮮戰爭爆發後，他們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蔣介石即將反攻大陸”，反革命氣焰更加囂張。會道門成為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絆腳石，成為歷史發展的黑暗逆流，破除封建迷信，取締一貫道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勢在必行之舉。

由於會道門這類反革命分子活動的特點和造成的巨大危害，還在於他們利用封建迷信來迷惑對眾道徒，形成以迷信方式聯繫起來的組織。鎮壓這類反革命分子的政治鬥爭，中國共產黨在政策上作慎重的劃分，把鎮反會道門的首領同一般迷信道徒分開，另一面又必須在思想教育上做好揭露和破除迷信的細緻工作。

1950 年10月19日，劉少奇關於開展反對一貫道活動給西北局寫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我們要“進行正面的有系統的反對一貫道的鬥爭。應該在公開宣傳上強調一貫道為地主特務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以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組織，因此應該取締、禁止和解散，勸告一切善良的人民不要去加入，已加入者應退出，以免連累善良。但對人民個人純粹迷信行為，政府不加干涉。在內部指示上則應該強調加入一貫道的大多數人民並非反革命，而反革命分子是極少數，不要連累好人。”

1951年，毛澤東先後為中央起草了三個批語，批轉了山西、察哈爾、北京三個省市反對一貫道鬥爭的經驗。1951年 1月24日 《中央轉發山西省委關於取締一貫道的情況報告的批語》，稱讚了山西經驗，認為 “各地均可仿行，以期有計劃地徹底地取締一貫道及其他各種會道門，並消滅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並且囑咐各地，“和作戰一樣，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1951年2 月21日 《中央轉發察哈爾省委關於取締一貫道的情況報告的批語》，總結了要求各地遵守的兩條經驗：“消滅一貫道，第一要有充分準備，同時動作，方能一網打盡；第二要佈置展覽會，向羣眾作宣傳工作。” 1951年2月28日 《中央轉發北京市委關於摧毀一貫道的報告批語》，進一步總結為五條經驗：“關於摧毀一貫道，北京的經驗是很成功的。一是長期偵察佈置，不是倉促舉行；二是臨事向羣眾宣傳，孤立道首；三是佈置展覽會；四是退道款；五是與反迷信分開。以上各項可作各地參考。一貫道在全國有幾百萬被欺騙的落後羣眾，各省凡有大批一貫道存在的地方，黨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必須採取慎重和適當的態度。” 這些文獻，當然還有那時各級黨和政府的許多指示和文件，從根本上劃清了一系列政策界限，正確指導了這場鬥爭的健康發展。這場鬥爭，從1950年開始，歷經三年多，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封建迷信組織都被取締和摧毀了，巫婆、神漢、風水、算命、占卜、扶亂一類活動，一時基本消失了，如同禁絕鴉片、取締妓院、關閉賭場一樣，成為新中國受到最廣泛稱頌的社會成果。

三、20世紀80年代至90初期，依法對邪教專項處理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從温飽轉向基本小康的轉變，綜合國力極大提升。極大解放和發展了中國社會生產力。但同時，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們思想、文化觀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些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的邪教組織，乘機滋生蔓延起來。這些邪教組織有會道門的沉渣泛起，也有國外異端教派的滲透傳播，還有新生邪教的滋生蔓延。

針對會道門的沉渣泛起和邪教的滋生蔓延，黨和政府高度重視，1983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規定：對組織反動會道門，利用封建迷信進行反革命活動，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可以在（1979年）刑法（第99條）規定最高刑以上處刑，甚至判處死刑。”

為了正確處理組織、利用封建迷信、會道門進行反革命活動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於1985年9月5日聯合發出了《關於處理反動會道門工作中有關問題的通知》。該通知規定的主要內容是：（一）凡是明令取締過的會道門，應一律勒令解散。對新出現的會道門組織，應提請地（市）以上人民政府明令取締。（二）活動對在反動會道門活動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道首和骨幹，要堅決依法嚴辦……。

1997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三百條規定，對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進行違法犯罪的行為，予以定罪量刑。

政府有關部門通過大量調查研究，於20世紀80至90年代初，先後認定了23個邪教組織，除“法 輪 功”外，冒用佛教名義的邪教組織4個，分別是：觀音法門、靈仙真佛宗、園頓法門、華藏宗門；冒用基督教名義的18個邪教組織，分別是：呼喊派、全能神、常受教、能力主、中華大陸行政執事站、三班僕人派、新約教會、血水聖靈、統一教、天父的兒女、世界以利亞福音宣教總會、達米宣教會、全範圍教會、華南教會、門徒會、被立王、主神教、靈靈教。對於上述這些邪教組織先後依法進行了打擊和處理。其中危害最大的邪教組織是門徒會。門徒會是1985年，由陝西省耀縣農民季三保建立的邪教組織。該邪教組織歪曲《聖經》，自稱是“神所立的基督”，杜撰邪教教義“七步靈程”，宣稱“世界末日來臨”“信教的上天堂，不信的下地獄”，四處傳播。1989年，季三保在其家中“揀選”“十二門徒”，又稱，“門徒會”。該邪教組織嚴密、建立秘密據點、單線聯繫、暗號接頭，起初“門徒會”在陝西省、湖北省、四川省交界的偏遠貧困地區，以“教內賙濟”“禱告治病”等方式吸引民眾，勢力迅速蔓延。至1995年，已在15個省120個地（市）的681個縣（市）發展信徒多達35萬人。該邪教散佈邪説、蠱惑人心、姦污婦女、詐騙錢財，妄圖改朝換代，其骨幹散佈“現在是黑暗當道，魔鬼掌權”，揚言要“推翻黑黨，砸爛黑政府”，煽動信徒鬧事，圍攻政府。經各省公安部門聯合行動，依法懲處犯罪分子，其組織基本被摧垮。

對境外傳入我國的邪教組織“呼喊派”進行了打擊處理。“呼喊派”由美籍華人李常受於20世紀60年代中葉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創立。因其倡導信徒在聚會時，用大聲“呼喊主名”的辦法“釋放靈”，被稱為“呼喊派”。該組織歪曲解釋基督教經典，篡改傳統的宗教儀式，被國內外宗教界視為異端。“呼喊派”一貫敵視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採取全方位、多渠道、大規模的戰略，向大陸滲透傳教。自1979年起，該組織在香港設立專門機構，投人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不斷派遣人員，以旅遊、探親等名義作掩護，入境進行秘密活動。該邪教首先在浙江、河南、福建三省的農村地區建立組織，並迅速向其他省市發展蔓延，短短几年內波及20個省市，遍佈大江南北，受矇騙的信徒達數萬人。該邪教多次被查禁取締之後，其骨幹分子又多次改頭換面，東山再起，演變派生出一個個新的邪教組織，如“被立王”“中華大陸行政執事站”“主神教”“全範圍教會”“全能神”等等。初步遏制了邪教犯罪活動猖獗的勢頭，但邪教活動並未從根本上消滅，一些邪教組織如，“全能神”仍伺機恢復活動。

四、90年代後期，依法取締“法 輪 功”邪教組織開展對邪教組織的綜合治理

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後，全國各地城市相繼掀起以“特異功能”為旗號的氣功浪潮。這股氣功熱浪打着“人體科學”的旗幟，將氣功神秘化、巫術化。一時間，各種氣功大師紛紛出山，聲稱修煉本門氣功，可以誘發人體特異功能，可以透視遙感、呼風喚雨、預知一切。他們自我神化，蠱惑人心，借傳功收徒，大肆斂財。社會轉型時期，孤立無助的弱勢羣體、精神迷茫的失落人羣，試圖從神秘主義的信仰中尋找精神寄託或超能力的解脱，成為邪教勢力誘惑矇騙的主要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