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從高校學生會骨幹到公務員？_風聞

作者 |  楊詩棟 陳曉粵 段雨薇

責編 | 李婷

圖編 | 莊溪瑞

一、引語

近年來，參加公務員、教資考試作為進入體制內的途徑日益為大眾，尤其是女性，所青睞；校園裏，越來越多的女性在學生組織中擔任要職。通過對某985高校學生會的觀察發現，大部分學院學生會骨幹成員的性別比都小於該院性別比。這表明在原有性別比例的基礎上，學生組織骨幹成員的構成中女性的比重相對提升，進一步説明女生留任/升任的人數普遍多於男性。我們還初步調查了其他多個985高校的學生會，發現其骨幹成員的性別構成亦遵循上述規律，表明了**“女性優勢”**的普遍性。

儘管學生組織內骨幹成員的變動在某種程度上是簡化的“職場晉升”，但是兩者卻在性別比上顯示出了較大的差別，這説明學生組織留任時的性別衡量有着更為複雜的選擇機制。那麼**，為什麼在這種工作背景下女性更容易被選擇？女性在學生組織的工作中的發揮着怎樣的作用？**據此，本文以性別角色的理論視角切入，通過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探究高校學生組織骨幹成員的構成中的性別因素以及成因機制。

二、為什麼是“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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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角色與社會期待

**西方學界普遍認為性別角色是生理基礎與社會建構共同作用下的產物。**在建構過程中，男性與女性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社會所賦予的特定期待，逐漸產生角色認同並內化為自我約束的規範。對性別角色的審視與思考構成的性別觀念，反映人們對男女應當遵從的社會規範和行為模式的期許，並指導着日常生活中的性別實踐，例如，在社會分工中，男性被普遍期待從事科學家、工程師等具有競爭性和開放性的職業，而女性被認為適合於護士、秘書等服務性職業。

不少研究從性別角色視角切入，關注女性在社會組織中的匹配程度，認為女性所具有的剛柔並濟、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等性格特徵，一方面促使不少女性參與公益慈善事業和志願服務，另一方面為其在組織的不均衡關係中生存和發展創造了積極條件。這些結論肯定了女性在社會組織中的優勢和能力，但多將其成功歸因於某些“特有”氣質，一定程度上是對社會流行的性別刻板印象的固化。然而，依附於性別角色的性別觀念和社會期待並非是一成不變的，隨社會變遷而不斷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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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學生組織中的性別議題

在性別議題被廣泛討論的今天，僅有較少的研究關注高校學生組織中的性別構成。一項研究指出 “表面上性別平等與中立”的大學組織文化實質上隱藏着一種性別化的內在邏輯，複製甚至強化着原有的社會性別關係。而針對湖北省10所高校的調查表明，高層學生幹部中女性少，越往低層女性比例越高，這種性別構成“直接影響着不同性別大學生的成長和就業”。在觀察北京大學第35界學生會後，另一項認為學生幹部隊伍中的性別差異主要源於崗位設定，與性別本身關係不大。然而，這些研究僅止步於以描述性統計呈現學生組織中的性別分佈，未能較好地關注影響骨幹成員留任的原因和機制。

此外，在考察學生組織時，研究者也往往僅看到男性骨幹在數量上佔據的統治地位，忽視了女性骨幹所發揮的作用，將原有的複雜機制簡單化。這種**“以父權制和性別政治為核心的分析策略”**，在應用於中國本土時忽略了特定情境，以簡單化的性別不平等和性別壓迫解釋一切社會現象，導致結論先行及性別政治的簡化應用，忽視了女性內在的主體性和內部的異質性，使得gender這一概念本身的説服力和批判力減弱。

三、為什麼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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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能力的匹配？

為了更好理解高校學生組織中的性別問題，我們對某985高校的在校生進行了問卷調查。通過較為嚴格的多階段隨機抽樣，獲得104份有效問卷。調查主要考察三部分內容：被調查者的基本信息（性別、年級、學生工作經歷）、對學生會中的性別構成期待（即總體上哪種性別的骨幹成員在學生組織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對學生會中骨幹成員的角色期待（即學生組織所需的具體能力）。在角色期待部分，當被調查者選擇男性/女性時，即表示被調查者認為男性/女性特質與學生會對骨幹成員該項能力或素質的角色期待相符合。而這些能力或素質被進一步操作化為**“溝通能力”（耐心、表達）、“決策能力”（聆聽、果斷）、“統籌能力”（條理、親和力、靈活）**。

從樣本的基本統計特徵中可以看出，被調查者的性別構成（男性佔44.2%，女性佔55.8%）基本符合該學校總體男女比例。近九成的被調查學生有過參與學生工作的經歷，這從側面表明他們普遍對學生工作的內容以及學生組織成員的能力要求有着一定理解。

通過對角色期待，即3種**關鍵能力（溝通、決策、統籌）**的分析發現，在溝通能力和統籌能力上，女性明顯強於男性；在決策能力上，男女差異不大。據此可以判斷，學生組織骨幹成員所需能力具有性別差異。

下面將“性別構成期待”與“關鍵能力的性別差異”進行交叉表分析可以發現每項具體能力在總體評價的重要程度。

以溝通能力為例，認為男性骨幹成員溝通能力更強的被調查者，往往認為總體上男性骨幹成員在學生組織中發揮更大作用，這説明溝通能力十分重要。同理，統籌能力也對骨幹成員發揮作用有着較大貢獻。相反，不論是認為男性或女性的決策能力更強的被調查者，都認為女性總體上發揮更大作用，據此可認為決策能力與發揮作用的關係並不明顯。這個結果也與生活實際相符合。事實上，各類學生組織都接受學校或學院團委的指導，獨立決策功能較弱，更多是起到“上傳下達，溝通協調”的作用，骨幹成員的溝通對接、統籌協調的能力因而得到凸顯。

結合一維頻率分析的結論可知，女性的溝通能力與統籌能力均強於男性，且溝通能力和統籌能力恰好是學生組織對骨幹成員的角色期待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女性的性別特質與學生組織對骨幹成員角色期待的契合程度導致了女性成員在學生組織性別構成上的相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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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意願的浮現？

在校級或院級學生組織擔任副部長及以上職務的女大學生中，我們選取12名對象進行了深度訪談，兼顧典型性和異質性。訪談發現，**女大學生在學生組織中留任為骨幹成員，是一個能力和意願綜合作用的過程。**為探討主觀因素對性別構成的影響，我們引入“成本—收益”視角，考察女性參與並留任學生組織的意願。

意願與能力在留任過程中的作用

在留任原因方面，幾乎所有受訪者都強調“興趣”，也大多指出“保研加分”這一客觀需要增強了其留任意願。在分析自己成功留任的原因時，受訪者們認為“工作投入”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談及收穫時，“能力提升”和“滿足感”被多次提到。在關鍵能力的性別差異上，受訪者認為不同性別具有不同的相對優勢，如男性具有較強的體力、抗壓能力、協調分工能力，而女性在溝通、參與度、細節處理領域做的更好。這些綜合反映出影響學生組織性別構成的主要原因並非是男女能力差異，而是意願差異。那麼為什麼女性相比男性對學生工作擁有更強的參與意願呢？

根據受訪者的回答，我們歸納出三個影響男女參與傾向的因素，分別為優秀慣性、預期社會化與性別比粘性。

一方面，女性加入學生組織往往是對以往優秀形象的延續**。**女性積極參與集體事務、加入學生組織的傾向並非大學階段所特有，而是貫穿整個學生時代。不同於僅在某一方面表現突出，女性往往更加追求全面的自我發展。這種全面性既可以為其帶來普遍良好的外界評價，同時也增大成功的概率、降低未知風險。在該校“8：1：1”的保研體系下，女性往往會選擇在學分績、科研和學工三個方面都投入精力，而不是隻專注於一個或兩個方面；部分女性即使已經在學分績和科研兩個方面取得不錯的成績，但仍然會參與學工以進一步提升其保研成功的概率。

**另一方面，對於女性而言，大學階段參與學生組織在某種程度上既是對未來生活的提前適應，也是對未來遺憾的提前預支。長期以來，“穩定”是女性自我發展過程中重要的評判指標。**在這種前提下，學生組織一方面因其科層制特徵和規則設定被認為是事業單位的“雛形”，女性將其視作提升自我能力、適應未來工作的途徑；另一方面又因其挑戰性和多樣性被女性視為進入特定軌道前釋放個性、豐富自我價值的機會。高校學生組織作為大學生社會化的重要場所，其雙重性特徵幫助女性完成了預期社會化。

**此外，當下學生組織既有的性別比在眾人眼中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即學生組織是以女性為主的組織。**學生組織表面上的性別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吸引、鼓勵了女性的參與，也相應降低了男性的參與意願；對學生組織中性別分工的刻板印象，也使他們對加入後可能承擔的工作安排產生先入為主的觀點，即女性較為輕鬆、男性較為勞累。儘管實際可能並非如此，但這種預設也影響了不同性別的參與積極性。

四、為什麼有考公熱、教資熱？

對問卷和訪談結果的綜合分析指向這一經驗層面的事實：**對學生組織骨幹成員性別構成起作用的主要是不同性別參與學生組織的意願。**在一定成本的基礎上追求最大化收益，是理性經濟人各種行為的基本出發點。學生工作作為主流評價體系的一部分，在同等時間精力投入的情況下，女性從中獲得的收益往往多於男性，這進一步增強了女性對主流評價體系的認同。與此相似，在社會上，不同性別在面對主流評價體系時的選擇也存在較大差異，女性更傾向於做出考公、考教資等穩健性選擇來向主流評價體系靠攏。

**社會層面上女性向主流評價體系靠攏是主客觀共同構建的結果。**從客觀上看，社會主流評價體系對不同性別有着較為程式化的角色期待，這種角色期待在女性身上則體現為循規蹈矩、跟隨主流等較為內斂特質。這種角色期待形塑了社會對不同性別開放程度的差異，具體表現為不同性別在同等能力條件下的機會選擇有量和質之別。

以2019年福建省省考職位為例[1]，從崗位數量上來看，針對女性的專門崗位少於針對男性的專門崗位；從崗位種類上來看，針對男性的主要是一線崗位，針對女性的主要是辦公室文職工作。從主觀上看，女性更願意向主流評價體系靠攏，以尋求認同和價值自證。但這種趨向也並非女性生來就有，而是在社會浸染下追求最大收益的選擇。她們或主動或被動地將社會主流評價體系和社會期待內化，在行動中用社會客觀標準要求自己。

[1]資料來源：http://fj.huatu.com/2019/0308/1550363.html

值得注意的是，主客觀兩方面絕非是二元對立的，而是一個相互影響、彼此融入的過程。一方面，女性的主觀選擇是在綜合考量角色期待和社會開放程度後做出的；另一方面，這種性別化的實踐也進一步固化了角色期待，從而影響社會開放程度。然而，**女性也並非消極地被主流評價體系建構，她們往往也在主動參與性別角色的建構，從而賦予主流評價體系新的詮釋。**如此，女性自身與社會之間的行動意義交互滲透，往復調適。

參考文獻

1.顧輝，2020：《迴歸傳統還是價值多元：當前社會性別觀念研究的視角切換》，《學術界》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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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愛玉、佟新，2014：《性別觀念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基於第三期全國婦女地位調查》，《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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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avies, B. & Harre, R. (1990). Positioning, The discursive production of selve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20(1): 43-63.

本文作者

楊詩棟 陳曉粵 段雨薇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