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好慘！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何國勝

　　義烏市銀行賬户凍結援助中心（下稱“援助中心”）內常見這樣的情景：幾個被凍卡商户圍着一個工作人員，商户在講述自己銀行卡被凍後帶來的損失和困境，工作人員扯着嘶啞的嗓子，大聲解釋該如何配合凍卡的公安機關。

　　他臉上一會是無奈的笑容，一會是被解釋不通的急躁帶來的漲紅。但在每一通的解釋後，他都不忘強調：不要收無關第三方匯來的人民幣（貨款）。而在他的嘶啞的大聲解釋中，摻雜了其他商户間互吐自己被凍卡經歷的嘆氣聲和無法理解大面積凍卡行為的埋怨聲。

　　這樣的場景自援助中心2020年11月10日成立後，幾乎日日都在上演，而且是一天幾次。 

　　前不久，一封義烏公安《致全國各地公安機關的一封信》在網上熱傳，將大量義烏外貿經營户銀行賬户被凍結的事情推到了眾人面前。銀行卡凍結雖非首次發生，但當義烏經營户常用外商通過地下錢莊匯來人民幣的結算習慣和全國公安機關自去年嚴打電信詐騙和啓動“斷卡”行動遇在一起後，這波“打擊面”廣泛的“凍卡潮”從2020年下半年後得以形成。

　　《致全國各地公安機關的一封信》

　　因為國內電信詐騙和網絡博彩騙局的贓款，混在了外商通過地下錢莊匯來的人民幣貨款中。合法經營的商户，因為一筆贓款的混入，突然成了“犯罪嫌疑人”。隨着凍卡到來的是上述公開信中提到的“企業因流動資金問題面臨破產，經營户支付不了供貨商的貨款，甚至出現發不了工資等情形，給義烏市經濟和社會穩定造成極大影響”。

　　實際影響不止這些，經營户趙振華被判處拘役四個月、姚波的信用卡被雙向凍結導致逾期、林玉被河南警方詢問了五六個小時候後被要求退了17萬多元的“涉案金額”、盧強被張家界法院強制扣劃16萬多元、羅玉蘭的七個倉庫被貨物堆滿，只因不敢再收外商匯來的人民幣、王林的一張卡被41個公安機關同時凍結······義烏商貿城的商户們被凍卡帶來的恐慌籠罩。

　　因為凍卡影響，商户羅玉的貨物大量堆積在倉庫門口

　　大量被凍卡的“凍友”們擠滿了一個個微信羣，講述凍卡經歷, 找尋解凍方法及防凍“秘籍”。針對此，義烏市成立了全國第一個銀行賬户凍結援助中心並派出眾多個工作組前往全國各地公安機關走訪對接，但解凍的速度遠遠趕不上凍卡的速度。義烏市政府在去年（2020年）11月公佈的數字中，凍結賬户已有1.5萬個。

　　目前，眾多的被凍卡經營户和企業只有一個迫切的心願：只凍結涉案金額, 解除賬户內非涉案金額，緩解經營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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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潮”的來處

　　義烏商户盧強等15人不會想到，去年（2020年）他們銀行卡被凍結、強行扣劃的結局，早在7年前就開始書寫。

　　2013年，廈門人李某獲得“亞洲國際”賭博網站的唯一專屬推廣鏈接。3年後，他在微博、QQ空間、網絡論壇和百度貼吧發佈“亞洲國際”的專屬推廣鏈接。到2019年12月，李某通過推廣賭博網站，發展下線賭博會員，獲得佣金132萬多元。

　　2016年6月李某又代理另一家賭博網站，以同樣的方式推廣，到2020年9月時發展下線會員178人，獲得佣金46萬多元。在將一部分佣金分給自己的線下賭徒後，兩個賭博網站的代理人身份，給李某帶來73萬多元的收入。

　　2020年4月13日，李某被張家界公安局抓獲。後經法院審理查明，在李某代理的兩個賭博網站產生的近1.4億元賭資，流轉到了1509個個人賬户中去。而盧強等14人就在這1509人當中，被動地成為了接收賭資的“嫌疑人”。

　　在李某被抓獲3個月後，盧強去給供應商匯款的時候，發現自己的銀行卡被凍結。算上理財、基金和平時的流動資金，那張卡里有200多萬元。銀行告訴他是張家界公安機關凍了他的卡，並給了兩個民警的聯繫方式。同時，他遇到幾個同樣被凍卡的商户，互相一聊，發現都是被張家界警方凍的。

　　民警電話打通後，對方説他賬户中有一筆4萬的匯款涉案，盧強解釋説自己是義烏的商户，錢是一個孟加拉外商轉給他的貨款。民警讓他帶着訂貨單、營業執照等相關材料去張家界處理。

　　之後，他們幾人一同去了張家界，去後對方説他還有一筆12萬元的轉賬也有問題。提供完所有材料後，警方讓他們回去等消息。回到義烏後等了4個月，沒等來什麼好消息，等來的是銀行一條強行扣劃16萬元的短信。“我們當時覺得莫名奇妙，什麼都沒提供給我們”，盧強説。

　　盧強接受採訪時説到，未收到任何通知和任何説明卡里就被劃扣了16萬元（來源：中國藍新聞）

　　其實在他們賬户被扣劃前一個月，當地法院宣判了該案，李某因犯開設賭場罪，判處有期徒刑7個月，並處罰金20萬元。同時，流轉的賭資全部予以追繳，所以盧強他們才收到那條短信。

　　錢被扣劃後，盧強他們打電話問警方，對方説錢是法院扣的，應該去找法院。等費了一番心思找到法院後，對方説案子是公安辦的，應該去找警方。盧強們要求司法機關提供他們14人與此案相關的證據或判決書，對方以此案涉密為由拒絕。後來他們從另一個被強行扣劃人員處複印到了判決書，其中寫着該案是公開審理的。也是在這個溝通過程中，他們才知道外商匯給他們的貨款是通過地下錢莊轉過來的，而這裏麪包含了賭博網站中的非法賭資。辦案機關循着資金流向，追回賬款，辦結了案件，但盧強他們覺得，這種做法不過是“把一個受害者變成了另一個受害者”。

　　盧強他們的經歷幾乎是義烏商户的縮影，只不過大部分人比他們幸運，沒有遭遇強行扣劃。

　　但他們收到贓款的途徑是相同的：外商通過地下錢莊匯貨款，地下錢莊跟電信詐騙或網絡賭博犯罪分子合作，讓國內騙來的贓款披上貨款的外衣，流入合法經營的外貿商户的賬户中。而很多商户坦言，他們只關心收到的錢跟貨款的數額是否一致，不關心這筆錢具體是誰匯入，更無能力核實是否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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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烏商品的利益之旅

　　義烏是座典型的外貿城市，2016年，國務院批覆了義烏市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案，義烏成為首個由國務院報準的縣級市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盧強他們經營所在的國際商貿城，一直以來是義烏的標籤，7萬多家商户和2萬多名常駐外商為這個縣級市每年貢獻着數千億元的交易額。

　　最早的時候，義烏小商品市場採用“旅遊購物商品”貿易方式，境外旅遊者自帶外匯在現場購買或委託境內企業託運出境5萬美元以下的商品。由於此種模式報檢費時且成本高，2013年4月，義烏試行市場採購貿易方式（此模式海關監管方式代碼為1039，所以也稱1039模式），屬國內首批。該模式指在經認定的市場集聚區採購商品，由符合條件的經營者辦理出口通關手續的貿易方式。

　　客人在義烏商貿城選購

　　相比於之前的“旅遊採購”，1039模式將報關限額提升至15萬美元，增值税免徵不退，實行歸類通關，無需每種貨物都報檢。該模式允許義烏市場採購貿易過程可以採用人民幣結算，外貿公司、市場經營户等開設外幣結算賬户，進行收匯結匯。

　　2014年11月，市場採購貿易方式在義烏正式實施。

　　義烏一外貿公司負責人吳先生告訴記者，依據1039模式，一批義烏商品到達外商手裏，流程一般是：外商委託外貿公司採購商品，外貿公司找經營户下訂單，並在收到外商外幣貨款後，去銀行將外幣結匯成人民幣。經營户在約定時間將貨物送到指定倉庫， 外貿公司和經營户結清貨款後，外貿公司辦理相關手續，交由貨運代理公司將貨物運至對方口岸。貨物到岸後，外商清關提貨。

　　吳先生坦言，多年來義烏的小商品外貿其實並未嚴格遵循1039模式，“不是我們不想，而是沒有選擇權。”問題主要出在最後的貨款結算環節。1039模式要求外商的貨款必須要用足額外匯結算，但在實際操作中，這一點很難實現。

　　義烏的外貿客户主要集中在東南亞、南亞、中東和非洲地區，由於海關監管的疏漏和外商避税行為，該地區的外商在貨物到岸後，並不會全額清關，如將實際價值1萬美元的貨物報成3000美元。如此，外貿公司只收到3000美元的外匯，剩餘的7000美元通過地下錢莊“對敲”（外商將外幣給境外地下錢莊，其境內合夥人再將人民幣轉給商户）的方式結算。

　　義烏國際商貿城

　　此外，還有一些被美國製裁（如伊朗、俄羅斯）的和外匯儲備短缺的國家，也無法進行美元結算，只能通過地下錢莊用人民幣結算。而問題就出在這裏。義烏市銀行卡凍結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員解釋稱，隨着電信詐騙跟地下錢莊緊密聯繫，外商找地下錢莊匯款時，錢莊會以低價兑換人民幣。“外商要給你打30萬的貨款，通過地下錢莊，他只需要給你25萬就行了，另外5萬是地下錢莊湊進去的（髒錢）。”

　　在這個過程中，不論是低額清關還是通過地下錢莊匯款，外商始終處於獲利狀態，所以他們更願意長期以這種模式進行交易。而且隨着外商跟市場商户經過幾次交易後熟絡起來，外貿公司這一環節被很多外商省掉。外商直接在線上跟商户下單，之後商户將貨物交給外商指定的貨運代理公司，外商就省了給外貿公司的佣金。貨物到岸後，外商通過地下錢莊直接將貨款以人民幣的方式轉給商户，而犯罪分子則在境外直接套現外幣。

　　在疫情之前，不少外商會親自採購，並在國內完成結算，幾乎沒有贓款混入的情況。疫情發生後，外商無法入境，交易更多的通過線上完成，貨款幾乎全部通過地下錢莊轉入。這種交易方式已經存在十多年, 問題的突然嚴重是因為網絡詐騙和網絡賭博的猖獗。

　　吳先生説，事情發生後，“很多人以為我們是因為偷税漏税被凍卡，其實我們每年要交近3萬元的定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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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式”凍結

　　2021年3月8日下午，商户王林收到一筆塔吉克斯坦客人打過來的17萬元貨款。因為聽過太多被凍卡的消息，王林想在第一時間把錢取出來，但當時銀行已經下班。於是王林將17萬元轉到了自己一張從未收過貨款的卡上，然後再將其中14萬元分別轉至自己和妻子另外的7張卡上。晚上8點多，他帶着那7張卡，從ATM機取出14萬元。

　　第二天王林想把剩下的三萬也取出來，取錢的時候發現自己的賬户被凍結。他用手機查了一下那7張卡，全凍了。去銀行查詢凍結他賬户的公安機關時，打出來的名單有整整一張A4紙——41個。成為已知被凍結賬户中，凍結公安機關最多的一個。

　　但王林比大多數人幸運，被凍結三天後，他的8張卡全部解凍。凍友們將這種情況稱為“臨時凍結”。

　　相對於臨時凍結，凍結期限為6個月的人數佔據凍友中的多數，並將其稱為正式凍結。2020年3月份，商户郭東收到印度一家外貿公司轉來的3筆貨款，共11萬元。後來發現自己賬户被凍了半年，郭東從銀行得知是江西警方凍結，卡里有130多萬元。之後電話聯繫，對方説他收到的一筆5萬元貨款是國外邪教匯進來的。郭東表示想到江西提供材料證明自己是合法經營，但對方説案子正在偵辦中，先不用過來。

　　半年到期後，郭東的銀行卡沒有解凍，而是被再次續凍半年。

　　被凍商户的網絡評論（來源：深圳微法務）

　　除了“臨時”和“正式”凍結，吳先生告訴記者，也有商户被多個公安機關“排着隊”凍結。吳先生給記者出示的一張圖中，有三個公安機關“排隊”對一個銀行賬户進行凍結。專業術語將其稱為“輪候凍結”，即對已被法院凍結的存款，若其他法院也要求凍結，只要前一凍結一解除，登記在先的輪候凍結即自動生效。

　　值得一提的是，商户劉勇銀行卡被西南某省份凍結，涉案金額4萬元。後來，當地民警來義烏找他，説他那筆貨款是他們當地被騙走的98萬元扶貧款中的一部分。

　　被凍結的不光是商户，外貿公司也遭遇凍結。吳先生的公司在去年11月被浙江台州警方和山東壽光警方各凍了一張卡，兩張卡涉案金額不超6萬，但被凍結的金額達530多萬元，至今未解凍。

　　外貿公司賬户被凍結的影響大於個體商户。首先是外貿公司被凍結金額大，直接影響公司現金流。其次，外貿公司凍結後會引起連鎖反應。外貿公司將收到的貨款轉給供應商户，商户再用該資金支付工廠貨款。一旦其中有筆錢出了問題，凍結會從外貿公司一直傳導至工廠。商户盧強告訴記者，他們瞭解到有個工廠因為拿收到的貨款支付工人工資，導致工人賬户也遭凍結。“公安是跟着資金流向走的，錢到哪裏就凍到哪裏”。

　　商户交流羣（來源：深圳微法務）

　　遭遇凍結的也不光是義烏一地，温州、寧波、廣州、泉州等外貿發達地區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賬户凍結現象。義烏只是因為外貿過於集中，商户體量大，所以顯得嚴重。

　　凍結賬户是公安機關偵辦相關案件的正常工作流程。但自2020年9月1日，公安部新修改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施行後，針對電信詐騙案件，被害人被侵害時所在地和被害人財產損失所在地公安機關獲得了管轄權。再加之當下凍結方式以網絡遠程凍結為主，使得異地公安凍結銀行賬户變得更為簡易。這也是出現如此大面積凍卡潮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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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漫解凍路

　　郭東在被江西警方凍卡前，也被北京警方凍過卡。但那次經歷他不怎麼對人講起，因為被凍後處理地很順利。只有在跟現在的解凍困境做對比時，他才講述第一次被凍卡的經歷。當時被凍卡後，他聯繫到北京警方，對方説有筆錢涉及電信詐騙。郭東解釋了自己的商户身份，警方就讓他將相關證據材料通過電子郵件發送過來。“15天之內就給解凍了”。

　　這是整個“凍友”羣體中幾乎最為順利的一次解凍。之後的解凍顯得越發困難，首先是找到具體凍結的公安機關變難。2021年4月15日，記者在凍結援助中心聽工作人員給商户解釋稱，近來凍結賬户的公安機關要求銀行不能提供具體的辦案機關和聯繫方式，只提供凍結地公安局（如長沙公安局）。這使得被凍結商户聯繫到具體辦案機關耗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義烏市銀行賬户凍結援助中心常有被凍卡商户來登記和諮詢

　　聯繫到具體辦案機關後，還會要求被凍卡商户帶着相關證明材料親自到辦案機關説明情況並做筆錄。上述吳先生曾先後前往台州和壽光提交材料並做筆錄，但銀行卡並沒有解凍，反而付出了機票、住宿等額外成本。有些商户的銀行卡被偏遠省份的公安機關凍結，他們則要遠赴幾千公里處理，而且無法確定是否能一次解決。此外，自從商户趙振華前往異地提交證明材料被當地公安拘留，最後被判處拘役4個月。這讓很多商户不敢再貿然前往異地。

　　不少商户表示，現在光靠提交證明材料很難解凍。這一點郭東深有體會。他那張被江西景德鎮警方凍結的銀行卡，在他提交了證明材料的情況下被續凍。今年3月份他電話詢問，警方説案子已結，他以為解凍有望。4月初，景德鎮警方2位民警到義烏找他，在義烏市刑偵大隊，2位民警向郭東表示，只有他私下將5萬涉案金額退回公安才能解凍。

　　郭東不解，既然案子已結，為什麼還讓自己退錢。經過一番溝通，郭東説退錢可以，讓警方給他寫個收據，但警方拒絕，郭東也沒有退錢。他覺得，這種退錢方式是不合理的。

　　義烏公安的致信中也提到，“對於一些過度執法、選擇性執法，義烏公安將不予支持，並將認為具有過錯的情形，上報相關部門，由主辦方承擔相應執法活動的責任。”

　　這不是個例，吳先生告訴記者，目前解凍的人大多都是“退了髒的”。凍友微信羣中，也頻繁有人分享自己“被迫退贓”和交納”保證金“後，銀行卡得以解凍的經歷。吳先生分析稱，這種方法並不科學，如果“裏面有真正的詐騙犯也去退錢了, 是不是就洗白了? ”

　　為了跟凍卡“賽跑”，有些商家在貨款剛到時就趕緊提現再存入安全賬户後轉給工廠。但這一做法並沒有解決實際問題，反而導致了更嚴重的後果。商户黃靜用這種方式轉存了幾次貨款，之後異地公安直接找過來，懷疑她轉移涉案資金，從她家中扣走等額的現金。這在她們的微信羣引起不小的轟動，之後大家又不敢在到賬後立馬提現。

　　還有段時間，有人稱信用卡不會凍結且凍結難度大，商户間又掀起一股辦信用卡的熱潮。商户姚波就是信了這話，把部分貨款轉到了自己信用卡上。但最後信用卡也被凍結，而且是雙向凍結，“不進不出，導致我無法還款而逾期”。發現信用卡也照凍不誤後，商户們又紛紛停用信用卡，因為信用卡凍結後風險更大，可能會影響徵信。

　　因為凍卡的影響，不少商户停了很多國家的生意。在凍卡的恐慌中，商户們有錢不敢收，有貨不敢發，導致交易量下降，生意冷清。商户盧強告訴記者，跟去年疫情期間比起來自己的生意減少了一半，現有的也多是一些欠款生意。

　　疫情後義烏商貿城客流量大幅下降

　　盧強説，義烏的外貿市場是一個買方市場，所以商户在支付方式上不具備主動選擇權。而且因為外商也多是一些小個體户和外匯短缺的現實也決定了，完全採用外匯結算很難實現。“我們希望國家能給一個官方、合法的結算渠道”，盧強説，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渠道，然後又堵死以往的渠道，他們這些商户就陷入了一個死局。

　　吳先生説，“我們是完全贊成斷卡行動的, 也非常同情受害者, 但希望不要人為製造出另外一個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