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外交部_風聞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2021-04-21 09:18
呂聰敏 先後在中國駐英國代辦處、外交部歐美司、中國駐加拿大使館、外交部美大司任職；1988年2月調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和總理辦公室工作，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的外事秘書；在外交部期間，工作主要涉及歐美地區業務。
1963年夏末秋初，我結束了南開大學為期5年的學習生活，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
一個人從事什麼職業，往往是因某種機遇，不一定都是必然的。在校時，我的就業預期是留校當老師。我當時很羨慕同班同學高秋福考上了社科院卞之琳先生的研究生，專攻西洋詩歌，但我自知缺乏這方面的文學才華；我也曾羨慕張世華同學到加納留學、張寶生同學到澳門學葡文，可我清楚這種幸運的機會實在太少，很難落到自己頭上。
然而在大學四年級開始不久，外交部為物色出國幹部人選到一些重點高校提前招人，一校一人，擬用一至兩年時間在原校定向培養。我有幸被選中，喜出望外，非常激動。這完全得益於當時南開大學學校、系領導對我的信任，是南開把我送上外交之路。
PROFILE
▨ 外交部庭院及辦公樓.圖源：《建國初期的外交部》
至今，我還記得那天去位於東單外交部報到的情景。幹部司的老曾負責接待，他親切地對我説：“歡迎你。你們這批同志是為駐外使領館準備的幹部，編成一個出國人員培訓班。其他人都已報到。在外語學院集中，就等你了。你就當班長吧。”就這樣，我等一班人被安排在位於北京化工路附近的外交部東郊農場集中學習，等待分配。
使大家意想不到的是，進外交部不久我們就參加了一次全體人員大會，聽陳毅外長講話。講話的詳細內容我記不清了，但主要精神是忘不掉的。他給大家簡要講了當時的國內外形勢，要求外交部幹部加強學習，樹立外交工作的榮譽感、使命感、責任感，要有一輩子幹外交的奉獻精神。
陳外長在廖承志、章漢夫等領導同志陪同下來到大家面前時的情景，部裏的老同志當然非常熟悉，對我們這些剛入部的小青年來説，着實感到新奇、興奮和幸福。陳外長的講話使我受到震撼，使我第一次把自己與國家聯繫起來，開始在自己頭腦中思考當學生時不可能完全認識到的社會責任。
▨ 1957年7月，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在外交學院給全體師生作報告。
在為期不長的集訓中，我們主要是聽取關於外交部各司工作基本情況的介紹、學習外交人員守則等。參與集訓的17名同志，涉及各主要語種，有兩位英語本科畢業生因工作需要改學非洲小語種，如斯瓦希里語、阿姆哈拉語等。
培訓班裏的同志學習時都處於待命狀態，出國先後不一，誰的手續辦好誰就先走，幾乎隔幾天就舉行一次歡送會。我這個班長與北大的陳寶樹同志是最後離開的，目的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英國代辦處。
在駐英代辦處的日子
剛出校門就出國門，有的同學形容是“一步登天”了，環境差異之大可想而知。經過7個晝夜的國際列車旅行，我們抵達莫斯科，在大使館招待所休息一天後轉乘飛機到了倫敦。
一路的心情和思緒是複雜的。列車從二連浩特駛出國境，經過漫無邊際的荒原到達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稍事停留後繼續前行。
在蘇聯境內漫長的旅行是難熬的。説也奇怪，那裏的山山水水竟沒有引起我半點興致，一個20出頭的小青年，身在異國他鄉，想家的滋味是難以言狀的。但列車旅行快到尾聲時，我的心情開始變得有點惶恐，想家少了，想事多了，倫敦什麼樣，代辦處什麼樣，讓我幹什麼工作，自己能不能拿得起來，胡思亂想一通。
▨ 20世紀60年代在劍橋大學校園
不出所料，到館後最初的那種感受是刻骨銘心的，環境是如此陌生，工作是如此生疏和困難。雖然館領導和同志們對我非常熱情，非常關心，但我仍然不知所措，感到很不適應。
當時館內人手非常緊缺，我準備接替的戚名琮同志是位英語好、經驗豐富的同志，已在館工作近8年，即將回國前夕不巧患病住院。我這個“接班人”就懵然提前上陣，一下傻了眼。
我的分工是在辦公室搞禮賓，對外稱館長“私人秘書”，負責聯絡和處理一般性的對外事務。
頭一天上班連續接聽了七八個電話，有求見館領導的，有談房屋維修的，有發牢騷説我們的車輛停的地方影響了人家出行的，有説我們的人員看病欠賬的，等等。我聽得頭腦發脹，竟然沒有一件事能完完整整、準確無誤地搞明白。一個英語專業的大學畢業生竟落得如此狼狽，似乎不可思議，但這是真的。
事實上，困難還不止這些，壓力還在後頭。領導讓我外出聯繫事務，多半是送請柬、送信件、發資料，或看望友人等。大凡複雜、敏感的事項多由領導親自前往或派高級外交官辦理。要我辦的事固然簡單，但現場可能碰到的情況是無法預料的，怎麼應對就是個問題。我一點經驗也沒有，簡單的事務到我手上就不那麼簡單。出國前部裏上培訓課時總講“外事無小事”，這話在我身上真的應驗了。
我所接觸的人士中，不少都是名聲顯赫的人物，有的是中國的老朋友，如坎特伯雷大主教約翰遜、劍橋大學的李約瑟博士、著名哲學家羅素、“二戰”名將蒙哥馬利元帥等。人家並不因為我是普通外交人員而冷落我，問長問短，如問中國領導人最近有什麼重要活動、中國有什麼新變化，等等。他們也談及自己的一些往事和與中國的交往，海闊天空，無所不及。
▨ 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
記得有次去羅素辦公室辦事，當時我想他根本不會親自見我這個小人物。他年事已高，通常不會客，除非是要客和至親好友。那天他正好在其事務所，聽説中國使館來了個人，一定要見。他的助手很感吃驚，因為這是老頭一反常態，少有的破例啊！
見面後，他讓助手為我沏了杯中國茶，開始聊了起來，他問我姓啥名誰，在代辦處做什麼工作，我一一作答。當時我的狀態還算可以，頭腦不糊塗，靈機一動，不失時機地轉達代辦處領導對他的問候，這句外交場合的禮貌話是不能少的。
羅素老人表示感謝，接着問我是否讀過他寫的《心的分析》《對意義和真理的探究》《人類的知識——其範圍和界限》等著作。他還談到1920年到北京等地講學的情景以及反戰兩次入獄的遭遇等。
對他的講述我只有洗耳恭聽的份兒，因為實在是知之甚少，沒有資格評説。為了不過分失禮，我把學來不久的外交辭令派上用場。我説：“羅素先生的聲望和學術成就令人欽佩。你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我們敬重你。”從其會心的微笑中看出，他對我們之間的簡短交談是滿意的。
▨ 伯納德·勞·蒙哥馬利
還有一次，我奉派到醫院看望病後休養的蒙哥馬利元帥。我把鮮花放下，轉達領導的慰問後即想告辭，但他老人家執意留我多待幾分鐘。
我拉了一把椅子在他的病牀旁坐下，他問我：“你知道我為什麼被封為‘阿拉曼子爵’嗎？”他看我回答有點遲疑，即自言自語介紹説：“二戰開始時，我率第三師到法國作戰，1942年指揮北非第八軍，在阿拉曼擊敗隆美爾的德意軍隊，因有戰功，就在1946年給我封了這個爵位。”他説完就哈哈大笑起來。
接着他同我談起1958年離職後對中國的兩次訪問，特別是他同毛澤東主席的談話。我表示：我們這輩人對“二戰”反法西斯的傑出人物是敬重和仰慕的，你在中國很有名，我在大學讀書時曾在報刊上看到毛澤東主席與你會見時的照片，今天承蒙你會見，感到很榮幸。
▨ 李約瑟
李約瑟博士是《中國科技史》一書的作者，一個外國學者對中國科技發展的歷史竟有如此精深的研究，實屬難能可貴。我與博士見過兩次面，在場的還有他的學術合作伙伴魯桂珍博士。由於我對李博士的著作了解甚少，無法進行深入交流。
約翰遜教長是西方宗教界為數不多的有政治眼光的人，他和他的夫人訪華回國後寫的書，以其生動、通俗的語言介紹新中國的發展變化，成為當時西方人瞭解中國難得的讀物之一。兩位老人渴望瞭解中國的最新情況，而我給他們通報的信息，既説不上詳，也談不上新。
我的這些不盡如人意的表現在內心留下深深的遺憾。這使我感到，從大學生到走上工作崗位的角色轉換必有一番艱難的過程，不論什麼工作都是這樣。轉換順利與否，關鍵看對自己是否有一個實事求是的正確評價，頭腦是否清醒，是否有一個良好的心態。
大學的教育給我們打下認識客觀世界的基礎，儘管這個基礎還不可能厚實，但它的價值在於給我們提供了進入人類智慧殿堂的契機和條件。志向加勤奮才是成就事業的根本。有志向但沒有勤奮的支撐，志向是空的，就不可能掌握開啓智慧殿堂大門的鑰匙。
▨ 與同事在中國駐英國代辦處辦公樓正門前（前排左二為作者）。
參加工作初期經歷的這些尷尬、窘迫和壓力，主要源於閲歷的侷限、知識面的狹窄、文化底藴的淺薄和經驗的補足。硬着頭皮倉促上陣，不能適應工作的需要是必然結果。與名人對話狀態的不對稱、不協調僅僅是不適應的一個方面，實際上差距反映在許多方面。
但是，在困難和挫折面前我沒有選擇氣餒和退卻，而是從頭做起、迎難而上，把困難當做社會給我開出的學習題目，下決心花比別人多出數倍的時間去學習、去彌補。缺什麼，學什麼、補什麼。
▨ 1964年，在中國駐英國代辦處國慶招待會上（右一為作者）。
但怎麼學和補呢？我的辦法是從實際出發確定重點。當時的實際就是儘快熟悉英國的情況，熟悉自己的工作，不好高騖遠，首先選讀包括上述各位人士在內的英國政要和名人的傳記，從中瞭解英國的歷史、政治和人文狀態。儘可能多讀英文原文，如有中文譯文，也找出來對照閲讀。
經過一段時間的苦讀，居然漸顯其效，日進有功，腦子裏的知識積累多了，思路開闊了，談話的資源豐富了，自信心也隨之增強了，在我面前展現的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境界。
1969年底我在代辦處的任期結束時，回望在英倫三島6年半的時光，可以説感慨無數，但要問我最突出的感受或心得體會是什麼，我的回答就是一句話：腳踏實地走好第一步、走好每一步，成功的選擇在於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