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周恩來總理首訪巴基斯坦_風聞

孫宗強 中國文化部離休幹部，曾在駐巴基斯坦使領館任隨員、領事達11年，後任駐比利時、菲律賓使館文化參贊。

周總理乘敞篷車接受巴羣眾夾道歡迎。坐在副駕駛位上的是巴基斯坦總理蘇拉瓦底。

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生前曾五次正式或順訪友好鄰邦巴基斯坦，無數次接待過巴基斯坦領導人和各種團組，為中巴友誼做了大量具體的工作，為增進中巴友誼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受到巴人民的真誠熱愛和尊重。我當年作為駐巴基斯坦使館的一名年輕館員，有幸目睹了周總理首次訪問巴基斯坦的全過程。時隔58年，他在巴各地受到巴人民極其熱烈歡迎的情景。他的精神風貌，至今回憶起來仍然歷歷在目，使我激動不已。

1955年萬隆會議期間，周總理同巴基斯坦總理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進行了兩次會晤，周總理開誠佈公的談話，以及他在會議期間表現出的博大胸懷，求同存異、以理服人的風範，博得了巴總理的好感，雙方一致認為應加強兩國的交流與合作。兩國總理的首次會晤增進了相互瞭解，促成了1956年兩國總統互訪。

1956 年10 月19 日，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與來訪的巴基斯坦總理蘇拉瓦底舉行會談。（圖片來自網絡）

1956年10月，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巴基斯坦總理蘇拉瓦底排除各種阻力和障礙訪華，受到中方熱烈隆重的歡迎和接待。毛澤東主席會見並宴請，周總理同他進行了四次會談。毛主席、周總理還以親筆題名的肖像相贈，訪問取得圓滿成功。同年12月，應蘇拉瓦底總理的邀請，周總理就對巴基斯坦進行了回訪。

那年冬天，周總理在賀龍副總理的陪同下，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南亞八國，其間第一次訪問巴基斯坦。

根據工作需要，使館決定一些同志參加代表團隨團活動。我是1952年被派去駐巴使館工作的，有幸成為代表團的最後一名成員。

使館給我的任務就是近身保衞和必要時作簡單的烏爾都語翻譯，因此，在訪問過程中我要儘可能地靠近總理或先於總理抵達現場，還攜帶一架捷克產的16mm電影攝影機進行拍攝。

這樣我便有幸近距離地目睹周總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風采、獨特的外交風格和感人的人格魅力。現在回想起來，總理的瀟灑英姿、音容笑貌仍然栩栩如生地顯現在眼前。

巴基斯坦當時的首都是卡拉奇，雖已12月，卻晴空萬里，温暖如春。高高的旗杆上飄揚着中巴兩國國旗，機場上人潮如湧，鼓樂喧天，周總理在檢閲台上神采奕奕地向歡迎的人羣揮手致意，賀龍副總理身着元帥服站在總理的右後方。在整個歡迎儀式過程中，賀龍副總理身着元帥服站在總理的右後方，始終與總理保持一定距離，以突出總理，而周總理則常常停下來回頭照顧賀龍元帥。這種互相尊重、水乳交融的革命情誼令人深受感染。

（圖片來自網絡）

周總理這次訪問，除了卡拉奇外，還訪問了海得拉巴、白沙瓦、拉合爾和當時東巴基斯坦的首府達卡。他每到一處，都受到熱烈的歡迎，許多地方常常是人山人海，其熱烈隆重的場面令我十分感動，我都用電影機拍攝下來。我至今還珍藏着許多巴方贈送給代表團成員的珍貴照片。

從下飛機起，周總理就投入到夜以繼日的工作中。在巴方安排的拜會、會談、宴會、茶會、招待會、羣眾大會、參觀訪問等各種活動中，周總理抓緊一切機會做巴政府高級官員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工作，但又始終不忘記巴人民羣眾。

當時新中國成立不久，西方的反共反華宣傳甚囂塵上，對巴方接待中國總理的這次訪問也是多方阻撓，施加各種負面影響。周總理的這次訪問，本着尋求友誼、尋求和平、尋求知識的真誠願望，按照求同存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從反帝、反殖的大局出發，充分理解巴的實際情況和處境，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工作，贏得了巴朝野的信任和尊重，才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狀況，使中巴關係沿着新型國家關係的道路向前發展，幾十年來成為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友好相處的典範、全天候的摯友。

周總理有着過人的精力和非凡的記憶力。已經連續訪問了幾個國家的他每天三四點鐘就起牀，很晚才休息。使館給總理送電報的機要員常説，真不知道總理什麼時候休息。

在招待會上，有些官員第二次見面，他就能叫出對方的名字，使對方甚為驚訝，説總理一天見那麼多人，怎麼能記住我的名字呢？總理與人談話，不搞外交辭令，態度誠懇親切又坦率自然，既有鮮明的原則立場，又不給人以絲毫強加於人的感覺。

有時在招待會上，因為站得時間久了，總理喜歡雙臂抱在胸前，身體稍往後傾，像老朋友聊天一樣和人家談話，談到高興處會爽朗地開懷大笑，使談話的氣氛十分融洽。在強光的照射下，總理粗重的眉毛、炯炯有神的目光和和藹可親的笑容極具感染力，不論在什麼場合，他都像磁石一樣吸引着周圍的人們。

當然，周總理也有嚴厲的時候。那是在耿飈大使在使館草坪為總理訪巴舉行的答謝招待會上，巴總統、總理等不少官員，以及社會名流、記者等雲集現場，招待會持續時間很長。

在招待會快要結束時，突然聽到總理用英語嚴厲地對一個人説：“No Formosa,No Formosa!Taiwan,Taiwan!”接着就看到兩個巴基斯坦人把這個人架了出去。

事後聽説，那是一個印度記者，在向總理提問時幾次稱台灣為“福摩薩”，總理糾正了他幾次，他還是堅持用“福摩薩”，總理才當面打發了他。當時在場的人都説那個記者不對。

周總理不僅管大事，對涉外的小事也非常注意。在離開卡拉奇到西巴的海得拉巴、白沙瓦、拉合爾和東巴的達卡訪問前，總理傳下話來，要隨團的每個人都要買一件“morning gown”（晨袍），那時我才知道，按當地風俗，住旅館或賓館時從起牀到穿上西裝出門前要穿晨袍。

在文化名城拉合爾，當地進步人士米安·伊夫蒂卡魯丁在著名的夏麗瑪公園裏為周總理舉行市民招待會。公園裏冠蓋雲集，風景如畫。

午餐開始前，代表團的秘書找到我説，總理講話稿的最後一句——“中巴兩國人民的友誼萬歲”要用烏爾都語。我告訴他後，他當時就用漢語拼音寫了下來，唸了一遍覺得不大好念，我們又改成英文拼音。

後來，總理在講話中説到最後一句時稍微停頓了一下，然後用烏爾都語很清楚連貫地念出了“中國和巴基斯坦人民友誼萬歲”，立即引起全場熱烈的掌聲。

周總理在巴羣眾歡迎大會上講話，身後就座的是巴基斯坦總理蘇拉瓦底。

從西巴到東巴，代表團乘坐的是巴國內航線臨時改為專機的小飛機，快到達卡時遇到大風，飛機顛簸得很厲害，一會兒被風抬了起來，一會兒又深深地跌下去，連巴方陪同人員都有些緊張，而周總理卻若無其事一般，與周圍的人談笑自若，下飛機前還專門走到機艙前部與巴機組人員握手錶示感謝，稱讚他們的駕駛技術好。

到達達卡時天已逐漸黑了下來，只見下面黑壓壓的人羣在移動，聽説是巴總理蘇拉瓦底動員了20萬羣眾迎接周總理，這在巴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我們一下飛機，車隊就被歡迎的人羣擠散了，只能跟着人羣緩緩地移動。後來車子一點都走不動了，只看到巴方已安排周總理一個人站在機場中央的台子上，四周的強力探照燈打在他的身上。周總理的衞士成元功同志只能站在台下，而總理則泰然自若地在上面站了約十多分鐘，直到巴方人員請他上車。

我忘不了達卡的人，房上、牆上、車上、船上、橋上到處都是歡迎周總理的人，總理的訪問成了東巴人民歡樂的節日。

在東巴，感人的一幕發生在一個火柴廠裏。工廠比較破舊，設備也很落後，僅是半機械化的。但周總理按照巴方安排，像在巴各地參觀一樣，仍是興致勃勃、認真仔細地觀看每一個工序，並不停地詢問着，以表示對主人的尊重。

周總理在巴基斯坦參觀紡織廠

走到包裝工序時，看到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站在機器旁，雙手以超乎尋常的速度把機器上不斷送過來的火柴裝進火柴盒裏，周總理便在他旁邊站住，仔細地看了一會兒，又問了陪同人員幾句話。小男孩頭也不回地做他自己的事，因為機器不容許他有半點分心。

這時就聽總理對身邊的人説：“我要給他一點獎勵。”至於小男孩最後能得到多少錢，那就不得而知了，但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總理對一個資本主義世界童工的關心，顯得那麼親切自然，又是那麼令人回味。

1956年12月，周恩來訪問巴基斯坦時，在蘇拉瓦底總理（右一）陪同下參觀紡織廠。（圖片來自網絡）

訪問結束了，那是1956年年底，12月30日，周總理下一站要訪問印度。巴總理等巴方人員和耿飈大使夫婦等中方陪同人員在飛機旁排成一行歡送總理、賀龍元帥和代表團，我站在最後一個。上飛機前，周總理一直走到隊伍的最後和送行的人一一告別握手。在和總理握手的時候，我想到總理10個日日夜夜的辛勞，心裏有一種説不出來的感覺。

總理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使我懂得了什麼叫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什麼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什麼叫置個人安危於度外。總理心裏裝着黨、國家和人民、裝着全世界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因此受到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的愛戴與尊崇。10天中，我親身感受並沉浸在這種精神之中，這就是偉大的“周恩來精神”，令我終身難忘。

1974年，孫宗強、華克放夫婦在中國駐卡拉奇總領館。

我在上世紀50年代和70年代兩度在中國駐巴基斯坦使領館工作，深深感受到了巴基斯坦人民對周總理的熱愛之情。巴朋友常稱周總理是中巴友誼的奠基人，我想這是非常貼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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