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艘諾亞方舟上 | 不自覺的歷史_風聞

多年來，經常有人問我，世界上有那麼多地方，為什麼我們選擇去上海。答案惱人，但是非常簡單：我們要尋一個逃命的去處，而且除了中國沒有其他任何國家願意接納我們。就這樣，我們去了上海——這個誰都不喜歡的目的地。上海位於飽受戰爭蹂躪的中國，這座城市的名聲不好，是一座無法無天的野蠻城市，氣候很差，盛行熱帶疾病，沒有工作機會。但是，在1938-1941年，大約1.8萬名德國和奧地利猶太人卻為了一個鋪位或一個座位苦苦爭鬥，不惜使用賄賂和哄搶的手段，只為登上一艘駛往上海的渡輪或者穿過西伯利亞的火車，而他們這樣做的原因只有一個：他們想逃往世界上唯一對他們敞開大門的地方。     ——布盧門撒爾《我的20世紀：歷史的危難關頭和美好時光》

一、希特勒告訴戈培爾：讓衝鋒隊放手去幹吧

1938年11月9日晚，慕尼黑，希特勒在戈培爾陪同下出席啤酒館暴動15週年的紀念活動。跟往年一樣，元首在打腹稿，準備説上兩句。一條從巴黎傳來的消息，打斷了他的思路——前天遭槍擊的德國駐法國大使館三秘恩斯特·馮·拉特，傷重不治身亡。殺拉特的是17歲的猶太青年赫舍·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祖籍波蘭，但他的家族在他尚未出生時就移居漢諾威。10月28日，行刺發生前10天，1.7萬名旅居德國的波蘭猶太人在沒有任何預告和準備的情況下，被德國政府趕出國境，其中就包括格林斯潘的父母和妹妹。波蘭方面拒收，1.7萬名猶太人被圈進了波德邊界的集中營。11月3日，妹妹給暫居巴黎叔叔家的格林斯潘寄來了明信片，上頭有被驅逐期間的可怕經歷，以及少女特有的一驚一乍。格林斯潘當天去大使館求助拉特，後者愛莫能助。失心的格林斯潘做出了錯誤決定。11月7日，他帶着手槍再度來到大使館，對着拉特連開三槍，兩發子彈擊中腹部，穿透內臟。年僅29歲的拉特死得有點冤，他是猶太人的同情者，並因此而遭調查。現在，對他的調查因他的死而結束。

戈培爾苦等拉特的死訊整整兩天，行動需要一個由頭。他同希特勒耳語了幾句：“民間對猶太人已忍無可忍，自發的示威恐難免，（納粹）黨對此不應干涉。”希特勒轉身告訴戈培爾：讓衝鋒隊放手去幹吧。

希特勒言簡意賅，戰後給出了數據，他對戈培爾所説的每個單詞都要搭進去100萬猶太人的性命。

帝國各級官員的執行力，確保了元首口諭的效率。黨衞軍頭目海德里希當即用特急電報作了部署：不得阻攔即將發生的示威，猶太人教堂可以燒燬，猶太人的店鋪與私人住宅可以搗毀，猶太人特別是有錢的猶太人應予逮捕……

那一夜，黨衞軍和衝鋒隊脱掉制服，走上街頭，揮舞棍棒，他們的目標是猶太人的商鋪、教堂和住宅。11月9日至10日，全德267座猶太教堂遭褻瀆、7000間猶太商鋪遭打砸、無數猶太民宅遭破壞，91名猶太人被殺害，超過兩萬名猶太人被逮捕，在集中營飽受虐待。

在24小時內，猶太人商鋪和住宅被砸毀的玻璃，相當於比利時半年的產量。碎了一地的玻璃，在皎潔的月光下綻放出寶石的光澤。由此，一個詩意而渾蛋的名字送給了人間慘劇：水晶之夜。

美輪美奐的夜晚，只是600萬猶太人赴死之旅的開始。而能活下來的幸運兒，命裏都有一張諾亞方舟的船票。

水晶之夜一週之後，41歲的猶太裔音樂人沃爾夫岡·弗蘭克爾，被幾名蓋世太保從柏林家中帶走。他去的地方離家不遠，薩克森豪森集中營，三角形佈局的營地裏關押着5000個猶太人。

弗蘭克爾只有50%猶太血統，他母親是日耳曼人，太太羅莎·弗蘭克爾與他的情況一模一樣。按猶太正統派的標準，夫妻倆根本不能算猶太人。弗蘭克爾也是這麼想的，他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十足的德國人，忠於祖國。一戰時，他作為德軍炮兵士官在西線服役。1916年夏，索姆河戰役期間，他的駐地緊鄰着第16巴伐利亞預備步兵團，那裏有還是下士軍銜的希特勒。一戰後，弗蘭克爾回到柏林大學，修完法律專業。1923年，他入職柏林法院，成為訴訟庭的一名法官。

如果索姆河戰役中炸傷希特勒的炮彈威力更大一些，弗蘭克爾多半會在柏林法院混到退休，一輩子埋首於魏瑪共和國繁瑣的法條。業餘時間，他會到柏林愛樂樂團裏客串一把中提琴手。鋼琴和作曲，是他在克琳特沃斯-施瓦萬卡音樂學院輔修的專業。

遺憾，關於希特勒的假設不成立，弗蘭克爾平鋪直敍的法律人生也不成立。1933年，希特勒上台。隨即，他驅逐了國家公職人員中所有的猶太人，包括弗蘭克爾。魏瑪共和國的憲法保護不了她的法官。當不了法官的弗蘭克爾，只能將業餘愛好當作全職工作。他以自由音樂人的身份參加了“德國猶太文化聯盟”組織的許多演出，吃穿倒也不愁。但水晶之夜讓節奏徹底變了。

弗蘭克爾在集中營裏關了兩個月，“德國猶太文化聯盟”為救他盡了最大努力。不過，他能被釋放，真正一錘定音的似乎是一些同情猶太人的知名人士，譬如指揮家奧托·克勒姆佩雷爾。集中營的經歷，弗蘭克爾釋放後就沒再提起過。可一個想法顯然不可改變：必須離開德國，離開希特勒的德國。

猶太人的生存智慧指引着弗蘭克爾——最生死攸關的時刻，要找幫過你的人而不是你幫過的人幫忙。1939年1月底，他登門拜訪恩公克勒姆佩雷爾。恩公為弗蘭克爾寫了一封推薦信，這封信決定了他去處和歸途。

弗蘭克爾被抓進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時，破產的銀行業主、無宗教信仰的猶太人埃瓦爾德·布盧門撒爾，已經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待了一週。水晶之夜次日凌晨，躺在牀上的他被當地警察局的人帶走，太太瓦萊麗對着丈夫背影徒勞而沮喪地呼號。

家庭的變故，被一個孩子的視角見證，便更加揪心。那是布盧門撒爾夫婦12歲的兒子邁克爾·布盧門撒爾，未來的美國第64任財政部長。父親被帶走那一刻驚悚回望的眼神，令他終身難忘。這個眼神，同邁克爾幼年時在選帝侯大街偶遇希特勒敞篷車隊的可怖印象疊加在一起，構成了關於猶太人生死的基本面。父親的集中營歲月曆時六週，母親變賣家產換得了他的自由。他回家時體重減輕了60磅，頭髮被剃光。這六週成了父親內心不可彌合的創傷，“跟普通德國人沒什麼兩樣”的幻覺被擊得粉碎。

布盧門撒爾一家子，必須從客廳裏的那個地球儀上，找到他們新的安身立命之處。令人失望，地球儀上的陸地貌似只有兩類：不允許猶太人居住的和不允許猶太人入境的。

例外不是沒有，上海，一座靠近長江口、雜亂無章的遠東大都市。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日軍佔領了上海大部分地區，中國政府無法正常行使管轄權。從1937年8月到1939年8月的兩年時間，上海成了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簽證、不需要經濟擔保、不需要工作證明即可進入的“自由港”。

對於猶太人來説，上海的存在表明上帝並沒把事情做絕。對於德國猶太人來説，去上海只需要一本德國政府發放的單程護照。他們的財產得留在德國，每個人隨身攜帶現金不能超過10馬克。不是説了嘛，去上海不需要經濟擔保。

怎麼去上海呢？“八一三”事變後的兩年，來上海的德奧猶太人一般走海路。走陸路穿越西伯利亞，是德國佔領波蘭之後的模式。搭船走海路，路線有三條：南下意大利走地中海航線，往西從荷蘭、法國、比利時出發繞行大西洋，往東沿多瑙河到巴爾幹出黑海。從意大利出發的，佔了多數。

弗蘭克爾夫婦走的路線是南下意大利，布盧門撒爾一家也是如此。原本，母親考慮讓兒子邁克爾·布盧門撒爾獨自一人去法國走大西洋航線。父親反對，他説一家四口到哪兒都要在一起。這個略顯兒女情長的決定，避免了骨肉分離。1939年4月初，布盧門撒爾一家四張船票終於湊齊。該動身了。

柏林安哈爾特火車站，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候車大廳。1939年4月6日夜晚，布盧門撒爾一家在此同親友們告別，滿懷感傷和對未知前程的忐忑不安。頗為諷刺，在充滿離愁別緒的舞台上，其實都是沒能讀懂劇本的演員。落寞的遠行者後來得到了拯救，而趕來送別的親友們都沒能活着走出二戰，他們最終登上的是去往集中營的火車。

4月8日早上，布盧門撒爾一家入境意大利。過勃倫納哨卡時，父母和姐姐被黨衞軍帶去脱衣搜查，邁克爾·布盧門撒爾留下來看守行李。但這點羞辱和盤剝又算得了什麼？畢竟，活着才是最實在的。晚年的邁克爾·布盧門撒爾，用抒情的筆調回憶了火車穿越國界進入意大利那一刻：最後一絲懷疑煙消雲散，我們再也不用擔心還會出什麼差錯了，生活終於褪去了恐怖和威脅的面紗。

是的，亞平寧的陽光是治癒憂慮的特效藥。半島兩側的主要港口，威尼斯、熱那亞、利沃諾、卡塔尼亞和那不勒斯，停靠着即將遠航的郵輪，郵輪恭候着喪家犬般的人們。

二、紅伯爵號：將苦難的人渡往彼岸

恩公奧托·克勒姆佩雷爾為弗蘭克爾寫的推薦信，收信人是近衞秀麿。近衞秀麿是近衞文麿同父異母的弟弟，此人沒有從政，成就主要在音樂方面，他被譽為“日本交響樂之父”。寫信前不久，近衞秀麿剛來過德國，擔任柏林愛樂樂團的客座指揮。信文如下——

親愛的同僚：

我想向您着力推薦來自柏林的沃爾夫岡·弗蘭克爾，他是一位出色的音樂家，儘可重用，中提琴手為佳。

熱誠而衷心的問候！

克勒姆佩雷爾

1939年1月24日

近衞秀麿收到信後，提前為弗蘭克爾作了安排。弗蘭克爾自己並不十分清楚，由於這封信，他東去之後的處境已經有了附加分。他所能確定的是，在上海恐怕還要以音樂為業，這也是過去幾年間他在柏林為了謀生而從事的工作。作為柏林期間對十二音列體系研究的總結，《非功能性音樂》的手稿揣在他隨行手提包裏。這部論著因為作者的猶太人身份，而被德國各大出版社拒絕。

文獻資料裏關於弗蘭克爾離德來華的時間説得很含糊：在1939年3、4月間登船，在4、5月間抵達。但他所搭乘的郵輪卻是一個藏着眾多線索的已知項：康特羅索號。

康特羅索號，在意大利語中就是紅伯爵號。紅伯爵號排水量18000噸，由意大利勞埃德-薩伏伊船社於1920年向蘇格蘭威廉·比爾德摩爾造船廠訂購。紅伯爵號還有一艘同噸位的姊妹船，叫康特凡蒂號。對了，又叫綠伯爵號。1932年，勞埃德-薩伏伊船社資產重組，紅伯爵號和綠伯爵號一同被轉賣給了勞埃德-的裏雅斯特船社。勞埃德-的裏雅斯特船社以東方國家為主打業務，兩位伯爵跑的都是歐亞航線。1933年初，張學良通電下野，赴歐考察，乘坐的就是紅伯爵號。

1938年11月之後，紅伯爵號和綠伯爵號的業務量暴增。希特勒的排猶政策給了勞埃德-的裏雅斯特船社一個發財的機會，船社給了猶太人一個逃命的機會。南下意大利的猶太人，絕大多數坐的是該船社的郵輪，紅伯爵號，綠伯爵號，以及噸位小一些的維多利亞號。勞埃德-的裏雅斯特船社的售票廣告是這麼打的：“歸國乘意大利快船，從威尼斯至上海，途中僅23日。”當然，並非所有郵輪都從威尼斯出發，偶爾也會有班次從熱那亞起錨，那是紅伯爵號和綠伯爵號的前東家勞埃德-薩伏伊船社的母港。

“1939年3、4月間”的紅伯爵號，就是從熱那亞出發的。起錨時間是當年的復活節，1939年4月9日，一個寓意着重生的日子。因為沿着亞平寧半島西側航行，整個航程將不止23天，紅伯爵號抵達上海的時間是一個月後。

紅伯爵號一個月的航程，對於弗蘭克爾來説，是過去六個月乃至六年來難得的一段平靜、完整、不受干擾的時間。他要利用這段時間，對《非功能性音樂》進行修訂和補充。一間艙壁上掛着卡拉瓦喬《魯特琴師》仿作的狹小艙室，是弗蘭克爾夫婦一個月內的私人住所。艙室裏有一張寫字枱，更為迷你，但好歹能攤開稿紙。大塊頭的前柏林法院法官，坐在書桌旁為勳伯格的作品加註釋。《非功能性音樂》274頁的德文版手稿，似乎是作者前半生的一份收據，同時，也將定義作者的後半生。氣温隨着紅伯爵號東去而升高，郵輪東出地中海、穿過蘇伊士運河駛入紅海後，艙室裏如同蒸籠一樣。在悶熱的午後，弗蘭克爾時常會到甲板上吹吹海風。好心的意大利船員已經在甲板上支起了帆布泳池，池子裏灌着海水。乘客們在享受着海水浴，許多來自三等艙的猶太難民也偷得浮生半日閒。

當弗蘭克爾從帆布泳池旁走過時，或許，會看到一個黝黑精瘦的半大小子在水中撲騰，尖下巴、深眼窩、窄鼻樑，一張典型的猶太少年的臉。或許，我們只能説或許，他就是13歲的邁克爾·布盧門撒爾。或許，少年的父母此時還留在艙室裏，翻看着《英語1000詞》和《四萬萬中國顧客》。後一本書的作者是美國廣告公司的總經理卡爾·克勞，他長期住在上海。他在《四萬萬中國顧客》中向讀者兜售着關於中國的粗淺常識：人很多，很有魅力，習俗難以理解，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是潛在的顧客……

《我的20世紀：歷史的危難關頭和美好時光》

中文版的布盧門撒爾自傳《我的20世紀：歷史的危難關頭和美好時光》，並不支持這樣的巧合。在書中，作者有些莫名地提到：他們一家來中國是乘坐日本輪船。然而，這個細節與史實不太對得上號。從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間，跑意大利到中國海路航線的，日本輪船少之又少。布盧門撒爾自傳裏的另一個細節，則讓“日本輪船説”產生更多疑點：他們一家於1939年5月10日抵達上海。猶太難民來華的高峯期，上海的中英文報紙會對每一艘載有難民的郵輪進行報道。1939年5月，抵滬的班次有意籍郵輪紅伯爵號、維多利亞號、朱利奧·切薩雷號、德籍郵輪沙恩霍斯特號。5月10日，沒有載有難民的郵輪抵滬。最接近於這一天抵達的郵輪，恰恰是5月8日進港的紅伯爵號。中文的《申報》和英文的《以色列信使報》，都有這艘郵輪的消息。摘錄《以色列信使報》的報道：

5月8日，又有440名猶太難民從德國（原文如此，應為意大利）乘“羅索號”郵輪抵達，新來者中有50名兒童。最初納粹分子驅逐猶太人出境時還允許他們攜帶衣服和行李，但最近來到的難民僅僅帶着手提包，他們説納粹分子不允許他們攜帶其他任何財物。

440名猶太難民中，肯定有弗蘭克爾。邁克爾·布盧門撒爾是不是50名兒童之一呢？或許是，或許不是。時間刻度的比對，更傾向於前者。如果是前者，那麼在走出公和祥碼頭時，邁克爾·布盧門撒爾沒準會瞟到身邊匆匆走過的一位中年男子，身材高大微胖，前額寬大，有些謝頂，不斷用手帕擦着兩頰的汗，他的手提包裏藏着《非功能性音樂》的手稿。

過去的一個月，他們曾經同船而渡。往後，還有更多巧合在他們之間發生。

三、法租界：音樂人和霍屯督人

一個月的航程中，還有一件小事不容忽略。郵輪途經那不勒斯，邁克爾·布盧門撒爾的父母曾趕着下船，去銀行取款。金額大約100英鎊，是少年的叔叔和姑姑匯來的，他們很早就定居南美。這100英鎊的接濟，使得布盧門撒爾一家躋身“有經濟實力的難民”之列。在布盧門撒爾自傳裏，他的比喻令人拍案叫絕：這筆錢是一道牆，把我們和徹底的災難隔開。

這道牆也把邁克爾·布盧門撒爾在上海的八年經歷隔成了兩個階段，每個階段四年。

第一個四年在法租界。因為“有經濟實力”，布盧門撒爾一家可以不必登上開往虹口的卡車。他們在一家滿是跳蚤的旅店過渡幾天後，找到了在上海的第一個落腳點。那是格羅希路（今延慶路）51號的一棟小樓，有個富麗堂皇的名字，艾琳別墅。布盧門撒爾一家租住了小樓裏的一間單人房，房東是一家破落的白俄。男主人叫基奇金，自稱是沙皇舊軍隊裏的“上校”，曾同紅軍交過手。但據邁克爾·布盧門撒爾父親推測，“上校”的軍銜頂多是中士。“上校”太太是按摩師，一家的經濟支柱。夫婦倆有兩個女兒，很有可能是做皮肉生意的。這家還有一位哥薩克風格的廚師格里沙，燒得一手美味羅宋湯，晚上喜歡摟着洗衣女工睡覺。

艾琳別墅裏的視聽元素，構成了邁克爾·布盧門撒爾對上海最初的印象：房東基奇金的大嗓門、他那兩個衣衫不整的女兒、廚子格里沙滿嘴的葷段子，還有就是潮濕悶熱的氣候。

年長四歲的姐姐斯蒂芬妮，在全家搬進艾琳別墅前，就去了一個英國人家當保姆。茲事體大，這意味着可以省下一個人的口糧。性格堅毅的母親瓦萊麗，為了全家生計，早早地就有了打算。到上海沒多久，她就開始為霞飛路（今淮海路）上的一家俄羅斯雜貨鋪推銷服裝面料，主要客户是外籍女士。她改裝了一輛人力車作為運輸工具，並僱傭了一個叫福的中國車伕。在生意交往中，母親發現郵輪上惡補的《英語1000詞》全無用武之地，銷售對象的語言微環境是俄語和法語的拼盤。推銷服裝面料的營生，勉力維持着一家的開銷，100英鎊的匯款是時不時要動用一下的總預備隊。

猶太人有經商天賦，不過在那個時代的上海，找到任何有回報的工作都是一件碰運氣的稀罕事。在來滬的猶太人羣體中，真正衣食無憂的是那些有獨特技能和專業經驗的人，譬如醫生、工程師和音樂家。

比起布盧門撒爾一家，沃爾夫岡·弗蘭克爾的生活就有格調得多。他的寓所也在法租界，離艾琳別墅直線距離很近，不到1.5公里，蒲石路（今長樂路）372號一間帶獨立衞浴的公寓。有格調的生活，前提是有體面的工作。抵滬不久，弗蘭克爾便在外籍人士音樂圈子裏建立了聲望。恩公奧托·克勒姆佩雷爾寫給近衞秀麿的推薦信在起作用，對此，弗蘭克爾能越來越明顯地感覺到。當然他自身的能力和經驗，也至關重要。在柏林時，他就已經是一位出色的中提琴手兼作曲家。

作曲家在上海的創作始於1939年6月，他窩在長樂路的公寓裏，一口氣改編了兩部經典曲目，原作者分別是亨德爾和巴赫。兩部改編曲，將由上海工部局管絃樂隊排練。樂隊由意大利人馬里奧·帕奇領導，但主體是流亡上海的俄羅斯人，持證建築師譚抒真是第一位加入該樂隊的中國人。工部局管絃樂隊，是弗蘭克爾來滬後最早效力的樂隊。他是樂隊的中提琴手，有時也客串第一或第二小提琴手。慕尼黑檔案館的資料顯示，弗蘭克爾在華期間至少參加過16場大型音樂會的演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作為工部局管絃樂隊的成員。

弗蘭克爾另一個合作的團隊是中國交響樂團，他擔任指揮。中國交響樂團與上海音樂院（上海音樂學院前身）聯繫密切，時任上海音樂院院長的李惟寧是樂團顧問。而李惟寧的前任、上海音樂院創始人、“中國現代音樂之父”蕭友梅先生，是近衞秀麿萊比錫音樂學院的學長。至此，一條襄助弗蘭克爾的鏈條梳理清晰。這位流亡上海的德國猶太人，因為音樂而免於貧困和匱乏。作為回報，他將勳伯格的十二音列體系引入中國，併為中國培養出一批優秀的作曲家、音樂理論家。

據與弗蘭克爾交往密切的中國學生桑桐回憶，老師於1941年夏收到李惟寧的聘書，任教於上音作曲系。之後六年，弗蘭克爾是上音作曲系的金牌教師，他以精煉的歸納、明確的邏輯和提綱挈領的講授而博得好評，曾正式或私人受教於他的學生包括丁善德、桑桐、秦西炫、李德倫等等。

任教上音前兩年，在他去學校或者回寓所的路上，推算一下，可能是東正教聖母大堂附近的某個街角，他很可能會同一位猶太少年擦肩而過，曾經黝黑的皮膚變得白皙、瘦削的肩膀變得寬厚、喉結若隱若現，那是15歲的正在躥個兒的邁克爾·布盧門撒爾。弗蘭克爾上下班的路線，恰好穿越了少年漫遊的領地。

青春期的布盧門撒爾，是父母的一塊心病。多年後，他不無得意地回憶，那是他生命中第一次擺脱控制、獨立生活，野蠻成長的他是母親瓦萊麗嘴裏的“霍屯督人”。上海的街頭巷尾，是塑造他世界觀的教材。哦，這是一本充滿了誘惑的教材，舞廳、賭場、夜總會、跑馬場、大世界……上述場所，布盧門撒爾都曾光顧過，他在這些地方找到了刺激、滿足了好奇、識別了人性的真偽善惡，也與生活短兵相接。

上海的生活就是在街上討生活，各色人等從少年布盧門撒爾眼前掠過：拔牙的、採耳的、賣香煙的、拉皮條的、出租孩子的，意大利水手、美國海軍陸戰隊員、戴頭巾的錫克族警察、穿方格呢短裙的蘇格蘭士兵……

街頭英雄布盧門撒爾，大概率會遇見一位揹着中提琴盒的白人中年男子，高大、微胖、謝頂，還是那麼怕熱。只是對於雙方來説，身旁走過的那個人，是平行世界的另一個故事。

四、隔離區：恐懼中的求生遊戲

1941年，德國駐滬領館通知布盧門撒爾一家：他們的國籍已被註銷。印有紅色“J”的德國護照，成了一張有紀念意義的廢紙。此事後果，要在兩年後才顯現出來。

1943年2月18日，日本佔領當局頒佈《關於無國籍難民之居住及營業之佈告》。佈告規定：上海地區的無國籍難民，在三個月內遷入指定區域，此區域範圍是公共租界內兆豐路（今高陽路）、茂海路（今海門路）及鄧脱路（今丹徒路）一線以東，楊樹浦河（今楊樹浦港）以西，東熙華德路（今東長治路）、茂海路及匯山路（今霍山路）一線以北，公共租界之北界以南。

在遣詞造句上，佈告充分體現了東方民族的婉約，日本人只説“無國籍難民”而沒説“猶太人”，只説“指定區域”而沒説“隔離區”。但明眼人都清楚，要去隔離區內定居的是誰。

布盧門撒爾一家是佈告的告知對象，弗蘭克爾也是，他的德國護照也是一張有紀念意義的廢紙。布盧門撒爾一家是在收音機裏獲悉佈告的，雖然震驚，但他們很快就遵令行事，搬進了隔離區。父親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經歷讓他心有餘悸，對任何官方的通牒都不敢違逆。他們的新家是舟山路59號，建於1910年的外廊式聯排樓房。未來四年，他們一家將佔據這個門牌內十個隔間中的一間，簡稱“木頭箱子”。

邁克爾·布盧門撒爾不大願意面對卻又不得不提及的插曲，他們一家遷入隔離區時已經不是四口人了，他父母的婚姻於1942年春天走到盡頭，母親跟另一個男人走了。所以“木頭箱子”裏的布盧門撒爾一家是三口人：父親、姐姐和他。

三個人屬於一個更大的範疇：聚集在兩平方英里內的約1.4萬（另一説是1.8萬）名猶太難民。這個區域有一個更具歷史感的稱謂，叫隔都。

1943年的上海隔都隔都生活是一段苦難的歲月。苦難，在於對死亡的恐懼。隔都是妥協的產物，日本人有自己的算盤，沒有立刻執行旨在把在滬猶太人一攬子解決掉的“梅辛格計劃”。可暫不執行不等於以後不執行，何況猶太人被圈在一起，更容易一攬子解決掉。“另一隻靴子”始終折磨着隔都裏的猶太人，直到日本投降。苦難，也在於對生計的擔憂。美猶聯合分配委員會的救濟款，在前一年已經中斷。猶太難民大批湧入，伙食只能更優化配給了，每天兩餐改一餐，每餐12盎司麪包改6盎司。即便如此，也維繫不了幾天。神智尚未被飢餓攪渾的猶太人明白，一切都要靠自己了。

邁克爾·布盧門撒爾逐步擔負起家庭的經濟責任，派上大用處的是他早早就辦好的通行證。有必要解釋一下，日本佔領當局規定，搬進隔都的猶太人不允許自由進出，除非，你有上海無國籍難民處理事務所發放的通行證。通行證必須由日本軍官合屋葉簽署，此人長相猥瑣，又矮又瘦，有個與他名字反差頗大的綽號“變態人合屋”。布盧門撒爾是怎麼從變態人那兒騙到通行證的，無從考證，但這張貼着他照片的紙片真是幫了他們一家子大忙。他為一家隔都之外的瑞士化工廠做跑腿的工作，除了固定的薪水，還能夠從進設備的商店拿到不少回扣。

合屋葉

據布盧門撒爾回憶，他上下班都靠步行，單程一小時。人們可以想象，1943年或者1944年的某一天清晨，一位十七八歲的猶太青年走出舟山路59號的“木頭箱子”，穿行在“小維也納”，跟密爾經學院的拉比打個照面，向路障旁的猶太保甲炫一炫通行證，然後一路西行……這就是街頭英雄布盧門撒爾隔都生活的常態，一場恐懼中的求生遊戲。在舟山路與華德路（今長陽路）十字路口東拐，沿着華德路走個三四百米，就到了弗蘭克爾的家，門牌號是343號。在隔都，布盧門撒爾和弗蘭克爾住得更近了。

弗蘭克爾夫婦遷入隔都比較晚，在日本人佈告的截止日前幾天。儘管隔都的住所與法租界的公寓相去甚遠，可好歹是個獨立的門户。種種跡象表明，除了居住地較為偏遠、生活供給偶有短缺，音樂家的工作受佈告的影響似乎不大，他繼續參與樂團演出，也繼續從事音樂教學。此時的上音已經被汪偽政權接管，更名為國立音樂院。

弗蘭克爾有一張當時稀有的季度通行證，這使得頻繁來往於隔都和市中心的他，少了許多周折。蘭心大戲院、青年會禮堂、上海猶太總會的舞台上，經常能看到這位身材高大微胖並因此顯得有些雍容的藝術家。無論是1943年之前還是之後，他的合作伙伴中，國立音樂院院長李惟寧都是極其重要的一位。弗蘭克爾希望儘可能避開政治問題而專注於音樂，但不斷變化的戰局讓他很難靜下心來。少有的欣慰是，他為《非功能性音樂》編制的78頁的定稿清樣已經付梓。

戰爭的進程，在弗蘭克爾看來有些不可捉摸。經常能讀到的日方報紙和難得一見的歐美報紙，傳遞出截然相反的信息。隨着時間的推移，差異變得越來越大，也越來越難以置信。直到1945年春天之後，判斷形勢已經不需要報紙了——美軍飛機越來越熟門熟路地光顧上海。1945年7月17日，一架美國轟炸機誤炸隔都，250人喪生，其中有31名猶太難民。這是二戰中猶太人來滬後遭遇的最大規模死亡。

好在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死亡和恐懼也要結束了。

當結局來臨時，甚至有些不可思議。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在隔都居民中傳播。長期在黑暗裏走的人，卻不敢相信真的有光，大家覺得這只是“無稽之談”。但次日，所有的日本軍人和平民像約好似的突然全部消失，街上只剩下猶太人和他們的中國鄰居。一陣詭異的靜謐之後，真正的狂歡開始了。

五、別離：還是同一艘船？

1946年3月1日，弗蘭克爾指揮中國交響樂團在蘭心大戲院舉行音樂會，演奏的曲目包括莫扎特的《唐璜》、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和門德爾松的《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演出的合作者中，已經沒有了李惟寧的身影。擔任樂隊首席小提琴手的，是年輕的馬思宏，馬思聰的弟弟。

音樂會舉行的時候，弗蘭克爾的家已經搬回了法租界的愚園路1000號，此時的他是自由的、富足的，也是勞累的。

二戰結束後的兩年，是弗蘭克爾教學任務最繁重的兩年。除了執教已為國民政府接收的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他還要去南京國立音樂院兼課。這是他學生丁善德介紹的工作，學生已經擔任了該校的鋼琴老師。1947年初是弗蘭克爾繁忙的極限，他在滬寧線上往返奔波。火車碾過鐵軌的咔嚓聲和忽然吼起的汽笛，像極了他對學生講述的無調性音樂。桑桐，弗蘭克爾最喜愛的學生，正在老師輔導下，試着創作一部無調性音樂作品。這部鋼琴伴奏的小提琴曲被命名為《夜景》，它是桑桐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中國人創作的第一部無調性音樂作品。

事後看，《夜景》也是弗蘭克爾在中國藝術教學生涯的尾音。流亡上海八年後，猶太音樂家想再動一動，他選擇的下一個去處是美國，這也是他人生的歸途。臨走前，他推薦另一位猶太音樂家朱里奧斯·許洛士接替他擔任上海音專作曲系主任。

二戰結束，邁克爾·布盧門撒爾的人生曲目，以一種跳躍式的節奏排演。日本人敗退後，上海到處是美國士兵和水手，他們強壯健康的體魄，沒心沒肺的表情，對於歷經苦難的布盧門撒爾有着魔一般的吸引力。美元在城市裏流通，電影院裏公映着西部片，貨架上擺放着藍莓、巧克力和開心果，很多難民在美國的駐滬部隊找到了工作，布盧門撒爾就是其中之一。他離開了瑞士化工廠，為美國空軍做倉庫管理員，月入75美元。這份工資，足夠支付舟山路59號的房租。不錯，布盧門撒爾還是住在那兒。不是不想搬家，而是不想週轉——他想一步到位直接去一個説英語的國家。這位在上海底層打拼出來的猶太青年，説着一口流利的英語。

舟山路59號有趣的是，布盧門撒爾一開始申請移民的國家並不是美國，而是加拿大。但加拿大駐重慶使館以他無國籍為由拒絕了他，措辭非常禮貌。禮貌的措辭，讓布盧門撒爾失望了好久。幸運的是，杜魯門簽署的難民入境令為他開了另一扇窗。1947年9月初，布盧門撒爾口袋裏揣着65美元，搭乘一艘改裝過的美國運輸船前往舊金山。船起錨時，站在船尾的青年逼視着漸行漸遠的岸，那是他熟悉的匯山碼頭、熟悉的上海。八年歲月，逝如流水。

回到這艘船吧。在這艘改裝過的美國運輸船上，會有什麼戲劇性的場面嗎？或許，我們還是隻能説或許，青年布盧門撒爾會在船上遇到一位高大、微胖、穿着薄款西裝的中年男子。不，該稱他老年男子了。50歲的他，頭頂邊緣的頭髮已經花白，他是音樂家弗蘭克爾先生嗎？弗蘭克爾看着21歲的布盧門撒爾，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嗎？弗蘭克爾會想到眼前的幹練青年，就是八年前在紅伯爵號帆布泳池裏嬉鬧的半大小子嗎？

很多證據，強有力地支持着這種匪夷所思的可能性。弗蘭克爾離滬赴美的時間也是1947年9月初，也是坐船。20多天的旅途中，他創作了一部組曲。作者很有心，在樂譜上標明瞭途徑的城市：上海、南京、神户、橫濱、檀香山、舊金山、洛杉磯。這一串城市，刨除洛杉磯，都確鑿無疑地出現在了布盧門撒爾關於赴美航程的回憶中。少了洛杉磯，因為布盧門撒爾在舊金山就下了船，那是1947年9月24日。

從此，兩位在過去八年裏神同步的猶太難民，各奔東西，再無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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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主角後來都加入了美國籍，赴美之後的履歷大致如下：

弗蘭克爾定居於洛杉磯。初到美國時，他以為好萊塢電影譜寫背景音樂為生，並以抄寫樂譜的收入貼補家用。當然，他始終沒有停止過嚴肅音樂的創作，他的作品最終獲得了世界的認可。1965年，他的《交響箴言》在米蘭獲得斯卡拉劇院獎。1983年3月8日，他在洛杉磯去世，享年86歲。

布盧門撒爾抵達舊金山後，先就讀於舊金山城市學院，此後分別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普林斯頓大學深造。畢業後，他成長為一名商界領袖和政界顧問。1977年，他被總統卡特任命為財政部長，成為“在美元上簽字的人”。這是布盧門撒爾最聞名遐邇的身份。

布盧門撒爾赴美之後，布盧門撒爾和弗蘭克爾沒有交往的記錄。此前神同步的八年，事實上，他們也沒有直接的交往，且多半互不知曉。只是，各種線索彙總起來，勾勒出他們並行的軌跡。也許，這種神同步代表了二戰來滬猶太人普遍的命運，從大難臨頭到劫後餘生。上海恰似紅海中的乾地，一同由此走過的人，足印難免重合疊加。這座魔幻的城市，卡薩布蘭卡和拉斯維加斯的混合體，在自己最困難的時刻救助了超過25000名猶太難民。如今，在長陽路與舟山路十字路口，是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紀念館院落中的難民名單牆上，刻着18578位猶太人的名字。人們從中能找到“沃爾夫岡·弗蘭克爾”，也能找到“邁克爾·布盧門撒爾”，他們依然靠得如此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