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出版界的抵制與審查：“政治正確”是如何綁架了文藝創作的？_風聞

來源：全現在

曾幾何時，具有冒犯性和挑戰社會禁忌是現代文藝的標誌之一。為了書寫人性的灰暗，批判社會現實，許多著名的現代文藝作品都曾挑戰過當時的社會價值觀，這也拓寬了文藝領域書寫題材的自由。但是，隨着近年來西方的 ” 政治正確 ” 的道德紅線越來越緊，西方的文藝作品開始出現保守化的傾向。

在西方，隨着極右翼勢力的崛起，西方的左翼以加強 ” 政治正確 ” 展開了反擊。但隨着 ” 政治正確 ” 的過激化和擴大化，” 政治正確 ” 本身變成了爭議的焦點。關於 ” 政治正確 ” 的爭論，已經發酵了好幾年了。支持 ” 政治正確 ” 的一方認為，” 政治正確 ” 的出發點在於促進社會社會平等。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極右翼勢力崛起後，西方極右翼民粹主義甚囂塵上，這嚴重威脅到曾經作為社會共識的種族平等和性別平等。為了捍衞幾百年來民權運動和性別平等運動所爭取下來的遺產，” 政治正確 ” 是有必要的。因為這能打擊不正確的極端言論，深刻地揭露出社會上所存在的結構性不平等，還有利於規範社會的道德。

特朗普

另一方面，許多批評家也批判 ” 政治正確 ” 可能會矯枉過正。其導致的 ” 封殺文化 ” 在實質上壓制了言論自由，變成了一場 ” 獵巫行動 “。對於嚮往自由的藝術創作者來説，” 政治正確 ” 所包含的種種道德主義原則，無疑是一把給藝術家戴上了沉重的鐐銬。

那麼，” 政治正確 ” 真的矯枉過正了嗎？面對形同 ” 審查 ” 一般的 ” 政治正確 “，藝術創作者該如何創作？藝術作品該承擔多少反映社會問題的功能嗎？是否符合 ” 政治正確 ” 該成為評判藝術好壞的標準嗎？藝術創作的自由與展現價值取向相矛盾嗎？

” 政治正確 ” 下的出版社編輯：從質量把關人變成了道德守門人

進入近現代以來，文藝作品經常與社會思潮呈現出 ” 共舞 ” 的姿態。在進入 20 世紀後，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爾等思想家的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合流，在 20 世紀的西方形成了一股擺脱桎梏、反對舊道德、文藝 ” 大解放 ” 的洪流。除了文藝形式上的創新以外，20 世紀的現代主義藝術不斷地在拓寬藝術創作的取材領域——潛意識、記憶、性慾、怪癖……藝術家不斷地挑戰着傳統社會的道德禁忌，將藝術的尺度開拓得越來越寬。

20 世紀 20 年代，D · H · 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因有大量赤裸裸的性描寫，曾被多國禁止發行；詹姆斯 · 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也曾因包含手淫的描寫而被英美遭禁，但這都不影響這些作品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在 20 世紀 50 年代，納博科夫的《洛麗塔》因講述了一箇中年男人與一個未成年少女的戀愛故事，也曾在多國遭禁。這本書被批判為一部反道德的色情小説。納博科夫本人對道德歧視問題並沒有太大興趣，但當時所有人的焦點都在這本書道德爭議上，這不僅沒有影響這部作品的歷史地位，反而讓《洛麗塔》風靡全球，進而衍生出許多相關的亞文化。

納博科夫

隨着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解放運動席捲歐美，社會風氣逐漸開放，批判虛偽的中產階級道德成為了文藝創作的潮流。像《麥田裏的守望者》主人公那樣的無因反叛、崇尚自由，成為當時西方的社會現象。這場百無禁忌的文化革命，幾乎涉及所有文化領域——垮掉派在文學上的造詣、歐洲電影新浪潮衝擊美國電影，電影審查法典《海斯法典》名存實亡、搖滾樂登上歷史舞台……那些年的變化，深刻地影響了當今文化作品的面貌。在青年革命的帶領下，文藝作品朝着更加開放、更加自由的方向在逐步前進。

不過，近年來西方對 ” 政治正確 ” 的強調似乎扭轉了這種勢頭。” 政治正確 ” 不僅成為了每個人日常生活要遵守的道德準則，文藝作品中的內容甚至也要尊重 ” 政治正確 ” 的規範。

2017 年，青春小説《美國之心》（American Heart）遭到網友批評。有網友認為，書中穆斯林女孩的形象是通過白人主人公的視角建立起來的，這種視角是有問題的。文學雜誌《柯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曾高度讚揚這本小説，在網友的壓力下，《柯克斯書評》不得不刊文撤銷了他們之前的讚揚。

在這個事件之後，許多美國青春小説作家都臨時取消自己新著作的出版。因為他們都承認，自己並不屬於少數族裔，而他們在書中描繪了許多少數族裔的人物，這是非常不妥的。當然，這是可以理解的：青春小説的讀者羣包含着許多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似乎理應受到更多的保護。

但這裏面的問題是，許多作者並不是種族主義者，他們都真誠地想解決種族不平等問題。由於 ” 政治正確 ” 的禁錮，讀者變得越來越敏感，許多本不應該被視為具有 ” 冒犯性 ” 的內描寫都變得十分具有 ” 冒犯性 “。因為作家不是少數族裔，這似乎意味着他們所寫的少數族裔的生活都是刻板印象，這會教壞未成年人。

類似的事情經常發生。網民們喜歡拿着 ” 政治正確 ” 的尚方寶劍，對作品內容開始道德審查——網民們彷彿認為所有讀者都是不懂事、毫無是非分辨能力的未成年人，他們極為害怕一些 ” 錯誤的 ” 內容會荼毒讀者。

2020 年，美國作家珍妮 · 康明斯（Jeine Cummins）寫了一本小説《美國塵埃》（American Dirt），講述的是關於一名墨西哥婦女帶着她的兒子逃難到美國的故事。這本書在美國文化界引起了巨大反響。由於這本書的內容十分 ” 政治正確 “，反映了美國文化左翼非常關心的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問題，許多文化人和媒體人都對此書讚不絕口，美國墨西哥裔作家桑德拉 · 希斯內羅絲盛讚該書：” 這不僅是屬於美國的偉大小説，還是一本屬於拉美的偉大小説，也是屬於全世界的偉大小説。” 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奧普拉，也將這本書選為奧普拉讀書會的閲讀書目。

但是，社會活動家米亞 · 古爾巴（Myriam Gurba）卻在網上嚴厲批評這本書。她認為，這本書是 ” 虛假的標榜社會正義的文學 “。她説，當她看到那麼多名人強烈推薦這本書的時候，她都氣炸了——因為珍妮 · 康明斯是一位有着波多黎各血統背景的美國白人，她不該寫不屬於自己文化認同羣體的小説。

作家勞倫 · 格羅夫（Lauren Groff）在《紐約時報》撰文道，她自己也不是適合評論這本書的人，因為她和作者都不是墨西哥移民。她説，” 在當代文學界，人們對寫非自己族裔題材的寫作有着非常嚴重卻合理的敏感度。” 因為這種做法很容易無視被殖民者的傷痕，這是一種文化盜竊。

很快，有 142 位作家聯名簽署了一封公開信，批評珍妮 · 康明斯想象力不佳，根本不瞭解墨西哥移民，他們懇求奧普拉撤銷這本書入選她的讀書會書目，並稱 ” 這本書可能會造成傷害 “。這本書從支持平權的 ” 政治正確 ” 典範作品，一下子被打成了政治最不正確的文化盜竊作品。

美墨邊境牆

且不説作品裏有多少對少數族裔的凝視和刻板印象，也不説若作者的身份墨西哥裔，同樣的文本會不會被認為是刻板印象。作者身為白人的原罪似乎就足以讓她不能隨心所欲地創作，真心支持左翼議程也被左翼 ” 打入冷宮 “。南加州大學英語系教授、普利策小説獎獲得者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認為，作家們應該將他們的寫作定位為干預現實的武器。他曾在 2020 年 12 月的《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認為當代文學的唯一目標就是 ” 讓白人感到不安，揭示殖民主義的遺產，並通過批判來改變這一切 “。在充滿政治性的文學創作當中，迎合 ” 政治正確 ” 本身就存在着觸犯 ” 政治正確 ” 的危險。

這種思維方式不限於作家和評論家。越來越多的出版社編輯，開始緊張地評估他們手中的選題和作品。如今，美國出版社編輯從作品質量的把關人變成了道德的守門人。有些出版社專門僱傭一些 ” 政治敏感 ” 的編輯來保護自己，這些編輯會專門審查即將出版的作品中那些可能會令人反感的部分。

寫過無數小説和劇本的布魯斯 · 瓦格納（Bruce Wagner）説，他最新的小説因為 ” 有問題的語言 ” 而被編輯要求修改——他書中的女主人公體重 500 磅，卻認為自己胖。瓦格納只好換了一家出版社出版他的新書《漫威宇宙：起源故事》（The Marvel Universe: Origin Stories）。

相比上面的例子，大家或許更熟悉伍迪 · 艾倫自傳《憑空而來》（Apropos of Nothing）在 “Metoo” 時代的曲折出版史。2020 年 3 月，這本書本該由阿歇特出版集團出版。但是，由於伍迪 · 艾倫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深陷性侵養女的醜聞，隨着 “Metoo” 運動的爆發被舊事重提，伍迪 · 艾倫再次陷入被封殺的困境——演藝圈的演員們紛紛跟他決裂，電影事業不知還能否繼續，連阿歇特出版集團的員工都抗議他回憶錄的出版。很快，阿歇特出版集團宣佈放棄出版這本書，並將版權歸還給作者。後來，伍迪 · 艾倫在其他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憶錄。

伍迪 · 艾倫

甚至，有些出版社還對已出版過的圖書進行了審查。蘇斯博士是二十世紀卓越的兒童文學家、教育學家。他一生創作的 48 種精彩教育繪本，成為西方家喻户曉的著名早期教育作品，曾獲美國圖畫書最高榮譽凱迪克大獎和普利策特殊貢獻獎。他的作品，還是美國教育部指定的兒童重要閲讀輔導讀物。但是，他的書也逃不過 ” 政治正確 ” 的審查。近日，出版蘇斯博士的出版社表示，由於種族刻板印象的存在，蘇斯博士有六本書將不再出版。《華盛頓郵報》的評論家羅恩 · 查爾斯（Ron Charles）對此表示贊成。很快，eBay 下架了這六本書，芝加哥公共圖書館也表示將會暫停出借這六本書。

在政治正確的旗幟下：開放社會的新敵人？

長久以來，大家一直都認為，寬容是一個社會健康的標誌。一個好的社會，是能夠寬容不同的思想、包容不同的意見的。這也是這半個世紀以來，西方的左翼進步派一直在做的事——通過不斷挑戰社會的禁忌，以保持社會的開放，促進社會的平等。在他們眼裏，冥頑不化的保守勢力才會站在道德制高點，譴責藝術作品 ” 淫穢 “、” 瀆神 “、” 有傷風化 “、” 敗壞 “、” 墮落 “、” 不健康 “。

在西方，成為主流了的進步派經常抨擊保守派假借道德的名義限制自由，對待成年人彷彿像對待孩子一樣。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邁克爾 · 霍華德曾説：” 自由主義政府將公民視為負責人的成年人，而極權主義政府則不是這樣。” 自由主義者相信，每個公民都有自己擁有獨立判斷的理性和批判性思維，並會尊重他們發言的權力，允許信息的自由流通，這都是西方民主制的前提條件。在這種條件下，藝術作品的主要功用並不是道德教化——家長制才會將藝術視為教化，這就像教育未成年人一樣，可不能讓他們受到不好的影響。

由此，西方的進步派一直致力於捍衞創作的自由。1988 年，薩爾曼 · 拉什迪的小説《撒旦詩篇》出版，該書立即引起巨大爭議。許多穆斯林譴責該書污衊和攻擊伊斯蘭教的信仰，薩爾曼 · 拉什迪還因此遭到伊朗穆斯林最高領袖霍梅尼下達的 500 萬美元懸賞追殺令。西方各界紛紛表示支持拉什迪。2015 年，法國的《查理週刊》遭到恐怖分子襲擊，許多西方進步派網友也自發性地發起 ” 我是查理 ” 的運動，以表達捍衞言論自由的決心。

但是，讓許多人大跌眼鏡的是，如今進步派也成了道德審查官。他們不僅封殺對手，還封殺與自己觀點不盡相同的隊友。《哈利 · 波特》在出版時曾遭到一些右翼團體焚書，因為他們認為這本書宣揚巫術，有違基督教教義。而如今，因為作者 J · K · 羅琳在跨性別問題上認為 ” 沒有月經的女人不是女人 “，引發了《哈利 · 波特》粉絲的集體抵制。

J · K · 羅琳

J · K · 羅琳是女權主義者，更是進步派當中的一員。但是，因為大家在跨性別上的意見不合，網友們彷彿將她視為邪惡的右翼勢力進行網絡暴力，憤怒的情緒溢滿了屏幕，許多讀者拍了燒《哈利 · 波特》的視頻。許多明星都出來 ” 站隊 “，跟羅琳劃清界限。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 ” 黑命攸關 ” 的運動當中。那時，經典影片《亂世佳人》因為涉嫌種族歧視曾被短暫下架。此外，一場推倒歷史人物雕像運動更是轟轟烈烈——遭殃的包括哥倫布、美國同盟軍將領、西奧多 · 羅斯福、尤利西斯 · S · 格蘭特等人雕像……許多人質疑，推倒雕像，下架影視，除了宣泄憤怒，對社會不平等到底有什麼用？正視歷史不是更好嗎？

在 2020 年 7 月，喬姆斯基、福山、J.K. 羅琳等知識分子在《哈潑斯》雜誌上聯名簽署了一封公開信，譴責抗議活動的極端化。他們認為，若這樣下去 ” 取消文化 ” 會成為一種新的審查制度。隨後不久，《The Objective》發佈了一封 ” 反《哈潑斯》” 的公開信，這封信指責這些知識分子不理解民眾所受的不公。這一來一回的交鋒，就呈現出當下西方進步派內部的嚴重分裂——左翼精英知識分子和左翼民粹主義者們的分裂。

西方民粹主義的興起不僅體現在右翼上，左翼也相應地出現了民粹主義的影子。普利斯頓大學政治系教授揚 – 維爾納 · 米勒在《什麼是民粹主義》中認為，民粹主義者認為自己才能代表 ” 真正的人民 “。在根本上，民粹主義者是反自由的，因為民粹主義者認為自己是人民獨一無二的道德代表，他們將公民之間的分歧轉化為 ” 人民與非人民的對抗 “。民粹主義者還喜歡把反對自己的人扣上 ” 外來勢力 ” 的帽子，這些人必須被禁聲、被抵制或名譽掃地。為了應對民粹主義勢力的蔓延，我們要必須直面這個時代特有的衝突——這不是 ” 精英對峙人民 ” 的衝突，而是更為開放的倡導者和某種封閉的支持者之間的衝突。

《什麼是民粹主義？》， [ 德 ] 揚—維爾納 · 米勒著，錢靜遠譯， 譯林出版社 2020 年 5 月版

在書裏，揚 – 維爾納 · 米勒批判的是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其實左翼民粹主義也有類似的特徵：大家喜歡站在道德制高點上，作為正義的化身進行批判、他們認為意見之間的分歧是善惡之間的鬥爭，還認為自己是真正受害者的代表、不同意見者應該遭受 ” 封殺 ” ……過於極端化的 ” 政治正確 “，似乎已經滑向民粹主義——對異議者的網絡暴力、” 封殺文化 “、網民的道德綁架、相關人士要表態站隊、對某些道德原則教條化的執行、” 通俄門 ” 的調查……

文藝作品成為了這場運動無辜的受害者。其實，我們不該期望文藝作品承擔解決社會問題的功能，也不該讓文藝作品都變成社會批判的樣板戲——許多人批評近年來的在各大電影節以及奧斯卡獲獎的電影變得越來越 ” 八股 “：大多數獲獎影片都描繪了少數族裔、女性或窮人在社會上遇到的困境，並控訴了這個不公正的社會。這些電影的社會關懷，大大超過了其藝術性。有時候，由於 ” 政治正確 ” 的電影（即使其藝術性十分平庸）是各種獎項的香餑餑，這會引起其他導演的跟風，使得這類作品濫觴於電影市場。

” 黑命攸關 ” 運動

帶有這種新的道德主義眼光的人，還會挑經典作品裏的刺；這些道德主義者們，很容易無視各種作品創作時的歷史語境。《亂世佳人》被下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此外，美國的四位教育家——特里西婭 · 埃巴維亞（Tricia Ebarvia）、洛雷娜 · 格曼（LorenaGerm á n）、金 · 帕克（Kim Parker）和朱莉婭 · 託雷斯（Julia Torres）——創立了 #DisruptTexts ，這是一個在推特上的聊天標籤，也是一個網站。他們呼籲美國的中小學老師在這個話題上用 ” 政治正確 ” 的標尺反思自己所教的經典課文。比如，他們發現，《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有着白人男性的凝視，莎士比亞戲劇中存在着很多對少數族裔的刻板印象。

用當下的 ” 政治正確 ” 去批判經典作品並沒有問題。但文藝作品的質量並不是由它是否完全符合 ” 政治正確 ” 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在教育的過程，假如因一些經典作品不符合 ” 政治正確 ” 就不給予重視是一種非常片面的態度。僅用符合 ” 政治正確 ” 與否去衡量一部作品的好壞本身就是非常幼稚的行為。在著名文學批評家哈羅德 · 布魯姆的葬禮上，美國國家圖書獎獲得者安德魯 · 所羅門説，現在的批評家更喜歡 ” 託尼 · 莫里森、欽努阿 · 阿契貝等非白人作家的作品，而覺得那些將哈特 · 克萊恩、沃爾特 · 惠特曼、伊麗莎白 · 畢肖普、託尼 · 庫什納的作品奉為圭臬的批判家無視 LGBT 的權益，這種觀點極其幼稚的 “。

而且，用當代的道德標準去衡量歷史本身並不公平。這就像我們不能因為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羅蒂等哲學家因曾發表過反猶言論就全盤否定他們的思想貢獻一樣。2017 年，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學生會，曾呼籲不再學習以柏拉圖和康德等白人哲學家為主的思想史課程體系。對此，許多哲學家對此給予了批評，有些報紙還稱這些學生為 “PC Snowflake”，即過度追求 ” 政治正確 ” 的温室花朵。

” 政治正確 ” 背後所藴含的平等思想並沒有問題——貧富分化、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現象依然非常嚴重，這些問題都是亟需解決的當代社會問題。但是，民粹主義的政治運動很容易變得擴大化和過激化。過於極端的 ” 政治正確 ” 運動，很容易將本該可以團結的温和進步派盟友推開，讓社會走向另一種壓抑。這也不利於美國社會撕裂的癒合。更重要的是，若 ” 政治正確 ” 過激化，文藝或許會變成其中最大的犧牲品。畢竟，文藝是需要自由的。

曾欣蕾系自由撰稿人，文章原標題為 ” 政治正確是如何綁架了文藝創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