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是如何辱華的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2021-04-25 22:51
來源：看世界雜誌
他們以卑劣的、不光彩的形象，留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歷史和現實，總有着某種驚人的映趣。
適逢泰坦尼克號遇難百年，電影《泰坦尼克號》以3D的形式重映，一個驚人的發現是，一些鏡頭裏，總有個華人面孔一閃而過。影片結尾處，這位中國人再次出現，他趴伏在一塊木板上，奄奄一息，被折返的救生艇救下。
電影《泰坦尼克號》新增的刪減片段
這是個新增補的刪減片段，此前並不為世人所知，影片中的中國人形象也很少進入公眾的討論。一些影迷好奇，這個中國人，是真實存在的嗎？
紀錄片《六人》上映前，卡梅隆接受採訪
事實證明，作為商業片導演的詹姆斯·卡梅隆，還是下足了考古功夫的。該人物不僅真實存在，倖存的中國人，其實一共有6位。只是，他們被塑造成卑劣的中國人，並以一種匪夷所思的方式，消失了。
這個重見天日的刪減片段，不僅引起了影迷的好奇，也驅使一些研究者重新拂開紛亂的往事塵埃。一些驚人的證詞，即將得到重新檢視。
泰坦尼克號上，8名中國人的存在是一片空白，倒不是説他們被歷史完全抹去了，沒有留下任何線索。關於他們的信息極其模糊，存在於其他倖存者的證詞裏，存在於當時的媒體報道里。船上2224人，罹難1514人，無論遇難者還是倖存者，每個人都有詳細的故事脈絡可以追尋。但這些中國人被遺忘了，他們來自哪裏，他們所去何處，一個多世紀裏，沒人關心這一點。
部分倖存中國人的資料照片
我們所熟知的泰坦尼克號，被構建成一個關於犧牲、勇氣和信念的神話，在全世界家喻户曉。在我們的認知裏，這是一個美國的故事，一個英國的故事，或者説它是個有關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紳士精神的故事。
相反，歷史留下來的線索，是以極其負面的形式去佐證中國人的存在。超高的存活率，天然帶有一種原罪，以卑劣的、不光彩的形象留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這場世紀大海難，從一開始就成為被掠奪的敍事資源。如何講述它，似乎比呈現真相更重要。
泰坦尼克號的失語者
三年前，我和同事採訪了一個名叫Steven Schwankert的美國人，還有一個名叫Arthur Jones的美國人。Schwankert中文名叫施萬克，專注於海事歷史研究，Jones中文名羅飛，畢業於劍橋大學，是一名紀錄片導演。兩人曾合作拍攝過紀錄片《海神號事件》，該片描述中國政府在1972年秘密打撈1931年沉沒的英國潛水艇“海神”號。
接受採訪的Jones（來源：見水印）
施萬克在研究英國水手資料時，留意到了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人。他和羅飛展開了一場解謎式的研究之旅，結合當時報道、檔案資料、海員登記表、移民文件，同時大海撈針一樣尋找這些倖存者的後代。這個項目，即為近日上映的紀錄片《六人》。但最初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們一無所獲。
施萬克和羅飛感到好奇，為什麼這些中國人像風一樣消失了？他們也對歷史所呈現出來的面貌產生懷疑，真相，並非歷史所講述的那樣。
泰坦尼克號登船記錄上記錄的八名乘客姓名
零星的線索所拼湊的故事是，1912年4月10日，8名中國人從英國南安普敦港登船，他們的身份是派遣到大西洋彼岸的鍋爐工，由僱主提供一張8人共用的三等艙船票，登記的名字分別是：Fang Lang、Lee Bing、Ali Lam、Chang Chip、Choong Foo、Lee Ling、Ling Lee和Len Lam。
其中，Fang Lang有一個較為清晰的面目，就像電影《泰坦尼克號》的新增片段那樣，Fang Lang把自己綁在一塊浮木上，被發現時，已經奄奄一息。被救上14號救生艇後，Fang Lang很快恢復了過來，還從疲憊不堪的船員手上接過船槳，奮力劃了起來，贏得了所有人的讚賞和尊敬。二等艙的倖存者卡羅林·哥烈説，他幹起活來像個英雄。
《泰坦尼克號》新增片段中的中國人
但是，沒人知道他是中國人，而是錯認為日本人。
相反，中國人在這個海難故事中被塑造成一個截然相反的形象。在13號救生艇，Choong Foo抓住最後機會上船，指揮官准備持槍打死這個破壞“婦孺優先”規則的中國人，但“怕傷到其他婦女，只好作罷”。
據當時的報道，另外四名中國人的生還過程也“不太光彩”，躲藏在“本輪不到他們”的救生艇座位下，“直到天亮時才被發現”。
六名中國人登上了救援船卡帕西亞號，但由於排華法案，他們無法登陸美國，也得不到救助，而是被當作偷渡客，關進了囚室。在移民站停留一夜後，他們被送往古巴，從此不知所終。
《排華法案》的宣傳畫
施萬克、羅飛和《六人》攝製組經過曲折的追尋，找到了Fang Lang的兒子，湯姆·方（Tom Fang），但此前，他並不知道Fang Lang的遭遇，更沒有把父親與這場世紀海難聯繫起來。根據攝製組的調查，Fang Lang是海難發生的8年後入境美國的，此後，他擁有了另一個身份，方榮山。如果不是在移民文件上確認了Fang Lang和方榮山同時出現的簽名，施萬克和羅飛也無法確證這個故事的真實性。
湯姆·方説：他（Fang Lang）對往事隻字不提。較為長久的工作是中餐館的清潔工，生活拮据，但他總是西裝筆挺。對身邊最親密的人都絕口不提，這種情況幾乎出現在所有倖存者身上。
《六人》攝製組羅列出的各種線索
他們被歷史打上了“不光彩”的烙印，這種影響持續至今。紀錄片還跟拍了另一位倖存者的後代，但聯想到負面歷史的陰影，他們最後關頭決定拒絕出鏡，不願公開家裏的”醜事“，攝製組只好拿掉了這條故事線。
失語者的宿命是，他們的故事被剝奪、被篡改。當年死裏逃生的經歷，成了另一種話語構建的墊腳石。
“婦孺優先”與“野蠻民族”
卡帕西亞號是在1912年4 月 18 日夜抵達紐約港的，隨着生還者紛紛登岸。關於中國人的故事開始見諸報端。
根據《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佬》一書披露：《紐約時報》 次日最先報道了中國人，“有人提到意大利和中國爐工的暴烈舉動，他們從甲板跳進救生艇，踩傷了艇中的女乘客”，但與之矛盾的是，“中國司爐工搶在婦女們之前蜂擁而入救生艇。”
當時外國媒體的報道
《布魯克林鷹報》如此説：“沒人能説清這些中國人從哪裏冒出來的，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上了救生船的，但他們卻好好地坐在裏面。”
至此中國佬“推搡婦女”、“強搶座位”等野蠻行徑，經過各大媒體廣為傳播。《紐約時報》隨後又以”中國偷渡客“為題刊發報道稱：“他們隨身都帶着婦女用的披巾，當他們聽到船上有人大喊‘女士優先入艇’ 時，他們就拿披巾把自己遮起來，讓船員誤認為他們是女人。”
事實上，這些指控根本立不住腳。Choong Foo所乘坐的13號救生艇，是第七隻放入海面的右舷救生艇，共有21名男子。根據事後指揮官的證詞，右舷執行的登船規則是男女均可入艇。左舷才執行婦孺優先規則。一些證詞也是自相矛盾的，比如那四個“躺在座位底下的中國人”，根據證詞的説法，那是一台C號摺疊式救生艇，泰塔尼克號的二副萊托勒，在美國的聽證會上並未提及中國人，但他在英國商務部的調查會上卻説，他們出發時，在座板下發現了四個中國佬——另一種説法是天亮才發現——接近4個小時後。但問題是，他負責的根本不是C號摺疊式救生艇。
C號摺疊式救生艇，橫着的木條是座位，能否藏人一目瞭然
更關鍵的地方在於，C號摺疊式救生艇的座板下，根本無法躺下下四個人。羅飛和他的團隊也跟一羣中國學生一起，一比一建造了C號摺疊式救生艇的模型，印證了這一結論。
六個人語言不通，沒有接受採訪，但他們成了種族劣根性的典型。這種種族與文明的等級構建，是一種預設。
根據《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佬》的披露：1912年4月17日，在尚不知船上是否有中國人的情況下，紐約的媒體就開始引述一些華人”證詞“來討論：“假如這是一艘中國商船……當船下沉時，其職責是先救男人，兒童次之，最後才是婦女。”
這形成了中國人反其道而行之的論調，被《紐約時報》等媒體引述。作家兼傳道士亨利·凡·戴克還在步道佈道書中説到：“這條‘婦孺優先’的規則，在那些古代文明的歷史中找不到痕跡，在今日的野蠻民族中，也沒有它的權威。”
當年上海申報的刊文
消息也傳回到當時的中國，連續多日報道救援進展後，1912年4月22日，上海申報刊出《再紀英國大商船遇難詳情(續昨)》一文：“有華人六名，潛伏於救生艇底，直至諸艇升至卡配西亞號後，始經人尋出。“報道中還提到了無法追溯消息源的細節：“內有二人因搭客迭坐其上，壓爛而斃。”
直到1936年，報刊上還出現了此事的討論。林語堂主辦的《西風》雜誌第二期刊出洪鵠所撰《鐵達尼上的國恥》 ：“中國人不慣遵守秩序的精神，在這裏完全表現無遺。這是我們的奇恥大辱。中國又多了一個國恥! “
六人的事蹟，同樣成為民族劣根性批判的有力佐證。
種族主義敍事構陷
英國歷史學家維克托·基爾南在《人類的主人》一書中探討了“歐洲帝國時期對其他文化的態度”，“那正是帝國主義的高峯，同時也是現代政治宣傳、將敵人抹黑、為朋友漂白的手段快速增長的時代。”
這説的，正好是1910年前後。
這場海難之後，為什麼整個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如此急切於構建一個非我族類的他者？
電影《泰坦尼克號》劇照
海難發生後，所有的報道焦點，都集中於婦孺優先這條文明規則，並迅速將災難“羅曼蒂克化”，“騎士精神”在災難中經受住了考驗，並以一種近乎狂歡的方式向世界彰顯。
1912年4月16日，《皮特森評論報》發出電報：“在此，讓我們停留一下，向泰坦尼克號上可敬而又具有騎士精神的紳士們致意。“還有媒體評論道：“他們的騎士精神和對婦孺的禮讓足證唯有盎格魯- 薩克遜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
事實上，這些論調背後，透露着盎格魯-薩克遜男性的身份焦慮，現代平等的思想衝擊下，他們急需重新構建自身的古典形象，以維持其父權統治力。
一個有意思的研究是，2012年，瑞典經濟學家奧斯卡·埃裏克森和米凱爾·艾林德，統計了泰坦尼克號沉船前後18次和平時期的海難，受難人數超過1.5萬人。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男性生存優勢比女性明顯高，船員顯著高於乘客。
電影《泰坦尼克號》劇照
英國船隻遇難時，女性生存劣勢就更明顯，傳説中的盎格魯-撒克遜騎士精神，總是在海難中最先沉淪。
泰坦尼克號似乎是他們“撥亂反正”的唯一機會，因為這是唯一一次女性存活率高於男性的海難。
自我的構建，往往基於對他者的否定。
“泰坦尼克號”的等級秩序，形成了極不對等的話語權力結構，提供了完美的參照。頭等艙和二等艙大多是盎格魯-撒克遜人，三等艙以意大利人、愛爾蘭人、北歐人、東亞人等為主。就連宗教上一脈相承的意大利人，也被塑造為一種卑劣的形象。比如，那年4月19日的《紐約時報》報道：“三等艙乘客們發瘋撲進救生艇，其中三個意大利人被船副用槍擊斃。”
“黃禍論”宣傳畫
當然，他者的最佳選擇，還是《排華法案》正當時的中國人。彼時，“黃禍論”大行其道，白人將黃種人視作威脅，迫害華人的風潮一波接着一波。1882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第一個排華法案，宣佈絕對禁止華工入境。
泰坦尼克號上的“卑劣中國人”是如何構建起來的？與其説是他們的“卑劣行徑”構建了他們的“卑劣形象”，倒不如説，是先有“卑劣中國人”的話語構建傳統，才有了他們的卑劣行徑和卑劣形象。
程巍在《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佬”》 把這看作種族主義敍事構陷。在他看來，種族主義不是一種簡單的知識，是一種權力意志，它依靠的是想象力，慣於通過“製造事實”來論證自己。
紀錄片《六人》正式海報
紀錄片《六人》也抨擊了這種種族偏見，但遺憾的是，它不只是歷史，也映照着現實。這部製作多年的紀錄片，臨上映前，卻逢美國社會的亞裔歧視風潮高漲，甚至越演越烈。
作者 | 阿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