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賭我的生命！ ──1937年2月9日托洛茨基對紐約6500人的演説辭_風聞

我賭我的生命！

──1937年2月9日托洛茨基對紐約6500人的演説辭

托洛茨基

王凡西　譯

　　親愛的聽者，同志們與朋友們！

　　首先我要為我那蹩腳的英語向你們道歉。其次我要對這委員會表示謝意，因為牠使我能向你們講演。我講演的題目，就是莫斯料的審判。我不想片刻越出於這一題目的範圍，其實這一題目的本身也就太大了。我不想激動你們的感情，也不想刺激你們的神經，而是要申訴於你們的理知。我並不懷疑，理知是會站在真理這一方面的。

　　齊諾維也夫與卡明尼夫的審判，在輿論上已經引起了恐布、衝動、憤怒、不信，或至少引起了疑慮。畢亞大可夫與拉狄克的審判，又一次地發生了這樣的感情。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人們既然懷疑到這個案件之是否正直，這就是説，人們已經猜疑到這是一樁揑造的寃獄了。而政府卻是站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之下的，竟受到這樣的猜疑，難道不是最可恥的嗎？為了蘇維埃政府的利益起見，應該怎樣辦呢？應該驅散這些猜疑。真正的蘇聯之友應該怎樣辦？應該堅決地對蘇聯政府説：必須以任何方法來消除西歐各國對於蘇維埃公道的不相信。

　　對於這一要求，蘇聯的當局回答道：「我們自有我們的公道，別的與我們無干。」他們的能事不在於對羣眾作社會主義的教育，而在於效法希特勒與莫索里尼的採取誇耀權勢的政策。

　　即令那些深信着莫斯料審判之公道的「蘇聯之友」（會有多少這樣的人呢？對自己的良心不能加以檢察的是多麼的可憐呀！），以及那堅決擁護官僚制度的人們，都應該和我們一致起來要求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審查委員會。莫斯科當局應該供給該委員會一切必要的證據。證據顯然是不會沒有的，因為當基洛夫案審判時，有49人曾根據着此種證據而被殺，此外還有150人是未經審判而被槍決了的。

　　現在讓我們來提示一下吧，為要在世界輿論之前，保證莫斯審判決詞之公正，倫敦的潑立脱以及巴黎的羅森馬克這兩位律師曾經自告奮勇，至於美國那位記者杜朗底，更不用説了。但是誰又能保證這些保證之可靠呢？潑立脱與羅森馬克兩位律師很感激地承認道：蘇維埃政府已將一切必要的解釋，都交給他們去研究。這裏我們不得不説這位「英皇的顧問」潑立脱之見邀於莫斯科，是正在走運，因為審判的日子是對全世界嚴守秘密的，直到臨時才加以公佈。蘇維埃政府在幕後求助於外國的律師與新聞記者時，倒並不想到這是羞辱了自己司法的尊嚴。但當社會主義者國際與職工會國際請求給予機會，派遣他們的律師到莫斯科去的時候，他們卻不多不少地被當作殺人犯與德國秘密警察的保護者看待！當然，你們知道我並不是第二國際或職工會國際中的一員。但是他們的道德威望，要比那軟脊骨的律師們之威望高出無數倍，這還不是顯然的嗎？所以我們很有權利説：莫斯科政府對於那些事先可以保證得到歌頌的權威者與專家們，才能低首下禮；因此，他們很樂意請「英皇顧問」來充當格柏烏的顧問。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從來對於一切以客觀而無私態度來研究的人，都加以橫暴的拒絕。這又是無可爭辯的與死硬的事實！但是這一結論也許還不確切吧？那末要駁斥這個結論也是極其容易的：祇叫莫斯科政府把一切關於基洛夫審判案中疑點之鄭重的，正確的與具體的解釋，交給國際審查委員會就好了。可是除過這些疑點之外──唉！甚麼都沒有了？正因為如此，莫斯科要想盡一切方法來迫我──主要的被告──保持沉默。在莫斯科可怕的經濟壓迫之下，挪威政府將我拘禁了起來。幸虧墨西哥之非凡的好意，許我和我的妻並不在拘押中，而是在自由的地位遇到了這次新的審判，這是多麼欣幸的事！不過一切逼迫我保持沉默的車輪，如今又在轉動了。為甚麼莫斯科那樣害怕我一個光人的發言呢？祇因為我知道真相，知道全般的真相。祇因為我絕無需要隱瞞的事情。祇因為我手裏拿着事實，文件與證據，準備出席於公開的與無私的審查委員會，把這真相揭穿到底，我在此聲明：假使這委員會判定我有絲毫犯了史大林所諉與我的罪狀，那我事先發誓我將自動地置身於格柏烏的劊子手之前。這幾句話我希望能説得很清楚的。你們都聽到了嗎？我如今向全世界發表這一個聲明。我請求在我們這一星球之最遠的一個角落裏，都把我這幾句話刋載出來，但假使委員會調查的結果──你們聽見嗎？──斷定莫斯科的審判乃是有意的預謀的誣構，是用人們的骨與神經來建築的構誣，那我可並不要求我的原告們也自動地置身於槍手們之前。不，人類幾世代的記憶中之永遠的僧惡，已經夠他們承受的了！克里姆林皇宮中的原告們聽到我的話嗎？我是在直對着他們的面上投擲挑戰的信號，我等待着他們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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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這個聲明順便答覆那些常常遇到的反駁者與淺薄的懷疑者：「為甚麼我們一定要相信托洛茨基而不相信史大林呢？」一個人如果常常忙碌於心理的推測那是很可笑的。這裏的問題不是一個個人信任的問題。這是一個證實的問題。我提出一個證實！我要求證實！

　　聽者們與朋友們！今天你們希望於我的不是反駁那些事實上不曾有的「證據」；也不是詳細地分析那些「自招」，這種不自然的，人工的，不近人情的獨角戲，其本身已經帶着反駁了。我需要用比較原告還多的時間去具體地分析這兩次審判，因為解結比較打結更難。這件工作我將用著作來完成，並在將來的委員會的面前來完成。我今天的任務在於揭破莫斯科審判的根本的，原始的惡性，指明羅織的動力，牠的真實的政治目的，牠的參與者及被害者的心理。

　　齊諾維也夫，卡明尼夫的審判集中在「恐怖主義」上。畢亞大可夫，拉狄克的審判，中心點已不是恐怖行為，而是托洛茨基派與德國日本聯盟，預備戰爭，破壞蘇聯，在工業中怠工，並消滅工人。怎樣解釋這種顯然的差別的呢？在16人被處決後，我們常聽人説，齊諾維也夫、卡明尼夫諸人的口供是自願的，誠懇的併合於事實的。並且齊諾維也夫與卡明尼夫也都要求處自己以死刑，既然如此為甚麼他們關於這個最重要的事──托洛茨基派與德日聯盟並陰謀破壞蘇聯──一句都未説到呢？他們能忘記了這陰謀的這樣「小節」嗎？他們自己這所謂甚麼中心的領袖們，能不知道二次審判中的那些被告們，即那些次等角色所知道的嗎？這個謎是容易解釋的：新的羅織是在16人被殺以後，即在過去的5個月期間造成的，目的在於給世界報紙的不利的反響一個答覆。

　　16人審判的最無力部分，是控告老布爾雪維克們與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建立聯盟。但不論是齊諾維也夫，或卡明尼夫，或其它任何被控以政治罪狀的人，都沒有承認這一盟約；他們在這種極端自污之前都突然停止了！接着又説，我經過一些曖眛的不知名的中介人，如奧爾堡、栢爾曼、弗利茲․大衞德以及其它等人，而與德國秘密警察締結了一種聯盟，其偉大的目標，則在於為奧爾堡得到一張哄都拉斯的通行證。這整個事情是太愚蠢了，沒有人會相信他。整個審判失掉了信用，於是需要以一切代價來糾正舞台經理人的巨大錯誤，於是需要來彌補起這個空隙，而雅果達便被葉佐夫所代替了。一個新的審判又是到議事日程上。史大林決意這樣答覆他的批評者道：「你們不相信托洛茨基能因為一個奧爾堡和一張哄都拉斯的通行證，而與希特勒秘密警察締結聯盟嗎？好的，我叫你們明白他與希特勒聯盟的目的是挑撥戰爭與分割世界。」可是要扮演這個第二次的更偉大的表演，史大林已沒有重要的角色了；他已經槍斃了他們。在這重要表演的重要地位上，他只能放置第二等的角色！所以指出史大林為甚麼看重他的共同工作者畢亞大可夫與拉狄克，決不是多餘的。他已沒有別的著名人可以升作「托洛茨基派」了，即令就他們多年以前的關係説。這就是命運所以嚴重地降臨到拉狄克與畢亞大可夫的原因。於是那種説我經過不知名的偶然的中介而與希特勒秘密警察這種黴爛廢物相會見的説法放棄了。問題突然高升到世界的舞台！這不再是哄都拉斯通行證的問題，而成為分割蘇聯甚而打敗美國的問題了。因了巨大電梯的幫助，這陰謀在5個月的期間，從齷齪的警察渣滓升到要決定許多國家命運的高度。齊諾維也夫，卡明尼夫，斯米爾諾夫，穆拉其考夫斯基，都毫不知道這種偉大的計劃、聯盟與前途，而就鑽進了他們的墳墓。這便是第二次羅織之根本虛構處。

　　為要掩藏（雖然是輕微地）這兩次審判間的眾目昭彰的矛盾，於是畢亞大可夫與拉狄克，在格柏烏的指揮下證明了他們曾經組織過一箇中心，因為托洛茨基不信任齊諾維也夫與卡明尼夫。很難想出比這再笨拙再狡詐的解釋了！自從齊諾維也夫與卡明尼夫投降後，我確實已不信任他們，1927年以後我就與他們沒有關係。但我更不信任拉狄克與畢亞大可夫！1927年，拉狄克曾經把反對派同志布拉姆金交給格柏烏之手，因而他遭受了秘密的未受審判的鎗斃。這時我在俄國反對派公報（在外國出版）上寫道：「在失掉了道德平衡的最後殘餘以後，拉狄克甚麼無恥的勾當都幹得出。」我被迫而引證關於史大林的不幸的受害者的這樣難聽的話，是不免刻薄的。但如果因了感情而掩沒真理，那是罪惡……拉狄克與畢亞大可夫目空一切地來看齊諾維也夫卡明尼夫，在這點自尊上他們是不錯的。但不止此。在16人審判時，原告説斯米爾諾夫是「蘇聯托洛茨基派的領袖」。被告穆拉其考夫斯基，為要證明他與我相接近，宣佈説只有經過他才能見到我，而原告方面則着重地提到此事。但這是怎樣可能的呢，即不但齊諾維也夫與卡明尼夫，就是那所謂「蘇聯托洛茨基派的領袖」斯米爾諾夫以及穆拉其考夫斯基，也都毫不知情我訓令拉狄克（我公開污辱為叛逆的人）的那種計劃呢？這是第二次審判的淺顯的虛構處。這虛構處已經明白顯露在太陽底下。我們知道牠的來源。我們看見了後台的牽線。我們看見了牽線者的兇殘的手。

　　拉狄克與畢亞大可夫都承認了可怕的罪狀。但是從被告人而非從原告人的觀點看來，他們的罪狀仍是叫人不瞭解的。藉着恐怖手段，怠工及勾結帝國主義之幫助，他們一定願意去恢復蘇聯的資本主義制度了。但是為了甚麼呢？終他們的一生，他們是反對資本主義的。或者他們受了個人動機──權力慾發財欲的引誘嗎？在別的任何政權之下，畢亞大可夫與拉狄克無希望佔到比他們被捕以前還要高的地位。或者他們是為了對於我的友誼，而就這樣愚笨地犧性他們自己嗎？荒謬的推測！就他們過去八年間的行為，言語與文章看來，拉狄克與畢亞大可夫表明他們是我的死敵。

　　恐怖行動嗎？但是反對派分子受了俄國一切革命經驗的陶冶之後，會能預見不到這種行動只能成為消滅最好戰士的籍口嗎？不，他們是知道這個的，他們是預見到這個的，他們是曾幾百次説到這個的。不，恐怖是我們所不需要的。另一方面，牠是統治的小組織所絕對需要的東西。8年以前，即1929年3月4日，我寫道：「史大林所可用的方法只有一個了：企圖在正式黨與反對派之間畫上一條血線。他絕對必須把企圖暗殺，預備武裝暴動等等，牽連給反對派。」注意：歷史上的邦那巴特主義從沒有離開製造政治陰謀而能存在的！

　　希特勒或日本天皇在下次大戰中是命定地要失敗的，並且與他們締結那樣一種可笑，不可信的與無意義的聯盟，這除使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獲得恥辱與毀滅以外，不會得到甚麼；這樣而説反對派會和他們聯盟，那一定是把反對派的份子都看作白痴。在另一方面，這樣的一種聯盟──托洛茨基派與希特勒──卻是史大林所最必須的。伏爾德説：「如果上帝不存在，那就必須發明一個。」格柏烏説：「如果這種聯盟不存在，那就必須揑造一個。」

　　莫斯科審判的中心點，在乎牠的不近情理。按照官場的説法，托洛茨基派自1931年以後，就組織了那最不堪的陰謀。可是他們這一切人，雖是用命令指揮的，卻是用一種態度來説話和著作，而用另一種態度來行動。雖然包含在陰謀內部的人有幾百，但在5年長期間卻連一點陰謀的蹤跡都未發現：沒有分裂，沒有排擠，沒有被沒收的信件，直到總的自招的一小時！在這裏便發生了新的神秘。這些曾經組織過暗殺，準備過戰爭，分割過蘇聯的人，卻在1936年8月，未經證據的壓迫──不，因為根本就沒有證據──只為了某些神秘的理由，而突然自招了這一切可怕的罪狀，至於這種神秘理由是甚麼，則偽善的心理學者説是「俄羅斯靈魂」的特質。試想：昨天他們還在毀壞鐵路，用毒藥毒殺工人──由托洛茨基的未發現的命令之指揮。今年就都變成了托洛茨基的控告人，並把他們的假造的罪惡都堆到他的頭上。昨天他們還只夢想着要殺史大林，今天他們一齊對他唱讚美歌。這是甚麼呢──瘋人院嗎？不，杜朗底先生們告訴我們説，這不是瘋人院，而是「俄羅斯靈魂」。先生們，對於俄羅斯的靈魂你們是在説謊啊！對於一般人類的靈魂，你們也是在説謊。

　　神秘不但在於這些自招的同時性，而且在於牠們的普遍性。總括起來，按照總的自招説，這神秘是那些陰謀者曾作了一些正是致命打擊了他們自己政治利益，而卻極有利於統治小組織的事情。再則，陰謀者在法庭所説的一切，正是史大林的最忠實的代理人所要説的。通常的人，在敍述他們的意見以後，從不能作出像齊諾維也夫，卡明尼夫，拉狄克，畢亞大可夫所曾表演的行為。對於自己的意見的愛護，政治的自尊，自衞的簡單本能──這一些都要迫他們去為他們自己，為他們的個性，為他們的利益，為他們的生命作鬬爭。惟一合理而適宜的問題是：誰把這些人引到了一切人性都毀滅掉的地域，並且是怎樣引到的？法律學中有一個很簡單的原理，可用作解釋許多秘密條件的鑰匙，這原理是：is fecti Cui prodest；誰是獲得利益的，誰就是犯罪者。被告人的全部行為，從頭到尾，都不能用他們自己的意見與利益去説明，而只能用統治小組織的利益去説明。虛構的陰謀、自招、戲劇式的判決，和全部的真實處決，這一切都是由同一人的手佈置成的。誰的手呢？Cui protest！誰得到利益呢？史大林！此外的一切都是欺詐，虛偽，與關於「俄羅斯靈魂」的囈語！在兩次審判中，並沒有出現戰鬬者，陰謀破壞者，所出現的都是格柏烏手中的傀儡。他們表演別人教給的劇本。這種可恥的表演的目的是：消滅整個反對派，毒毀批評思想的根源，並無限量地擁護史大林的橫暴政制。

　　我們再説一遍：那控告是一種預先佈置的羅織。如果順着事實去加以檢驗，那這種羅織必不可免地要在每個被告的自供中顯露出來。原告維興斯基很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從不對被告人提出一個簡單的具體問題，因為這問題一定要大大地糾纏住他們無法解脱。名字，文件，日期，地點，轉遞方法，會議詳情──所有這種決定重要的事情，維興斯基都給罩上可羞的外衣，或者更確切地説，無恥的外衣。維興斯基並不是用法官的語言去問被告者，而是用羅織的過去主人的約定的語言，用盜賊的隱語去問被告。維興斯基問語之隱約示意的性質──加上完全沒有物質的證據──這就是第二次打擊史大林的有力證明。

　　但我不願把我自己限制在這些消極的證據中。啊，不──維興斯基沒有説明，並且也不能説明那些主觀的自招是真實的，這就是説，與客觀事實相符合。我現在要負擔起一件更難的工作：説明每個自招都是虛偽的，即與事實衝突。我的證明是甚麼呢？我將給你們一對例子。我至少需要一點鐘才能把這兩個主要的插話説給你們：一個是被告賀爾次曼虛偽地説曾到哥本哈根去見我，聽取恐怖行為的訓令；另一個是被告畢亞大可夫虛構地説曾到奧斯洛去見我，聽取分割蘇聯的訓令。我手中有全部的證據可以證明賀爾次曼未曾到哥本哈根去見過我，畢亞大可夫也未曾到奧斯洛去見過我。現在我只説時間許可的範圍內提出幾個最簡單的證明。

　　賀爾次曼和別的被告不同，説出了日期：1932年11月23與24日（這秘密處是很簡單的，即由報紙知道我這時到了哥本哈根），並説出了以下的具體詳情：賀爾次曼經過我的兒子里昂․西道夫的介紹去見我，而他，賀爾次曼與西道夫會見的地方是布里斯托旅館內。這個布里斯托旅館，是賀爾次曼與西道夫在柏林預先約定的。當他到了哥本哈根時，他果然在這旅館的大廳中遇到了西道夫。他們倆就從那裏去見我。在賀爾次曼與我會見時，據賀爾次曼説西道夫在房子內外踱來踱去。這是多麼生動的事實！我們像得求似地嘆了一口氣：到底我們不光是看到含混的自招，而且還看到像是事實的東西了。可是，親愛的聽者們，事實的悲慘的部份卻是我的兒子並未到過哥本哈根，無論是1932年11月，或是在他的一生的別的時期。我請求你們牢牢記住這一點！1932年11月，我的兒子正在柏林，即在德國而非在丹麥，並且在那裏他曾設法要到哥本哈根去會我和他的母親，但未成功。不要忘記這時威瑪憲法的民主主義已經斷了牠的最後一口氣，而柏林的警察正在變得益加嚴密。我兒子籌備離開柏林的詳情，都有準確的證據可考，那時我們每天從哥本哈根向柏林的兒子所發的電報，也可以在哥本哈根的電報局查到，幾十個人證，他們那時在哥本哈根圍繞着我和我妻，都知道他設法辦理通行證而終未得到。謝謝那些未成功的努力與障礙，牠使我們的會見未能實現的事實還存在於幾十個人的記憶中。他們都還活在外國，並且都已經發表了文字的證狀。這夠不夠呢？我應該希望這已夠了！潑立脱與羅森馬克或者要説，「不夠」！因為他們只肯寬宥格柏烏。好的：我願在這裏和他們相見。我還有許多更切近的，更直接的，與更不可反駁的證據。事實上，我們會見我們的兒子是我們離開丹麥返回土耳其，路經法國的時候。這次會見是多虧法國當時總理赫禮歐的個人幫忙才得實現的。在法國外交部裏，我妻給赫禮歐的電報（署為12月1日）還保存着，並且赫禮歐在12月3日給柏林法國使館的電報訓令也還保存着，這訓令是叫立刻給我的兒子辦理通行證。有個時期，我很怕巴黎的格柏烏代理人會偷去這種文件。幸而他們沒有成功。這兩個電報幾星期前很幸運地在巴黎外交部中找到了。你們聽清楚我的話嗎？我現在有這兩個電報的樣張在我的手裏。我不引讀牠們的原文，號碼和日期，以免損失時間，明天我將把牠們發表在報紙上。在我兒子的通行證上有法國使館發給的護照，上署日期為12月3日。4日早我的兒子離開了柏林。在這個通行證上有當日經過邊境時蓋的印章。這通行證還完整地保存着。紐約的公民們，你們聽到我從墨西哥城發出的聲音嗎？我希望你們聽到我的每一個字，雖然我的英文太不行。我們與我們的兒子會見於巴黎的北火車站，在一個二等車上，然後我們又乘這車到冬克爾格，伴着我們同去並在那裏歡迎我們的朋友有幾十個。我希望這已經夠了！無論是格柏烏，無論是潑立脱，都不能否認這事。他們已被置在鐵鉗之中了。賀爾次曼不能在哥本哈根看見我的兒子，因為他在柏林。我的兒子也不能於會談時在房子內外踱來踱去，那麼誰還相信會見的事實呢？誰還會絲毫相信賀爾次曼的全部自招呢？

　　但還不止此，照賀爾次曼説，他會見我的兒子，如你們已經聽到的，是在布里斯脱旅館的大廳。好漂亮……但事實是哥本哈根的布里斯脱旅館在1917年連牆根都拆毀了！1932年這旅館僅有留戀的記憶存在。1936年，牠才重建，這恰是賀爾次曼宣佈他的倒黴的聲明的時候。有禮貌的潑立脱向我們假設道，這或許是「筆下之誤」。蘇聯的速記人員一定已聽到了布里斯説這個字是有錯誤的，但是沒有那個發表報告的記者與編輯人糾正了這個錯誤。好的！但是關於我的兒子怎樣説呢？也是速記人員的筆下之誤？這裏，潑立脱跟在維興斯基之後，卻一聲不響了。實際上，格柏烏從牠在柏林的代表知道我的兒子曾設法辦通行證，因而認為他曾到哥本哈根會見過我。「筆下之誤」的原因就在這裏！賀爾次曼從他多年前僑居國外的記憶中顯然知道有個布里斯脱旅館，因此他提出牠的名字。這樣就發生了第二次的「筆下之誤」！這兩個筆誤合起來卻撞下了一個大禍：賀爾次曼的自招成了一陣飛揚空中的灰塵，如布里斯脱旅館拆毀時那樣。而且同時──切不要忘記！──這又是16人審判中最重要的自招：所有的老革命家中，只有賀爾次曼會見過我並聽取過恐怖行為的訓令！

　　我們再來説第二個插話。畢亞大可夫在1935年12月半，從柏林乘飛機到奧斯洛去見我。畢亞大可夫還生存時，我曾向莫斯科法院提出了13個精細的問題，但無一字答覆。這13個問題中，每個問題都會打毀畢亞大可夫的神秘的旅行。同時，我在挪威的房東，國會議員克納德森（Kourad Knudsen），和我從前的秘書屋爾夫（Erwin Wolff）都已在報上説明1935年12月沒有俄國客人去看過我，而且我無論到那裏去都是他們同行的。這樣的證據不能使你滿意嗎？這裏還有別的證據：奧斯洛航空署當局，因了這個記載，曾發表了一個正式聲明，説在1935年12月間，沒有一架外個飛機降落到他們的飛機場！或者這航空署的記錄也有筆下之誤嗎？潑立脱先生，你的「筆下之誤」已經夠了，請你發慈悲再發明些更能叫人相信的東西吧！但是你的想象在這裏對你毫無益處：我手中有幾十種直接間接的證據，都可暴露不幸的畢亞大可夫的口供是無稽的，他只是受了格柏烏的逼迫，在幻想的飛機中飛去見我，正如神聖的審判異教徒法庭之逼迫女巫們到掃帚柄上去和魔鬼開會一樣。技術已經變動了，但本質還是一樣。

　　在這紐約跑馬場裏，必定有很多著名的法學家。我請求他們注意一個事實，即無論是賀爾次曼或畢亞大可夫，都絲毫未説到我的住址，即是説，會見我的時間與地方。也沒有那個談到他們到外國去所用的明確名字，或明確的通行證。原告竟而未曾問到關於通行證的事。這理由是明白的：他們的名字一定在外國的旅行者名簿裏找不到。畢亞大可夫不能不在挪威住宿，因為12月的白天是很短的。可是並未説出旅館的名字。原告也竟而未問到關於旅館的事。為甚麼呢？因為布里斯脱旅館的鬼怪還在維興斯基的頭上作崇啊！原告並不是原告，而僅是畢亞大可夫的問話者與示意者，正如畢亞大可夫僅是格柏烏的不幸的犧性品。

　　現在我不能提出大量的證據與文件，這些證據與文件會從根剷除所有被告的全套自招，斯米爾諾夫，穆拉其考夫斯基，特來茲爾，拉狄克，伏拉地米爾․洛姆，奧爾堡，總之，所有那些曾有極小企圖，要説出事實與時間地點的情狀的人。但是，這一個工作，只有在一個研究委員會的面前，有法學家的參加，有仔細審察各種文件的必需時間，並聽取證人的口供，才能成功地完成。

　　但我在這裏已經説過的一切，我希望已允許我們對於那將來進行的研究有了一個預斷。一方面，這一個控告在其骨子裏就是空虛的：全體老輩的布爾雪維克都被控為犯了一種沒有意義或目標的，可怕的叛逆罪。説到這種控告成立的根據，則原告雖然作過成千成萬的逮捕和搜查，但他的手中沒有一點物證。這從頭到尾地無證據是打擊史大林的最可怕的證據！鎗斃是完全根據着強迫自招的。但一提到這些自招的事實的時候，則牠們只須稍經批評的檢查便立刻成為粉碎。

　　格柏烏不僅犯了羅織之罪。牠還犯了腐敗的，粗糙的，愚蠢的羅織之罪。沒有懲罰是壞事的。因為不加管束所以批評的力量無從起來。因此虛構者可以不管好壞，隨意進行他們的工作。他們信賴自招的全部結果，於是……處決。如果把整個控告的虛構特質與實際口供的顯然虛偽加以詳細比較，那麼這些龐大的自招所剩下的還有甚麼呢？只有審判異教徒法庭的窒死人的氣味，此外甚麼都沒有了！

　　但是這裏還有別種的證據，在我看來同樣重要。在我被放逐的一年及僑居外國的八年中，我寫給親密而在遠方的朋友的信約有兩千封，其中所説的都是當時政治上的最重要的問題。我收到的信及我的覆信的底稿都還存在。感謝這些信件的持續性，牠們揭破了控告之深刻的矛盾，日期的差錯，與直接的荒謬，不僅牽涉到我自己及我的兒子是如此，即是牽涉到別的被告人也是如此。但是，這些信的重要性還不止此。在這些年中間，我所有的理論的與政治的活動，都毫無遺漏地被這些信件反映了出來。這些信件補充了我的書與我的文章。檢查我的通信，在我看來，對於確定我自己與我的通信者的政治的道德的人格，是決定重要的事。維興斯基不能向法庭提出一封信。而我則要向那委員會或某個法庭提出幾千封信，並且這些信又都是寫給那些與我最親近和無話不説的人們的，尤其是寫給我的兒子里昂的是如此。單單這些通信就可以用牠的內在的定讞的力量，把史大林們的揑造從根斬除。原告者將同着他的遁辭與誣衊，而被告者將同着他們的自招獨角戲，一起被懸掛在無物的空中。這便是我的通信的重要所在。這便是我的案卷的內容。我並不請求任何人相信。我是在訴於理知，訴於邏輯，訴於批評。我提出事實與文件。我要求證明！

　　在你們中間，親愛的聽者們，必然有少人在自語道：「被告的自招是偽造的，這一點已很清楚了；但是史大林用甚麼方法得到這些自招呢？這倒是秘密所在處！」其實這秘密並不深奧，中世紀時天主教的異教徒審判所，能用簡單得多的技術，從被告人逼出各種自招來。民主的刑法都排棄這種中世紀的方法，因為牠們不能發現真情，而只能簡單證實問話的裁判官所暗示的控狀。格柏烏的審問有一種澈底的天主教審判異教的性質，這便是那些自招的簡單秘密！

　　蘇聯的整個政治空氣浸透異教徒審判所的精神。你們讀安德烈․紀德的小書《從蘇聯歸來》嗎？紀德是蘇聯的朋友，但不是管僚們的僕役。再則，這個藝術家是有眼睛的。紀德書中有一段小小的插話，可以無限量地幫助我們瞭解莫斯科審判。紀德在遊歷終結時，想打個電報給史大林，但因為未受過異教徒審判官的教育，他用簡單的民主的字「你」去稱呼史大林。他們拒絕接收這個電報！當局的代表們向紀德解釋道：「寫信給史大林的時候，必須稱呼『工人的領袖』或『人民的元首』，不要用簡單的民主的字『你』。」紀德試去反詰道：「史大林不是超乎這些奉承之上嗎？」這沒有用處。如無拜贊廷式的奉承，他們仍拒絕接收他的電報。到最後紀德説：「我屈服在這場惱人的戰鬬中，但我不負任何責任……」像這樣一個世界承認的作家與受尊重待遇的賓客，還被人圍困了幾分鐘，並被迫簽字於非他自己所願拍發的電報，而這祇是一些小的教庭法管所命令他的東西。如果你不是一個著名的遊歷者，而是一個蘇維埃公民，一個被閉錮被迫害的反對派份子，一個最下層社會的人；並且如果你被迫簽字的不是問題史大林的電報，而是幾十件關於你的罪狀的口供──如果這樣，試想想看，你將會得到一種怎樣的想象的圖畫呢？世界上或者有許多英雄，他們能忍受各種的暴虐──身體的與道德的，橫加於他們自己與他們的妻子的身上的。這我不知道……我個人的閲歷告訴我，人類神經系統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史大林可以經過格柏烏，把他的受害者坑陷到一種黑暗的絕望，恥辱與鄙劣的深淵中，使他們把最可怕的罪名都放在自己的頭上，而其前途他們也知道如不是立刻死去，也只能有極微弱的生存希望。真的，如果他們不想自殺，如湯姆斯基所採行的，那他們還有甚麼辦法啊！越飛老早就發現了這條出路，還有我的兩個軍事秘書格拉次曼（Glazman）與布托夫（Boutov），齊諾維也夫的秘書包格丹（Bogdar），我的女兒齊納衣達（Zinaida），以及許多別的人，都採行了這自殺的道路。自殺或是道德的毀滅──再無別的路可走！但是還不要忘記，在格柏烏的監獄中，就是自殺也還是得不到的奢侈品啊！

　　莫斯科審判並沒有污辱了革命，因為牠們是反動的產品。莫斯科審判並沒有污辱了老輩的布爾雪維克；牠們僅只説明了就是布爾雪維克也是血肉作成的，當死的鐘擺動時，他們也不會無此境地抵抗。莫斯科審判污辱了那孕育牠們的政治制度──無尊榮無良心的邦那巴特主義的制度，一切被鎗殺的人是嘴上咀咒着這種制度而死去的！

　　進兩步，退一步──歷史就是這樣困惱人地向前移動的。讓那些因感於這種困惱而垂悲淚的人去哭泣吧。但流淚是無益的，我們必須接受斯賓諾莎的忠告─不要哭，─不要笑，而要了解！

　　主要的被告是些甚麼人呢？老的布爾雪維克、黨、蘇維埃、紅軍、共產國際的創立者。控告他們的是甚麼人呢？資產階級律師，十月革命後才自稱為孟雪維克，在布爾雪維克獲得了確定的勝利利後才加入他們的維斯興基。在真理報上寫誣辱被告者的醜惡文字的是甚麼人呢？前銀行報的主筆，被列寧在文章中僅看作『痞棍』的查士拉夫斯基。前真理報編輯布哈林已被捕了。現在的真理報主筆考而措夫（Koltzov），原是資產階級的報屁股文的作者，他在整個內戰期間都在白黨的營壘中。十月革命與內戰的參加者之一的蘇柯爾尼可夫，已被判作叛逆了。賴可夫斯基則在等待控訴。這兩個人都曾擔任過倫敦的大使。而這個職位，現在則被孟雪維克右派，在內戰期間曾任考爾恰克邊境上的白黨政府的總長馬易斯基（Maisky）所佔據了。蘇聯駐華盛頓大使杜洛伊安諾夫斯基（Troyanovsky），現在把託洛次基派分子看成反革命者。而他自己，則在十月革命的首幾年間是孟雪維克的中央委員，直到布爾雪維克開始去分配重要位置的時候，他才加入他們。蘇柯爾尼可夫在未任駐外大使以前，曾任人民財政委員長。今天在這個位置上的是誰呢？是格林谷（Grinko）──他於1917到1918年間，同白黨一道在幸福委員會中作反對蘇維埃的活動。蘇聯的最好外交家之一是越飛，他曾首任駐德大使，但已因受迫害而自殺了。現在在柏林代替他的是誰呢？第一個是曾經悔過的反對派份子克里斯丁斯基（Krestinski）；接着是金丘克（Khinchuc）──從前的孟雪維克，反革命的幸福委員會的參加者；而最後則是1917年跑到反動營壘中去的蘇利茲（Ｓuritz），我能把這個名單伸展到無限的長。

　　這樣廣大的人的變動（在各省尤其變動得驚人），是有深刻的社會原因的。這些原因是甚麼呢？聽者們，現在是我們最後承認在蘇聯內部已有新的貴族政治之形成的時候了。十月革命是在平等旗幟下進行的。而官僚制度則是巨大的不平等的集合體。十月革命已經打毀了貴族階級。而官僚制度則造成了新的紳閥。十月革命毀壞了爵號與勳位，而新貴族政治則製造了許多元帥與將軍。新貴族制度吮吸了國家收入的極大部分。牠在人民面前的地位是狡詐與虛偽。牠的領袖們不得不隱藏真實，欺騙民眾，裝飾他們自己，把黑叫作白。新貴族制度的整個政策是羅織。那所謂新憲法也不過是一種羅幟罷了。

　　害怕批評就是害怕羣眾。官僚們是害怕民眾的。革命的火山噴口還沒有冷。官僚們不能只因為別人都要求取消特權，而就可以用血的壓迫手段壓碎不滿者與批者。因此原故，所以攻擊反對派的那些虛偽的控告，不是偶然的行動，而是一種系統辦法，這就是從統治階層的現形勢中產生出來的。

　　讓我們回憶一下法國大革命的特爾米多派怎樣對付雅可賓吧。歷史家奧拉德（Aulard）寫道：「敵人們並不是暗殺了羅伯斯比爾及其朋友而就滿足：他們誣告他們，在法蘭西的眼裏，他們把他們扮作保皇黨，扮作已經賣給了外國的人。」史大林沒有發明一點甚麼。他僅僅用法西斯代替了保皇黨。

　　當史大林主義者把我們叫作「叛逆」的時候，在這個控告中不僅含有仇恨，並且含有某種的真誠的。他們認為我們背叛了將軍們與元帥們的神聖階層的利益，即那惟一能「建造社會主義」的人，但事實上他們是損傷了社會主義的思想的人。我們一方面，則認為史大林主義者是蘇維埃民眾與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的叛徒。用個人動機解釋這樣一種猛烈的鬬爭，是荒謬的。這不僅是政綱不同的問題，而是社會利益不同的問題，這不同正以一種加大的敵對形勢在衝突。

　　你們會問我：「你的總的診斷是甚麼呢？你的推測是甚麼呢？」前面説過：我的演説只限於莫斯科審判案。我的那本新書：《被背叛的革命：蘇聯現在怎樣，並且牠往那裏去？》正是敍述蘇聯的社會診斷與預測的。但我要用兩句話告訴你們我的感想。

　　十月革命的基本收穫，是那容許生產力發展的新的財產形式，這種收穫現在還沒有遭毀壞，但牠們與政治上的專制主義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沒有羣眾的獨立行動與人類個性的蓬勃，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而對這兩種東西史大林則怕得發抖。人民與新專制主義之間之公開的革命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史大林政權前途之悲慘已命定了。是資本主義的反革命還是工人民主主義來代替牠呢？歷史還沒有決定這個問題。這決定也要靠世界無產階級的行動如何。

　　如果我們一分鐘允許法西斯主義在西班牙獲得勝利，並因而允許牠在法國也勝利，那麼那被法西斯環子所圍繞的蘇維埃國家，將命定要更加退化，必然要從政治的上層建築的退化發展成為經濟基礎之退化。換句話説，歐洲無產階級的解體，即大概表示蘇聯的破毀。

　　反之，如果西班牙的勞苦羣眾戰勝了法西斯主義，如果法國的工人階級堅決選定了工人階級自由之道路，那麼蘇聯的被壓迫的羣眾將要伸直脊骨並抬起頭來。這時候將敲史大林專制主義的最後一點鐘。但蘇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不會自己發生的，這也依賴着你們。蘇聯民眾需要你們的援助。首要的援助是把真實情形告訴他們。

　　問題在於：是援助墮落的官僚以反對人民呢，還是援助人民的進步力量以反對官僚，莫斯科審判是一個信號。誰不留意這信號誰就倒黴！從前德國共和國的審判確實是有重要意義的。但牠僅是關係着可惡的法西斯主義，即一切黑暗與野蠻的惡行之集合體。莫斯科審判則是在社會主義旗幟之下作惡的。我們決不能把這面旗幟讓給偽造者的主人們！如果我們這一輩人力量太弱，不能在地球上建立起社會主義，那我們要把這面無污點的旗幟交給我們的兒童們。擺在前面的這個鬥爭是遠超於個人與黨派的重要性之上的。牠是為全體人類前途的鬬爭。這鬬爭將是嚴厲的。這鬬爭將是長期的。誰要尋找身體的安適與精神的寧靜，那就讓他到一邊去吧。在反動時期，依靠官僚比較依靠真理是便當得多的。但是那些把社會主義這個名詞不看作空洞聲音，而看作他們的道德生活的內容的人們──前進吧！威脅、迫害、虐待，都不能阻止我們！即令我們不能及身而見，但真理是要凱旋的！我們要傳播走向真理的路。真理是要勝利的！在命運的一切嚴重打擊之下，我將是快樂的，像在年青時候的最好日子裏那樣快樂，如果我能同你們一道有貢獻於真理之勝利！因為，朋友們，最高的人類快樂不是對於現在的享受，而是對於將來的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