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不欺！_風聞

    1934年至1936年間的20多個月，美國百老匯每天必演一個名為《孩童時期》（The Children’s Hour，又譯《姐妹怨》）的劇目，一共連演了691場。

    該劇不是兒童劇，在那個經濟大蕭條的時代劇場也很難有兒童劇的空間，這是一出以女性和同性戀為主題的戲劇。劇中講述兩個大學時代為同學的女性經營一所私立學校，但她們卻為學生人數的減少而發愁。因為有人散佈謠言攻擊説，學校的兩名老師是同性戀者。謠言很快導致學校面臨破產的境地，在不得不關門大吉之刻，一名老師自殺身亡。那名老師在自殺前，告訴她的朋友，自己有同性戀的傾向。

（The Children’s Hour的舞台劇照）

    在活着的女老師為死去的朋友舉行葬禮時，此前因聽信謠言而遠走的未婚夫突然重新出現在這名女老師的面前，並安慰她説，現在已證明那件事只不過是謠言，他希望能與她重歸舊好。結局卻是，這名女老師沒有理睬未婚夫，然後轉身徑直離去。

    在中國國內戲劇業近年迎來大發展的時期，不少研究戲劇理論者不約而同地探討到這部美國戲劇，不僅是因為它的獨特主題，也因為它的創作者是一位特立獨行的美國左翼文人莉蓮·赫爾曼（Lillian Hellman），她與前蘇聯的布哈林、中國的老舍，屬於同一時代的文化人。

    除了女性解放這一顯眼的主題，很少有人注意到《孩童時期》隱含的精神內核，那就是赫爾曼對正直的理解。對劇中的女主角而言，只聽到同性戀的流言就一走了之的未婚夫，根本不是一個正直的人，所以不值得她繼續關注，更不用説託付終身了。

    正直，作為一種美德，它的定義恐怕最不能讓人隨心所欲地表達。因為自從蘇格拉底説出“美德即智慧”，人們已經假借美德之名講了太多含糊不清的話，一如假借愛情的名義那樣。

    幸而，還有人對正直具有一種近於本能的識別能力。在赫爾曼看來，正直就要像孩童時期那般的誠實不欺，不畏強勢，維護正義，敢説敢為，也要能夠勇於承認錯誤。

    十多年後，《孩童時期》的劇情結構和它所展現的“正直感”，與赫爾曼在美國社會掀起的麥卡錫“獵共”狂潮中的處世之道驚人吻合。

（1950年代的紐約）

    1952年4月底的一天，45歲的莉蓮·赫爾曼收到必須向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UAC）報到的一紙命令，同樣遭到傳喚的有劇作家克利福德·奧德茲等人。

    HUAC（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是為監察美國的納粹地下活動而在1938年成立。二戰後，轉為調查並整肅與共產主義活動有關的個人和組織 。20世紀50年代通過查禁書籍、雜誌、電影、戲劇等，以及剝奪許多娛樂業人士的工作權，進行意識形態審查。

    去眾議院之前，克利福德·奧德茲邀請赫爾曼在一家叫巴爾貝塔的餐廳用餐，他告訴她：“仔細聽好，我教你怎麼應付委員會那些傢伙，最好讓那些傢伙看清楚：什麼樣的人才是激進主義者。”

    奧德茲是20世紀30年代以《醒來歌唱》（Awake and Sing）和《金童》（Golden Boy）等戲劇聞名於美國文化圈，也是大名鼎鼎的德裔電影女星路易·賴納的丈夫。

    但是，在莉蓮·赫爾曼應訊的前兩天，奧德茲卻已現身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里，在國會他為自己過去的錯誤信念致歉，並做證指出他的許多朋友都是共產黨員。

    1952年5月21日上午，赫爾曼來到HUAC應訊。應訊時，她只回答有關自身問題的詢問，凡涉及他人的問題，她一概保持沉默。隨後，赫爾曼被列入了HUAC的黑名單，原因是她不承認自己犯了不忠罪，但她堅持從來沒有犯過。雖然頑固了點，可是卻很絢爛。

    在“獵共”風潮的時代裏，赫爾曼是第一個有所堅持的證人，她拒絕構陷他人入罪。

    赫爾曼之後，出現了像劇作家阿瑟·米勒那樣採取同樣立場的人。米勒在1949年創作了他的成名作《推銷員之死》，1953年又寫了《薩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取自17世紀獵殺女巫的故事，藉以描寫置身在美國“獵共”運動中的感受。米勒於2005年離世，享年90歲。

（The Crucible的舞台劇照）

    另外，更有像達爾頓·特朗博那樣決不妥協的硬骨頭。他被HUAC指名為美國電影界十個不合作者之一，因拒絕在聽證會上做證而遭到判刑，同時他實名所寫的劇本也被好萊塢的高級主管拒用。後來，他易名繼續從事劇本寫作，其中以羅伯特·裏奇之名所寫的《勇敢的人》（The Brave One）獲得1956年第29屆奧斯卡編劇獎。20世紀60年代以後，特朗博恢復用本名創作。1971年，他把自己的小説《無語問蒼天》（Johnny Got His Gun）改編成電影劇本，自任導演，榮獲坎城影展最佳評審獎和國際評審獎。

    言歸正傳，在“獵共”狂潮中，赫爾曼是第一個敢與之對抗的女性，意義非凡。赫爾曼此後無論是個人生活還是財務都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她因此必須賣掉持有的農場，在沒有現金收入的情況下，人到中年，不得不在百貨公司打工維生。

    英國戲劇家、詩人莎士比亞曾説過，正直的人必須和正直的人為伍，因為誰能夠那樣剛強，不受誘惑呢?

    當時，美國最受歡迎的偵探小説家、“冷硬派”先驅達希爾·哈米特和赫爾曼住在一起。哈米特是《馬耳他之鷹》（The Maltese Falcon）和《瘦子》（The Thin Man）的作者，這兩部偵探小説在20世紀30年代先後被搬上大熒幕。

    哈米特也曾因拒絕做證舉出“人權會議”等組織在籌募保釋公積金時捐款者的姓名而獲罪入獄。出獄以後，未再發表作品，於1961年死於酒精中毒。而赫爾曼一直活到了1984年，享年77歲。

（同上）

    1976年，也就是在HUAC解散後的第二年，赫爾曼出版的回憶錄《無法安眠的時代》（也有譯為《邪惡的日子》）中説：“所以，我愈來愈搞不懂他（奧德茲）在巴爾貝塔餐廳講的一席話。那天晚上，他也許相信自己對我説的話。可是幾個星期過後，在面對可能犧牲自己在好萊塢的前途時，他只好改變自己的決定。我忍不住要説，陳腔濫調現在愈來愈大行其道了！電影製片廠的主管們都知道對許多人來説，要捨棄自家庭院的游泳池、網球場、收藏的名畫，以及面臨即將到來的貧困，無非是極其痛苦之事，所以他們就拿它充當有力的武器。”

    其實，與奧德茲為伍的是一個龐大的人羣，導演伊利亞·卡贊在事前就曾向赫爾曼表示，他打算到HUAC充當“合作的證人”，若不這樣做，他就沒辦法繼續在好萊塢拍電影。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的作者、日本知名學者鶴見俊輔在1970年代對此評論道，美國最惡劣的時代就是從那個時候降臨了。

    回憶錄中，赫爾曼説了一點自己的感想：“自從我第一次踏進國會的大門，以及後來在這時代發生的種種事情，我對自由主義抱持的信念幾乎喪失殆盡了，但相對的，我也得到了某種微妙的啓示。我很難説清楚這種感受，姑且稱它是一種‘正直’吧。”

    20世紀70年代後，美國經濟迎來空前的大繁榮，美國人的記憶逐漸埋葬剛剛過去的那一段令人憤怒和恐懼的歲月。來到一個利益至上的新時代，赫爾曼卻成為了一個備受爭議和攻擊的人物。

    美國雜誌刻薄地把赫爾曼描述成一個“粗魯的可以用牙齒扯下瓶塞”的女人，不知從哪裏搬出她的第一任男友的話，説她長得像是“捕鯨船的船頭”。

莉蓮·赫爾曼（Lillian Hellman，1907-1984）

    1980年，在一檔晚間電視訪談中，年輕而更具吸引力的小説家和文學批評家瑪麗·麥卡錫以美國文藝界慣用的“毒舌”説了赫爾曼的壞話。她譴責赫爾曼是一個壞人，一個販賣正直而不誠實的作家：“Every word she writes is a lie, including ‘and’ and ‘the.’”（赫爾曼寫的每一個詞，包括‘and’和‘the’這樣的虛詞，都是謊話。）

    風燭殘年的赫爾曼很快起訴了瑪麗·麥卡錫。這場官司持續了3年，終止於赫爾曼生命結束。

    數十年來，赫爾曼保衞美國人民自由，控訴富人貪婪追求財富的行為，竟不料在生命結束之際，她自己倒反成了像是個貪婪的、報復心重的審查員。這算不算是新時代的悲哀呢？

    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艾麗斯·凱斯勒·哈里斯為赫爾曼撰寫的個人傳記《一個難對付的女人》，主要是用來回答赫爾曼為什麼是這樣一位富有爭議的人物：在各種意識形態混雜的時代，她讓美國人四分五裂了，她的憤怒並不是指向美國政府，而是對於保衞人民自由而置若罔聞的知識分子。

    哈里斯説：“赫爾曼或許不是她回憶錄中的英雄，可是她終生堅信，反對種族歧視，緩解貧困，並且保護人民的自由是參與社會的人民應有的義務”，“雖然她做過一些愚蠢的決定，但她總是站在歷史的正確的一邊。真不幸，她的很多好的觀點隨着不好的，一同被丟棄了。”

    對於絕大多數不從事美國戲劇研究的中國人來説，赫爾曼太陌生，也太老舊，但赫爾曼生平傳遞正直的價值觀念在這個藍色星球的任何地方任何時代永遠不過時。她告訴人們，正直，既不能自欺，也不能欺世，因為這其中有雄辯和德行的秘訣。

（排骨酸菜燜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