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霖：第一次當大使夫人_風聞

黃鎮同志遞交國書、拜會拉科西總書記以後，我也展開了單獨的對外活動。

首先，我帶着全國婦聯給匈牙利婦聯的介紹信，去拜會了匈婦聯主席伊斯特萬夫人，從此我就是全國婦聯派駐匈牙利的代表了。接着，我又拜會了國會主席羅奈伊夫人、拉科西夫人、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的夫人等，所到之處都受到熱烈的歡迎。此外，我也拜會了駐布達佩斯各國使節的夫人，並且接受了回訪。

這是我第一次當大使夫人，對這項工作的重要意義不甚瞭解，只是學着做，辦法不多。

我對外出活動時的梳妝打扮仍不習慣。首先在頭髮上，到匈牙利後不久，就設法梳了兩條辮子盤在頭上，實在不願受燙髮的洋罪了。

因為穿高跟鞋，很快腳上打了繭子，每走一步都很疼，直到1952年回國到清華池修了腳，才解除了痛苦。於是，我只有在外交活動時才穿上高跟鞋，一回來馬上就脱掉。因此，我做了這麼多年外交工作，沒穿壞過一雙皮鞋。就這樣，有時還是想不通，覺得為什麼非要這樣受罪呢？

出國前，駐印度大使袁仲賢同志曾對我説過：“朱霖，不要生氣，咱們現在都是演戲，黨需要，我們就演。我們男同志穿得這樣整整齊齊，是演戲；你們穿上旗袍、高跟鞋，拿上個包包，也是演戲。我們為了黨的利益而演戲嘛！”

哦！就當為革命而演戲吧！我扮演的角色是大使夫人，既然演，就要把它演好。想到這裏，心情也就愉快了。

十月一日國慶節時，我已有七個多月的身孕，還穿着一件寬大的旗袍參加招待會，站三四個小時，接待賓客。那時我不懂，其實，已經那麼大的肚子，可以不出來了。但是我想，那是大使夫人的工作，應該如此，解放軍是輕傷不下火線的，懷個大肚子怕什麼呢？

最初，駐匈牙利使館有七名外交官：大使、參贊、武官和一等秘書各一人；二等秘書兩人，就是我和郭瑾同志，我們倆都是太行山區來的，都是團級幹部，他有對外身份，我是對內二秘；還有一位三等秘書霍明同志，是外文幹部。

我主動對郭瑾同志説：“咱們分分工，你對外，我對內，我把行政工作、思想政治工作都攬起來，保證搞好。對外交涉、請示報告、照會文書等就由你負責吧！”他表示同意，組織上也同意，就這樣定了下來。

既然負責對內，我首先就抓建館工作。

初到布達佩斯，我們住在馬爾蓋特西蓋特旅館。這家旅館相當豪華，住着不少外國人，每天大聲播放現代派音樂，我們覺得非常刺耳，很不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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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遞國書後，我們在旅館樓上掛起一面五星紅旗，使館暫時就設在這裏。但是，把吃住費用一算，哎呀！一天簡直要花幾千幾萬斤小米，心疼得不得了。於是，我們藉口不太習慣吃西餐，要求匈牙利政府儘快給我們找一處臨時住房。

匈方很快給我們提供了一層舊樓房，我們大部分同志就搬出旅館住到那兒，並且開伙做飯。這樣，不但解決了使館同志們的吃飯問題，而且立即就開展了外交活動，請匈牙利官員和友好國家的使節來吃中國飯，酬謝他們對我們的歡迎和協助，大家都很高興。

最後，找到佩斯高爾基林蔭大道20號兩幢樓房，經過修理，作了官邸和宿舍，又在附近的班冊爾街17號找了一座辦公樓。這樣，使館的辦公和住房問題總算解決了。

接着，就是購置傢俱。當時，我已懷孕五六個月，還得到處跑。有一位匈籍華人叫朱瑞玉，她是橋樑專家茅以升同志的外甥女，非常熱情，很願意幫助使館工作，就是她領着我去買傢俱。我們有時步行，有時乘電車。

到新傢俱店一看，價格貴得不得了，每件都要合成千上萬斤小米。大使説：“買舊的吧！”於是，朱瑞玉按報上出售舊傢俱的廣告，領着我到那些人家去買。

當時，匈牙利政府正在把一些資產階級殘餘從布達佩斯往外攆，出賣舊傢俱的大户人家不少。她領我到很多家走過，一會兒爬四樓，一會兒爬五樓，最後總算完成了任務。

從辦公室到宿舍，傢俱都配齊了，除了對外會客室部分房間以外，大多是買的舊貨，新的很少。但舊傢俱質量非常好，有些舊東西直到現在使館還用着呢！

室內佈置是黃鎮同志的專長，他是學美術的，也愛好藝術，從國內帶去了一些工藝品，很快就把對外活動的廳室佈置起來了。

整理庭院是一項浩大工程。黃鎮同志和參贊、武官的警衞員們到使館後，分別當了傳達、收發、司機和管理員，都是年輕力壯的小夥子。我就號召他們勞動，像過去在部隊一樣，我自己也和他們一起幹。

首先，在院子裏挖了一個大坑，把黃土取出來，把破磚爛瓦統統填進坑裏，用挖出來的黃土鋪甬道，最上邊再鋪紅沙土。紅沙土不粘腳，但價格很貴，所以儘量少用，以便節省。

在勞動中，我們連鞋襪也脱了。住在周圍高樓上的匈牙利老百姓都到涼台上來看。我覺得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勤儉節約嘛！我們是勞動人民嘛！

沒想到年終鑑定時（那時每年要做鑑定），同志們説了我不少好話，但也提出一些批評，説我個人英雄主義厲害，作為大使夫人，不修邊幅，脱了鞋襪挖地，讓匈牙利老百姓看了影響不好。現在我的檔案裏還寫着“不修邊幅”的缺點呢！

我承認有個人英雄主義的毛病，但又覺得委屈，不太服氣。當然，同志們批評的基本精神是對的，我也開始注意諸如照顧影響等等應該注意的事情了。

院子整修好以後，我們就發動大家像解放軍那樣每天上早操。當時部隊調來的同志多，從上到下一起上早操，都很自覺；有的從地方上調來的同志沒有這個習慣，也可不參加。臨近或路過的匈牙利人常遠遠地看着我們，站崗的警察也豎着大拇指讚揚説：“中國同志真是打仗出身啊！”

我們搬到新的館舍以後，全部自己開伙。我想，要給大家適當改善伙食。我們是中國人，既要吃好，又要節省，那就吃點豆腐、豆芽吧！我們乘火車來時，帶了幾千斤黃豆、綠豆。於是，先想辦法生豆芽。

豆腐怎麼辦呢？長征時，黃鎮同志畫過一幅磨青稞為長征備乾糧的畫，畫中有一台磨子是他親手鑿的。於是，我讓他又畫了一個磨子，然後去找一個刻墓碑的石匠，按畫鑿了一個磨子，拿回來交給廚房，做起了豆腐，還讓同志們喝上了豆漿。這些都是中國風味的飯菜。

後來，大使讓我們還派廚師劉玉浦同志到匈牙利貢代爾飯店去學習匈牙利菜餚和點心。因為講友好，要尊重人家，請客時拿出一兩樣匈牙利菜來，客人看到十分高興。有時他也做點匈牙利菜給同志們嚐嚐，這種菜很好吃，和法國菜差不多，而且還有點中國菜的風格。

劉玉浦同志後來到釣魚台國賓館工作，為匈牙利外賓做菜，曾受到表揚。

我從來沒有做過行政管理工作，經過這一段，初步體會到：要做好這項工作，首先必須做好有關人員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以身作則，積極熱情，多動腦子，有為人民服務的好思想。

我要求武官夫人常凱同志協助我，她表示願意。經組織決定，她當了行政組副組長。

我們先學着修修補補，如抽水馬桶、暖氣閥門、電燈開關出了小毛病，自己動手修，省得花錢找人。我們學會了，又教大家一起幹。我們的許多生活用品是從國內買來的，沒有倉庫怎麼辦呢？為了省錢，就把包裝箱的板子拆下來，釘成一格一格像書架似的貨架子，把物品分門別類地擺起來，安排得很像樣。

那時，我們每天還要寫日記，就像解放軍的參謀一樣，每天寫上：幹了什麼、有哪些問題、將要幹什麼等，送給大使、參贊、辦公室主任（一秘）看，他們常作批示，由我和常凱分頭辦理。

在駐匈牙利使館，行政管理工作是我的一項主要工作任務，同時也擔任了一些黨團支部的工作。

使館安頓下來以後，我們就開始學習匈牙利文了。出國前，周總理指示，要學習駐在國語言；到匈牙利後，大使又再三強調。我想我一定要帶頭學好。

當時，在匈牙利外交場合可以用俄文，大使、參贊、武官年齡大了，學一種語言文字也不容易，就學俄文。我、武官夫人和其他大部分同志都學匈文。

我們開辦了匈文學習班，請朱瑞玉教課。最初是外交官、收發、傳達、管理員、司機等大家一起學；後來，根據進度和需要，分成兩個班。

匈文是比較難學的文字，語法變格多，但大家都很努力，學習收穫很大。有些同志很快就能基本解決自己工作上的問題，如買東西、問路、接待客人等等。曾三次去駐匈使館擔任行政工作的老警衞員靳皂羣同志能講一口流利的匈牙利語，就是那時候學會的。武官夫人年輕、聰明，學得比我好。我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也能湊合講講一般的交際話，看看報上的大消息了。

拉科西總書記知道我們學匈文，非常高興，也很支持和鼓勵。他常請我們到他家作客、聽音樂會和打獵，都不讓帶譯員，逼我自己講匈牙利語，還讓我給黃鎮同志當翻譯。

1952年冬，宋慶齡副主席參加世界和平大會後，路經布達佩斯，在火車站停留一個小時。拉科西總書記親自來接待，捧出匈牙利名酒託卡伊，把我拉在一起向宋副主席敬酒，還讓我翻譯了兩句匈牙利語，使我很緊張，但又感到十分親切。

1953年國慶節時，拉科西照例來出席招待會。用過冷餐以後，他拉着我的手在大廳轉了一大圈，一邊走一邊説：“你看，中國大使夫人學我們的匈牙利文，説得多麼好啊！我們的國家這麼小，他們的國家那麼大，他們還學我們的語言，這可是前所未有的啊！”

其實，我的匈牙利語還説得不好，他卻在眾人面前對我大加讚賞。我趕快説：“這是我們的周恩來總理讓我們這樣做的。周總理説，一定要學習駐在國的語言，尊重駐在國的文化，向他們學習。”拉科西聽後高興地笑了。

1950年11月底，我在布達佩斯生下了我的第六個孩子（和平），那是在我一生中住過的最好的醫院裏。當時，雙方外交人員醫療互惠，我們提供最好的協和醫院給他們使館的人員看病；他們也給我們使館安排了最大、最現代化的亞諾什中央醫院，接待非常周到，而且特別熱情。

臨產前，黃鎮同志陪同我去醫院，我進了產房，他和翻譯等在門外。他知道，當時我的匈文還不行，怕要用翻譯。

過去我生孩子，都是在非常艱苦的環境裏，夫妻也不在一起，老大就是在驢圈裏生的，那時我從不哭叫。我想，戰士掛了彩都不叫，我生孩子再痛苦也絕對不能叫、不能哭。到了這樣高級的醫院，環境這樣舒適，條件這樣好，更不用説了，自然是很安靜的。

醫院的婦科主任是男大夫，他高高興興地親自來給我接生，雖然不是很順利，但總算平安地生下來了。他把小孩抓到產牀旁邊的水龍頭上去沖洗，只見温水從孩子的背上衝下來，這和我們的習慣完全不一樣。

醫生對我説“Fiù”“Fiù”，我弄不清什麼意思。過了一會兒，他出去告訴翻譯説：“夫人生了個男孩。”原來“Fiù”是男孩之意。是男是女，我無所謂，已有三個男孩了，這是第四個。

他還拍拍我的頭説“Jó”（好），我知道是表揚我。然後護士用車把我推出了產房。接生時，醫生老説“Jó”“Jó”，也就是説我和醫生配合得很好的意思，這我已經懂了。

產後，匈牙利外交部、蘇聯大使夫人、朱瑞玉都給我送來鮮花，説我是“英雄母親”。這些，我從來沒有經歷過。我覺得生孩子是非常普通的事，有什麼可慶賀的呢？

1952年回國開使節會議，碰到陳賡同志。他原來是太行山區八路軍129師386旅旅長，他説：“呦！朱霖，原來你是個英雄呀！”

我説：“什麼英雄？”

他説：“你在匈牙利生孩子不哭不叫，匈牙利人稱你為英雄，消息傳到國內，大家都知道啦！”

據匈牙利同志説，在匈牙利醫院裏，不管是本國婦女還是外國婦女，生孩子都是又哭又叫的。的確，我在那兒住了一個星期，天天聽到哭叫聲。他們有時還打開我的門看看，説的什麼我也聽不懂。

朱瑞玉告訴我，醫生、護士和產婦都説，中國的婦女究竟不一樣，是戰爭中鍛煉出來的，真是英雄。我聽了覺得真好笑，那時我們女同志都是生育年齡，在哪生孩子也都是不哭不叫的，只不過我是第一個在匈牙利生孩子的而已。

建國初期去駐外使領館工作是允許帶孩子的。我的老五名叫勝利，原來放在香山慈幼院。因為他斷奶早，愛生病，院方不願留他，我就從香山慈幼院找了一位有經驗的保育員吳南同志帶着老五，隨後一起來到了匈牙利。老六和平出世後，也由吳南同志一起照看。她的丈夫是共產黨員，在北平英勇犧牲。她21歲守寡，後來在我家待了近20年，對我幫助很大。

我一天到晚工作很忙，沒有時間照看孩子。老五又調皮，一個人上街亂跑。為了不牽扯精力，不影響我的工作，防止他出事，我不得不把他送進匈牙利黨中央的幼兒園。由於受傳染，他曾害過三次猩紅熱、三次肺炎，身體很虛弱，多虧匈牙利醫生的治療和吳南同志的照顧，才逐漸健康起來。

老六兩歲多時害了白喉。吳南打電話到辦公室，説小孩病了，要我趕快回去看看。我説：“等一會兒，現在正開會，等我下班後再去看吧。”後來吳南又來電話説：“朱霖同志，小孩不對頭，眼睛緊閉着，出氣都很困難，你再不回來，耽誤了我可負不了責任。”我回去一看，果然很嚴重，趕快用車將孩子送到醫院。

醫生檢查後説，孩子患的是白喉，立即連同阿姨收留進傳染病醫院，全力進行搶救。主任、教授都出來了。由於被我耽誤了時間，老六好幾天後才脱離危險。我到醫院去只能站在病房玻璃窗外看。

阿姨告訴我，昨夜小孩休克好長時間，高燒不退，醫生用濕牀單來回替換着包，把阿姨關進廁所，不讓她看，怕她心疼難受，等小孩緩過來了，也只讓隔着玻璃看。

我聽着阿姨的敍述也流淚了。老六的病經過匈牙利醫院的精心治療，很快就轉危為安，恢復了健康。

當時外國人員帶孩子出國也是向蘇聯學習的。當然，這樣做有它的好處，但對國家、使館和父母來説，負擔太重；使館的工作環境也不適合帶孩子去，對孩子的學習和成長都不利。所以，到1954年初夏，我們就讓吳南同志帶着兩個孩子先回國，送他們進了外交部託兒所。

四個大孩子都放在國內，一個上了住宿小學，三個放到軍委保育院，總的來説很好，比在農村時不知強多少倍，但也有些新問題。

1952年我回國開會時，先到育英小學看兩個大孩子。老大是女孩，農民叫她二乖，因為奶孃家的女兒叫大乖，上學後起名黃文；老二是男孩，農民叫他黑胖，他當時是又黑又胖，上學後取名黃山。

我一去，黃文很快就來了，但黃山怎麼也找不見，我和老師都很着急。

老師吃完晚飯回宿舍，才發現他躲在老師的牀底下，連忙把他拖來見我。

我問黃山：“你怎麼不見我呀？”

他説：“老師上課時説，北京有特務，壞人很多。我想，爸爸、媽媽都在國外，怎麼有媽媽來看我？我不能見她。我先躲在自己牀底下，想想不放心，又躲到老師牀底下去了。”我聽後，真是哭笑不得。

接着，我又到十一小學去看老三。老三是個女孩，也已上了小學。她一見我就説：“媽媽，我在太行山奶媽家叫米囤，現在人家都笑我的名字難聽。”

我説：“米囤是表示家裏糧食多，有吃的，在太行山是個好名字。”

她説：“老師叫我改名黃浩。”我説：“同意，就叫黃浩吧！”

最後，到軍委保育院，看見了老四。這又是個男孩，名叫黃河，四歲多了。他是1947年8月24日黃鎮同志帶領部隊過黃河那天出生的，警衞員同志看到捷報給起的名字。

老四早把我忘了，不願跟我走。我説：“上汽車！”

他一聽汽車，才願意了，站在汽車上高興得直跳，再三問我：“你是我的媽媽嗎？”我説：“是。”

他説：“你是我的媽媽啊！趕明兒你可要來接我啊！”

聽這話，我感到很心疼，眼淚馬上掉了下來。他一定看到許多媽媽常來接孩子，可是我們在國外工作，怎麼能老來接他呢？

那個時期，外交部對駐外使領館的後方工作很重視。福利科的同志很負責，經常動員老師把孩子們接到他們家中去，過半年還給孩子們拍照寄給我們。我們無須牽掛，可以一心放在工作上。

在軍委保育院的孩子們是很幸福的，那裏有全心全意為孩子們服務的醜志剛院長和其他保教同志，他們對父母遠離祖國的孩子們又特別細心照顧，該入小學的與外交部福利科聯繫，轉入住宿小學。

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些可敬可愛的好同志，他們也是外交工作的好後勤。 

【**公號説明：**本文選自《大使夫人回憶錄》第三章3-6節，如需轉載請註明文章出處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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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朱霖  圖片 | 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老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