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無限“權利”的美國巨嬰，一步步把美國推向分裂的深淵【大師計劃·範勇鵬03】_風聞

文 | 範勇鵬

引：

上一講我介紹了美國六七十年代以來所產生的，個人膨脹和慾望放飛，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這一講我主要和大家談談美國的文化戰爭怎麼導致了政治的衰敗？

當人們都無視公共美德，只追求自己的私利，並且把私利都看作神聖權利的時候，不同私利必然會發生衝突，並進而體現為文化思潮的衝突。

這一講我就先從“權利”觀念的泛濫講起，人類的任何一種貪慾，都會找到合適的詞彙，把自己打扮成一種正義。

近年來中國網絡上出現了一個名詞“白左”，2018年這個詞被收進了美國的詞典，並且引起了福克斯等媒體的關注。福克斯好像特別喜歡這個詞，前不久還在這個節目裏邊用“白左”來醜化拜登政府的班子，這可以算是中國概念打入西方文化的一個罕見的例子。

“白左”這個詞雖然有不同的定義，但是大多包含有白左翼，崇尚普世價值，高調聲張權利，對異常行為容忍度高，抗拒保守、傳統和權威等價值的內涵。

究其核心特徵，也就是一種“權利話語”。簡單地講就是“只要權利、不負責任”，這句話大體都可以涵蓋了。那麼它的社會根源就是我前面講到的六七十年代以來，在美國社會里邊所產生的這種個體膨脹和慾望的放縱。

比如當時有一個現象就是，越戰的時候有大量的年輕人逃避兵役，逃避兵役是違法的，是要上軍事法庭的，但是逃避兵役的這些年輕人，發現他們可以在逃避責任的同時，還得到一種道德上的優勢。因為他們當時恰恰迎合了那個時代的這種權利主義的價值觀，同一羣人在後來尼克松的“水門”醜聞裏邊，又找到了一種鄙棄權威的懷疑精神，所以這一代人就變得越來越憤世嫉俗，但是他們的抗爭姿態是以不付出任何代價，不影響他們獲得更多的權利為前提的，所以權利就變成了一種強勢話語，一種欲罷不能的精神毒品，權利意識裏邊成長起來的美國人就變成了慾望無限，同時又不放棄道德優越姿態的“巨嬰”。

正如史學家帕特森所説，他説“在期待進步中，美國人養成了缺乏耐心的習慣，抗拒排斥，對他們提出犧牲要求的領袖”。布蘭森在1998年寫到，美國人“陶醉於一種觀念，即任何慾望和念頭，都應該簡單而迅速地得到滿足”。

當時的保守派和一些社羣主義者看到了這種權利意識的過度膨脹，認為這是萬惡之源，對權利期望值的不斷提高，會不斷強化“自私”利益集團的慾望，然後他們對權利的要求就會變得越來越永無止境。

所以哈佛大學的格蘭登教授在1991年出版了一本書叫《權利話語》。Rights Talk 。這本書裏就寫到，權利話語“催生了不切實際的期望值，加劇了社會衝突，阻礙了原來可以導向共識的對話”。這種權利話語帶來了很多病症，其中一個就是“訴訟爆炸”，或者叫“訟棍”式律師的橫行。

一個很著名的案例就是當時有一位在麥當勞餐廳裏被燙傷的女士，獲得了290萬美元的天價賠償。這件事對中國的消費者權利意識的興起是有一定貢獻的，當時對中國影響蠻大的，但是也是當年公知們吹捧美國的一個最主要的例證，但是中國人一般注意不到它的長期後果——就是加劇了美國律師的膨脹。

到1993年美國已經有80多萬律師，10年之後超過了百萬，到今天也不過是130多萬。然後一些醫療事故賠償金額數高達數億美元，律師們能夠得到賠償金的1/3或者更多，一夜暴富。

很多律師發財之後進入到政界，通過選舉制度繼續來操縱、利用和強化這樣一種趨勢，使美國的“法治之蔽”幾乎沒有得到矯正的機會。

這些律師跟中國前幾年很火的那些“維權律師”或者“死磕律師”非常像，在賺取暴利的同時，佔據着為弱者權利説話的道義制高點。不過當時的美國的這些維權律師比中國的維權律師，在一個方面比起來要好一些，那些美國律師敲詐的對象往往是大公司，但是客觀上帶來了保險費等等社會成本劇增的後果，並且激化了社會仇恨。而中國的律師們更願意跟資本站在一起，不過這個情況這幾年有所好轉。

當時的美國保守派人士就把這些律師稱之為美國“唯一真正的寄生階級”。另外當時有一些州級或者縣級的法院的陪審團被稱為叫“中大獎陪審團”。因為這些陪審團特別喜歡做出一些反企業的鉅額賠償判決，對這種現象起到了助紂為虐的作用，但是普遍的反感卻沒有辦法撼動律師的地位，因為當時美國的利益集團政治裏邊，全美辯護律師協會成為一個極其強大的利益集團，因為有了錢就可以操縱選舉，就可以成功地獲得立法權力，所以他們成功地反擊了任何試圖削弱他們的改革。

權利話語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加劇了文化分裂

70年代，民主黨自由派和知識分子藝術家還有作家羣體們建立了一個穩定的聯盟。自由派文化綁架了大學、基金會、好萊塢和媒體。自由主義精英羣體雖然人數不多，但是他們特別擅長髮聲，“白左”思潮迅速擴張。

大家想想今天的中國的網絡空間和輿論空間裏邊，有一些所謂的權利運動是不是也有類似的特徵？他們其實根本不關注真正的勞動人民、勞動婦女，甚至愛環境勝於愛人，愛動物勝於愛人。一羣天天喝着星巴克，嘴裏夾雜着英語詞兒，滿身文藝範兒或者中產範兒的那些偽精英，有時候習慣用粗鄙的語言、用槓精式的這種辯論，替他們想象中的弱勢羣體來發聲，然後不斷地自我感動，佔據和浪費着大量的社會輿論空間。

當時美國一個典型的事件就是1998年的斯坦福大學，關於取消《西方文化》核心課程的一個爭論，最後自由派取得勝利，用“多元文化”取代了“西方價值”，這樣一個概念。在教材裏邊增加了關於奴隸制、3K黨和麥卡錫主義等等，西方歷史上這些罪惡做法的內容，在咱們中國人的角度來看，確實算得上是一個進步。但是當這個東西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變成了一種全國性的教育標準，難免就會帶來社會的分裂。

一個極端反映就是一種自恨情結。

比如當時紐約城市大學有一位教授，他在課堂上就把白人給描述成崇尚物質和具有侵略性的“冰人”。從我的角度來看，我是同意他這種觀點。但是站在美國社會的角度來講，這個就有一種種族主義自恨情結了。

他認為這種“冰人”給世界帶來了“3D”，叫“統治、摧毀和死亡”，domination，destruction and death。然後相反非洲人則是温暖的、講人道主義和共享主義的“太陽人”。那麼白人進行這種自我反省是有必要的，就是他們歷史上確實犯下了太多反人類的罪行，但是作為一種文化，你要放眼未來，要促進團結，而不是強化仇恨。

所以當時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在1991年就寫了一本書叫《美國的分裂》，這本書裏面就諷刺了美國大學校園裏傳播的瑣碎的政治正確的言論標準，以及高度黑人中心主義的歷史觀，他評價當時多元族裔教條叫“用分化來代替同化，用分離代替融合，它貶低一而頌揚多。”今天美國校園和文化領域的政治正確已經登峯造極。就是當時這樣一個歷史發展的結果。

比如我們看美國學術界有很多，比如歷史或者社會科學類的一些著作，他可能採取的是傳統的一些研究方法，傳統的研究內容，但是在導言裏邊都會像狗頭保命一樣，會加上一句，本書有一個重大的缺憾，就是沒有從什麼女性的視角，什麼族裔的視角，邊緣的視角來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然後將來什麼期待加以彌補，這個東西就變成了一種套話，變成了一個政治正確。

另外就是教師在課堂上，他如果你哪怕講歷史課，你用了一個歷史上帶有歧視含義的詞都會引起軒然大波，甚至你連批評某一種現象的時候都不能用。比如去年，美國有一位老師，他就講解漢語裏邊一個口頭語，因為我漢語裏邊喜歡説“那個那個”相當於英語的 while，因為這個詞和黑鬼 Nigger同音，所以這位老師就被停職了。

非常奇葩的一種現象。更嚴重的問題就是多元文化主義統治的校園政治正確，反而把公眾的注意力從真正的社會和經濟公正性這些重要問題裏邊給轉移出來。所以早在七八十年代就有人批評所謂多元文化主義，只是對苦難的一種“安撫奶嘴或者止痛藥”。

這種文化多元主義的過度發展，自然引起了保守主義者的反擊，直接導致了80年代的“文化戰爭”。

所以當時里根的內政部長瓦特就把美國人分成兩類，一類是“自由派”，一類是“美國人”。這個觀點就很搞笑，在那個時候中國自由派的精神之父們都知道，自由派不是正經的美國人。保守派作家海默爾法布在《一個國家，兩種文化》這本書裏面就指出，當時的文化戰爭已經把國家一分為二，我們站在今天回頭看，這場文化戰爭其實從來沒有結束，特朗普的當選只是又一次激烈的交火和爆發而已。

當時2016年大選期間開車撞向遊行的自由派人羣，摧毀校園中的格蘭特雕像，以及美國大學校園裏邊的謾罵和鬥毆，只不過都是這場文化戰爭的新戰鬥而已。拜登上台，自由派算是又扳回了一局，但是會導致這種文化戰爭的延續，後邊還會綿綿無絕期。

隨着民主黨在這個過程裏邊變得越來越自由，共和黨在1974年之後變得越來越保守，兩黨都忽視了民生、經濟、階級問題，然後熱衷於墮胎、校車、積極行動、校園禱告、同性戀以及各種小眾話題。70年代之後激烈的黨派鬥爭，導致選民對政黨越來越不關心，結果出現了一個選民和政黨之間的“解盟”現象。de-alignment，就是選民和政黨之間的聯盟解體了。一直到2000年之後，兩黨雖然有很多人在努力，很多政治精英在努力，但是始終沒有能夠有效地實現再次的結盟。

所以特朗普在2016年演講的時候，講一講工人問題，就打開了通向白宮之門，不能不説就是這樣一個發展的長期後果。

那麼在這樣一個走向衰敗的文化中，任何制度他都沒有辦法避免衰敗的命運。

亨廷頓早在60年代就開始關注政治衰敗問題，雖然他關注的主要是發展中國家，但是當時的美國社會已經開始發生的制度衰敗，自然也是他思考的動因之一。到2014年福山開始談論政治衰敗的時候，他就不得不更多地關注美國自身的問題了。

政治衰敗有非常複雜的成因。首先我們要看到對任何制度來講，衰敗是一個必然的命運，任何制度都一定在時間裏邊是會衰敗的，區別在於你這個制度有沒有能力及時地做出調整，做出改革，然後重新煥發出生機。

其次，自由憲政制度，它從頂層設計上就是為了服務於資本對國家的掌控，因而它的腐敗和衰敗也是一種內在傾向，只是看它能否保持一個適當的度，不要因為吃相過於不雅而丟掉偽偽裝的面紗。

但是即便如此，美國製度衰敗的快慢早晚仍然取決於很多具體的因素。我前面講到的個人膨脹，慾望的、貪慾的放縱，和權利話語的泛濫，的確加劇了這種衰敗的到來。

50年代以來的這種權利革命雖然帶來了社會的進步，但也導致了國家的碎片化，就導致種族、移民、文化戰爭、黨爭，無休無止的爭論，侵蝕掉了共同觀念的基石。正如康馬傑在尼克松辭職之前的講話裏邊所説，他説美國從此之後沒有了共識，自美國內戰以來，這個社會從來沒有像70年代一樣缺少和諧，然後文化多元主義的發展又加劇了這種離散性的傾向。

很多人認為美國已經失去了公民精神和共同體精神。我記得2014年我有一次在華盛頓坐地鐵，遇到了一個女士，就是希拉里團隊的一位前助手，當時就打招呼，然後我聊天我就問她，我説你認為美國今天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她就説，她説已經沒有公共美德了。

那麼這種公共美德的喪失還帶來了一個負面的後果，就是狹隘的“意識形態”意識的興起，各種羣體都跳出來，為“自私利益”來要求更大的權利和利益，使美國的政治過程和制度本身變得越來越利益集團化。

所以我們看到不僅我們過去熟悉的，像企業、工會和地區，這些利益集團會通過遊説這種方式來影響美國的政治，後來包括族裔、殘疾人、LGBT、吸毒者在內的各種所謂的“少數羣體”，以及各種議題立場羣體，都會通過組成利益集團來影響公共政策，更可怕的是連公共事務，包括像環保、社會福利、公民權利等等這些議題，都需要以利益集團的形式來運營，才能夠得到關注和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必須要學會利益集團的遊戲規則，才能夠影響政治。

多數公共利益集團的成員其實是來自於特定階級，他們不接地氣，忽視下層弱勢羣體的真實想法，習慣於自上而下地來運作，依賴於富人的捐款和免税基金會，擅長於媒體公關，自如地遊走於國會大廳和政府機關的走廊。那麼這些人究竟他和他所聲稱代表的那些弱勢羣體，那些下層階級或者社會議題之間還有多少真正的關聯？其實很難説得清。

在1970年，大概有250家公司和1200多個行業協會在華盛頓派駐了官員，到1980年這個數字上升到500多家和1739個。

80年代初，華盛頓有一條街叫K街， K街主要是一些智庫、遊説機構，那麼 K街上從業人數迅速增長到了3.5萬人，成了華盛頓第一大產業。當時就有一位政府官員説這種情況，就像是中世紀的意大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公國和王國”， K街上遍佈遊説機構，所以當時被人稱為“古馳峽谷”。美國當時最大的遊説集團，“全國退休人員協會”和步槍協會，教師工會等大型利益集團一道，代表着各自的利益集團，然後爭搶着從國家的軀體上撕咬下來最大的一塊肉。集團利益幾乎壓倒了國家利益。

選舉政治也因為貪慾的膨脹而變得更加依賴於金錢，有錢才能當選。當選之後你又得應付其他這些財大氣粗的挑戰者，不得不花大量的時間來募集資金，沒有時間來幹正事。參眾兩院的議員們都要忙於籌款，通常顧不上正經的立法工作，競選的花費直線上升，一個參議員席位的成本從1976年的60萬美元躍升到1990年的400萬美元。所以當時克林頓在一次採訪裏邊就抱怨説，除了下一次籌款，我和希拉里、戈爾沒有辦法專注於任何事情，我們都快被逼瘋了。

為了制約這種金權政治的弊端，美國人確實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1974年通過了聯邦選舉法，限制了政治捐款的限額。所以今天我們國內有一些學者，有一些公知常常以這個改革為證據，來否認美國政治的金錢本色。但是這些學者通常不告訴大家的是，這場改革本身其實就是被利益集團所綁架的，最初推動改革的就是民主黨和工會利益集團，是代表民主黨利益的。後來大公司和共和黨這些集團原來是反對的，結果後來摸到了法案裏邊一個竅門，我可以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摸到竅門之後，共和黨反而是更加如魚得水。

到1978年聯邦選舉委員會又裁決“軟錢”可以合法地注入聯邦選舉，所以之後就有更多的候選人來選擇利用合法漏洞。另外在2014年的一個司法裁決裏邊，1974年的改革的大多數成果又被聯邦最高法院所推翻，理由就是因為對競選經費的限制，侵犯到了“言論自由”。那麼我們看到這麼一個微小的改革措施，最終也是在資本力量的圍攻之下壽終正寢。

此外政治制度裏邊其他的一些衰敗現象也很多，比如今天高度極化的黨爭，從那樣一個所謂權利政治的時期衍生過來的。

所以當時就有人發現，美國的總統制在應對黨爭方面不如內閣制有效，古老陳舊的三權分立制度，也加劇了行政和立法部門之間的對抗性關係。另外美國過去很多人宣揚的這種所謂的制衡，這個制衡制度恰恰使美國的政治程序複雜不堪。比如憲法規定的總統的4年任期，在克林頓被彈劾期間暴露了嚴重的弊端，選舉制度裏邊的弊端更多，比如選舉人團制度，贏家通吃制度，以及由各州分別制定登記和投票程序的制度，都帶來了大麻煩。

後來在戈爾和小布什競選的時期造成了一場憲法危機，所以一直到去年大選，我們看到美國的總統制度、國會制度、選舉制度、政黨制度、三權分立，包括各州制定選舉制度的這樣一種規則，幾乎所有的制度方面都出了大問題，險些釀成一次非和平的權力交接。

這一次雖然仍然是勉強的涉險過關，但是下一次呢？下下次呢？特朗普背後畢竟有7400萬選民，共和黨還沒有拋棄他，他會不會捲土重來？會不會有更極端的人物的出現？民主黨目前在內部是成功地壓制了左翼力量，那麼誰知道將來還能不能壓得住？問題只要是背後的這種文化戰爭，美國社會的這種撕裂沒有終結，這種黨爭它作為一種表象就會註定會持續下去，它的政治制度就一定會不斷地衰敗下去。至少我是看不到美國在未來的幾年，甚至十幾年之內，它能夠扭轉這種衰敗之勢的任何可能。

所以最後我就做一個簡單的總結。從六七十年代以來，美國確實發生了很多積極的發展，但是也有很多消極的發展。這些東西在一時間都吸引了人們的關注，但是俯仰之間已為陳跡。在這個過程中，我前邊三講講到的，有個人的膨脹，慾望的放縱，權利話語的泛濫，以及制度衰敗所匯成的這條潛流，卻變得越來越明顯，越來越猛烈。同時跟美國的經濟金融化、去工業化、移民問題等等，一道在過去的一二十年時間裏邊，湧出地表，呈現出一種噴薄跳蕩之勢。對眼下的美國政治遊戲、社會衝突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

那麼其實穿越歷史，我們會發現美國今天的許多境況，與歷史上很多帝國的興衰命運相映成趣。前面我提到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馬基亞維利曾經説過，他説，在一個墮落的民族維持自由政體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弊端雖然很容易被認識到，但是糾正它卻很困難，僅僅用合法的手段是不夠的，必須用非法的手段”。

所以大家看看這個特朗普，其實某種程度上他就是想用非法的手段來做事，按照馬基雅維利的政體循環理論，這種政體如果要生存，必須要傾向於王政，而不是民主政體。所以我們且看近年來的美國，包括像通俄門的漫長糾纏，特朗普和佩洛西在國會的府會鬥法，包括史上最長的聯邦政府關門，包括總統不斷地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等等。

另外2020年大選的結果，史無前例地遲遲未決。我們會看到美國政治的合法政治手段似乎正在一點一點地耗盡它的效用，將來會不會發生靠非法政治手段來解決問題的這一天，那麼我們拭目以待。

英國的有一位歷史學家叫約翰·格拉布爵士，也是一位前殖民主義者，他在1978年寫了一本書叫《帝國的宿命》。這本書裏指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歷史現象，他説在西方或者在地中海文明裏邊，帝國是有“保質期”的，平均壽命250年。他有一句話説，他説“亞述人用弓箭長矛，英國人用殲船利炮，但是帝國的壽命都是一樣的”，他還發現歷史上很多帝國衰落的特徵，都包括一些類似的因素，包括政治仇恨，異族移民的大量湧入，還有人口的多元化。

所以我們看一看今天的歐洲和美國所上演的社會趨勢，在歷史上竟然是似曾相識。那麼今天是美國建國245年，距離格拉布爵士版的歷史週期終點只有5年時間了，歷史會不會重演？沒有人知道。面對霸權興替、文明起落的這一場歷史大戲，我們只能在謙卑的觀察裏邊獲取只鱗片爪的感悟。窮經皓首也不過是窺見命運巨輪之一斑。但是不管怎麼樣，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永葆青春，問題在於能否“日新”、“維新”。美國今天所發生的一切都應該是中國人警醒。好，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