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躺平和歲月靜好的方方_風聞

最近，全世界最大的新聞，莫過於印度的新冠疫情，越來越嚴重，像火山突然噴發了一樣。

單日新增感染人數，屢創新高。一天三十多萬人確診！若不是受到檢測能力的限制，這個數字會突破天際。

面對失控的疫情，去年跟我們不服不忿、氣焰囂張的印度政府，選擇了——戰術性平躺，聽天由命了。

這個自詡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以往給我們最大的印象，就是“蜜汁自信”。任何領域，他都要去爭第一，當然是嘴上爭，號稱“嘴炮王者”。

但面對這波疫情，他們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不是嘴炮。稍微一使勁，就超越了巴西，劍指確診人數世界第一的美國。

關於印度這波疫情的報道很多，所有醫療機構都已經超負荷運轉了，有的甚至關門了。最近印度最缺的就是呼吸機，氧氣也不夠了，據説黑市裏翻了好幾倍。

除了醫院，印度最忙碌的機構是火葬場，二十四小時連軸轉，不間斷，許多爐子的零件都燒化了。

人間地獄的現實版。

這讓我想起，去年某省作協的汪主席，在那本著名的日記中寫道：“這裏是人間煉獄，火葬場一地無主的手機，一車一車的屍體往外拉。”

事後被證明是謠言的這段話，用在印度身上，毫不違和。

如今，中國早就進入了後疫情時代，生產和生活秩序井然，但汪主席對這個世界所發生的一切，失去了那份興趣和激情。

無論是歐美、印度在疫情中的表現，還是日本排放核污水，抑或是美國帶頭造謠新疆，在南海、台海鬧事，汪主席都表現出——兩耳不聞窗外事。

住在自己的大別墅裏，享受着歲月靜好。

應該承認，汪主席是個很有想法的人。她曾經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説道：

“時代中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那裏，可能就是一座山。而我們偏偏處在一個塵土飛揚的時代之中。”

你看，抱怨起社會來，都是這樣的充滿詩意，不愧是作協主席。

肚子裏沒點墨水，還真聽不出來她是在含沙射影今天的中國社會。

我不知道她經歷過怎樣的委屈，以至於有如此大的怨氣，竟讓她覺得今天的中國，塵土飛揚，難以呼吸。是她的大別墅剛裝修完，甲醛超標了嗎？應該不是。

若按汪主席對自己國家的苛刻標準，來對比美國、印度，那今天的美國、印度，正經歷着一個下着流星雨、隕石橫飛的時代。

面對西方造謠新疆，日本排放核污水，這樣關乎國人切身利益的大事，“悲天憫人”的汪主席失聲了。

汪主席，你在哪裏？人民需要你。

我不憚以惡意去揣摩他人，姑且認為她是出於一種公知的自覺和習慣吧。在改革開放以後，一些文藝工作者，跟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潮流，受益於八十年代“傷痕文學”，而培養出了一種表達習慣。

凡事不罵罵體制、不罵罵社會，就會覺得，對不起自己安身立命的這份手藝了。

由此我又想到了另一個作家，閻連科，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92年加入作協。

今年，閻教授獲得了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美國人為華語文學設置獎項，你懂的）。他在頒獎典禮上的獲獎感言中，聲情並茂地講述了，“一位中國老人感謝日寇一顆糖恩惠”的故事。

“當大家看到或談到中國與日本的仇殺歷史時，那位母親總會記起1945年，日本軍隊從中國敗退時，一位穿着破爛、身上掛彩的日本士兵，拄着枴杖從口袋裏摸出一顆小糖給了她。這位母親説，這是她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糖，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種叫糖的東西，竟然那麼甜。所以她終生記住了糖的味道和那張流血的日本士兵的臉，終生都渴望還給那個日本士兵一些什麼去。”

在閻教授的心裏，日本侵華的那段歷史，是“中國與日本的仇殺歷史”。

在閻教授的心裏，中國人民對日本軍隊的認知，定格在了“糖的味道和那張流血的日本士兵的臉”。

看了這段話，我只覺得內心翻江倒海，萬馬奔騰。

任何一個組織，成立都有其目的和宗旨。我不太瞭解作協是幹什麼的，宗旨是什麼。我天真地以為，作協裏的作家，一定有比業餘作家了不起的地方，一定在思想性上，價值觀上，有過人之處。

但汪主席和閻教授，讓我困惑了。

這兩位大作家做的事情，讓我很不安。

因為他們讓我想到了一件事，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件事。

德軍在一戰的時候，佔領了法國部分地區。為了瓦解佔領區法國人民的反抗意志，德國人在當地出資創辦了《阿登公報》，聘請一些法國人寫文章。

這個就好比，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日本佔領軍在中國的淪陷區南京、上海等地辦報紙，聘請一批中國文人寫文章。

《阿登公報》上發表的文章，主要是什麼內容呢？

舉個例子吧。

1915年12月1日，《阿登公報》刊登了一張照片，一個德國士兵，正在給一個親暱地坐在他膝蓋上的法國兒童餵飯。標題是：法國兒童非常懷念“德國兵叔叔”。

此外，報紙還刊登了被佔領區法國人的來信，他們稱讚德國軍隊紀律嚴明、文明友善。而且，只要有德軍士兵的地方，隨處可見德國人對音樂、宗教和道德規範不可阻擋的熱愛。德軍所到之處，感恩的法國人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這哪裏是侵略者啊，這分明是上帝派來的天使啊！

相反，協約國的軍隊，所到之處，寸草不生，犯下了許多反人類罪行。

如果《阿登公報》所説的是真的，那法國人真的應該放下武器，顛覆本國的政權，心甘情願地接受“德國兵叔叔”的治理，這樣才不至於時代蒙塵，“塵土飛揚”。

看完這個故事，你就知道我為什麼不安了吧？

在延安的時候，毛主席曾經説，文藝界主要的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

“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只要是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

對於各色文人的真面目，我們是分辨得清的。

“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有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對於人民的事業並無熱情，對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戰鬥和勝利，抱着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經營的小集團裏的幾個角色。”

七十多年過去了，毛主席所説的這種人，在文藝界依然混的風生水起。這些以醜為美、以臭為香、三觀不正的所謂文人，沐猴而冠，霸佔着大雅之堂。

好在中國正在崛起，人民的辨別能力也水漲船高，有些文人的日子會越來越難過。

誠如毛主席所説，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

「一個壞土豆」合約作者 | 李子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