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資本主義_風聞

從1750年到1900年的150年當中，資本主義與科技征服了全球，創造出一個新的世界文明。其傳播速度之快，涵蓋之廣，資本主義由此轉變成資本主義“體制”。

推動這場大變動的是知識意義的劇烈改變。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在此之前知識一直被視為“道”，幾乎是在一夕之間，知識就變成為“器”。知識變成一種資源、一種實用利器。原本被視為個人層面的東西，卻變成為社會層面的東西。

大變動的頭100年，知識被用於改良生產工具、流程和產品，結果產生了工業革命。同時也產生了新階級和階級鬥爭，以及相伴的共產主義運動。

在第二階段，即大約從188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知識有了新意義，被用於解決工作本身的問題，這引發了持續了75年的“生產力革命”。無產階級意外變成了不再一無所有的所謂中產階級。

最後階段始於二戰結束之後，知識開始運用到“知識”本身。運用到已有知識的傳播、溝通、整合、利用、轉化、更新，以及運用到新知識的系統性組織化地開發或發現……持續到現在，引發了“管理革命”。除了資本與勞動之外，知識現在很快成為一種生產要素，而且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講這種社會是“知識社會”恐怕還言之過早，但知識經濟早已成為觸手可及。

在1750年時，資本家與無產階級即使在西歐也還只是邊緣羣體，現代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在100年的時間裏，就已在西歐各地開花結果。到了1850年，西歐資本家與無產階級的地位已無足輕重，兩個階級相互對立。之後，只要是現代資本主義與現代科技所到之處，他們很快成為那個社會的優勢階級，共同代表先進生產力。

歷史重大事件很少只有一個原因與解釋，總是由許多各自獨立、彼此分離的發展因素湊集而成。

1747年，第一所土木學校在法國創設。在1820年至區50年間，醫學教育與實習合二為一，成為一種有系統的新技能。同一時期另一個發展是在1750年至1800年間，英國由原來的專利採用特許制，改變為註冊登記制，由隨王室喜好授予特權利益，轉變為鼓勵運用知識發明新產品、新工具與新工藝流程的社會風氣，發明者得到相當的回報，由此結束了技術技藝的私傳性。

把經驗轉化為知識，把言傳身教轉為書本學習，把秘訣轉為方法論，把熟能生巧得來的技能轉為應用知識，這些正是被我們稱為的“工業革命”。

正是知識的含義出現瞭如此改變，遂使現代資本主義成為當時無可抗拒的歷史洪流。

現代工業革命的技術變遷相當快，生產工具不需要多久就會更新，這並非工匠所能負擔，需要資本的集中化。新技術也要求生產的集中化，要求在工廠集中生產。在成千上萬、零零散散的小工場、小作坊，以及鄉村農舍，知識無用武之地。只在大廠房下集中生產，知識才能大展拳腳。

18世紀中葉，大企業多屬於政府所有，鮮有私人大企業存在。到了19世紀30年代，資本傢俬有大企業在西方已取得優勢地位。馬克思去世時，資本家的私有企業幾乎遍及世界各地，有疏有密。

18世紀後半葉，西歐的機器工廠也還沒什麼地位，社會也還是完完全全的前工業社會，到處都是地主與佃農，牧師與海軍軍官、律師、工匠與小店老闆，但確是徹徹底底的資本主義社會。此時，只在歐陸之外的遠方國度美國，漢密爾頓最早看出，機器大生產正在快速成為國家經濟活動的核心、中心。

由知識變遷引致的工業革命伴隨的社會變遷之快，前所未有，結果引起了社會極度緊張與舊秩序衝突。

我們現在終於知道，一般人以為：19世紀早期的工廠工人的境遇，比以前他們在尚未工業化的鄉間當幫工時更悲慘，實在是一種誤會。工人的境遇的確可憐，但他們之所以大批逃離農村，湧進都市工廠，正是因為在城裏工廠中，再怎麼可憐也還是強過以前在一個專制、固化、靜態、貧窮的農業社會底層的日子好過些。在工業化的都市社會，畢竟有稍好一點的“生活質量”。

在工業城鎮，嬰兒的死亡率下降，人口的平均壽命期望值反而延長，導致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人口數量大增。二戰後，諸多後發展國家、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此類情形。

從早期發展的經驗看，工業化指的是物質進步，而不是“更悲慘”。儘管如此，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劇變，速度實在太快，讓人幾無反思之機，結果造成許多人深受其害。隨工業化興起的無產階級變成了疏離的人。

大多數同馬克思同時代的重要人物，或多或少都同意他對資本主義的基本觀點，甚至連反馬克思主義者也接受其對“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分析。但不管哪一派的自由主義者都相信，資本主義有改革修正的可能。

20世紀中葉，西方的不少人已明白工業革命的真義。瀰漫西方世界的新保守主義首倡者——經濟學家哈耶克並不認為馬克思主義沒有成功的可能性，相反，他非常憂慮：馬克思主義可能而且一定會成功。

是什麼在左右“資本主義必然的矛盾”？當時的答案是“生產力革命”。

馬克思去世前兩年，生產力革命已經開始發生。

人類只要存在一天，就脱離不了工作，自古至今，一直都是如此。事實上，所有動物都必須工作，以求存活。

至少從21世紀初開始，工作史與知識史則應成為重要的研究領域。工作在以往很少受到有權有勢，有錢、有學問的人重視，因為工作一向是卑下的事，尤其是體力勞作。

19世紀乃至20世紀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經濟學家和工程師們無不相信，提高生產量的唯一途徑，是增加（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或提高勞動者的工作強度（讓他們工作得更賣力一些）。

泰勒之所以着手於工作研究，乃是因為他看到資本家與工人愈來愈相互仇視，看到了馬克思等看到的大量事實。他同時似乎還看到了眾人所未看到另一面：階級衝突未必非要激化到不可協調的地步。於是，他着手計劃提高工人生產力，藉此他們就可以賺到相當的收入。

資方並不把它當成創造利潤的活動，泰勒的計劃非但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還同時被西方工會勢力所排斥。在知識史上，影響力超過泰勒的人寥寥無幾，像他那樣受到那麼多誤解或誤用的也沒幾個。

部分原因，是因為歷史證明泰勒是對的，知識分子們是錯的。泰勒之所以很長一個時期一直備受忽視，部分原因是因為不屑於工作俗務的態度歷久不衰，尤其是其中有不少知識分子。

泰勒看不起資方，他與資方的關係一直未見改善，雖然他也看不起勞方。

泰勒的最大歷史性影響或是在工作訓練方面。二戰後興起的經濟體，最早是日本，然後是亞洲“四小龍”。知識改變了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使它們能夠從未工業化狀態，迅速發展出世界一流水平的生產力。

運用知識於工作研究後，生產力一下子暴增。

多出來的生產力，有一半已經被轉化到購買力的增加上，也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上；另有1/3到1/2轉化為閒暇時間的增加。

社會生產力的暴增，技術學家説是機器的貢獻，經濟學家則説是資本的貢獻。然而在工業化初期的一段時間裏，工人的生產力絕對增加的很少或幾乎沒怎麼增加，而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裏他們的生產力卻大增。之所以如此，唯一可能的解釋是：運用知識於工作後的結果。

無論靠機器還是靠資本，都無法提高工人的生產力，唯有運用知識於工作上、工作之中。

30年前，念大學對於最廣大的農村孩子還近視一種奢侈品，或者説可有可無，因為不知道讀書有何用。在20世紀興起的草根企業家當中，念過大學的寥寥無幾，上大學並不能保證一定能有好收入。

如今，即使想要中等以上收入的機會，如果沒有一張正式文憑證明你有必備知識，恐怕是不行了。這種250年前從西方國家開始發生的知識意義的改變，現在已使社會與經濟產生變化。正式知識被視為最關鍵的個人資源及經濟資源。

傳統的生產要素並沒消失，也不會消失，但已經不像以前那樣重要。

運用知識去找出現有知識最有效的運用方法，以產出效果，即我們現在所説的“管理”。知識早已被國家應用在有系統的國家工程項目創新上。

知識在整個社會層面的運用的第三次變動，可以稱為“管理革命”。

現代工業革命擴散到全世界長達上百年之久，生產力革命歷時70年，管理革命於經濟領域首在先進國家發軔，不到50年已成為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力量。

現代各類社會機構、各類組織都需要管理。

非商業性組織最需要管理，因為缺乏像商業組織“盈虧底線”的監督。所有發達國家，尤其是主要新興發展中國家，皆已接受這一觀念。

隨着管理所帶來的經濟擴張，我們逐漸瞭解到管理的真正含義。把知識應用在已知如何執行的事情上，我們稱之為“效率”；把知識運用到尚未知的新任務上，即“創新”。只有效率和創新才是發展之道。

改變，意味着國家已把知識視為最關鍵資源。土地、勞動力與資本仍然不可或缺，重要性則受到些條件限制。如果有了有效的管理，具備運用知識於知識上的能力，土地、資本、勞動力等其他資源往往如期而至。

知識生產力，正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結構，創造出新的經濟動力和社會動力。知識生產力，也引起價值、視野與信仰等基本問題，即引起社會凝聚力與生活意義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