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一下，製造大國缺的是什麼？（對原稿的補充）_風聞

      中國現代工業的基礎基本上是1953年才算有了一定的基礎（主要基於蘇聯援助的156個項目）。很長一段時間由於中國是嚴重的短缺經濟，所以經濟戰線“重產量，輕質量、重設計，輕工藝、重整機，輕配件、重生產，輕管理，重加工，輕材料” 的問題一直比較突出。就質量管理體系而言，中國企業落後的就更多。最早推行質量用“數據説話”還是華羅庚在文革時期由於中科院的數學所被造反派干擾的無法工作，為此借“向工農兵學習”的“檔口”帶着所裏的人下到企業推廣“優選法”和“統籌法”（這兩門數學理論是世界最早作為數理統計科學進入現代質量管理原理的數學基礎）。這是中國企業管理最早的啓蒙（比西方國家晚了將近100年）。中國的現代質量管理體系在“兩彈一星”中，由錢學森等人借鑑了美國“曼哈頓工程”的實踐過程總結出《系統工程控制論》。在“兩彈一星”研製中設立“總體部”，是中國最早的工程管理體系的核心（但是很長一段時間由於軍事保密的原因，非軍工企業沒有推行）。一直到1985年以後“全面質量管理（QC）體系”才被引進中國（全面質量管理（QC）體系最早是美國管理學者根據曼哈頓工程的經驗總結出來的，但是其缺點是對人的作用重視不夠。一直到上世紀60年代初日本“經濟起飛”中由於“日本製造”的名聲不好，這時日本開始引進美國的管理技術來提高“日本製造”的質量和效率。日本學者（石川馨等人）發現美國經驗最大的缺陷就在於沒有把人的因素作為管理的核心要素。所以，日本首次以出了以人為核心的“全面質量管理（QC）理論”。從此日本在質量管理上已經超過了他的老師——美國。“日本製造”由此逐步成為世界高品質的代名詞）。1985-1989年，以國家計量局、中國企業管理協會和紡織工業部牽頭搞“質量效益年”為契機在國有紡織企業中推廣日本的全面質量管理（QC）工作。這是中國工業首次推行貫徹以“全面質量管理（QC）體系”為代表的現代企業管理推及工作。後來問題出在哪裏，當初很多人不知道（只覺得有些形式大於內容）。一直到“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的出現，人們才認識到人的習慣思維阻力，理論基礎差，企業組織結構和管理機制制約，生產流程以及後勤保障等等因素不適應等等諸多因素不適應現代企業管理的基本要求（就好比新生兒的先天不足）。

      林毅夫在其《新結構經濟學》裏指出：“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 ， 由於稟賦結構不同，相應也會有不同的經濟結構 。處於初級發展階段的國家 ， 其要素稟賦結構一般會呈現出勞動力或自然資源相對豐富 ， 同時資本相對稀缺的特點 。 因而生產也多集中於勞動力或資源密集型產業 （主要有維持生存的農業 、畜牧業 、漁業和採礦業） 。 採用傳統的 、 成熟的技術 、 生產 “ 成熟的” 產品 。 除了礦業和種植業 ， 這些生產活動很少有規模經濟。 這些國家的企業規模一般而言相對較小 ，市場交換往往也不正規 。通常僅限於在當地市場上跟熟人進行交易 。這種生產和交易對硬件和軟件基礎設施的要求不高 ，只需要相對來説比較簡單 、初級的基礎設施就可以了”。

       林毅夫還認為：位於發展階段譜線另一端的高收入國家 ， 則呈現出一幅完全不同的稟賦結構圖景 。 這些國家相對豐裕的要素不是勞動力 ， 也不是自然資源 ， 而是資本 。 因而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具有比較優勢 。這些產業具有規模經濟的特徵 （各種硬件 、 電力通信 ， 道路港口等 和必須完備的軟件以及法律法規體系 ，以及文化價值系統等）  。

      所以僅僅靠“拿來主義”企業未必就能重生再造成為現代企業。回過頭來説， 1985-1989年，以國家計量局、中國企業管理協會和紡織工業部牽頭搞“質量效益年”為契機在國有紡織企業中推廣日本的全面質量管理（QC）工作貫徹不是很成功就在於推行過程中過分偏重於形式（比如“看板管理”，日本工人只要根據現場取得數據用紙或者在地上畫上幾條平行座標線，在上面把數據值點到座標圖上就可以預測質量波動和變動趨勢。而中國企業則大多用黑板做好了全部座標圖掛到牆上再開會討論。這真麼能實現過程控制的適時性？看似轟轟烈烈，實際沒用。）

      企業管理的第一個要素是人，人的工作質量。當初中國代表團訪問日本參觀豐田公司時，發現日本企業管理的範疇很寬：從原材料到對用户的服務，從管理者到一線員工，從車間到食堂，從工作到休息，從廠內到廠外，從辦公室到廁所······完全按照QC管理要求的“全員全過程管理”的要求去落實“縱向到底橫向到邊，持之以恆不留死角”的要求去做。日本的經驗就是尊重人的價值。把人作為最有潛力的資源來使用。美國和我們做的都不如日本人那樣細緻和到位。

     下面再説人的問題。

       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裏還有這樣的結論：人力資本可以提高勞動者應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能力 ， 但其形成則需要很長時間 ，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若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機會， 在以後可能就沒有能力彌補這一損失 。在一個動態增長的經濟中“ 新產業 ”新技術要求新的勞動技能 ， 因此提前做好規劃並進行相應的人力資本投資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一套精心設計的人力資本開發政策應該是一個國家總體發展戰略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

南仁東是天文學家，他搞天眼，從理論到天眼設計，他又是工程師和總設計師。再到設備研製和天眼饋源懸吊的鋼索材料製造，他又是工藝師。那麼按現在的技術職稱序列是不是就得説他是高級研究員+高級工程師+大國工匠？這總覺着不對眼。須知，中國最缺的人才是工藝（包括試驗）人員。工業如此，農業和生物都是如此。吳健雄是最知名的試驗物理學家，楊振寧的諾獎成果就是她驗證的。吳健雄的工作要在中國指不定會被列入工匠序列——原因評委會大概説：試驗不是發明，仍算是“手藝活”。這是很荒唐的。其實袁隆平和屠呦呦的科學院院士評選也是遇到這樣的麻煩——種地的和擺弄草藥的不屬於“士”，只能算是“匠”。大概只有當它們餓肚子或者得了瘧疾才會想起袁大爺和屠奶奶的工作是多麼重要。       

       好在現在終於承認“師徒制”的重要性了。古希臘數學家、物理學家阿基米德説“給我一根槓桿我就能撬動地球”，這只是一種設計思維。實際上人類永遠找不到建立這一個“支點”的工匠。我們有芯片設計人員，但是7nm以下工藝的人才我們幾乎沒有。所以台積電不幫忙我們設計的芯片只能停留在圖紙上，原因就是流片工藝條件不具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