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疫情失控的原因及影響_風聞

作者：王義桅（中國人民大學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趙偉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

近期，印度新冠疫情出現失控態勢，每日感染人數屢破世界紀錄，出現徹底失控的傾向，這不免讓人感到疑惑，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印度在此前疫情控制比美國還好的情況下，為何急轉直下？

我們先不回答這個問題，反向思考：全球疫情控制較好的國家有哪些共性？以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為例，疫情控制得當，至少符合以下三項特徵：

第一，人民相信政府，羣眾配合政府的人臉識別、封城隔離等緊急措施，政府有力量，老百姓相信政府，這一點至關重要。尤其是在衞生緊急狀態的情況下，物資緊缺，分配的公平效率直接決定抗疫效果。

第二，社會文化崇尚秩序，即集體主義而不是個人自由優先。集體主義傳統在東亞和東南亞社會影響深遠，無論是從韓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捐款，還是到東南亞金融海嘯期間的間接救助，直至今天應對疫情時社會秩序穩定，社會文化層面上的作用也非常重要。

第三，個人層面而言，個體有利他主義情懷，而不是自私自利，更不是動輒“甩鍋”、搞民族主義。所以，RCEP協議得以在去年達成。這一切都與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文化、處事哲學、治理模式密不可分。

反觀印度，老百姓相信政府嗎？老百姓更多相信的是“神”，人們“不問蒼生，問鬼神”。可以這麼説，這是印度以前抗疫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而且，政府的能力也有限。這不僅體現在基礎設施、醫療衞生條件短缺等方面，還體現在政黨林立，執政黨很難貫徹“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

第二，秩序和自由的關係。印度素有“宗教博物館”之稱，宗教習俗形式繁多，大壺節在恆河沐浴的人數高達百萬以上，這對政府控制疫情也帶來嚴重挑戰。

第三，當然是人的因素，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有什麼樣的方法論，片面強調個人信仰必然導致無法實事求是地進行抗疫工作。種姓制度在印度的影響仍然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廣大鄉村地區。普通民眾各行其是，政府的號召力相當有限。因為相信神和來世，人們很難發自真心投身防疫。加之印度傳統的阿育吠陀醫學強調生命循環的理念，社會習俗對抗疫效果的制約顯而易見。

第四，印度還沒有真正意義上完成現代國家建構。印度在近代以前從未實現過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以及中央政府的領導，聯邦制下的各個地區很難形成一盤棋。印度與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面臨着發展中的挑戰和問題。同時，印度又有其特殊性：人口眾多，屬於熱帶地區，政府能力相對弱，衞生條件較差，基礎設施建設滯後，宗教影響根深蒂固，種種問題聚集疊加。

不能忽視的是，印度人民黨本身就有雙重屬性，作為一個教派色彩濃厚的政黨，宗教和選舉是印人黨的立身之本，宗教活動和選舉集會導致的人羣大量聚集，是印人黨政府不願也很難去管制的。所以，以前抗疫不力也好，現在每天新增感染三十多萬人也罷，慘劇是綜合因素造成的。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衞生健康事務不再侷限於一國，甚至可以影響到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印度人口眾多、幅員遼闊，一旦出現疫情失控局面，必然對周邊、亞太乃至整個世界造成更多負面影響，目前來看至少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印度與南亞鄰國之間的關係可能惡化。印度戰略文化受到婆羅門世界觀和英國殖民主義的雙重影響，既信奉考底利耶的弱肉強食原則，又自認繼承英殖民帝國的衣缽，自獨立以來，印度的南亞政策表現為從英迪拉主義到古傑拉爾主義之間的搖擺，其本質都是地區霸權，區別僅僅在於強硬與温和的程度。在疫情大規模反彈的情況下，印度的南亞政策可能更趨強硬，尤其是在印巴關係方面，這也符合莫迪政府上台以來的一貫表現。

第二，中印關係乃至亞太局勢或增加更多不確定性。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發展中國家，中印關係決不僅僅是周邊鄰國之間的關係，對亞太局勢的影響舉足輕重。在洞朗事件和加勒萬河谷衝突中，印軍主動挑釁，導致中印邊境局勢出現自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總理訪華以來最為緊張的局面。在本國疫情大規模反彈的情況下，不排除莫迪政府在中印邊境問題上繼續奉行“前進政策”，藉機轉移國內視線。此外，在印度精英日益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印度對美國大力推動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從謹慎轉向有意迎合，使之出現“集團化”和“軍事化”的態勢[1]。雖然短期內四方安全對話難以形成真正的聯盟，但印度的戰略選擇確實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該機制的未來走向。倘若印度以制衡中國影響力為目標，從迎合變為助推，亞太地區安全局勢可能受到挑戰。

第三，印度與歐美國家之間關係的不確定性將增加。如前所述，印度與美國之間在消解中國影響力的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這也是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得以取得進展的內在動力。然而印度並非美國盟友，也並不想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更多地追求“戰略自主”，在印度洋區域獲得更多影響力的訴求也與美國全球戰略有所牴觸。在新冠疫情遠遠沒有結束的背景下，印美分歧可能被進一步放大，主要表現包括但不限於：拜登政府拒絕解除新冠疫苗原料的出口禁令；民主黨一貫對印度仿製藥的知識產權問題頗有微詞；民主黨倡導的政治正確與印度人民黨對待國內穆斯林的政策背道而馳，等等。類似的因素也會影響到印度與歐洲大國之間的關係，近期英國、歐盟及其部分成員國出台政策，將部分戰略資源向印度洋和亞太地區傾斜的情況下，強調與相關國家的合作，印度在數字化和綠色領域合作方面與之存在更為廣闊的合作前景，但印度的戰略自主與歐盟主張的維護海上安全和航行自由並不完全一致。在印度疫情大規模反彈的情況下，歐洲各國也不具備向印度大量提供抗疫物資的能力。

第四，印度疫情反彈將對全球經濟復甦產生負面影響。除了疫情失控造成的病毒變異之外，作為世界最大的疫苗生產國之一，印度疫情將對新冠疫苗供應產生極大制約。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印度大搞“疫苗外交”，截至2021年3月22日，向76個國家提供超過6000萬劑疫苗[2]。在本國疫情大幅反彈且疫苗原料受制於人的情況下，印度短期內不可能再向其他國家提供大量疫苗，這對仍然受困於疫情的後進國家而言可謂雪上加霜，疫情一日不平息，全球人員物資的流動就很難徹底恢復正常。印度經濟預期的下調還將導致全球經濟復甦放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世界經濟展望》中預測2021年印度國內生產總值將增長12.5%[3]，然而伴隨疫情愈演愈烈，這一指標很可能會進一步下調。作為GDP排行世界第5、商品出口第17、進口世界第10、FDI淨流入世界第9[4]的主要經濟體，印度經濟預期的下滑必然給世界經濟復甦蒙上一層陰影。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人類命運休慼與共，生命健康已經形成共同體，各國不可能在新冠疫情中獨善其身。“鄰家失火，不救自危”，印度作為中國西南方向最大的鄰國，又與我國有較為密切的經貿往來，其疫情一旦失控，中國很難不受影響。因此，中國外交部4月22日表示，“我們願為印方控制疫情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幫助。”[5]中方的表態完全基於善意，這也符合習近平主席關於人類生命健康共同體的論述。不可否認，當前中印雙方政治關係仍然面臨邊境問題的困擾，存在轉冷風險，但雙方民間交流源遠流長，尤其是在醫學方面並非沒有先例：2012年，昆明醫科大學同印度印中促進會達成了醫療交流與合作的共識；2015年12月，來自中國、印度、孟加拉國和緬甸四國的200餘名基層醫務人員參加了在雲南省德宏舉行的首屆孟中印緬衞生與疾控合作論壇；2016年6月，由廣東省保健協會、印度廣東商會組成的考察團拜訪中國駐印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雙方就印度醫療進行深入交流；2016年7月，由16人組成的印度醫療器械採購訪華團訪問中國醫藥物資協會；2017年9月，印度東北部阿薩姆邦的8位醫師赴昆明醫科大學進行訪問交流[6]。在雙邊政治關係前景不確定性增加的情況下，民間先行施以援手的形式或可考慮。

註釋：

[1]朱翠萍：《失衡邊緣的印度“大國外交”》，載《環球》2021年第8期。 ↑

[2]Mandakini D. Surie, India’s vaccine diplomacy: made in India, shared with the world, Devpolicy Blog, https://devpolicy.org/indias-vaccine-diplomacy-made-in-india-shared-with-the-world-20210329/.

[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3/23/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1.

[4]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s://data.worldbank.org.cn/.

[5]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1年4月22日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記者會》，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zcjd/t1870772.shtml.

[6]張淑蘭、趙偉祺等：《印度》，大連：大連海事出版社，2019年版，第2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