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的剛與柔_風聞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2021-04-28 13:54
吳建民（1939-2016），資深外交家，1959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
1965年到1971年曾為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國家領導人擔任過法語翻譯；1971年成為中國駐聯合國第一批代表團工作人員。
在他五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歷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中國駐比利時使館，中國駐歐共體使館政務參贊，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及發言人，中國駐荷蘭大使，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大使，中國駐法國大使，外交學院院長，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常務副會長，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曾任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副會長，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上海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主席，歐洲科學院院士、副院長等職。
他曾於2003-2007年任國際展覽局主席，是擔任這一職位的第一位亞洲人。
2003年，吳建民榮獲法國總統希拉剋授予的榮譽勳級會“大將軍”勳章。
**在西方大國中，法國是第一個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當人們談到中法關係時，都無一例外地要提到毛澤東和戴高樂的名字，是他們做出了中法建交的戰略決定。
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首任總統戴高樂將軍
中國人有一個優良傳統：不忘老朋友。2000年春節過後不久，我們就邀請戴高樂的兒子、侄子、孫子等到官邸吃飯。
上桌後我先簡短致辭，我説，中國人對戴高樂很欽佩，因為：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戴高樂在祖國遭受侵略時，在很艱苦的條件下，領導法國人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中國人民深受外國侵略之苦，對於維護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的人懷有敬意。
2
戴高樂頂住美國的壓力，在1964年毅然決定承認中國，同中國建交，其戰略眼光值得欽佩。
3
在兩個超級大國主宰世界的時代，戴高樂奉行了獨立的外交政策，敢於頂撞某個超級大國。中法之間有許多共同點。
我還談到，1970年戴高樂去世後不久，我去人民大會堂給周恩來總理做翻譯。當時正是“十年動亂”時期，信息很少。見到總理時，我便把從法國《世界報》上看到的有關戴高樂的事情講給總理聽。
我説，從周總理的眼神中看到他很難過。周總理説：“戴高樂維護了法蘭西的獨立，還很廉潔，不容易。”在座的戴高樂一家表情肅穆。
飯後，戴高樂的長子菲利浦對我説，他們一家對我所説的話十分感動。
飯桌上的主要話題自然是戴高樂。菲利浦告訴我們，戴高樂家治家很嚴。
戴高樂入主愛麗捨宮後，儘管總統辦公室與住處僅幾步路，但他總是把公私事務分得很清，家屬不僅不能去他的辦公室，而且也不能過問國事。他寫的私信都讓秘書拿到郵局去寄，自己付郵資。
當時，孩子們都已成家立業，住在外面。週末他們到愛麗捨宮去看父母，吃飯要登記，戴高樂自己付錢，從無例外。據説，這是他當軍人時養成的習慣，公私分明。對戴高樂來説，像是一條軍紀，必須絕對服從。
但是，戴高樂對他的女兒安娜卻有點“溺愛”。安娜是他的第三個孩子。出生前，戴高樂夫人遭遇了車禍，孩子的腦子受了傷，成為痴呆兒童。夫婦倆竭力保護她，不準其他孩子欺侮她，不讓她感到自己與別的孩子不一樣。
每到週末，戴高樂到科隆貝雙教堂的鄉下別墅，總要牽着安娜的手到森林裏散步，用她能聽懂的方式給他講故事，教她唱歌，跟她跳舞。只有安娜一個人有權玩弄戴高樂的軍帽，這是她最高興的時刻，也只有戴高樂能把安娜逗得哈哈大笑。
安娜不到20歲就去世了。戴高樂夫婦倆感到十分難過，把她葬在科隆貝雙教堂的墓地裏。他們含着淚水在她的墓前站了好久，最後，戴高樂説：“現在她跟別的孩子一樣了。”
退休後，戴高樂住在科隆貝雙教堂的小村子裏。他每天早上都要在安娜的墓前放一束鮮花。
戴高樂和女兒安娜
戴高樂吃飯很簡單，沒有特殊要求，只要求菜熱、準時開飯。他一日三餐的時間，除了宴請外國貴賓，都是雷打不動的。對於菜餚味道，他很少抱怨。
飯後，他總是和夫人一起在總統府的後花園散步半小時。戴高樂散步時，不允許任何人來打擾，“除非爆發戰爭了”。
在法國歷史上，戴高樂不僅是一位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而且還是雄辯的演説家。他於1940年在倫敦發表廣播演説，動員法國人起來抗擊德國法西斯的侵略。自那時起，他經常發表演説，演説稿都是自己起草的。
戴高樂在英國廣播公司進行廣播
戴高樂從小受家庭的薰陶，法語功底很深。他的講話不僅很有文采，而且很有號召力。但是，1958年他重新上台後，在電視台發表的講話反響極差。
他的好友、公眾廣告公司的老闆坦率地向他指出，過去在廣播電台講，念稿子沒問題，現在出現在電視屏幕前，再念稿子就沒人愛聽了。他建議戴高樂脱開稿子講，“您要記住，您是向法國人民講話，不是給他們唸書”。
戴高樂接受了他的意見，還請法國話劇導演輔導。他在每次演説前打好腹稿，直面屏幕前的法國人，效果很好，被視為法國最偉大的演説家。
**戴高樂在1958年當選為總統後，就考慮要承認新中國。**1962年他在處理完阿爾及利亞獨立問題後，就把同中國建交置於他日程上的首位。
1990年尼克松訪問戴高樂基金會時對菲利浦説，戴高樂的對華政策對他影響很大。
1969年，尼克松作為美國總統訪法，談及與中國的關係問題，戴高樂對他説：“晚承認不如早承認，等中國強大起來了，你們就不得不承認了。”
戴高樂的孫子讓·戴高樂在他祖父去世前三天見過他，當時，戴高樂興致勃勃地説，他將於1971年1月訪華。談到毛澤東時，戴高樂説，毛主席是一個偉人，一個曾為自己國家獨立解放而戰鬥過的人。
戴高樂總統與丘吉爾等人
戴高樂退休回到科隆貝雙教堂村的私人別墅，這個小村莊人口才三百多，十分寧靜。他家附近有一片大森林。
我曾參觀過戴高樂的故居，是一幢很普通的二層樓房，大約有十幾間房間，傢俱很陳舊，沒有現代新潮的傢俱。戴高樂夫人專為他在二層佈置了一間小辦公室，讓他寫作。在他寫作時，任何人不得打擾。
戴高樂故居
戴高樂經常擔心在有生之年寫不完他的回憶錄。他寫作態度非常認真，對所有的事實都要核實，還常常打電話到巴黎查詢或核實各種資料，所以他寫得很慢，一天只能寫三頁。他臨終那天上午還給在巴黎的秘書打電話，要求核實一個史料。
在戴高樂的晚年，他並不諱言“死”。他的一生中，多次成為暗殺的目標。
有一次，子彈穿過汽車，打到他脖子後的一隻小箱子。這是他夫人隨身帶的小箱子，除了她的一些個人用品外，還有一張女兒安娜的照片。戴高樂説：“安娜有靈，在保護我們。”
寫作中的戴高樂
1970年10月，戴高樂已是80歲的高齡，在去世前一個星期，菲利浦到科隆貝雙教堂去看父母。上午，菲利浦與父親在森林裏散步。戴高樂走得很快，不斷用手杖戳落葉，時而還問兒子：“跟得上嗎？是不是走得太快了？”
有一次，戴高樂對菲利浦引用一段打油詩：當我到100歲的時候，上帝召喚我：“來吧，來吧！”我回答説：“不急不急，生活才開始呢。”
11月9日晚，戴高樂吃完晚飯，照例觀看7時的整點新聞。突然，他從沙發上倒下了，整個身體抽搐着。夫人立即叫服務人員來幫忙，找來一隻墊子，把戴高樂抬到墊子上。十分鐘後，醫生到達，戴高樂已經不行了。
戴高樂生前寫了遺囑，有一份由總統蓬皮杜保管。遺囑中明確説，他死後，葬在科隆貝雙教堂，與他女兒在一起。他不希望進先賢祠或榮軍院（拿破崙葬在那裏）。他要求只舉行小範圍家庭式的葬禮，不搞大規模的儀式。
戴高樂夫人擔心蓬皮杜不忠實執行戴高樂的遺囑，打電話給在佈列斯特海軍基地的大兒子菲利浦海軍上將，要他第二天（10日）一早到愛麗捨宮找蓬皮杜總統通報戴高樂去世的消息，並要求蓬皮杜把戴高樂的遺囑交新聞界發表。
菲利浦接到電話後連夜坐火車前往巴黎。10日一早，他到愛麗捨宮要求見總統。秘書説，總統才起來，還沒穿好衣服呢，過一會兒再來吧！菲利浦説，我有要事相告。秘書説，總統的事當然都是重要的，還是不讓他進。菲利浦一氣之下，扭頭就走。後來是通過他的下屬轉告蓬皮杜的。
菲利浦進家門，看見父親安詳地躺在一口普通的橡木棺材裏，身上蓋着每年國慶在家門口懸掛的國旗。腳跟前放了一本精裝書，裏面印着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跟隨戴高樂參加解放祖國戰爭的人的名字。
戴高樂夫人很鎮靜，有條不紊地處理後事。她把戴高樂去世時穿的衣服和墊子全讓僕人拿去燒了。戴高樂的舊衣服讓人送窮人，只留了將軍生前穿的軍禮服。勳章、獎章、大衣、1940年戰爭期間穿的卡其軍裝、盔甲、皮上裝，以及從愛爾蘭帶回的手杖，還有防彈帽、自動手錶等，給孩子們作紀念。
戴高樂夫人對戴高樂的下屬人員説：“這幾年他心情很不好，但他挺過來了。你們知道，他很堅強，像一塊石頭。”
覆蓋着法國國旗的靈柩被送至科龍貝墓地
戴高樂在1969年的公決中失敗，十分傷心，任期沒到就辭職了。他説：“既然你們（法國人民）不需要我了，我就不幹了。”他還拒絕了總統退休金和將軍退休金，僅靠稿費生活。
**戴高樂一家家庭觀念都很重。**戴高樂死後，孩子們週末回家看望母親。吃飯時，母親讓長子菲利浦海軍上將坐在父親的座位上，背靠壁爐，長餐桌的另一端是戴高樂夫人。戴夫人説：“這表示戴高樂家的香火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