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 清華北大學生總説幹大事, 話很動聽, 但有這能力嗎?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1-04-29 18:39
✪ 張弘 (採寫) | 燕京書評
【導讀】近年來，社會“內卷化”、“文科生太多”之爭、科研造假事件、“熟蛋生雞”醜聞等諸多現象頻發，引發全社會關注。這些現象的成因是複雜的，但一個基本的社會共識是：隨着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發展模式的調整，我們的教育和科研領域，也亟需同步推動一場破舊立新、去偽存真的大變革。
作為享譽世界的數學家，丘成桐先生對人才培養與學術發展，有着獨到見解。他認為：大學問來自於生命深處爆發出的精力，好的科學家，恰恰需要興趣，恰恰需要人文科學的滋養和啓發。人文科學內含歷史和人生經驗，這些經驗是練出來的，而不是隨便得到的。清華北大一些學生説要解決大問題，否則不算偉大，話很動聽，但可能沒這個能力，因為還缺乏必要的經驗和基本的工具。另一方面，中國真正為興趣而做學問的人少之又少，中國家長和學生更熱衷於出國和賺錢，缺乏“非解決一個重要科學問題”的狂熱；而國內學術評價體系又偏重量化標準，殊不知量化標準只能衡量中下游的學問，真正的大學問是無法量化的。他還指出，中國學者之間衝突與矛盾的根源，大多來自個人的名利心，而學者間的論資排輩和倚老賣老現象，又加劇了這些矛盾。他認為，中國的人才培養與學術發展，必須克服以上問題，而這一道路又將異常漫長。
本文為燕京書評對丘成桐的訪談，轉自“全現在”。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大學問來自於生命深處爆發出的精力
**問：**你曾經建議教育部門，選擇一些名人傳記、數學科普書作為學生必讀書；作為一位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在國內也廣為人知的數學家，這也是你寫自傳的原因之一嗎？
**丘：**這是原因之一，希望我生平唸書的經驗，對於年輕的學生會有些幫助。現在很多學生家裏還算小康，他們沒有什麼道理念不好書，一些同學卻往往抱怨念書困難。我出生於一個窮人家庭，在數學上也算是有所貢獻，希望學生知道讀書遇到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他們在學業上也可以出人頭地。
對於有志於學的年輕人來説，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一個真正有學問的學者。不僅僅要考試考得好，還要對學問有興趣才行——我一輩子都對學問有興趣，所以不怕困難，就算是有困難也能夠克服。我對學問的濃厚興趣，讓我畢生受用不盡。
很多學生讀書的唯一目標就是考試時拿到好的分數，而一般的學者的目標則是趕快去拿個頭銜，然後去追求更高的名譽，這些都不是做學問的主要目標。中國有不少學者的學問還是不錯的，但跟世界上有名的大師還是有一段距離，大概是因為他們追求的都是一些小名小利，所以終究不能成大器。
**問：**你認為，多讀幾部科學家傳記、數學科普書，培養學生的興趣，要比參加奧賽訓練更重要。你在自傳中也提及，有的大陸學生很聰明，也很有數學天分，但後來改行了。那麼，你是強調“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嗎？就你自己的親身經驗和教學觀察，這一點是否明顯？
丘：“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一點很重要。你受到啓發，會花很多功夫，去思考，去用功。如果對學問沒有興趣，勉勉強強懂一點點基本知識就以為夠了，不會用生命深處爆發出來的精力去研究學問，很難成就大學問。有人很有錢，他還是喜歡冒險，爬很高的山，因為他覺得爬山挺有挑戰感，就是要爬。美國一些有錢人喜歡去太空冒險，自己花錢去做太空船，賺不賺錢他不見得在乎；他覺得去太空夠刺激，他有興趣；假如沒有興趣，他不會去做這些事。很多大學問，都是因為研究者有興趣做出來的。
二十世紀最出名的生物學大師沃森寫了一本書，敍述他和他的同伴怎麼發現DNA的過程。開宗明義就説他當時很年輕，不到22歲就想去解決生物學上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了解生命的基本結構。他認為他可以找到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他非要將它做出來不可，就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研究這個問題上面去了。他找了他的朋友一起做，花了很多功夫，終於在幾年內做出來了。當時，和他競爭的對手是諾貝爾獎得主珀倫，他也不怕， 他和他的朋友搶先完成了這一研究。
沃森雖然只是很年輕的剛畢業的學生，但敢於闖敢於做大事，因為他覺得人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揭示生命的結構，他認為這個問題的解答會讓他青史留名。我想他做這個問題的時候，沒有想過要拿諾貝爾獎，而是很狂熱的投入，非要將最重要的結果做出來不可。
我坦白講，在中國年輕的科學家，很少願意把全部精力放進去解決一個重要的問題，而且非要解決它不可。大部分中國小孩子很少有這個狂熱，他們考慮的是要出國要賺錢。
**問：**你在自傳中引用了大量的古典詩詞，比如，王國維描述做學問的三重境界、屈原的詩句，包括書後所附你創作的古樸典雅的《中華賦》。你還説，《紅樓夢》中的愛情主線讓你感動，階級衝突使你產生了切膚之痛，而這部小説的結構影響了你對數學的看法。這似乎是説，你早期受到的人文教育潛移默化的作用於你的數學研究，或啓發你數學研究的靈感。實際情形是否如此？
**丘：**一般來説，一個好的科學家都會受到人文科學的影響。但是，每個學者開始做學問時，都會花很多時間去學好大大小小的基本功夫。先要走一段打好基礎的路，再走一段其他人沒有走過的路。我們在走沒有人走過的路時，往往要做一些決策，這個決策受到人文科學很大的影響。在三岔路時，要選擇走哪條路才比較豐富，得出更好的成果？人文科學帶給你的修養，往往給你一個很重要的支持。
我們爬山爬到半路，遇到困難時，我們會不會放棄？這是個很重要的決定。做學問時，往往要走從來沒有人走過的路，我們走到半路時會不會不放心？這個決策是很重要的。爬過一座座山後，你是不是繼續走這條路或是走另一條路，其實這也是很重要的決定，因為有可能走下去，會到盡頭了，要知所進退。但有時候，你曉得路徑是對的，走過去還會有很豐富的前景，後邊儘管有風險，你還是要往前走。
做重要的決策不見得是科學的，往往由一種感覺來決定——你對學問的感覺或是你對大自然的感覺，對你的研究極為重要。你的感覺對不對，能不能帶給你好處，對前沿的研究是很重要的。**這個感覺往往是從小訓練出來的，是我們和大自然交流得出來的結果。**為什麼呢？因為詩詞也是我們心靈跟大自然交流的一個渠道，假如和大自然交流得好，對科學就有感覺。做決斷的時候，一個好的科學家跟第二流的科學家往往不一樣，沒有什麼特別原因，和科學家受到哲學的培養，對學問的瞭解都有關係，不是完全孤立的。假如沒有這方面素質的培養就做不好，這些都不是科學的決定，怎麼往前走，和人文的修養有密切的關係。
無論在歷史上或者文學上，都有很多人類寶貴的經驗記錄下來，比如霍去病跨越沙漠去打匈奴，他決定要向前衝，去攻打匈奴單于，為什麼他敢？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有些人會怕，因為從來沒有人在大漠上奔馳千里去攻打匈奴，但霍去病決定要做，結果打了勝仗，但不是會打勝仗。他開始時不見得清楚，得要靠他自己的直覺，他要知彼知己，也要曉得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這種種經驗都是訓練出來的，不是隨便得到的。
**北大也好，清華也好，有些小孩子志氣大得很，他説我要解決大問題，否則我就不算偉大。話很動聽，但他有這個能力嗎？他可能根本沒有這個能力，誇口可就沒有意思了。**假如他要爬珠穆朗瑪峯，赤手空拳就準備去爬，這不可能的事。對吧？總要拿一大堆工具。
這些都是人生的經驗，所以人文的修養輔助上科學的修養。歸根到底，最重要還是要學習基本的工具，不懂加減乘除就不可能懂得微積分，就像你爬山的時候沒有好的鞋子好的手套，你想爬上珠穆朗瑪峯是不可能的。
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都很重要
**問：**你的父親丘鎮英是早稻田大學碩士，他嚴格要求孩子們努力讀書；你的母親唸完了高中，在你父親去世之後拒絕了你大舅讓你去養鴨的建議，在最艱難的時候仍然激勵你努力讀書。雖然你後來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比如薩拉夫的幫助、陳省身的指導等。但我覺得，這種家庭教育的理念會激勵一個人努力學習。你對此有何體會？
**丘：**對，這確實重要。我父親是有學問的學者，他重視的是教導我一個學者應當做的事情，而不是去做一個商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商人，他們期望自己的孩子長大後能夠賺錢，不在乎孩子學習到什麼新的學問，也不在乎孩子對大自然有什麼瞭解，也不在乎孩子在學術上有什麼貢獻，而是希望小孩子以後一輩子無憂無慮，能夠過着好的生活，無災無難到公卿！——這就是一般中國家長的願望。
很多小孩子都會迎合家長的要求，他們明明對某些學問有很大的興趣，但他往往會受到家長的影響，慢慢地也不會把這些興趣看得重要。畢竟人在年輕的時候，思想還沒有穩定下來，會受到大人的影響。大人往往勸導你感興趣的這些東西唸了也對你以後沒有什麼好處，甚至對社會沒有什麼好處，你最重要的事情還是趕快去唸金融，研究投資，以後可以開公司，小孩子聽多了就很容易改變態度。現在媒體常常描述，某一個商業成功者怎麼賺到第一桶金，怎麼成功創業，電視、廣播、報刊、互聯網天天講這些事情，所以小孩子就不會覺得唸書本身有價值，對學問的興趣也少了很多，因為他不認為做學問是一個高尚、高雅的活動。
每一個時代有不同的想法，每一個團體也有不同的想法。假如你在唐朝的時候，你會覺得寫詩寫得好，是件很風雅的事，現在我們的社會認為做生意重要，所以有不同的風氣。可幸我父親跟我母親從來沒有認為念書是為了賺錢的，就算我家裏最艱苦的時候，他們也沒有説我以後要賺大錢，甚至沒有要求我賺錢來維持家計，他們覺得我好好地念書就一定有前途，不用管其他的事。
我父親在世的時候，因為小孩很多，他工作很辛苦。當時，我父親一年的薪水才2000塊港幣，一個月的房租是100塊錢，剩下的錢就很少了，但他還是維持下去，堅持我們要念書，他覺得唸書很重要。同時，我父親搞哲學，他常常會把學生召集到我們家裏來討論學問，這種做學問的態度跟風氣對我影響很大。
這對我很重要，讓我有膽量去唸一般人家認為不重要的科目。我中學的時候，大部分同學都想念電機工程，我就對數學有興趣，這是我父母對我的最大最重要的教育，放任我去唸我喜歡的東西，使我一生受益。
**問：**你就讀的香港培正中學“數學老師尤其突出，絕大部分水平奇高”，你還特別提到老師梁君偉非常棒。而培正中學也出了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崔琦、七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數學家蕭蔭堂和你。由此可見，高質量的教師對於學生的重要性。在中國，教育資源分配極不平衡，絕大多數中學的數學教育都達不到培正的水平。在中學數學教師的培養上，你有什麼看法？
**丘：**教學的質量和教師的素質，跟學校得到的投資有很密切的關係。當年我念培正中學的時候，中學由美國浸信會支持，有不錯的經費。但到了1980年代以後，教會就不大支持培正中學了，經費主要由政府付出，政府就管了很多事情，要培正跟其他比較差的學校看齊，要遵守政府定下來的規矩。當年我們念培正的時候，很多課都是其他學校不教的。我們的老師很好，能夠教很多與眾不同而有趣的課程，這對我們學生影響很大。
中國的小學教育，從前經費是不夠的，現在比較好了。中學教育也開始大改變了，不是從前的光景了。20年前中國的中學教育實際上是不行的，但現在有很多很不錯的中學，比從前好多了。所以，教育的發展跟經濟還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現在政府也願意投資教育。同時，政府對中學教育的管制也慢慢放鬆不少。當年香港政府對培正中學管得不多，主要是學校自己管理，比較自由。薪資高了，老師也願意多花功夫去教學生；如果薪資不夠，學校請不到第一流的老師，素質就不大行。
老師的報酬太高也不見得是最好的事，但一定的水平總是要有的。假如一個老師要花全部時間教學生，他家裏捱餓是不行的。如果老師的薪資太低，不能解決家裏的基本生活開支，他怎麼可能安心教書呢？這是現實的問題。我老家在廣東蕉嶺縣，我第一次去時，窮得一塌糊塗，中學、小學都不行，現在的教育質量慢慢提上來了。
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天才
**問：**你1966年秋天考入香港中文大學的成員書院崇基學院，來自美國的數學學者薩拉夫在你大二時提出讓你提前畢業，校長李卓敏建議你去和香港大學的數學家黃用諏見面，他無意考你，只想展示自己的工作，意識到你對他的工作不感興趣之後就認為，你不是個天才。黃用諏1913年出生，到2004年才去世，當你後來在數學界功成名就之後，他有沒有向你致歉？
**丘：**你知道，香港大學是大英殖民地在香港成立的第一個大學，一百多年曆史了。它是培養香港殖民地官員主要的地方。所以，港大教授一直以為自己很了不起。1963年以前，香港大學是香港唯一的大學，即使有大學問的學者如錢穆，也做不了香港大學的教授，他的薪水比香港大學的教授相差很多。香港大學的教授比一個在私立書院裏面任教的普通教授，薪水可能相差10倍。基本上，香港大學所有的課程都用英文講，全面認同港英。所以，香港大學的師生大致上都認為自己比其他大學高一等。
黃用諏做過香港大學副校長，當然以為自己很了不起。其實他做的數學專業是幾何，跟我同行。他在幾何學上的研究並沒有太大意思，但他的權力太大，不大瞭解他自己在科研上不行，他覺得自己高高在上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他對我的老師陳省生不能夠不佩服，不敢不恭敬。我跟我的老師在一起時，他就對我很客氣，因為陳省生先生是當代最著名的學者。有一次他從香港經過加州，陳省生先生請他吃飯，我也去了，他在我老師面前是畢恭畢敬，在這個時候他對我就沒有這麼傲慢。但是，在其他場合就不見得是這樣子，我倒不在乎。他懂的學問其實不多，但有趣的是，他在香港大學的學生裏面製造輿論，説他是世界十大數學家之一，這當然不是事實。
**問：**你1969年進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參加過“釣魚島事件”引發的學生運動。你1971年22歲就拿到博士學位，然後進入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你在書中説你和物理學者沈平、數學學者莫宗堅、項武忠等人聚會時，大部分時間在討論《毛主席語錄》。聯想到1968年左翼運動在全球爆發，你們當時是否受到這股潮流的影響？
**丘：**我想是受到了潮流影響。當時伯克利有很多美國學生對美國政府很失望，他們反越戰，美國政府不理他們的抗議，還派了軍警來鎮壓，並且開槍。所以，他們研究越南的文化。剛開始時他們研究越南共產黨的領導胡志明，對他很仰慕。很多學生宿舍裏面掛着胡志明的像，但學生隨後發覺，胡志明其實很多理念都是從中國學來的，所以他們就開始研究中國共產黨，就開始掛毛主席的像，同時也開始念毛主席語錄，大概是1970年就開始了。
我剛剛進入伯克利的時候，中美還沒有建交，當時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跟美國有正式外交關係。我們期望台灣出頭，保衞釣魚島。但是，台灣官員敷衍了事，不理我們。我們就很失望，因為美國人在掛毛主席的像，我們覺得我們也應當去研究一下毛語錄是怎麼回事，所以就開始閲讀毛語錄，至少搞清楚它的內容是怎麼樣的。我看過毛澤東的文章，覺得內容都不錯，但我畢竟不在中國大陸，所以搞不清楚“文革”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只能夠看到“文革”表面上好的地方，沒有看到後面的東西，我很多朋友就對“文化大革命”產生夢想。讀毛語錄時，我們都覺得不錯，但不是能夠身體力行地做到裏面講的，則是另外一回事了。
為興趣而做學問的學者在中國並不多見
問：在哲學史上有一個故事：有一天，古希臘哲學家和數學家泰勒斯夜觀天象，一不小心掉到一個坑裏面。這個時候路過的婢女看見了就哈哈大笑説，你連地上的事情都沒有搞清楚，就要去研究天上的事情。泰勒斯對這個事情耿耿於懷，他通過觀察天象，發現來年的橄欖會大豐收，於是就提前把當地所有榨橄欖油的機器全部租下來，到了來年橄欖果然大豐收，他就把這些機器租出去，賺了一大筆錢。你在自傳中描述了兩個類似的故事：石溪大學數學系主任吉姆·西蒙斯1972年在股票市場斬獲不小，後來投資基金賺了數百億。美國人威廉·本特利用自己在計算機上的專業知識在拉斯維加斯二十一點賭博桌上賺了很多錢，1984年到香港後利用計算機預測馬匹名次，不久之後每星期收入超過百萬美元。儘管你自己純粹是為了在數學中“追求心儀領域中藴藏的真和美”，但古今學者們異曲同工的故事似乎表明，那些看似“無用之用”的學問，似乎也有非常“實用”的一面。作為數學家。你怎麼看？
**丘：**數學家也是一個普通的人，他需要社會的支持，需要有一定的資產，否則就不能維持生計，這是一個基本的衣食問題。
我那個朋友、石溪大學數學系主任吉姆·西蒙斯賺了幾百億美金，但他是個很出色的數學家。他和我相當熟悉，他一輩子喜歡數學。他從來沒有離開過對數學的興趣，但他也喜歡錢。他今年84歲了，但他還在研究數學。坦白講，他現在這個年紀做數學，就算花很多時間，也不見得能夠得到第一流的前沿結果。但是，他就是喜歡數學，他還在花很多功夫去研究數學，這是美國人可愛的地方。
我去年暑假時做過一個演講，他很感興趣，就給我寫封信説，這個問題我有興趣，很想跟你談談。我嚇了一跳，因為他80多歲了，不要説是做生意的人，一般的老人到了80歲的時候，應當不大做數學研究了。我沒有想到，他有很好的想法——不是普通的想法。所以，我很佩服他，他是真的為學問而做學問，其實他現在做研究無論做得好還是做得不好，他的生活都無關緊要，他生意已經做得很大了，也做了美國科學院的院士。所以，他不再需要額外的功名利祿，但他願意花時間在數學上。在中國，這種為興趣而做學問的學者，實在不多見。
做數學的研究是比較困難的，如果離開時間太久，中間有很多重要的工具不一定能夠記得住。除了吉姆·西蒙斯，我有一些美國朋友有這個能力。例如剛才你説的威廉·本特，我蠻喜歡他，但他用數學方法去賭博唯一目標是為了賺錢。另外，數學確實有非常實用的一面，任何有規律的東西都需要數學，賭博也好，工程也好，物理也好，都要用到數學。
**問：**1973年8月，你曾經認為自己推翻了卡拉比猜想，其後卡拉比給你去信，希望你把思路扼要地寫下來，你費了兩個星期發現無法證明，於是做了一百八十度轉彎，證明卡拉比是正確的，並於1977年發表簡略版本，1978年發表詳盡版本。這種“大逆轉”在數學研究中很常見嗎？
**丘：**這要看學者的思想有多成熟。我有能力做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在幾何和偏微分方程這兩個不同的學科都有相當的訓練，所以我在兩方面都比別人成熟一點；很多人做這個問題時，只懂一個學科的工具，不夠全面，在決定這個問題能做還是不能做時，有一定的困難。當時我以為這個猜想不對。我在花了很困難的長久思考後，才覺得從前的想法是不對的。但是，其他幾何學家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會遇到困難，這包括卡拉比本人在內，因為他們都沒有學過微分方程，沒有這門學科的感覺。所以，做數學研究，感覺、修養很重要，我當時有微分方程的修養，感覺到卡拉比猜想可能是對的，所以日以繼夜地去思考，但就是這樣也花了三年功夫才能完成，不容易的。
重要的科學成果的發現大概都會是這樣子，你還沒有發現真理的時候，你可能覺得它是對的，但又發覺它可能是錯的，翻來覆去的考慮，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因為你不知道真理在什麼地方，所以當時要大膽嘗試，要向前衝。這樣的事情就好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光景，他從西班牙向西航行，他不知道會遇到什麼，他出航用的也不是很大的船，海上風波大，但他不怕。做數學研究，問題就是你心裏有多大的好奇心，有多大的決斷力，有沒有畏難，這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你得有計劃有信心的要去做。做學問，常常會發現我們需要有計劃去找有意義的問題，找的時候我不曉得是走哪條路才對，這是最困難的時候。
中上游的學問不可能用量化標準進行衡量
**問：**任正非曾經透露過華為擁有700名數學家，而你對此表示質疑，説這700人最多隻能稱為數學工程師，那麼，純理論數學家和數學工程師的意義、價值和重要性各在哪裏？
**丘：**華為這些數學家，無論是純理論數學家也好，應用數學家也好，這些人我都沒有見過。其實我很尊敬任正非，他為中國做了大事。但是，我估計在中國大陸，能夠做好研究的數學家不會超過一兩千個人。我來中國大陸很久了，一生研究數學，還沒碰見過華為的任何一個數學家，所以人家問我的時候，我才有這個反應。
**問：**你認為，現在中國的學術界非常浮躁並且混亂，每年公開發表的論文也更像關係到考核標準以及評職稱的一項作業，所以基礎研究越來越被忽視。現在很多院士都是在敷衍做事，為的不再是研究本身而是獎金補貼。之前已經有很多學者批評現行的學術體制，認為用量化標準來考核學者的做法很荒謬。綜合你在美國和中國大學的執教經驗，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丘：當一個國家的學問還未轉型的時候，可以用量化來作為衡量的指標。**比如，以中學生，小學生為例，你會不會加減乘除，會不會解一次方程二次方程，那是很容易搞清楚的，很容易量化。你不會做這個試題，就表示不懂。
但是，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當年比較原始的狀態。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中國的數學水平不高，可以用一定的量化方法作為衡量標準。當國家數學的水平提高很多以後，就不適合用一般的量化標準來考核，我們要研究的是大自然裏深奧的問題，要走的是其他科學家以前還沒有走過路。我先走了兩步，其他人可能完全沒有搞清楚我做的學問，因為這是新的問題。那你怎麼量化？所以，中國假如真的要做第一流科學研究的話，不能夠單靠量化的方法來衡量學者。
**中下游的學問可以用量化方法來決定，中上游的學問不可能用量化方法來決定。**量化有它一定的好處，但你要知道中國的數學程度不再是中下游了，我們要做第一流的學問，要向上看。
**問：**按照你在自傳中的描述，1941年華羅庚獲得了國家科學大獎，但是陳省身和他住在一起，自此，“紛爭容易形成，但難以化解”，而兩人的矛盾在他們的弟子、甚至再傳弟子身上仍然延續，並且和你產生牽連；1980年，吳文俊的一個學生和你產生了激烈爭吵。應該説，這些矛盾影響了學術的發展。在你看來，矛盾的根源是什麼？
**丘：**我在香港長大，我跟華先生跟陳先生當年沒有任何關係，後來陳省生先生做了我的導師，我才和他有師徒關係。但是，我也學過華先生的著作，所以我對他們都很尊重。從感情上或者從數學上，我跟華門弟子沒有什麼矛盾。但是，他們為了很多小事情，吵架吵得一塌糊塗，直到現在——這是很不幸的事情。我認為，根源在於個人把名利看得太重。像數學大獎也好，院士也好，不過就是為名為權為利，我個人看重的是對學問的追求。
▍學問不該論資排輩，不能倚老賣老
**問：**你在書中認為，中國人有敬老傳統，這在倫理道德方面有一定的正面意義，但是，在學術研究上不應該“愈老愈強”，“敬老”過頭，會對後代產生不必要的障礙。以你在東西方生活多年的經驗，你認為理想的長幼關係是怎樣的？
**丘：**舉例來説，我在哈佛的同事，很多是一代大師，到了六七十歲以後，這些大師們很珍惜自己的學術聲譽。年紀大了後，他們會自己承認，現在學問和本領已經比不上從前。而中國是剛好相反，越老越好，中國文化歷來提倡敬老，你看金庸的武俠小説，都是越老越厲害。像《神鵰俠侶》中的周伯通和一燈大師，那麼大的年紀了，還非常厲害。中國人往往會忽視一個人年紀大了以後，衰老是一個物理現象，不是一個道德問題。一些老人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
在這方面，外國的學者比中國學者謙虛。很少見到年紀大的中國學者願意承認自己現在的學問比不上從前了，在專業領域可以退出來一點。剛才説的我在哈佛那位教授，他比我大20歲的樣子，現在去世了。他在數學上是一代大師，當時我是系主任，他生日那天，我們做了一個派對，他當着很多人的面前講，他到了60歲的時候，發覺他的數學的能力比從前差得多了，所以當時就決定不能在哈佛待下去了，因為他的能力不行了，他就決定退休，到得克薩斯大學去做教授了。
但是，論資排輩這個事情中國很難改變，這跟中國人的一個傳統有關，假如學者沒有這個地位的話，很多生活上好處拿不到，但是，生活上的好處其實可以跟學術見解分開的，美國就是這樣。我對你很尊敬，生活上有什麼問題，我們也可以幫你解決。但是，學術上的問題，你就不要添亂了。
**本文為燕京書評就自傳《我的幾何人生》對丘成桐的訪談，轉自“全現在”。**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