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軍：史前陶器成型技術類型的分佈和演變_風聞

摘要：陶器成型技術類型在新石器時代中期形成了有規律可循的空間分佈特徵。隨後經歷了連續的調整和變動，由最初的南北分異，演變到新石器時代晚期輪制拉坯技術在新月形地帶的興起，再到新石器時代末期東西並立格局的出現。這些空間特徵的形成和變遷，與當時的社會發展和文化傳統有所關聯。

成型技術是陶器生產工藝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觀察陶器或陶片內外壁及斷面的痕跡，捏塑、泥片貼築、泥條築成、快輪拉坯、模製等成型技術類型陸續被考古學家所識別和總結，並且初步歸納出這些技術演變和發展的進步過程。這些技術及其進步的歷史是整個人類歷史中的一部分，而且這個部分不是孤立地發生和發展，而是與當時社會的科技水平、生活習俗、經濟方式、思想狀況等多方面聯動變化發展的。

因此，通過對前人制陶研究個案的梳理和歸納，對史前陶器成型技術類型的分佈進行橫向比較和動態掃描，勾畫這些技術類型的時空變化軌跡，有益於我們把握製陶技術體系的演變歷程，以及辨證地理解陶器生產與區域環境、社會發展、文化傳統之間的聯動關係。

需要説明的是，由於一些區域或階段缺乏專業系統的製陶工藝研究案例，零星的描述與論及又無法準確反映製陶技術的全貌，所以我們對史前陶器成型技術類型分佈和變遷的觀察，只能以現有資料為支撐，圍繞製陶研究相對豐富的長江、黃河中下游展開，在部分階段與周鄰區域進行橫向比較（表一）。在此基礎上，我們梳理和歸納出新石器時代不同階段，主要區域陶器成型技術體系演變的一般特徵。

一、早期陶器的成型技術類型

早期陶器的出現使得人類生存和社會行為發生了重要轉變。距今超過1萬年或1萬年左右的早期陶器遺存，在中國南北方地區都有發現。有學者根據早期陶器的形態特徵，認識到中國陶器在其濫觴階段，就已經形成了以秦嶺—淮河為界的南北區域體系，南區為圜底釜類器，北方為平底直腹罐類器。那麼，以形態特徵劃分的早期陶器區域體系，在陶器的成型技術方面是否有所投影呢？

已有的資料顯示，泥條築成、泥片貼塑和捏塑是早期陶器成型的主要工藝。這三種方法在南北兩區的遺址均有發現，似乎表明大範圍的固定範式和技術格局尚未形成。不過由於早期陶器的年代跨度較大，出土的範圍較廣，相同時空背景下成型技術的分析和歸納，需依賴於較精細的觀察資料。

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廣西桂林甑皮巖遺址均因出土大量的早期陶器而格外引人關注，同時兩遺址都開展過系統的製陶工藝觀察，為我們分析成型技術的區域差異提供了基礎。

仙人洞遺址出土陶片的斷口和斷面處觀察表明，成形方法有泥條築成和泥片貼塑兩種，而且前者佔居絕對主體。地層關係顯示，兩種成型方法可能存在先後的承接關係。從最早的3C1b層，到稍晚的2A層，出土的陶器多是以泥條築成法制成。這些泥條之間，或採用“子母口”、或“內外相錯”以致上下銜接在一起。直到晚期的1B層，才發現了數量較少的以泥片貼塑製作的陶器。這些泥片貼塑的陶器，陶質、陶色與前期的陶器有所不同，也是仙人洞各類陶器中出現時間最晚的。同時，細緻的痕跡觀察表明，泥條築成法制作的陶器大多采用拍打的方式形成，而泥片貼塑的陶器紋飾是以滾壓方式製作而成。

甑皮巖一期出土的陶器採用的是捏塑法。與國內年代大體相當的其他早期陶器比較，甑皮巖一期陶器在各方面都表現出比較原始的特徵，表明當時的陶器製作工藝處於初始階段。在隨後的第二期，陶器的成型方式發現了明顯變化，能夠觀察到痕跡的標本均用泥片貼塑法制成，大量陶器的頸部斷面都能看到明顯分層的泥片痕跡，並且部分器物為分段製作，然後拼接在一起。同時，反覆的模擬實驗證明，這些陶器全部採用滾壓繩紋的方法。

如果進一步觀察可知，仙人洞遺址採用泥條築成的器形包括敞口釜、深腹缽或稍束頸的鼓腹釜等，而泥片貼塑的陶釜則是較明顯的束頸、溜肩形態，後者恰是甑皮巖二、三期的主流器物。從製作工序的角度來看，束頸、溜肩的加工步驟要複雜於敞口或稍束頸者，是對陶器成型技術的更高要求。

儘管目前無法確定器物形態、施紋方式與成型技術之間的因果先後，但從仙人洞、甑皮巖遺址的綜合觀察來看，三者之間可能存在着聯動或對應。另一方面，這種聯動現象在仙人洞和甑皮巖同時出現，似乎暗示在一段時期內，兩遺址之間可能存在社會交流網絡或共通的技術特徵。

在長江下游，比仙人洞、甑皮巖稍晚的上山文化卻展示出了更為複雜的技術類型。通過對典型標本的觀察，上山文化陶器的製作方法主要有捏塑、泥片貼築和泥條盤築三種，後兩者是最明顯、最常見的方式。而且，泥片或泥條之間的結合方式很可能為“子母口”式拼接。這一細節與仙人洞遺址出土陶器的成型技術和手法頗為相似，似乎意味着兩大區域之間可能有過傳承或交流。

整體來看，儘管早期陶器的成型方法存在着多樣性和不穩定性，技術傳統或類型可能只侷限於單個遺址或小區域之內，大範圍的固定範式和技術格局也沒有形成。但一些遺址之間出現了部分共通的技術特徵，似乎意味着當時可能發生了小區域的交流現象。這些可能存在的早期的交流網絡為之後大範圍的陶器成型技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二、新石器時代中期陶器成型技術類型的南北分異

新石器時代中期，長江中下游及華南地區延續了仙人洞晚期、甑皮巖的泥片技術傳統，大量使用泥片築成法制作各類陶器。俞偉超、牟永抗先生很早就注意到長江下游的河姆渡遺址第一期遺存有多層泥片相貼而成的製法。隨後，彭頭山、城背溪等遺址的觀察結果顯示，大量的釜形器、圜底缽、陶盤等器物的斷面可見明顯的貼片痕跡，無不表明泥片築成法是該地區的主流成型方法。彭頭山文化出土的盆、盤、缽以及束頸、溜肩、圜底的罐、釜等器物，較仙人洞、甑皮巖遺址出土的器類明顯增加。盤、盆等新出敞口器類依然採用泥片貼塑的方法，而非容易操作的泥條築成方法。

與長江流域明顯不同，分佈於黃河中下游的裴李崗文化、後李文化以及稍晚的北辛文化流行泥條築成法制作陶器，並少量採用捏塑法參與制坯。裴李崗文化大型器物的內壁或者破碎的陶片斷面，都可以看到明顯的泥條痕跡。後李文化的陶器造型以圜底為主，另有少量圈足器、平底器及乳丁狀足器等。這些陶器多采用泥條圈築，並有少量捏塑法，甚至還發現二者結合使用的現象。如，一些圜底器的製作，先用手拍打或捏成較厚的圓形泥餅，貼附於以沙或土堆成或挖成的圜底坑中做成底，然後用泥條圈築腹部。臨潼白家、河北磁山的觀察結果也表明了泥條築成法在黃河中下游的普遍流行。

可能與南北方文化交匯的區域位置有關，同時期的淮河流域存在泥片貼築和泥條築成兩種方法。位於淮河中下游的順山集遺址出土的陶片觀察表明，順山集文化第一期遺存陶器以泥片貼築法為主，少量為泥條築成。到第二期時，泥條築成的陶器數量明顯增加，泥條築成法成為主要的製坯方法。同樣的現象還發生在淮河上游的賈湖遺址。賈湖一期的陶器成型方式包括泥片貼築和泥條築成兩種方法，並且前者佔據主體。到賈湖二、三期，泥片貼築法佔據的比例明顯下降，泥條築成的方法成為主流方法。據報告描述，採用何種成型方法與器形的不同有較大關係。賈湖遺址出土的侈口罐以及部分雙耳罐，與彭頭山文化的小口束頸鼓腹罐、大口深腹罐、小口雙耳高領罐有相似之處。從製陶工藝觀察報告例舉的標本來看，這些侈口罐、雙耳罐採用泥片成型者佔據較大比例，與彭頭山文化的成型技術傳統較為一致。這一現象或許反映了文化交流與技術傳播的同步。

這一時期，黃河流域盛行泥條築成法、長江流域流行泥片貼築方法，説明當時形成了以“南北區位”劃分的陶器成型技術格局。而淮河流域位於江河之間，是南北技術類型交流互動的中間地帶，則表現出兩種技術方法共同使用的特徵。這一技術格局在製陶羼合料方面也有所體現，彭頭山文化陶系主要為夾碳陶，僅有少量的夾砂陶，而黃河流域的後李文化、裴李崗文化的羼合料主要是使用砂粒、滑石等物質，淮河流域的賈湖文化除了夾碳、夾砂陶器之外，還創造性使用了蚌、骨等物質作為羼合料。

由於陶器成型技術的多樣性和器形的複雜性，南北方成型技術區域體系的形成，顯示出新石器時代中期人羣社會網絡的複雜性，不同社會網絡內部的交流比較頻繁，進而形成了南北有別且各自穩定的技術類型。

三、新石器時代晚期快輪技術在新月形地帶的凸顯

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成型技術的南北類型趨於統一，泥條築成法逐漸取代泥片貼築的方法，成為南北區域最主流的成型方法。其實，南北類型的統一有着漫長的演變過程。早在城背溪文化時期，儘管泥片貼塑的方法為最主體的方法，泥條築成法已經被零星使用。至大溪文化早中期階段，幾乎所有的器類都使用了泥條築成的技術方法，大量的瓶、盆、罐等器物都以泥條為製作的基本素材。

隨着泥條築成方法的廣泛採用，開始出現了慢輪修整的技術，提高了成型、修整和裝飾的效率及效果。在此基礎上，製陶者不斷改良慢輪的結構，提高輪盤的轉速，終於摸索出了快輪拉坯製陶的技術工藝。

據李文傑先生觀察，大致在距今5300年前後，快輪製陶的技術工藝在多個地區獨立起源和發展，分別為黃河下游地區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例如山東曲阜市西夏侯遺址下層墓、上層墓；長江中游地區的大溪文化晚期，例如湖北枝江關廟山遺址大溪文化第四期；長江下游地區的崧澤文化晚期，例如上海市青浦縣崧澤遺址中層墓第三期的陶杯，青浦縣福泉山遺址灰黑土層的陶壺、陶杯。這些案例意味着新技術的發明和實踐已經出現。

儘管這些區域都開始使用快輪製陶的技術，但在具體操作上可能存在不同的技術手法。如，同樣為快輪製作的陶豆，西夏侯遺址為實柄，並且底部有“偏心渦形紋理”的切割痕跡，説明應是用泥料一次性拉坯成型；而關廟山遺址，陶豆的器身和圈足則是分別輪制，然後結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的快輪拉坯技術水平也存在差異，拉坯的操作方法尚未規範化，應是處於快輪製陶的初期。同時，很可能由於初期階段輪制技術的不嫺熟，導致這些地點出土的快輪拉坯陶器多為小型陶器，稍大型器物仍然以泥條築成法為主。

除了上述的泥料一次性拉坯成型的方法之外，在大汶口文化還發現了泥條拉坯成型技術的案例。所謂“泥條拉坯成型技術”，指的是在泥餅上盤築泥條，利用輪盤高速轉動產生的離心力，提拉泥條成筒形坯，在此基礎上加工成所需的形態。從痕跡上看，此技術具有泥條築成和快輪拉坯的雙重因素，但又不同於典型的輪製法和泥條築成法，在腹底結合部可見到泥條縫隙，同時也可看到螺旋式拉坯指痕。

從技術發展的角度分析，泥條拉坯成型技術應是在輪盤結構未發生顯著改進的情況下，泥條築成法向“一次性拉坯成型技術”演進的過渡階段，代表了技術發展的必然過程。從大的技術範疇考慮，二者都是藉助輪盤的快速旋轉所產生的離心力進行拉坯製作陶器，應都屬於廣義的快輪製陶技術。

與長江中下游、黃河下游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黃河中游地區延續泥條築成的技術傳統。儘管在少數遺址可能出現了泥條拉坯的成型技術，但並沒有得到推廣和傳播，泥條築成法依然是最主要的成型方式。

在此，可以清晰地看到，之前形成的南北技術格局被打破。長江中下游、黃河下游等區域，開始使用快輪製作陶器，而黃河中游所囊括的中原及西北的廣闊地區，仍然以泥條築成法為主流成型技術。

快輪技術率先出現的黃河下游、長江中下游，地理區位從東部沿海到長江腹地，分佈空間猶如新月，可稱之為“新月形地帶”。這一地帶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社會發展獨具特色。技術之外的文化與社會現象分析，有助於我們尋找這一時期這一地帶的共同之點，理解快輪技術起源與社會文化發展之間的辨證關係。

韓建業先生曾從聚落考古的角度，將長江中下游、黃河下游的社會發展歸為東方模式，黃河中游則命名為中原模式。值得關注的是，東方模式區域正好與前述陶器快輪技術分佈的新月形地帶吻合。其中，社會發展中的“貧富分化”“社會地位的分化”和“社會分工的明確化”是東方模式有別於中原模式的重要特徵，也很可能是快輪技術產生於此的社會動力和需求基礎。

從環境和社會發展的角度考慮，長江中下游、黃河下游為平原丘陵區，氣候温暖，雨量充沛，農業發展水平較高。這樣就容易出現貧富分化、社會分工，容易促進陶器製作技術的改良，推動快輪技術的發明。同時，快輪製陶技術的發明和實踐，迅速引起了新的“產業革命”，極大促進了陶器生產的效率和產量，陶器的標準化程度也較以前有明顯提升，又為當時的社會演進提供了物質支撐。

墓葬作為聚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史前社會發展中最為直觀的物化遺存，能夠及時反映不同時空背景下社會發展的需求和價值導向，為我們理解不同區域的製陶技術變革提供了線索。

在長江中游，最為突出的、可觀察到的聯動變化就是在快輪技術起源階段，墓葬中隨葬陶器數量的顯著增加。一項關於大溪遺址大溪文化墓葬的研究顯示，早期的墓葬以隨葬生產工具為主，而到晚期隨葬生產工具的數量明顯減少，陶器的數量急劇增加，成為主要隨葬器物。從統計數據上來看，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陶器，佔所有出土器物的比例為9.8%，而晚期則高達57.5%。

同樣的劇烈變化還發生在分佈地域稍偏東的油子嶺文化。位於荊門市的龍王山遺址出土了油子嶺文化晚期墓葬203座，隨葬品以陶器為大宗，僅M11就出土陶器154件，M132 更是隨葬了兩百餘件陶器；同時期的屈家嶺遺址，出土的墓葬隨葬品也以大量的陶器為主[27]。這些陶器以鼎、罐、豆、壺為常見，形制、大小相近，應是專門生產的用於隨葬的明器，體現了較高的標準化程度和生產效率。

技術與葬儀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現象在黃河下游、長江下游也可以看到。大汶口文化作為輪制技術的另一起源地，墓葬中隨葬陶器的數量也出現了明顯的增加。以鄒縣野店遺址為例，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出土的隨葬品平均數量僅有5件，而到了大汶口中期，一些墓區的隨葬品平均數量猛然增加到40餘件，這些隨葬品多為陶器。發現過快輪製陶證據的崧澤遺址前後經過多次發掘，清理崧澤文化不同時期的墓葬136座。根據統計，在崧澤文化第一期，出土陶器僅佔隨葬品總量的11%左右，但到了第三、四期，墓葬中隨葬陶器的比例明顯增多，佔隨葬品總量的近70%。

相反，在泥條築成技術廣泛使用的黃河中游，陶器的需求相對較少。靈寶西坡作為廟底溝時期的高等級墓地，壯觀的墓室內隨葬精美玉鉞以彰顯墓主人的崇高地位，但隨葬陶器不過10餘件甚至數件，顯示對陶器隨葬的非剛性需求。同樣，在關中地區的楊官寨廟底溝文化平民墓地，墓葬中出土陶器的數量也十分有限。

除了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聯之外，快輪技術能夠率先在長江中下游、黃河下游產生，也可能與這些區域的文化和思想傳統有關。一般認為，快輪製陶使用的陶土必須經過精細挑選和淘洗，意味着對陶工的技術水平和嚴謹程度有更高的要求。與之相關，通過圈足和各樣的支座，把器物抬高，是新月形地帶陶器的一個典型特徵。這樣的形制特徵，使得陶器的不同部件需要分開製作，再嚴絲合縫地組合拼接，體現了製陶羣體較嚴格的工作範式和社會文化。吉德煒曾經系統比較過史前東、西部人羣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狀態，發現新月形地帶所包含的東部沿海地區的陶器製作者和使用者有着“嚴整而且有規律的生活”，而西部內陸缺乏這種嚴整性和規律性。因此，新月形地帶具有快輪技術產生所需的文化傳統的基礎。

四、新石器時代末期東西並立格局的形成

到新石器時代末期，黃河中下游普遍使用模製法制作袋足器，但由於模製本身依賴於泥條築成而存在，所以輪制拉坯與泥條築成仍然是劃分不同區域技術體系最為顯著的指標。黃河下游的輪制技術開始由東向西、由南向北傳播。廟底溝二期文化的一些遺址出現了個別輪制的小型陶器，但主體技術依然為泥條築成法。進入龍山文化時期，輪制拉坯技術在中原龍山文化的使用比例逐漸增多，但呈現出由東向西逐步遞減的趨勢。位於西部的關中盆地就很少見到快輪製作的器物，繼續堅守泥條築成法和模製法的技術傳統。

在快輪技術起源的黃河下游、長江中下游地區，技術的後續發展並非齊頭並進。

長江中游的輪製陶器與前期相比，儘管整體工藝水準有所提高，但涉及的器類並無太多增加，仍以豆、缽、碗、罐、杯等工序單一的器類為主，而且在區域內部呈現出不均衡的發展特徵。天門石家河遺址作為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時期的大型都邑聚落，代表了長江中游地區陶器生產工藝的最高水平。其中，肖家屋脊出土的陶豆全部採用快輪拉坯成型，並且表現出規範化的操作手法。而位於鄂西北的青龍泉遺址，豆、碗、缽等較易拉坯的器類卻多為泥條築成，輪制拉坯技術所佔的比例較少。這樣的現象在豫西南的一些遺址中也有反映。

然而，同時期的黃河下游則出現了快輪製陶技術的高潮，工藝水平高度發達。大量形制複雜的陶器以及把手、鼎足等部件，甚至對精度要求較高的袋足器，都採用輪制拉坯進行生產，還利用快輪技術製作出了結構獨特的薄胎高柄杯，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技術水平。在快輪技術的支撐下，產生了與之相關的組裝生產工序和穩定的手工專業化家庭。長江下游與黃河下游的工藝水平極為相近，一些器物造型規整，器壁薄而均勻，應是高超的輪制技術製作而成。

可以看出，陶器成型技術格局在新石器時代末期發生了一些變化，之前輪制拉坯技術分佈的新月形地帶內部出現了不均衡發展，逐漸分化，直至瓦解；黃河下游的輪制拉坯技術開始向西傳播，抵達中原地區，影響了當地的技術類型，使得該區域的輪制技術使用率明顯加大。從輪制技術的發展程度來看，東部沿海區域經過長期改良和發展成為快輪技術最發達的區域；長江中游、中原地區緊隨其後，但輪制拉坯技術的使用比例明顯不及前者；關中及廣闊的西北區域堅守固有傳統，仍然以泥條築城和模製法為主體成型方法。至此，陶器成型技術的東—西並立格局正式形成。

隨着龍山時代的結束，二里頭時代的到來，東部沿海地區輪制拉坯技術的使用比例明顯降低，陶器製作的工藝水平有所下降。崛起於中原腹地的二里頭文化，借地緣優勢整合東、西部製陶工藝的特長，以實用思想選擇相應的製陶技術，最終成為當時陶器生產的強勢引領者。如，採用模製、快輪拉坯等技術製作壁薄胎勻的陶禮器，使用泥條築成生產厚重結實的日用陶器。這些整合與選擇的基礎，則是形成於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陶器成型技術的東-西並立格局。

附記：本文的部分內容系筆者參加“史前陶器：技術與社會（屈家嶺·2018）學術研討會”的發言。同時，本文為科技部重點研發計劃“中華文明起源進程的整體性研究”（課題編號2020YFC1521608）的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