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馬上任聯合國——冀朝鑄_風聞

作者簡介

冀朝鑄 著名外交家，被譽為“中國紅牆第一翻譯”。歷任中國駐斐濟羣島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兼駐基巴斯共和國和瓦努阿圖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中國駐大不列顛及北愛蘭聯合王國特命全權大使，聯合國副秘書長，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2020年4月29日下午於北京逝世，享年91歲。

1995年，冀朝鑄在聯合國時留影

1991年2月12日，國內來電指示説，我國政府已提名我代替謝啓美同志到聯合國做副秘書長，我應儘快從倫敦直接去紐約。因為謝啓美已回國了，他在聯合國領導的那個部正處於羣龍無首的狀態。

1945年聯合國成立後，決定聯合國秘書長必須是一個獨立的職位，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公民都不能擔任聯合國秘書長。但因五個常任理事國非常重要，所以每個常任理事國都應該有一個副秘書長。

這樣中國永遠要有一個副秘書長在聯合國。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恢復以前，中國的副秘書長職位一直被台灣國民黨的人佔據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席位一恢復，副秘書長的職位馬上轉到這邊來了。第一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到聯合國的副秘書長是唐明照同志。唐明照退下來後，就由畢季龍同志接替，謝啓美是接替畢季龍的。

當時我在英國任大使已快4年了，我從外交部的朋友那裏聽説我在退休以前還要當一任大使，或者在華盛頓，或者在紐約。

我想如果派到紐約去，一定是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繼續向中國政府負責，而不是作為一個聯合國的職員聯合國秘書長負責。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一位聯合國副秘書長。當然了，我一定要服從命令聽指揮。

另外，我那時已61歲了，超過規定的退休年齡。在這個年齡上還給我一個很高的職位，對我來講是一個極高的榮譽。秘書處這個詞聽起來是很高貴，對我也有吸引力。因為從1945年聯合國和聯合國秘書處創立起，我就一直聽到這個名字，在他們創立後的頭幾年，我甚至有時想象自己能在這一類機構裏工作。而當我1952年從朝鮮被派到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團的秘書處工作時，我也感到非常滿足。

1992年8月，冀朝鑄（右二）應邀去東京同日本外交部會談。日本副外長小和田恆（左三）宴請冀朝鑄。

另一個讓我高興的是，從1991年開始，聯合國副秘書長的職位在外交部屬於副部級，所以這次任命也提高了我的級別。於是我馬上就打電話回國，請求允許我經北京去紐約，而不是直飛紐約。因為我對聯合國秘書處的瞭解實在太少了，假如我在上任前外交部能和我談談情況，這會對我的工作很有幫助。但外交部回電説時間太緊，我將要領導的那個部的高級職員已一再要求中國政府儘早派新的副秘書長到紐約，因為在聯合國內部這個部正一再受到攻擊，正處於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

國內告訴我到紐約後，我部內的職員可為我介紹情況，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成員也可以為我介紹情況。所以我馬上開始約時間向女王、首相、外相、其他部長和英國議會成員，各行各業人士告別。同時儘快寫出在英國任大使期間的工作總結。

1991年3月14日，我就和夫人向同向倫敦使館的同志辭行，舉行了告別記者招待會，然後乘協和號超音速飛機從倫敦直飛紐約了。

1993年3月，冀朝鑄（左）作為聯合國副秘書長主持大會。

我是以聯合國副秘書長的身份乘飛機，所以機票由聯合國提供。按照聯合國的規定，只有秘書長可以坐頭等艙，副秘書長只能坐商務艙。這同我任大使時候的待遇就不同了，因為中國大使按慣例都是坐頭等艙的。但我們很幸運，不僅機票後來提升到頭等艙，而且還乘坐了協和號超音速飛機。這並不是因為我的職位，而是我哈佛大學的同學艾迪貢的太太達納在佛羅里達州的一家公關公司工作，而英國航空公司是這家公司的客户之一。達納就幫助我們將機票升級。

乘協和號超音速飛機實在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經歷。飛機本身並沒有頭等艙、二等艙的區分，所有座位都和一般中程飛機的商務艙差不多。飛行非常平穩，但噪聲比一般飛機大一點。我們是在倫敦時間上午10點半起飛的，到達紐約時是當地時間上午11點半。我們當時沒感到任何時差的影響。

1992年，冀朝鑄（左一）和李道豫大使（右二）一起陪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夫婦去中國。

在肯尼迪機場降落時，我們受到我國駐聯合國代表李道豫大使、副總領事宋有明，還有孔繁農同志及其他四五位中國同志的歡迎。孔繁農是聯合國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的一位高級中國官員。按聯合國的級別算，他的級別是D2，相當於正司、廳級。

聯合國官員的生活和中國外交部的生活是很不相同的。一箇中國外交官，特別是高級外交官，日常生活上所需的一切組織都會安排，在國外期間根本不會為吃飯、旅行以及官方應酬發愁，這些都由中國政府一手包辦，但他們的工資卻比西方同級外交官低得多。而聯合國工作人員的物質條件和西方國家的外交官基本相同，薪水較高，當然會比同級的美國外交官稍低一點，但需自己負責生活中的一切。

1993年8月，冀朝鑄夫婦（右一、右二）同李鶴伯（左一）在韓國大田國際博覽會上。

聯合國副秘書長每月有300美元官方應酬費，包括工作早餐、午餐、晚餐的招待會，一次付清。但這300美元並不多，差不多僅夠四個人在紐約的高級餐館裏吃一頓晚飯。若是在日內瓦，又貴多了。另外，聯合國官員必須用自己的錢買一輛車，還得自己開，因為他們的工資雖然相對較高，但還是僱不起司機。

剛到紐約時，頭幾件要辦的事情之一就是住房問題。開始我們住在前任謝啓美副秘書長的那套公寓裏，因為這套房子的租約到6月底才到期。但是我的老朋友甘維珍，在美國都叫她珍妮，是甘維珍公司的總裁，堅持請我們在找到合適的公寓前住在她家。

我們夫婦在她家住了大約一個月。在甘維珍的幫助下，我們在紐約曼哈頓56街2馬路租了一套公寓，離在47街1馬路的聯合國附屬處比較近，我可以走路上下班。這套公寓每月租金3700美元，相當於我每月工資所得的40%。實際所得工資的意思是指我每月工資中實際拿到手的那部分，聯合國每月給我工資中的三分之一都自動作為税金交給了中國政府。

外交部給我的指示是儘早去聯合國上班，所以我們夫婦到美國的第二天一早就叫了一輛出租車去聯合國了。那天天空正下着大雪，司機顯然看出我們是新來紐約的。路走了一半，他突然把車停下來説車出毛病了，他到車後打開後備箱搗鼓十來分鐘，回來告訴我們車上的計程器壞了。我們明知他搗鬼，但無可奈何，只好説：“不要管它，快走吧。”等到聯合國總部後，他要8美元，加上小費10美元，比一般情況貴一倍多。

冀朝鑄（左）在聯合國與西哈努克親王會面

我在聯合國負責的部門叫做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從字面推想可能是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高技術。這個推想後來證明是錯誤的，我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才真正理解我們這個部門是幹什麼的。我當時並不知道，聯合國通過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真正無條件的援助項目受到很多指責，很多人反對這種無條件的援助。

西方有一句諺語説：“貓不在的時候，老鼠可以玩。”我的辦公室在聯合國秘書處主樓馬路對過的聯合國DC1號樓12層。我於3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時到達，但誰都不在。我們夫婦在12層轉了一圈，找到我的辦公室執行官、意大利籍的伯突奇先生，他正和手下的工作人員開會。他非常熱情地歡迎我，告訴我他一直盼望新的上級快點來，然後他帶我去看我自己的辦公室。

這間辦公室比我在倫敦當大使的辦公室還要大，有幾扇大窗户，可以清楚地看到馬路對過聯合國幾幢大樓，還可以看到東河漂亮的風景。

伯突奇先説對我這麼快從倫敦趕來非常高興，説這個部門正面臨很大的困難，急需領導。他問我，他能不能代表我通知所有的司長和副司長和我一起在3月18日星期一早上開會（司長是屬於D2級別，副司長屬於D1級別），目的是讓這些司長、副司長向我介紹本部門的工作情況。伯突奇先生還建議我先同司長們見面，然後再讓副司長們進來。我對他的建議完全贊同。

我在聯合國工作的5年時間裏，伯突奇先生一直是我最忠實、最信任的手下工作人員之一。我遇到問題的時候總可以找他，也一直確信他會盡他的能力把事情辦好。他是一個很有能力、工作非常勤懇的人，後來提升到D2級。聯合國改組把技術合作方面工作削減了相當一部分，但他還是繼續擔任負責公共行政和管理的司長，我為能和他一起工作而感到自豪。

1994年，冀朝鑄夫婦在美國慈善機構舉行的宴會上，同美國前總統老布什在一起。

另一位對我在聯合國早期工作有幫助的是我的辦公室主任賴尚龍，他也是我前任謝啓美的辦公室主任。他是一個國民黨高級軍官的兒子，父親在1949年逃到台灣。賴尚龍自己在美國留學時，參加了“保釣運動”（保衞釣魚島），這期間同中國政府建立了親密聯繫，後來參加了聯合國的工作。

我剛到聯合國的頭幾個星期，他每天早上都到我的辦公室來，向我解釋我們這個部的職責，現在遇到了哪些困難，正在用什麼方法克服等。他特別着重介紹我們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非常重要但又充滿矛盾的關係，幸虧有了他的幫助，我才能漸漸地理解當時非常複雜的情況。